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暗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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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天气,心情顿时暗淡。
  九月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行期是用心挑选的。俄罗斯天气阴郁,一年中多数日子非阴即雨,素有“暗黑大地”之称。九、十两个月,是俄罗斯秋高气爽的季节,通常会有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想到八天行程,预告中不是多云便是有雨,竟没有一个晴好天气。
  上海登机后,本打算裹在阴云里一觉睡到莫斯科。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说出境了,便下意识地拉开舷窗,窗外竟意外地万里晴空。天蓝得透明而酽稠,飞机粘在蓝天里,一动也不动。云淡得若有若无,偶尔一两朵絮状云飘过,海上浮冰似的,银亮亮白得耀眼。概念中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疆土,震撼地在阳光下开展:苍黛的森林,闪亮的湖泊,青葱的草地,蜿蜒的河流。一切都无边无际,一切都延绵不绝!那种天高地远的辽阔,山峻水长的壮丽,林密草莽的丰茂,强力地纠正着我对这个疆土大国的初始想象,疯狂地扩张着我对这种壮阔山水的审美经验。
  人生所有的好日子,每一个都来得意外!
  靠着机窗,我久久凝望延绵铺展的森林和草原。绚烂的阳光,照亮了这片暗黑的大地,也似乎照亮了大地上暗黑的历史。我依稀看见蒙古人遮天蔽日的马队呼啸而过,看见法国人浩浩荡荡的大军列阵前行,看见德国人铁流滚滚的装甲风馳电掣……俄罗斯的神秘,不仅在于天气的云遮雾障,更在于历史的昏暗诡异;俄罗斯的神奇,不仅在于疆域的辽阔壮丽,更在于遇难不死的复活能力;俄罗斯的神圣,不仅在于将士们决绝牺牲的英雄气概,更在于作家们超越苦难的悲悯情怀。


  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便奔去老托尔斯泰庄园。
  地陪小飞很是不解,睁着一双大眼上下打量,好像我是一只森林里奔出的怪兽。他说带了五六年国内团,什么大咖大佬都陪过,就是没碰上一个要去老托尔斯泰庄园的。庄园远在图拉州,开车来去要花整整一天。万里迢迢飞来俄罗斯,跑去乡下看一幢矮矮塌塌的二层小楼,小飞觉得不可思议。
  庄园的大门,紧靠在公路边上,的确寻常得毫不起眼。园子没有大门,两根象征性的圆形门柱,两侧并没有连接篱笆和围墙。这位倡导博爱和道德完善的老人,果然身体力行对世界袒露着一切。一条铺垫碎石的土路,被高高的白桦树夹成了一条林荫道,幽幽地导向一片茂密的丛林。进门左侧,是一个绿树掩映的小湖,湖面波澜不兴,静得恍若隔世。湖岸上有一片苹果园,苍老树干结满半青半红的果实。果子不大,却累累的满是生趣。熟透的掉落在草丛里,晒在阳光下自然发酵,淡淡地飘逸出一股果酒清香。这片老伯爵手植的果园,每年春天,他会自己给果树整枝培土,秋日则亲手采摘,整个庄园沉浸在忙碌收获的欢喜中。如今,园子看上去已有几分荒凉,果子自生自灭地往下掉,飘落的树叶被秋风刮起,忽左忽右在空中打转……
  园中的林地荒野杂乱,枯老衰朽的树木,横七竖八倒伏在丛林里,树干上长满各种各样的菌类。高高挺起的白桦,浓密的冠盖遮蔽天日,让林子里长不出灌木和杂草,只有日积月累的落叶,厚厚软软,踩上去像一摊胶泥。隐隐现现的林中小道,大抵是老伯爵当年踩踏出来的,路面紧实得浸不进雨水,低洼处,一汪汪清水辉映射入林隙的阳光,碎银似的闪着光亮,在幽冥的森林中,蜿蜒出一条星光小道。
  在这座从祖上承袭的古老庄园里,托尔斯泰居住了五十年。这里是他的自然乐园,也是他的精神炼狱。除了在园中坚持农民式的劳作,托尔斯泰每天都要在林中行走十公里,直至老年也不曾停辍。那是一种伟大的生命独步,或许,还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人的长征,没有人可以同行,也不需要有人同行!正是在这年复一年的孤独行走中,托尔斯泰构思了那些震古烁今的小说巨著,孕育了那些惊世骇俗的思想论稿。在与整个时代、整个民族只身作战的不绝战事中,这里是他的战场,是他从未失守的高地;在与自己灵魂作战的不绝战事中,这里是他精神的角斗场,心魂的炼狱。托尔斯泰至纯至净的伟大哲学,并不来自于他人性经历的单纯,而来自于他人性体验的复杂和道德自省的严苛。年轻时,他为自己开列了一个问题清单:好赌、纵欲、爱慕虚荣。托尔斯泰并非生来如此的圣人,他是在人性存在方式的不断求证与决绝否定中,将自己炼成了一块思想的水晶。


  托尔斯泰的故居,是林地中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白墙绿顶。木制的露台上,爬满葱葱郁郁的常青藤。门前的空地很小,稀稀疏疏开着几丛玫瑰,秋日柔软的阳光照耀着,有几分寂寞无主的凄清。进门左手边一段石砌的矮墙,缝隙里叠满绿绒似的青苔,墙头生长的小草,在沁凉的微风里,半绿半黄地摇曳秋意。灰白色的木头门廊,依稀是托尔斯泰喜爱独坐的地方。黄昏时分,老人一袭俄罗斯长袍,坐在发黑的靠背椅上,若有所思地凝望远方,静静守望着即将没入森林的夕阳。
