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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正的真诚？如果先想着我要有纪念碑，纪念碑前还得有鲜花，那简直太虚伪了，这比真诚地表达“我爱钱，我想当百万富翁”还要虚伪一百倍
作曲家郭文景身居闹市，出门步行数百米就是喧闹的东三环，寸土寸金的北京，这个地段的住宅区被称为高尚社区。
很长时间，这个天天与声音打交道的人努力想让小区物业公司明白，安静其实才是一个社区的品质所在。
他指着小区花园里的雕塑，痛心疾首，“你知道吗？它们其实都是空的，里面放着扩音喇叭，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物业就要放音乐，极为俗气的那种音乐。”
2005年，这部电影在丽江举行首映式，我又受了教育了。首映式是在当地一个广场上办的，很多流行歌手在上面唱，剧组的一个副导演是一个女孩，她挨个儿告诉我，这是谁谁谁，那是谁谁谁，有个叫杨什么刚的，对，杨臣刚，就是唱《老鼠爱大米》那个！我非常吃惊，他在上面唱《老鼠爱大米》，唱到一半，忽然伴奏关掉了，他一个人在上面唱，我清楚地听见整个广场的人跟他一起唱，这样的音乐你能反对吗？
人物周刊 ：那时候你认识到自己在音乐世界里其实是一小撮。
郭文景：我是一小撮。这个社会要保护大众艺术，要繁荣大众艺术，但是现在更需要保护的是精英艺术和小众艺术，不要以为这些人是教授，是这家那家，就以为他们强势。现在这帮搞精英文化的人，绝对是弱势群体，根本没人爱护你，为你服务。我呼吁社会要像要关怀民工一样，关心小众艺术。如果一个社会小众艺术不能生存的话，这不是小众艺术的悲哀，是全社会的悲哀。
我没有自己不满意的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颇出了几位人物，郭文景、谭盾、叶小钢、瞿小松一度被并称为“四大才子”。
对“天才”、“才子”这样的称谓，郭文景向来毫不含糊，照单全收。“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天分，勤奋帮不了你。”
他祖上没有一个人从事过跟音乐沾边的工作，爷爷是饿死的，父母亲都在医院工作。“14岁才第一次见到钢琴，吓了一跳，那么大。”成名之后，他交了许多国外音乐家朋友，“说给他们听，谁都不信。这是什么？天分！”
12岁第一次摸小提琴，8块钱的那种，“为什么学琴？不是因为喜欢艺术，赶上‘文化大革命’，年轻人就两条出路，要么当兵，要么参加文工团演样板戏。”
两年后考入重庆市歌舞团，做了一名乐手。18岁的时候，他偶然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突然有一种“被电击中的感觉”。他决定自学作曲，他没觉得有多难，既然拉小提琴可以自学，为什么作曲不行？
“我们那个乐队队长人称裴老爷，他很支持我，把我推荐给创作室领导，这个人也有绰号，叫大师兄。裴老爷跟大师兄说，你让这小孩试一试，他真的什么都能写。大师兄说怎么可能。结果我一写，比大师兄手下的人都写得好，那些人都是专门学过作曲的，而且都一把年纪了，我那会儿才十几岁，要不说是天才。”
他很得意，慢悠悠又捏起一撮烟丝，卷起一根小烟卷儿，“我现在没别的爱好了，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看足球，结果我从大二看到毕业，又从毕业看到我回校当老师，从讲师一直到教授，到博导，到系主任，中国足球都没有起色，一气之下，我就不看了。”
自1985年起，他先后6次在全国作曲比赛中获奖。钢琴前奏曲《峡》、弦乐四重奏《川江叙事》、大提琴与钢琴狂想曲《巴》、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小提琴独奏组曲《川剧音调》等一系列带有巴蜀风格的作品，为他赢得了“阴沉、狂暴、神秘”的国际评价，而后他转向更开阔的空间，“阴沉、狂暴、悲剧性、戏剧性、粗野这些东西还有，但是同时有了其他的变化，比如轻松的、诙谐的、抒情的、浪漫的。”
人物周刊 ：你特别强调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天分。
郭文景：对，这就是搞艺术这个行业很残酷的地方，汗水帮不了你。但是它也是幸运的，权力无法操纵它。比如说一个人不是当官的这块料，但是通过金钱和行政权力把你放到那个官位上，一般来说总还做得下去。如果没那个本事，靠权力把你放到导演这个位置上，到时候丢人现眼，金钱和权力完全帮不了你的忙。艺术完全凭才华。
人物周刊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和其他几个同学被称为“四大才子”，搞艺术的人都比较狂妄，那时候自我感觉是不是非常好？
郭文景：没错，现在也是。我写作比较认真，不会随便糊弄。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我只能说我都喜欢。有人问，你认为自己是天才型的作曲家吗？我说是的，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承认自己是天才，是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吗?
