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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之前，安猪只是一个安分的“驴友”（旅游的谐音，指户外运动爱好者）。“安猪”是他在公益圈中的化名，按他的解释，指安全的猪肉。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从广州到北京，和所有的IT白领一样，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像上紧的发条，周而复始，有条不紊。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贫困小学的故事，他现在可能还只是一个收入不菲的IT精英。2004年，另一名驴友在云南一个村庄里呆了一个月，回来给安猪讲了几个支教老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大山深处，那里要走两个小时才能有手机信号。因为路途遥远，支教老师们请这位驴友给另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捎带两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这句话感动了这位驴友，也感动了安猪，他当时就决定要做些什么。第二天，“多背一公斤”的方案出炉了，被他放到驴友论坛里进行推广。这个方案的思路很简单：驴友们出行时多背一公斤，把文具或书籍等带给沿途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或孩子。
七年过去了，“多背一公斤”已经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民间公益组织，走访了全国1300多所乡村中小学，平均每年发起超过500次公益活动，吸引了4万多用户和6000多名志愿者参与进来。
多背一公斤，一个举手之劳的公益创意，却收获了安猪自己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多年之后，尽管公益运作越来越成熟，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创意、简单和快乐却始终是“多背一公斤”的魅力所在，也成为安猪独特的公益新主张。
“多背一公斤”的五部曲
最初方案诞生的几个月后，安猪才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多背一公斤”实践。
2004年8月，经常辞职的安猪又一次辞去工作，开始旅行，这次的路线是从广西阳朔、桂林、龙胜一直到黔东南，历时三个月。
在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寨里，一个漂亮的女孩给安猪留下了深刻印象。给她拍照的时候，她拿起一个风筝挡在身前，因为衣服很脏。她全年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冬天的，而春、夏、秋三季都只能穿同一身衣服。
在这样长距离的深度行走中，安猪再一次强烈感受到这些乡村、学校和孩子们非常需要外界的关注和帮助。在个人经历中发现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经验和兴趣紧密相连，成为安猪开始接触公益的第一步。
随着行走的深入，安猪发现了新的问题：“我在城市里可能考虑得更多的是当地很贫穷，所以他们需要铅笔、本子这类用品，但是当我跟乡村的这些老师交流时发现，其实乡村的同学更需要的是外界的信息和知识。这也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旅行回来后，安猪开始对原有方案进行了调整，从最初的物资传递，逐渐丰富为“传递”、“交流”、“分享”三个环节。“传递”就是运送物资，“交流”是跟小朋友们进行游戏互动和交流，让他们了解外界的信息和知识。最后一步“分享”是在做完活动后，将所收集到的信息、经验、数据、活动体会，通过互联网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参与。
经过不断测试调整，在一年半之后的2005年10月，“传递”、“交流”、“分享”作为一套比较完善的行动流程被固化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此时，发展的瓶颈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如何从个人行动产生大的效应，能够真正去改善乡村的教育。另一方面，兼职做公益的安猪开始发现，自己的时间开始不够用了。
“当时纠结了一两个月，要不要全职投身做公益。如果做，要面对政策的限制、筹资的困难和社会的不理解；如果不做，可能以后再也没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2006年8月，在两三个月焦灼的思虑后，安猪正式辞掉了养家糊口的工作，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去做“多背一公斤”，“做砸了顶多再回到IT业”，这年他34岁。
面对规模化的难题，安猪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希望设计出一种方式可以让城市的志愿者能够服务更多的学校，并且他们的这种服务是可以自我持续、自我管理的，并可以引发更多的行为。