  原本狭小的门厅,被满满的几架图书挤得更加逼仄,除了上楼和通往后面房子的走道,没有剩下更多的空间。架上的图书,是祖上留传下来的,除了俄文,其他都是外文原版,多达三十余种文字。或许,这便是小楼里先辈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儿时的许多时光,托尔斯泰埋头在这满屋的图书里。正是这各种版本的外文书,激发了他过人的语言天赋,培养了他拒绝任何翻译文本的阅读个性。托尔斯泰通晓十五种语言,几乎一生都在学习外文。八十岁时,他又动念学习日语,倘若天假以年,原文阅读日本著作的心愿,应该也能实现。
  门厅楼上同样的位置,还有另外一个图书室,那是托尔斯泰自己的藏书。每本图书的秩序和样子,还是托尔斯泰自己置放的,老人辞世后,没人再动过。站在幽静的书柜间,似乎还能听到托尔斯泰当年查翻书籍的轻微声响,能够想象他就着并不明亮的灯光阅读的样子。各处的藏书加起来,共有三四万册,是小楼里最显眼的陈设和主要的藏品。其余的家具,多是图拉乡下寻常人家的款式和质地,与圣彼得堡那些华丽的宫殿,以及权豪势要的宅第相比,这里的寒碜超越所有人的想象。
  除了那些书,特别是各种版本的托尔斯泰自己的著作,小楼里说得上贵重的物件,就是客厅里的几幅油画。其中一幅,是大画家列宾给托尔斯泰的造像。列宾那时已蜚声画坛,但他想为托尔斯泰画像的请求,还是被一次又一次拒绝。最后,被列宾的诚意感动,托尔斯泰才应允了画家。幸亏托尔斯泰的一念之转,才有了这人类文化史上的天作之合: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画家,为一个最伟大的作家造像。列宾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托尔斯泰那双悲悯而犀利的眼睛中,捕捉到了一种摄人魂魄的深邃而忧郁的气质。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气质,也是列宾和托尔斯泰所处时代的艺术气质,更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气质。登峰造极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艺术,被这一幅油画浓缩和象征了。   托尔斯泰的书房,简陋而整洁,一张写作用的写字台,一张阅读用的小圆桌,一张可躺可坐的老旧黑皮沙发。据说,托尔斯泰就出生在那张沙发上,后来又成了他孩子的产床。靠近写字台的白墙上,挑出一块木板,上面摆了一排作家喜爱的法文书,另外还有两本中文书,是《老子》和《庄子》。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素怀敬意,尤其晚年,他把人类精神拯救的药方,开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里。托尔斯泰认为,老子、庄子思想的精髓,便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退守,一种永不抵抗的忍让,一种化解暴力、重建良善的爱的哲学。在他后来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在他晚年的思想论辩里,这种忍让宽容,被升化为复活一切人性之美的原初力量。
  楼下靠近后花园的两间小屋,是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地方。是什么原因让托尔斯泰搬离书房,在两间可以看到后花园的房子写作这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大抵没人说得清楚。或许,这两部巨著对作家生命的耗费太大,他只有实实在在的踩踏在土地上,才能感受宽厚无边的大地之爱,获得滋养充盈的生命补充。或许,这两间房子的窗户,正对着屋后的花园,作家在写作中,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园子里的花草和不远处的森林,作家的思绪,可以在那幽深的森林中无限伸延。托尔斯泰的写作习慣,是从傍晚持续到凌晨两点。月明星稀的夜晚,月光笼罩着葱郁的森林,推窗远眺的托尔斯泰,应当会有一派澄明怡然的好心情;雾笼远山,夜雨淅沥的凌晨,那透窗而入的忧虑与孤独,不仅会侵入作家的心灵,而且会弥漫在他笔下的文字里。作为一位荷马般的史诗作家,托尔斯泰虽然长期生活在庄园里,然而他所描绘的,却是茫茫苍苍的整个俄罗斯大地;他所表现的,却是动动荡荡的整个俄罗斯社会。列宁因之称他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罗曼·罗兰称他是“我们的力量、弱点、希望与恐怖的明镜”。


  称得上俄罗斯民族伟大心魂的作家,当然不止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配得上这样的盛誉。然而,头上顶着圣者光环的作家,却只有托尔斯泰一人。他始终将对民族的精神审判,与对自己心灵的拷问纽结在一起;始终将对个人的道德救赎,与对社会拯救的探寻纽结在一起;始终将对庶众罪孽的宽恕,与对个人行为的苛责纽结在一起;始终将个人的艺术创造,与社会秩序的演进纽结在一起。他是一个以毁灭自我而批判社会的思想者,一个以救赎自己而复活庶众的布道人!在俄罗斯面临精神沼泽无路可走的灾难时代,他是掏出心脏照亮前路的丹柯!他以自己精神的坦诚对抗基督教会的虚伪,以致于最后被开除教籍;他以自我心灵的忍耐挑战社会暴力,以致于沙皇和革命者都视他为危险的敌人。托尔斯泰没有同道,也不希求同道!他坚守孤独,以致于把孤独变成了一种胸怀和力量,以一个伟大而决绝的孤独者的姿态,宽恕一切丑恶,包括那些诋毁甚至诬陷他的丑恶。