人物周刊 ：有一位武汉音乐学院的老师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认为你的成功离不开青少年时代的磨难，你认同这个分析吗？
郭文景：这个分析是不对的，首先我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磨难，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家庭幸福，父母很爱我们，不愁吃喝。
“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受到冲击，哥哥妹妹到农村插队，可是我进了文工团，演样板戏，除了不用下乡去受罪之外，获得的物质待遇是10倍于普通公民的。
我认为磨难对人未必是好事，可能對于电影导演或者写小说的人来讲是好事，有的作家小时候卖过报纸、擦过皮鞋，干过这个，干过那个，但是对音乐家来讲不一定。
人物周刊 ：音乐家不需要更多的人生经历吗？
郭文景：艺术是内心活动的产物，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是主要的。如果说仅仅是物质困难就能够带来艺术的话，这种说法太值得怀疑，因为内心的痛苦是最难以解决的，食不果腹，只要吃饱饭就愉快了。
中国有些民间小调悲悲切切的，但它和柴可夫斯基的那种悲剧交响乐不能相比，你悲悲切切也就是因为吃不饱饭，这个痛苦很容易解决。老柴不愁吃喝，还和贵族混在一起，但是他的作品里的那个痛苦是更高层次的，更深的东西。内心世界很平，很空，不敏感，又没有天赋或者想象力，再多磨难也没用。
人物周刊 ：你是想说，别看我外表这么豪爽，其实内心特敏感，是吧？
郭文景：（笑）对，我真的多愁善感。我性格上弱点很多，一方面，我脾气急躁，一方面是多愁善感。别说这个了，自己说自己，怪怪的。
千万别想着让后人感激
早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读朦胧诗，为海子、西川的诗歌谱曲，爱看小说，“现代文学里，鲁迅是我创作的一个源头。郁达夫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他的《沉沦》我本来打算写成音乐的，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搁浅了。当代的王安忆、莫言、王朔的作品我也比较关注。刘恒有个小说叫《东直门》，我一直想写成音乐。”
《狂人日记》和《夜宴》北京公演后不久，老作曲家王西麟提笔写下《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某些第五代作曲家的某些反思》，文中对两剧的音乐语言和艺术性提出了一些看法，谈及《夜宴》的物欲倾向尤为痛心，“对创作该剧的艺术目的发生了极大的困惑”。
老作曲家由《夜宴》、由郭文景而想到陈其刚、谭盾、何训田等所谓第五代作曲家，深为他们作品中道义担当的缺失而担忧。“如果只有在权力和金钱的淫威下和夹逢中被允许存活的‘为艺术的艺术’和民俗的艺术，而没有了对命运忧患、历史批判、良知道义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注的艺术的顽强挣扎和夺取生长，那就是根本的思想孱弱和失去灵魂。”
郭文景写下洋洋万言与老作曲家商榷，《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与王西麟先生对话》一经发表，便引发各方关注。他的艺术主张和立场在这篇长文里袒露无遗。
人物周刊 ：你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作曲家就应该真诚地去写自己想写和愿意写的东西，不要抱着特大的使命感，老想着要对中国大众音乐生活进行干预，”你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反艺术的。
郭文景：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听流行音乐，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呼吁抵制网络歌曲。艺术应该像大自然，是庞大的、具有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
王西麟老师认为我们写的东西是没有社会道义的，他讲了很多艺术家要想让后人记住、纪念并感激，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沽名钓誉，而且你的这种所谓社会责任感和所谓的真诚，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你是想让后世感激你。鲁迅先生说过：“革命家不要想着将来人们会跪下来给你供上糖果，革命应该是自己的理想。”
什么才是真正的真诚？就是你自己表达你真实的想法，真诚地要干预社会也可以，我头破血流，根本不去想有没有后人感激我。如果先想着我要有纪念碑，纪念碑前还得有鲜花，那简直太虚伪了，这比真诚地表达“我爱钱，我想当百万富翁”还要虚伪一百倍，还要丑恶。
人物周刊 ：作为一个已经赢得了国际声望的作曲家，你有更大的野心吗？
郭文景：我的野心是能够越写越好，年轻的时候对名利有很多梦想，现在这个梦想淡了。越写越好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野心，这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想所有搞创作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希望越来越好，结果是越画越坏，越拍越坏，越写越坏，哈哈。