基于这种思路，安猪设计出了“多背一公斤”公益网络社区，社区的一个基本功能是进行学校信息的梳理和志愿者活动的发布管理。截止目前，社区已经为1300多所乡村中小学建立了信息档案，方便志愿者查询。
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管理海量信息并指导各地“多背一公斤”活动有序开展？传统的基本组织方式是自上而下的，這样的好处是管理清晰、容易控制的，但问题是会产生大量的管理成本，一旦负荷过大，最终会超越负载能力而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种颠倒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让每个人自己去管理学校。我们设立了学校大使这样一个角色。每个旅行者来到这个学校，就是这个学校的学校大使，可以为这个学校提供服务，同时我们也对他提供一些外部资源的支持。”
2009年8月，安猪实现了3年前的约定，“多背一公斤”活了下来，还成了民间公益组织中的一个品牌。现在，遍布全国的志愿者通过“多背一公斤”这种简单易行方式让旅行者轻松体验公益之旅，并通过1KG.org网站分享信息和经验、认识同好、为探访过的乡村学校提供更持续的服务。
2010年，在一次公益创业分享论坛上，安猪向参会者分享了“多背一公斤”所经历的五部曲：发现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方式、不断测试和调整、规模化、耐心再耐心。
而他本人对最后一点体会最为深刻：“这其实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需要我们慢下来，放下一切虚幻的执着（哪怕它在道德上多完美），把注意力放到当下，放到手边可以去做的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行动上来。”
寻找“长期饭票”
2011年9月22日，由著名导演贾樟柯担任监制的公益微电影《爱的联想》，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举行了首映仪式，这是中国首部记录草根公益团队发展历程的公益微电影，真实再现了草根公益团队的成长历程和感人故事。
安猪作为这部系列短片的三位主角之一参与了全程拍摄。另外两位主角是“十二邻”的负责人王俊晓和“科学松鼠会”的创始人嵇晓华。
“从早到晚，拍了四天时间，很多镜头都要反复拍几遍，当演员真是不容易，是个体力活。”第一次担任男主角的经历让安猪感觉既辛苦又兴奋。
这三个被拍摄的团队是联想历届公益创投计划支持过的100多家草根公益团队的缩影，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2007年开始，“多背一公斤”开始受到媒体和大企业的垂青，成为联想公益创投首批示范公益组织之一，获得了真金白银的资金资助。相比于其他民间公益团队，“多背一公斤”显然是幸运的，在成长期就得到了大企业的资助，这种资助关系通过各种项目的合作也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是，和所有的民间公益组织一样，“多背一公斤”也曾经一度很难摆脱资金短缺的魔咒。2008年前，“多背一公斤”的资金来源，大约有1/3来自基金会，有接近1/3来自企业捐赠，剩下的来自自身的项目运作、产品运作和比赛奖金等。从好的方面看，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但细细分析，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不稳定。
“我们希望有些‘长期饭票’的支持，而少些有一顿没一顿的‘快餐’。在长期财源中，我更青睐于属于自己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因为这才是一个组织的安身立命之本。”
安猪的坚持来自于对中国草根组织筹款模式危机的深刻认知。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曾在42个国家进行调查，这些国家民间组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性收费和政府资助。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据清华大学抽样调查显示，草根组织资金来源主要倚重企业捐赠和政府资助，而自身创造的服务性收费则极少。
为了给自己找到“长期饭票”，2008年，安猪在北京注册成立了爱聚公司，自己担任法人。这是一个企业，在安猪看来，这更是一个公益创新团队，“多背一公斤”则成为爱聚下面的一个纯公益项目。
“如果一个企业或者出资人只想单纯的捐款，那就通过‘多背一公斤”做纯粹的慈善，如果这个企业还有一些公益传播上的诉求，那就由爱聚提供一些收费的咨询，这两条路是并行的。”
现在，安猪和他领导的团队已经初步形成了“企业加公益”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通过“爱聚”的企业化运作筹集资金，为整个团队和“多背一公斤”提供更坚实的资金保障，从而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公益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猪正在颠覆传统的慈善组织生存模式，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公益新主张