  一个因爱而彻底孤独的魂灵!
  一生挚爱托尔斯泰,对其写作提供无微不至帮助的妻子,最终也没能成为他的精神同道。他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八十二岁高龄,驾着一辆马车,凄凄惶惶地驶出了这座居住了五十年的庄园。没有人知道,这位孤独老人要去的远方在哪里,最终,他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可以去到世界任何地方的车站上。因为托尔斯泰对基督教的揭露,教会拒绝为他举行东正教式的葬礼,由此引发了全国青年学生的抗议浪潮。其实直到临终,教会和沙皇都在诱劝托尔斯泰放弃对教会批判的立场,遭到了老人坚定的拒绝。家人遵照他的意愿,将他埋葬在庄园中的一片林地里。墓地没有墓碑,也没有墓园,只有一堆树枝和绿叶掩盖着平坦的坟地。坟地紧靠着他往常散步的林中小道。没有人与他合葬一处。这颗生前一直孤独的灵魂,死后也一样孤独着。永远陪伴他的,只有森林、小道和穿林而过的阵阵山风。
  罗曼·罗兰将托尔斯泰的逝世定义为光明的消失。原本暗黑的俄罗斯大地,刚刚被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文学灵魂,尤其是托尔斯泰所照亮。他的逝世,又将使这个民族归于一片思想与艺术的昏暗。后世的人们,在重新陷入的暗黑中,谈论他的艺术,争辩他的思想,用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标尺,去判断其历史价值,甚至将其分割为前后对立的两个人。
  世上一切真正的思想家,其所以伟大,只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孤独地探访了人类生存的精神极地,孤独地体察了自己灵魂的幽冥深渊,永远无关世俗意义上的正确与谬误。


  在经历了蒙古帝国风卷残云般一次再一次扫荡之后,莫斯科公国,像一只刚刚度过严冬的土拨鼠,提心吊胆地爬出洞穴,谨小慎微地蓄积生存的力量。至此,俄罗斯作为一个受人关注的国家,才姗姗来迟地进入历史的视野。
  一个屡遭欺凌的臣属小国,如何能在如此短暂的历史中梦幻般崛起,一举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版图的大国,是一道政治家们绕不过去的治国难题。具备旷世智慧和超凡胆魄的伊凡三世,成功抓住了蒙古帝国内部分崩的历史机遇,敏锐捕捉了卡奇米日帝国盛极而衰的历史先兆,左征右伐吞并了周边的弱小公国,开创了罗曼诺夫王朝数百年强势统治的历史。莫斯科,就是这个王朝的龙兴之地。2018年是莫斯科建市871年,可以说,莫斯科的历史有多长,俄罗斯的历史便有多久。或许正因为此,后来入侵俄罗斯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将攻克莫斯科,视为占领这个领土大国的胜利象征。
  步入红场前,正好碰上一群二战老兵向无名烈士墓献花。数十名老人彼此搀扶着,颤颤巍巍地立在墓前,久久不愿离去。阳光照耀着那些银发飘飘的头颅,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白花的花环。我以为那天是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小飞说不是,这里时常会有不同身份的人前来献花,包括那些即将走进婚礼殿堂的年轻情侣。俄罗斯人,对于那些献身国家和民族的英雄,由衷地充满敬意。他们并不在意英雄牺牲在哪次战役,献身于哪个朝代。从伊凡三世起,数百年间,俄罗斯都在战争中打滚,不是俄罗斯出兵吞并临国,就是俄罗斯举兵反抗入侵,一代又一代战死的将士,在国人心中都是民族英雄。这种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几乎超越了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
  有一个典型的历史细节:当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入侵俄罗斯时,是一群贵族出身的军官,率领着一支农奴组成的部队拼死抵抗,并最终将法国人打回了巴黎。在无数次惨烈的战斗中,农奴士兵浴血奋战、舍身报国的英雄行为,深深震撼了参战的贵族军官。战争胜利后,这些有幸活下来的战士,不仅没有享受胜利者的荣光,而且被打回到农奴的悲惨生活。贵族军官们由此产生了对沙皇政权的强烈不满,并对农奴制度提出了大胆质疑。后来“十二月党人”发动兵谏,其中一种重要的情绪动力,就是那些为国浴血战斗的农奴英雄,未能得到沙皇和社会公正的待遇。   我无法确定,眼前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中,是否有人参加过当年的红场阅兵。1941年11月7日,德军已经兵临城下,斯大林在敌人凶猛的炮火下,举行红场盛大阅兵。数十万胸怀必死之心的红军将士,如同一条慷慨悲壮的生命江河,汹涌澎湃从红场流过,决堤洪峰一般浪卷西部战场!他们将对生命的全部眷恋,投向对克里姆林宫的最后一次注目;他们将对入侵者的全部仇恨,凝聚于沉重而激昂的脚步,汇合成俄罗斯民族强劲的心跳。这些从大森林、大草原、大农场、大都市、大江大湖大海呼啸而聚的牧民、农民、市民、渔民和学生,仅凭一副血肉之躯、一颗誓死之心,便义无反顾地冲进了战壕。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再也没能回到红场。他们把青春和生命埋在了炮火中,许多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战后修建这座纪念墓地时,面对数以千万计的牺牲者,只能以无名烈士墓命名。其实,在后来的凭吊者心中,他们是有名字的,他们拥有一个响亮而荣耀的共同名字:俄罗斯英雄!