人物周刊 ：你现在觉得触摸到自己创作的边界了吗？
郭文景：没有，我还有好多想法，没找到机会拿出来，因为需要合适的约稿来实现。
人物周刊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满意的？
郭文景：就是噪音。我有时候到欧洲去，我就想那儿的作曲家简直太幸福了，中国找不到这种地方。好在我已经练出来了，再嘈杂的地方我也照样能工作。
作曲家郭文景身居闹市，出门步行数百米就是喧闹的东三环，寸土寸金的北京，这个地段的住宅区被称为高尚社区。
很长时间，这个天天与声音打交道的人努力想让小区物业公司明白，安静其实才是一个社区的品质所在。
他指着小区花园里的雕塑，痛心疾首，“你知道吗？它们其实都是空的，里面放着扩音喇叭，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物业就要放音乐，极为俗气的那种音乐。”
2005年，这部电影在丽江举行首映式，我又受了教育了。首映式是在当地一个广场上办的，很多流行歌手在上面唱，剧组的一个副导演是一个女孩，她挨个儿告诉我，这是谁谁谁，那是谁谁谁，有个叫杨什么刚的，对，杨臣刚，就是唱《老鼠爱大米》那个！我非常吃惊，他在上面唱《老鼠爱大米》，唱到一半，忽然伴奏关掉了，他一个人在上面唱，我清楚地听见整个广场的人跟他一起唱，这样的音乐你能反对吗？
人物周刊 ：那时候你认识到自己在音乐世界里其实是一小撮。
郭文景：我是一小撮。这个社会要保护大众艺术，要繁荣大众艺术，但是现在更需要保护的是精英艺术和小众艺术，不要以为这些人是教授，是这家那家，就以为他们强势。现在这帮搞精英文化的人，绝对是弱势群体，根本没人爱护你，为你服务。我呼吁社会要像要关怀民工一样，关心小众艺术。如果一个社会小众艺术不能生存的话，这不是小众艺术的悲哀，是全社会的悲哀。
我没有自己不满意的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颇出了几位人物，郭文景、谭盾、叶小钢、瞿小松一度被并称为“四大才子”。
对“天才”、“才子”这样的称谓，郭文景向来毫不含糊，照单全收。“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天分，勤奋帮不了你。”
他祖上没有一个人从事过跟音乐沾边的工作，爷爷是饿死的，父母亲都在医院工作。“14岁才第一次见到钢琴，吓了一跳，那么大。”成名之后，他交了许多国外音乐家朋友，“说给他们听，谁都不信。这是什么？天分！”
12岁第一次摸小提琴，8块钱的那种，“为什么学琴？不是因为喜欢艺术，赶上‘文化大革命’，年轻人就两条出路，要么当兵，要么参加文工团演样板戏。”
两年后考入重庆市歌舞团，做了一名乐手。18岁的时候，他偶然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突然有一种“被电击中的感觉”。他决定自学作曲，他没觉得有多难，既然拉小提琴可以自学，为什么作曲不行？
“我们那个乐队队长人称裴老爷，他很支持我，把我推荐给创作室领导，这个人也有绰号，叫大师兄。裴老爷跟大师兄说，你让这小孩试一试，他真的什么都能写。大师兄说怎么可能。结果我一写，比大师兄手下的人都写得好，那些人都是专门学过作曲的，而且都一把年纪了，我那会儿才十几岁，要不说是天才。”
他很得意，慢悠悠又捏起一撮烟丝，卷起一根小烟卷儿，“我现在没别的爱好了，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看足球，结果我从大二看到毕业，又从毕业看到我回校当老师，从讲师一直到教授，到博导，到系主任，中国足球都没有起色，一气之下，我就不看了。”
自1985年起，他先后6次在全国作曲比赛中获奖。钢琴前奏曲《峡》、弦乐四重奏《川江叙事》、大提琴与钢琴狂想曲《巴》、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小提琴独奏组曲《川剧音调》等一系列带有巴蜀风格的作品，为他赢得了“阴沉、狂暴、神秘”的国际评价，而后他转向更开阔的空间，“阴沉、狂暴、悲剧性、戏剧性、粗野这些东西还有，但是同时有了其他的变化，比如轻松的、诙谐的、抒情的、浪漫的。”
人物周刊 ：你特别强调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天分。
郭文景：对，这就是搞艺术这个行业很残酷的地方，汗水帮不了你。但是它也是幸运的，权力无法操纵它。比如说一个人不是当官的这块料，但是通过金钱和行政权力把你放到那个官位上，一般来说总还做得下去。如果没那个本事，靠权力把你放到导演这个位置上，到时候丢人现眼，金钱和权力完全帮不了你的忙。艺术完全凭才华。
人物周刊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和其他几个同学被称为“四大才子”，搞艺术的人都比较狂妄，那时候自我感觉是不是非常好？
郭文景：没错，现在也是。我写作比较认真，不会随便糊弄。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我只能说我都喜欢。有人问，你认为自己是天才型的作曲家吗？我说是的，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承认自己是天才，是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吗?