2011年9月17日，“多背一公斤”志愿者杨文、曹文娇、杨利华来到河北邢台巨鹿纸坊小学，给这里的二年级学生上了一堂手工课。任务是让孩子们使用“多背一公斤手工盒子”提供的工具和材料，在40分钟内完成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剪贴画。
手工课进展的没有想象中顺利。由于没有用过剪刀、没有见过这么多彩纸、没有见过各种材质的材料、没有见过剪贴画长什么样子……孩子们开始的时候对着桌子上的东西左右比划，一头雾水。
第一个开始的孩子先制作了房屋和折叠了一只青蛙粘贴上去，其他的孩子开始模仿，所有的孩子都制作了同样形状、同样外观的房子，有一半的孩子都折叠同样大小、形状的青蛙放入构图中。而在最后一段时间有些孩子开始进入状况进行自我创造的时候，手工课的时间已经到了。
尽管如此，丰富多彩的“一公斤手工盒子”还是给这次活动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这正是安猪和他的公益创新团队最新推出的一个设计产品。
他们针对乡村学校的需求设计了四个“一公斤盒子”，分阅读、美术、手工、戏剧四种，每个盒子中标配了不同的产品：手工盒子中包括剪刀、彩纸等各种工具，美术盒子中装有彩笔、颜料、画笔，阅读盒子则放入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
“一公斤盒子”已經作为一个成熟的设计产品被推出，目前正在网络公益社区中推广，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团队都可以通过申请免费得到这些盒子。爱聚第二个酝酿中的产品是针对乡村社区的三个爱聚盒子，分调研、社区会议和社区分享三种，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的行动者随身携带的“武器”。
“我们还在进行着更大范围的公益创新，包括各种跨界合作的公益产品，新模式的公益创意孵化系统等。”
在安猪看来，中国的公益要走出当前的困局，除了强调规范与透明外，更根本的，是要超越眼泪筹款、物资搬运工的初级状态，努力进行跨界创新，把技术、设计、艺术等优秀的产品和创意引入到公益领域，让公益成为一个让人激动的行业。
“自由和创造”是安猪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创造，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
迄今为止，安猪的人生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迁徙。第一次是三四岁时从广东的乡下迁到广州，第二次迁徙是十年前从广州来到北京，而这次迁徙成为他职业、感情和世界观的转折点。
“来之前，我像黑客帝国母体中圈养的人类，只想着安安稳稳地做个小白领，升职加薪，娶妻买房，一辈子的道路已经写在程序里，只待按时执行。来到北京后，才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从母体中醒来，成为一个不走旧路的人。这个过程不轻松，甚至有几分不情愿，但慢慢地我也熟悉起这样的生活，并开始享受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贫困小学的故事，他现在可能还只是一个收入不菲的IT精英。2004年，另一名驴友在云南一个村庄里呆了一个月，回来给安猪讲了几个支教老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大山深处，那里要走两个小时才能有手机信号。因为路途遥远，支教老师们请这位驴友给另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捎带两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这句话感动了这位驴友，也感动了安猪，他当时就决定要做些什么。第二天，“多背一公斤”的方案出炉了，被他放到驴友论坛里进行推广。这个方案的思路很简单：驴友们出行时多背一公斤，把文具或书籍等带给沿途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或孩子。
七年过去了，“多背一公斤”已经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民间公益组织，走访了全国1300多所乡村中小学，平均每年发起超过500次公益活动，吸引了4万多用户和6000多名志愿者参与进来。
多背一公斤，一个举手之劳的公益创意，却收获了安猪自己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多年之后，尽管公益运作越来越成熟，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创意、简单和快乐却始终是“多背一公斤”的魅力所在，也成为安猪独特的公益新主张。
“多背一公斤”的五部曲
最初方案诞生的几个月后，安猪才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多背一公斤”实践。
2004年8月，经常辞职的安猪又一次辞去工作，开始旅行，这次的路线是从广西阳朔、桂林、龙胜一直到黔东南，历时三个月。
在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寨里，一个漂亮的女孩给安猪留下了深刻印象。给她拍照的时候，她拿起一个风筝挡在身前，因为衣服很脏。她全年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冬天的，而春、夏、秋三季都只能穿同一身衣服。