  后来,在圣彼得堡要塞,看见一群群身着海军军服的男女孩子,在海军学校的大门口进进出出,我以为是在准备一场纪念性演出。导游说,他们就是学校的学生,从小到大,一路读上去,未来便是海军战士。多少年来,俄罗斯的君王,为了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殚思竭虑,原来他们为了培养合格的海军将士,还真是从娃娃抓起。
  我素来反对穷兵黩武,然而,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阳刚之气,失却了英雄崇拜,输掉的又岂止是军事?真正输掉的,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底气,一个民族再生的潜能。
  克里姆林宫,最早由伊凡三世建造,是他用橡木和石灰石,在这个高高隆起的山头上,筑垒了莫斯科公国的权力中心。拿破仑曾经作为征服者入驻这里,希特勒的将领,也仅隔一步之遥眺望过这里,然而,他们都没能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俄罗斯人不仅最终把他们赶出了国门,而且将他们打趴在自己的首都巴黎和柏林。两次卫国战争,俄罗斯人打得惨烈,守得悲壮,反击得殊死,因而也便胜得辉煌。就像一头沉睡的巨熊,每当进犯者已将它撕咬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才因剧痛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撕心裂肺的长啸一声,凛然立起拼死猛扑,一口咬断进犯者的咽喉……


  当然,真正令我關注和思考的,不是俄罗斯人如何赢得了战争,而是如何赢得了战后。俄罗斯历经灾难之后,那种神奇的再生能力,一直令我由衷敬仰。俄罗斯人所经历的那些灾难,或许每个大的民族都曾经历,然而经历灾难之后那种迅捷的再生,强大的复活,却远不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做到。
  走进莫斯科艺术宫殿般的地铁,你便能真切地感受到俄罗斯人肉体与心灵创伤巨大的自愈能力。莫斯科的第一条地铁,启运于1931年,距十月革命不到十五年。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和遍体鳞伤的战争之后,俄罗斯人如此迅捷地组织财力和技术,修造了这条叹为观止的地铁。即使与今天世界各国修建的地铁比,这条地铁功能上的周备,建筑上的考究和艺术品味的高蹈,仍旧未有超越者。我惊讶的,不是一个革命政权在人力和财富上的调动能力,而是俄罗斯人心灵修复的能力,能将一个实用性交通项目建造成一座艺术宫殿。这种怡然的审美态度和高尚的艺术品味,绝不是一种被战争创损和扭曲未能恢复的民族所能表达的。二战之后的俄罗斯,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实现经济与科技的爆发式发展,旋即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同时在文学和艺术上,诞生了一大批新生代大师,开创了一个真正的文艺新时代。排除其政治立场的分歧不论,将这些文学艺术家聚为一个方阵,那也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整个世界最蔚为壮观、光彩夺目的一个群落。
  伊凡三世后的俄罗斯,每经历一次灾难,不仅能快速再生为一个强国,而且能推进一次发展,实现真正的凤凰涅槃。其中最根本的动力,应该还是英雄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支撑俄罗斯人赢得战争,而且支撑他们赢得经济发展,赢得艺术与科学的创造。俄罗斯的英雄主义,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基调、生命底气和生存逻辑,是支撑这个民族顽强生存的共同信仰,甚至比宗教具有更普遍更强大的凝聚力量。看看十八世纪以降的世界文学,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比俄罗斯文学更具英雄主义气质?有哪一个民族的作家,比俄罗斯作家更具英雄主义情怀?除了那些表现战争的庞大史诗,即使描写日常生活,表现灵魂痛苦的心理性作品,也彰显着一种超越苦难的高贵气质。前苏联时期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他们可以逃离自己的故土,可以反叛自己的政权,却怎么也擦洗不去俄罗斯民族的英雄主义烙印:他们痛苦,却不放弃;他们悲恸,却不沉沦;他们迷茫,却不荒诞……
