【摘 要】
：
算法言论于司法而言何以真实,这是智媒时代名誉权侵权判定的关键问题.两起"今日头条"名誉侵权案凸显了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司法证明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方面,针对算法技术本身进行批评的言论是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证明的;另一方面,呈现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足以证明算法言论是真实的.由此,智媒时代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的司法证明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有条件地减轻算法言论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二是基于算法技术问题和算法技术风险之间是充分非必要关系,可以围绕算法技术问题本身,构建智媒时代言论传
【机 构】
：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上海201620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上海201620
【基金项目】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民法典》视阈下上海地区互联网企业传播侵权责任研究"(2020BXW00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算法言论于司法而言何以真实,这是智媒时代名誉权侵权判定的关键问题.两起"今日头条"名誉侵权案凸显了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司法证明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方面,针对算法技术本身进行批评的言论是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证明的;另一方面,呈现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足以证明算法言论是真实的.由此,智媒时代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的司法证明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有条件地减轻算法言论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二是基于算法技术问题和算法技术风险之间是充分非必要关系,可以围绕算法技术问题本身,构建智媒时代言论传播真实性的抽象证据标准.
其他文献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日益多元化,妇联组织的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组织的实践探索展现了妇联组织的粘性与弹性特质,对于促进妇联组织实现组织变革、发挥职能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参与路径具有重要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党政引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研究发现,妇联组织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资源整合平台、培育孵化自组织、倡导人文价值关怀等路径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涉及两个重要理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中,前者是基本前提,后者是根本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构建生态保护完整和资源配置合理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体系,离不开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共同作用.针对当前制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点——流域生态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和流域产业问题,需要立足流域整体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以"三区七群"为框架的生态治理格局,实施旨在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的"取消、升级、发展"三步走战略,以黄河为纽带建立一体化网格轴状带发展体系,促进流域内产业聚集发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不仅在过去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也涵育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彰显道德崇高性的克己精神;爱之情与伦之理辩证统一的仁爱精神;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中,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作为一种传统,遭遇到一系列阵痛:克己精神的超功利性与市场经济逐利性之间的激烈碰撞;传统仁爱观的封闭式道德自治模式与现代社会开放性特征之间的冲突;现代陌生人社会对传统情义道德观的强烈阻隔.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要从阵痛中获得新生,应当立足于现实需要,通过传承与创新的动态交互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四部尚书是内朝官中内行尚书的一种,作为一种荣誉封号,主要授予有军功之人.四部尚书中的"四部"是一个带有鲜卑色彩的语汇,不可附会为汉语并将其理解为北魏某种地方行政体制."四部"确为何意已不重要,仅以"尚书"代表任职者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君主差遣.拓跋焘时期设立了大量如四部尚书这样"名"与"义"不符的内行尚书,这是拓跋焘勤于战事,奖励、储备和直接调用军事人才的需要.将诸多以事功见长的人才提拔、充实到内朝官中,逐渐打破北魏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
姚鼐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桐城派三祖之一.《述庵文钞序》是姚鼐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的重要文献,但长期以来由于直接文献的阙如,对该《序》的撰写时间,学界尚存较大的分歧.通过对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释,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证,可以确定《述庵文钞序》应是作于嘉庆三年五月至八月八日之间.同时,透过王昶、姚鼐对《序》中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乾嘉之际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立足于智能芯片、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5G数据网络等现实技术语境,在科技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国家叙事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对人工智能生命的寓言性想象,彰显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重要转向.通过"后人类状况"的技术推演与叙事建构,网络科幻小说展示了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人工智能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人工智能题材"后人类"想象构建"或然历史"的叙事动力学三个维度的批判性思考.从理论层面剖析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可以在人工智能生命想象话语体系与"后人类"生命"未来史"的方法框架之间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