在这样长距离的深度行走中，安猪再一次强烈感受到这些乡村、学校和孩子们非常需要外界的关注和帮助。在个人经历中发现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自己的经验和兴趣紧密相连，成为安猪开始接触公益的第一步。
随着行走的深入，安猪发现了新的问题：“我在城市里可能考虑得更多的是当地很贫穷，所以他们需要铅笔、本子这类用品，但是当我跟乡村的这些老师交流时发现，其实乡村的同学更需要的是外界的信息和知识。这也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旅行回来后，安猪开始对原有方案进行了调整，从最初的物资传递，逐渐丰富为“传递”、“交流”、“分享”三个环节。“传递”就是运送物资，“交流”是跟小朋友们进行游戏互动和交流，让他们了解外界的信息和知识。最后一步“分享”是在做完活动后，将所收集到的信息、经验、数据、活动体会，通过互联网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参与。
经过不断测试调整，在一年半之后的2005年10月，“传递”、“交流”、“分享”作为一套比较完善的行动流程被固化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此时，发展的瓶颈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如何从个人行动产生大的效应，能够真正去改善乡村的教育。另一方面，兼职做公益的安猪开始发现，自己的时间开始不够用了。
“当时纠结了一两个月，要不要全职投身做公益。如果做，要面对政策的限制、筹资的困难和社会的不理解；如果不做，可能以后再也没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2006年8月，在两三个月焦灼的思虑后，安猪正式辞掉了养家糊口的工作，给了自己三年的期限去做“多背一公斤”，“做砸了顶多再回到IT业”，这年他34岁。
面对规模化的难题，安猪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希望设计出一种方式可以让城市的志愿者能够服务更多的学校，并且他们的这种服务是可以自我持续、自我管理的，并可以引发更多的行为。
基于这种思路，安猪设计出了“多背一公斤”公益网络社区，社区的一个基本功能是进行学校信息的梳理和志愿者活动的发布管理。截止目前，社区已经为1300多所乡村中小学建立了信息档案，方便志愿者查询。
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管理海量信息并指导各地“多背一公斤”活动有序开展？传统的基本组织方式是自上而下的，這样的好处是管理清晰、容易控制的，但问题是会产生大量的管理成本，一旦负荷过大，最终会超越负载能力而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种颠倒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让每个人自己去管理学校。我们设立了学校大使这样一个角色。每个旅行者来到这个学校，就是这个学校的学校大使，可以为这个学校提供服务，同时我们也对他提供一些外部资源的支持。”
2009年8月，安猪实现了3年前的约定，“多背一公斤”活了下来，还成了民间公益组织中的一个品牌。现在，遍布全国的志愿者通过“多背一公斤”这种简单易行方式让旅行者轻松体验公益之旅，并通过1KG.org网站分享信息和经验、认识同好、为探访过的乡村学校提供更持续的服务。
2010年，在一次公益创业分享论坛上，安猪向参会者分享了“多背一公斤”所经历的五部曲：发现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方式、不断测试和调整、规模化、耐心再耐心。
而他本人对最后一点体会最为深刻：“这其实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需要我们慢下来，放下一切虚幻的执着（哪怕它在道德上多完美），把注意力放到当下，放到手边可以去做的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行动上来。”
寻找“长期饭票”
2011年9月22日，由著名导演贾樟柯担任监制的公益微电影《爱的联想》，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举行了首映仪式，这是中国首部记录草根公益团队发展历程的公益微电影，真实再现了草根公益团队的成长历程和感人故事。
安猪作为这部系列短片的三位主角之一参与了全程拍摄。另外两位主角是“十二邻”的负责人王俊晓和“科学松鼠会”的创始人嵇晓华。
“从早到晚，拍了四天时间，很多镜头都要反复拍几遍，当演员真是不容易，是个体力活。”第一次担任男主角的经历让安猪感觉既辛苦又兴奋。
这三个被拍摄的团队是联想历届公益创投计划支持过的100多家草根公益团队的缩影，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2007年开始，“多背一公斤”开始受到媒体和大企业的垂青，成为联想公益创投首批示范公益组织之一，获得了真金白银的资金资助。相比于其他民间公益团队，“多背一公斤”显然是幸运的，在成长期就得到了大企业的资助，这种资助关系通过各种项目的合作也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是，和所有的民间公益组织一样，“多背一公斤”也曾经一度很难摆脱资金短缺的魔咒。2008年前，“多背一公斤”的资金来源，大约有1/3来自基金会，有接近1/3来自企业捐赠，剩下的来自自身的项目运作、产品运作和比赛奖金等。从好的方面看，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但细细分析，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不稳定。