  俄罗斯文学英雄主义的坚守与张扬,对俄罗斯人心灵的影响,或许有胜于东正教。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被誉为“文学中心”的时代,所指的应该不只是艺术的圈子,同时还包括了哲学、宗教和传媒。想想晚年的托尔斯泰,作为一位孤独而决绝的精神斗士,其英雄主义情怀,何止影响了文学艺术界?他在宗教界掀起的惊天巨浪,在思想界炸响的晴天霹雳,在传播界引发的持久震荡,使之成为了俄罗斯真正的精神领袖。
  民间文化的传统积淀,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力引导,文学创作的潜在滋养,使英雄主义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原点、生存底气和再生能量。
  复活,是这个多灾多难民族恒久的英雄主题。


  从莫斯科去圣彼得堡,我选择了夜行火车。列车在夜霭下穿越辽阔的俄罗斯原野,感觉上,如同在黑暗中穿越俄罗斯历史:从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出发,向作为全盘西化后文化中心的圣彼得堡驱近。
  车抵圣彼得堡,时已凌晨。灯火通明的站前广场,依旧行人如织,等待接客的各类汽车,将一条宽阔的大街堵得严严实实。这种凌晨塞车的场景,让人恍惚回到了作为娱乐之都的长沙。沙皇时代已远,而圣彼得堡作为一座不夜城的传统,看来源远流长。大巴行驶在涅瓦大街,仿佛一个模子倒出的西欧式建筑,没头没尾地排列在道旁,显得单调和呆板。这座由彼得大帝一手打造的新帝都,看上去多了些霸气,少了些灵性,多了些模仿,少了些创造。与同是水城的威尼斯相比,除了历史远近上的差异,圣彼得堡太重了权力的霸道,太轻了艺术的任性,太浓了移植的奢华,太淡了本土的风情。   像所有自铸历史的杰出君王,彼得大帝永远站在历史学家的臧否、后世子孙的爱恨之外。他将自己的意志,变为了一部无法改写的历史,让后世企图质疑和否定的人,也成为了他所撰写的历史的一部分。就像圣彼得堡,这座在规划和建筑风格上全盘欧化的城市,无论你肯定还是否定,赞美还是诅咒,都已按照他的意志,耸立在俄罗斯大地上,炫耀在俄罗斯历史中。
  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位从俄罗斯昏暗历史中走来的君王,为何突然迸发出那么决绝的变革意志,那么坚定的欧化思想,那么果断的开放行为。为了更切身地了解西欧的进步,彼得大帝不满足于遣使考察和选派学子,而是自己隐蔽身份,作为一名普通技工赴西欧学习,由此招致其子和众多大臣激烈抱怨,觉得国王辱没了自己的帝国。考察归来,彼得大帝亲手砍杀了反对改革的贵族,亲手剪掉了大臣爱之如命的胡须。他逼迫官员换下了俄罗斯长袍,强制宫廷交际使用法语。他给从西欧引进的画师、乐师、舞师、建筑师、工匠和军事教官种种特权和优渥待遇,勒令贵族子弟拜师学习西欧艺术,企图一刀斩断世代延续的俄罗斯习俗和文化传统,直接将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生拉硬拽逼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的欧化的城市样本。在一片连年水患的沼泽上,彼得大帝完全按照西欧城市的模板,修造了自己的梦想之城,并一改数百年定都莫斯科的传统,将帝都迁移至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更靠近西欧的新城池。
  在雄踞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要塞,有一座按一比一比例铸造的彼得大帝的坐像:这位身高超过两米的皇帝,竟长着一颗又小又圆的脑袋,两只米老鼠似的招风耳,招摇地粘在光溜溜的脑袋上,一双又大又瘦的手,手指奇长,每个骨节爆出老高,仿佛机器人的关节。我想象,如果彼得大帝从一架飞行器中走出来,孩子们应该会不约而同地惊呼:外星人!我不知道彼得大帝的这副异相,是否和他的思维与个性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异人异相,究竟有几分道理,其实我也质疑。我所以关注他的这副长相,是觉得他所打造的沙俄帝国与之颇为相似:看上去奇奇怪怪,运行起来却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一个农奴制政体的国家,却供养着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一片文化传统稀薄的土地,却嫁接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现代艺术;一座骄奢淫逸、宫斗狗血的宫廷,卻有效把控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片疆土;一种黑暗的氛围,却繁衍出一个思想竞相争鸣的时代……彼得大帝所开创的,是一个无法用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黑暗、先进与落后界定的时代,如同彼得大帝自己的长相,你无法用俊美与丑陋、端庄与滑稽来谈论。这副历史的模样只属于俄罗斯,正如同这副特异长相只属于彼得大帝。


  真是一次诡异而激越的民族崛起。