人物周刊 ：有一位武汉音乐学院的老师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认为你的成功离不开青少年时代的磨难，你认同这个分析吗？
郭文景：这个分析是不对的，首先我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磨难，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家庭幸福，父母很爱我们，不愁吃喝。
“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受到冲击，哥哥妹妹到农村插队，可是我进了文工团，演样板戏，除了不用下乡去受罪之外，获得的物质待遇是10倍于普通公民的。
我认为磨难对人未必是好事，可能對于电影导演或者写小说的人来讲是好事，有的作家小时候卖过报纸、擦过皮鞋，干过这个，干过那个，但是对音乐家来讲不一定。
人物周刊 ：音乐家不需要更多的人生经历吗？
郭文景：艺术是内心活动的产物，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是主要的。如果说仅仅是物质困难就能够带来艺术的话，这种说法太值得怀疑，因为内心的痛苦是最难以解决的，食不果腹，只要吃饱饭就愉快了。
中国有些民间小调悲悲切切的，但它和柴可夫斯基的那种悲剧交响乐不能相比，你悲悲切切也就是因为吃不饱饭，这个痛苦很容易解决。老柴不愁吃喝，还和贵族混在一起，但是他的作品里的那个痛苦是更高层次的，更深的东西。内心世界很平，很空，不敏感，又没有天赋或者想象力，再多磨难也没用。
人物周刊 ：你是想说，别看我外表这么豪爽，其实内心特敏感，是吧？
郭文景：（笑）对，我真的多愁善感。我性格上弱点很多，一方面，我脾气急躁，一方面是多愁善感。别说这个了，自己说自己，怪怪的。
千万别想着让后人感激
早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读朦胧诗，为海子、西川的诗歌谱曲，爱看小说，“现代文学里，鲁迅是我创作的一个源头。郁达夫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他的《沉沦》我本来打算写成音乐的，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搁浅了。当代的王安忆、莫言、王朔的作品我也比较关注。刘恒有个小说叫《东直门》，我一直想写成音乐。”
《狂人日记》和《夜宴》北京公演后不久，老作曲家王西麟提笔写下《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某些第五代作曲家的某些反思》，文中对两剧的音乐语言和艺术性提出了一些看法，谈及《夜宴》的物欲倾向尤为痛心，“对创作该剧的艺术目的发生了极大的困惑”。
老作曲家由《夜宴》、由郭文景而想到陈其刚、谭盾、何训田等所谓第五代作曲家，深为他们作品中道义担当的缺失而担忧。“如果只有在权力和金钱的淫威下和夹逢中被允许存活的‘为艺术的艺术’和民俗的艺术，而没有了对命运忧患、历史批判、良知道义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注的艺术的顽强挣扎和夺取生长，那就是根本的思想孱弱和失去灵魂。”
郭文景写下洋洋万言与老作曲家商榷，《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与王西麟先生对话》一经发表，便引发各方关注。他的艺术主张和立场在这篇长文里袒露无遗。
人物周刊 ：你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作曲家就应该真诚地去写自己想写和愿意写的东西，不要抱着特大的使命感，老想着要对中国大众音乐生活进行干预，”你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反艺术的。
郭文景：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听流行音乐，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呼吁抵制网络歌曲。艺术应该像大自然，是庞大的、具有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
王西麟老师认为我们写的东西是没有社会道义的，他讲了很多艺术家要想让后人记住、纪念并感激，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沽名钓誉，而且你的这种所谓社会责任感和所谓的真诚，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你是想让后世感激你。鲁迅先生说过：“革命家不要想着将来人们会跪下来给你供上糖果，革命应该是自己的理想。”
什么才是真正的真诚？就是你自己表达你真实的想法，真诚地要干预社会也可以，我头破血流，根本不去想有没有后人感激我。如果先想着我要有纪念碑，纪念碑前还得有鲜花，那简直太虚伪了，这比真诚地表达“我爱钱，我想当百万富翁”还要虚伪一百倍，还要丑恶。
人物周刊 ：作为一个已经赢得了国际声望的作曲家，你有更大的野心吗？
郭文景：我的野心是能够越写越好，年轻的时候对名利有很多梦想，现在这个梦想淡了。越写越好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野心，这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想所有搞创作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希望越来越好，结果是越画越坏，越拍越坏，越写越坏，哈哈。
人物周刊 ：你现在觉得触摸到自己创作的边界了吗？
郭文景：没有，我还有好多想法，没找到机会拿出来，因为需要合适的约稿来实现。
人物周刊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满意的？
郭文景：就是噪音。我有时候到欧洲去，我就想那儿的作曲家简直太幸福了，中国找不到这种地方。好在我已经练出来了，再嘈杂的地方我也照样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