“我们希望有些‘长期饭票’的支持，而少些有一顿没一顿的‘快餐’。在长期财源中，我更青睐于属于自己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因为这才是一个组织的安身立命之本。”
安猪的坚持来自于对中国草根组织筹款模式危机的深刻认知。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曾在42个国家进行调查，这些国家民间组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性收费和政府资助。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据清华大学抽样调查显示，草根组织资金来源主要倚重企业捐赠和政府资助，而自身创造的服务性收费则极少。
为了给自己找到“长期饭票”，2008年，安猪在北京注册成立了爱聚公司，自己担任法人。这是一个企业，在安猪看来，这更是一个公益创新团队，“多背一公斤”则成为爱聚下面的一个纯公益项目。
“如果一个企业或者出资人只想单纯的捐款，那就通过‘多背一公斤”做纯粹的慈善，如果这个企业还有一些公益传播上的诉求，那就由爱聚提供一些收费的咨询，这两条路是并行的。”
现在，安猪和他领导的团队已经初步形成了“企业加公益”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通过“爱聚”的企业化运作筹集资金，为整个团队和“多背一公斤”提供更坚实的资金保障，从而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公益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猪正在颠覆传统的慈善组织生存模式，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公益新主张
2011年9月17日，“多背一公斤”志愿者杨文、曹文娇、杨利华来到河北邢台巨鹿纸坊小学，给这里的二年级学生上了一堂手工课。任务是让孩子们使用“多背一公斤手工盒子”提供的工具和材料，在40分钟内完成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剪贴画。
手工课进展的没有想象中顺利。由于没有用过剪刀、没有见过这么多彩纸、没有见过各种材质的材料、没有见过剪贴画长什么样子……孩子们开始的时候对着桌子上的东西左右比划，一头雾水。
第一个开始的孩子先制作了房屋和折叠了一只青蛙粘贴上去，其他的孩子开始模仿，所有的孩子都制作了同样形状、同样外观的房子，有一半的孩子都折叠同样大小、形状的青蛙放入构图中。而在最后一段时间有些孩子开始进入状况进行自我创造的时候，手工课的时间已经到了。
尽管如此，丰富多彩的“一公斤手工盒子”还是给这次活动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这正是安猪和他的公益创新团队最新推出的一个设计产品。
他们针对乡村学校的需求设计了四个“一公斤盒子”，分阅读、美术、手工、戏剧四种，每个盒子中标配了不同的产品：手工盒子中包括剪刀、彩纸等各种工具，美术盒子中装有彩笔、颜料、画笔，阅读盒子则放入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
“一公斤盒子”已經作为一个成熟的设计产品被推出，目前正在网络公益社区中推广，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团队都可以通过申请免费得到这些盒子。爱聚第二个酝酿中的产品是针对乡村社区的三个爱聚盒子，分调研、社区会议和社区分享三种，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的行动者随身携带的“武器”。
“我们还在进行着更大范围的公益创新，包括各种跨界合作的公益产品，新模式的公益创意孵化系统等。”
在安猪看来，中国的公益要走出当前的困局，除了强调规范与透明外，更根本的，是要超越眼泪筹款、物资搬运工的初级状态，努力进行跨界创新，把技术、设计、艺术等优秀的产品和创意引入到公益领域，让公益成为一个让人激动的行业。
“自由和创造”是安猪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创造，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
迄今为止，安猪的人生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迁徙。第一次是三四岁时从广东的乡下迁到广州，第二次迁徙是十年前从广州来到北京，而这次迁徙成为他职业、感情和世界观的转折点。
“来之前，我像黑客帝国母体中圈养的人类，只想着安安稳稳地做个小白领，升职加薪，娶妻买房，一辈子的道路已经写在程序里，只待按时执行。来到北京后，才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从母体中醒来，成为一个不走旧路的人。这个过程不轻松，甚至有几分不情愿，但慢慢地我也熟悉起这样的生活，并开始享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