  彼得大帝率领俄罗斯人,几乎跨越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进程,在现代社会边缘崛起,成就了一个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强大帝国。倘若没有彼得大帝的全盘欧化,这一迅猛的崛起应该是无法想象的。一片文化传统浅陋稀薄的土地,确乎更容易移植先进的文化,并获得更蓬勃的生长。美国早期登陆的移民,从欧洲大陆带去了阿尔比恩的文明种籽,在北美这片文化荒地上(当然也有弱小的原住民文化),自由野性地生长。俄罗斯的状况,与美国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不同的只是美国的播种人是英国移民,俄罗斯的播种人是自己的皇帝。也许只有在这种传统文化相对贫弱的民族,才能借助全盘移植的异族文化,实现自己的迅猛崛起。在印度、中国这些古老的文化国度,这种奇迹大抵难以复制。
  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虽然在军事上败得一塌糊涂,却在文化上彻底击碎了俄罗斯人的梦想。彼得大帝终身培植的法兰西文化崇拜,首先在情感上遭受了蹂躏。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军官,从屈辱的情绪出发,走向对俄罗斯命运的理性思考,陷入了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割裂的深深痛苦。这些在模仿的法兰西文化中泡大的俄罗斯人,举手投足,服饰穿戴,宫廷交际,无一不是标准的法国风范,但当拿破仑把枪炮对准俄罗斯时,他们才明白自己不仅不属于法国,甚至连盟友都算不上,依然只是法国人企图吞并和奴役的“劣等民族”。要将已经深入骨髓的法兰西文化清洗干净,那是一场不亚于任何惨烈战争的文化灾难与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信仰的重生”,其实也是那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受难和信仰重生。这种刮骨疗伤般的再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审判和鲜血淋漓的灵魂撕裂。世界上大抵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忍耐将自己的荣誉和体面,像撕揭皮肉一样的刮骨之痛,可以承担将自己的信念和梦想,像切腕换血一般的疗毒之险!这种自作自受的心灵痛苦,造就了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整体的忧郁气质和深邃情感。他们舍弃了对法兰西文化的信任,舍弃了对沙皇政权的信任,甚至舍弃了对自己贵族血统的信任,他们几乎是在一堆瓦砾中重建对自己民族的信仰。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苦难历程,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复活的历程,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复活的历程。俄罗斯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一场伟大而神圣的文化复活中,表现为一种超乎寻常的心灵苦难的耐受力。


  在皇村,我看见普希金斜倚在靠椅上,忧虑的双眼凝视远方,一副茫然痛苦的神情。在叶卡捷林娜宫那群僵硬而又充满脂粉气的建筑旁,显得另类而孤独。这位俄罗斯前无古人的诗歌王子,脸上找不到一丝志得意满的神情。作为厚蒙皇恩的贵胄子弟,少小成名的诗坛领袖,俄罗斯文学伟大的奠基人,普希金是有理由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位雕塑家的作品,创作于哪个时代,但我相信他所表现的,就是普希金的气质和灵魂。我所见过的那些俄罗斯伟大作家的雕塑和画像,没有一个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甚至包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都有一种天生的忧郁气质。叶卡捷琳娜宫所在的城市,早已被命名为普希金市,而坐在这里的普希金,却全然不像这个城市的主人,就像一个困倦了的流浪诗人,靠在宫外小憩一会儿,然后又会走上自己无尽的流浪旅途。
  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青年贵族一样,普希金过着奢华的日子,圣彼得堡的社交圈,也是诗人日常沉溺的地方,但是他并不快乐,在声色犬马中,他始终无法确认自己,他也终究没有成为沙皇宫廷的宠儿。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撕裂的痛苦,使他成为不了沙皇的夜莺。他因诗受宠,也因诗获咎,后来被逐出圣彼得堡,流放到了高加索和克里米亚。   在普希金的记述中,有两个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乳娘和法文教师。一个代表了俄罗斯人民喜爱的民间文化,一个代表了宫廷推崇的法国文化。两种文化都在童年时代植入心灵,冲突地奔涌在他的血管里。那个时代的贵族子弟,童年生活中都会有一位俄罗斯乳娘,还有另一位法语(或德语、英语)教师,他们将完全异质的文化种子,播撒在幼小的心田里,彼此排斥又彼此纠缠着生长。乳娘之于这些贵族后裔,就像常妈妈之于鲁迅,她们有意无意中讲述的那些乡间故事,充满了俄罗斯式的质朴审美和奇幻想象,使其滋长着无穷的艺术灵感和审美愉悦。而这些农奴们的故事,恰恰为父母们所不齿,他们的目标是将孩子们培养成法兰西或英格兰式的绅士或小姐,这种乡下人的审美,绝对为宫廷所排斥,皇帝和贵族大臣们崇尚的是西欧宫廷的美学风范。这种长期被压抑着潜滋暗长的民族文化因素,直至俄法战争爆发,才得以在一种屈辱而暴怒的民族情绪下蓬勃生长。
  与彼得大帝的横空出世一样,普希金是破空而降的一代文学巨擘。混杂的血统、骄纵的天性和冲突的人格,成就了他飞扬博大的天纵之才,并历史地肩负了为俄罗斯“建立语言和开创文学”的神圣使命。屠格涅夫说:“他创造了我们的诗歌艺术,创造了我们的文学语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只能沿着这位天才开创的道路前进下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盛赞他为俄罗斯精神“非凡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体现者”,其创作体现了一种“俄罗斯式的热情和进取精神”,是一种近乎神迹的完美创造和普世性的观察力。


  走进位于铁匠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我们四处打探,没有一个人相信临街那扇下沉式的小木门里,曾经居住着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小说家。午后的阳光铺满街巷,秋风拂动街面上枯黄的落叶,沙沙的声响从街头传到巷尾。我用劲推开那扇老旧发黑的木门,一声细微悠长的嘎吱声,仿佛穿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岁月。那是一种锥心的俄罗斯式的静寂,从每一寸空间、每一件器物、每一缕空气中隐隐地透出来,无形地包裹着,浸淫着,几乎要将你淹没和消融。这套上下两层的公寓,陈设还是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时的样子,简朴,整洁,温馨,餐厅里似乎还能听见用餐时小说家同孩子们温情地说笑。与拥有土地和庄园的同时代贵族作家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所显得更为逼窄和简朴,他的写作,应该时常会被孩子们的嬉闹所侵扰。
  作为一名沙皇钦定的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西伯利亚的长期流放和服役之后,回到圣彼得堡,已是贫病交加。日渐深重的肺病和间歇性的癫痫症,无情地折磨着作家。弗洛伊德认定,他的歇斯底里不是一种器质性病变,而是一种心理疾患,但仅仅将这种疾患的病因,归结为童年时代父亲的一次严厉惩罚,似乎有几分牵强。道德的遵从与违逆,一直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主题,他将与道德混乱甚至败坏作不懈的斗争视为自己的使命,但人生的悲剧性遭际,以及理想实现无望的精神折磨,应该是其歇斯底里的主要原因。
  屈从与反叛的灵魂纠缠和挣扎,是大多數俄罗斯作家、艺术家共同的精神疾患。不仅仅是对道德的妥协,还有对宗教,对法兰西文化,乃至对皇权的妥协,造就了情感上永无休止的纠结和理智上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始终以自己灵魂的视角审视社会的动荡、世俗生活的嬗变,将民族历史的苦难内化为自我心灵的苦难,将世俗罪孽的指认升化为伦理道德的审判,这种置身事内的精神担当,刀刃向内的心灵内省,恰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稀缺的。只有很少的作家,譬如鲁迅,只有很少的作品,譬如《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具备这种歇斯底里式的精神力量,刮骨疗伤式的心灵坚韧。文学批判的力量,来自于作家自我批判的力量。社会救赎的可能,依托于作家自我救赎的可能。只有当社会的苦难内化为作家的苦难,生活的苦难升华为生命的苦难,文学,才可能获得灵魂救赎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因为关注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当代处境,我专程拜访了叶夫根尼·卡普耶夫先生,他是俄罗斯最大出版集团的CEO。前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经历了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俄罗斯人如何承受这种社会制度颠覆所造成的精神错位和信仰错乱,应该是俄罗斯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作为沙俄皇权的象征性建筑,坐落在涅瓦河畔的冬宫,看上去像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披了一件薄如蝉翼的女人睡衣,其庞大的结构与脂粉气十足的外观,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感官冲突。站在冬宫的入口,我有一种担心误闯闺寝的迟疑。三代女皇为俄罗斯历史留下的浓烈闺房气息,被挥金如土的彼得罗夫娜凝固成这座纪念碑。蓝、白、金三色的轻佻搭配,据说象征了女皇的眼睛、皮肤和头发。那几位被皇室宠幸的西欧建筑师,算是把马屁拍到了极致。为了打造这几座外观不伦不类、内里奢华及顶的宫殿,彼得罗夫娜硬是掏空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充盈国库,等到新的沙皇继位,国库里仅剩了五个卢布。
  一代天骄彼得大帝,几乎命定找不到一位合适的继承人。其一是他所创造的文治武功,既得之于个人天赋,亦得之于历史机遇,而这种历史机遇,并非每一位继承者都有幸躬逢;其二是像他这种旷世之君,压根就不会直面正常的生老病死,总觉得自己可以创造生命奇迹,能够向天再借五百年,因而根本无心于继任者的遴选和培养。即使在他杀死了唯一的儿子之后,也没有物色继位人选。大限到来,彼得大帝将自己一手打造的强大帝国,断线风筝似的交给了天意。
  相继执掌权杖的三代女皇,权欲与情欲同样炽烈。尤其是弑夫篡位的叶卡捷琳娜,为了夺取和守护皇位,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们,悉数拥入自己的怀抱。这位同样被俄罗斯人称为大帝的女皇,虽然在领土贪心和权力欲望上丝毫不让彼得大帝,但其审时度势的远见,文化开放的襟怀和权力运行的公正,却难望彼得大帝项背。彼得大帝积累的国家财力被消耗殆尽,彼得大帝积累的官民信任亦被消耗殆尽。至此,帝国重归风雨飘扬,民族重陷黑暗政治。
  丢弃了锐意变革的精神,彼得大帝培植的新文化,很快沦为了一种旧传统。这种文化上的代际差,致使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兰西的俄罗斯,却在政治上败给了法兰西。那些反败为胜打进巴黎的军官们,反而被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所招引,萌生了社会变革的强烈意愿。后来被沙皇处死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便是一群矢志将变革进行到底的先驱。
  接踵而至的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给罗曼诺夫王朝在变革上犹豫彷徨的历史机会。尽管后世的沙皇也被迫推行过改良的举措,甚至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然而,革命一旦发动,变革便失去了机遇和价值。
  面对正在修缮的滴血大教堂,想象亚历山大二世在此遇刺的情景,那流淌一地的黏稠鲜血,只是这位开明沙皇为自己沉溺荒淫、保守残缺的先皇,昂贵地买了一次单。历史,留给一个旧王朝变革自新的机遇何其吝啬!
  或许,这便是“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
  行期的原因,我没能踏访俄罗斯更广大的土地。浩瀚的贝加尔湖,辽阔的西伯利亚,神奇的高加索,曾是我年少时神往的地方。如果再来俄罗斯,我一定远赴西伯利亚,那片沙皇流放“十二月党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命政权流放末代皇族的苦难之地。那片冰天雪地的冻土,天荒地老的边陲,是俄罗斯最悲情的一个舞台,也是俄罗斯最倔犟的一片思想苗圃。正是在那片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阴郁黑暗的土地上,一辈又一辈的革命者和文学家,锤炼了自己的思想锋镝,磨砺了自己的英雄情怀。只有在那片土地上,我们才能找到俄罗斯文学精神苦难的源头,意志坚韧的样本。
  那群“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幼在圣彼得堡舞会的轻歌曼舞中长大的贵族女性,毅然决然地舍弃尊贵光鲜的门庭、养尊处优的生活,陪伴丈夫踏上漫漫的流亡之路,在冰天雪地中与丈夫厮守终身。是她们以自己柔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那片暗黑的土地;是她们以自己坚贞的爱情,温暖了那片寒冷的土地;是她们以自己博大的情怀,复活了那片死寂的土地!俄罗斯民族的英雄主义情怀,正是这些坚韧的女性在苦难中演绎和传续,她们是引领俄罗斯一次又一次战胜苦难的复活女神。
  没有一个民族不遭遇入侵,只要面对强敌时有奋起反击的男儿,这个民族便会不可战胜;没有一块土地不遭遇灾难,只要面对灾难时有坚韧忍耐的女人,这片土地便会神奇复活;没有一部历史不遭遇黑暗,只要面对黑暗时有守护灵魂之光的知识分子,这部历史便会有光明的续章。
  龚曙光,作家、出版人,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日子疯长》《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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