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文成公主和亲途经河湟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松赞干布派使臣再次入唐，奉表求婚，但被唐太宗拒绝。唐太宗之所以不同意吐蕃求婚，主要与吐谷浑和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唐朝尽力维持吐谷浑作为战略缓冲地带的目的有关。松赞干布求婚不成，就以此为借口，大举兴兵攻伐吐谷浑，并陈兵20万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声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唐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营大总管，率四路大军5万人前往迎战，先锋牛进达出松州夜袭吐蕃军营，斩千余级，“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松赞干布遣大相禄东赞入唐“致礼”，献金5000两，作为聘礼。第二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完婚，又诏令吐谷浑王诺曷钵沿途整治道路、行宫迎候公主。文成公主一行出长安，经咸阳，过陇山，从天水向西经唐蕃古道到达逻些（今拉萨）。唐蕃古道东起于渭河，沿西行至临洮渡黄河，再至河州风林关渡黄河，进入河湟地区，经过今鄯州境内龙支城，再傍湟水西行直达鄯城，逾赤岭转而西南行，经今青海海南共和、兴海两县境入果洛州之花石峡，至玛多之黄河沿，即柏海。松赞干布在此处以隆重仪式迎接文成公主。仪式毕后，李道宗返回长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一行渡河至众龙驿（今野牛沟），逾巴颜喀拉山，至当达（今青海玉树称多清水河），折而向西，渡西月河（今扎曲河），入年错部落境，再南下通天河（牦牛河），渡河至今玉树县安冲境，前行至达木云，至今杂曲县子曲河截支桥（今子曲河食宿站），过桥至婆驿（今青海杂多县境），渡大月河（今杂曲河），逾瓦里昂山口，进入杂多县當木曲河流域的达木云（即阿克达木云），西达悉逻诺驿（今达木云之卧金云），由此西南行至查午拉山，进入西藏境内，至黑河，南抵逻些。
　　唐蕃联姻开创了唐蕃关系史的新篇章，文成公主进藏也是汉藏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文成公主进藏时，携带了大量汉地书籍，其中就包括儒学典籍，据《西藏王统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有“金镶书橱，诸种金玉器具，诸种造食器皿，食谱，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此外还有“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据藏族传说，藏王使者见了公主说：“你去西藏的时候，别的东西都不必带，只要带些五谷种籽、锄犁和工匠就行，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西藏种植更多更好的庄稼。”文成公主进藏时，唐太宗送给她的是500驮五谷种籽、1000驮锄犁，还有数百名最好的工匠。由此可见，文成公主进藏不仅带去了中原文化典籍、生活器具，还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西藏，对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七节唃厮啰建政河湟

　　一、李立遵、温逋奇拥立唃厮啰
　　青唐政权的建立者唃厮啰（公元997—1065年），亦译为“嘉勒斯赉”，据《宋史·吐蕃传》，唃厮啰为吐蕃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钱逋，生于“高昌磨榆国”，即今西藏日喀则一带。12岁时，唃厮啰被客居高昌的河州吐蕃人何郎业带到河湟地区，由于此人相貌奇伟，又有高贵的血统，当地人称之为“佛子”，“唃厮啰”即为“佛子”之意。
　　少年唃厮啰先是被河州大姓耸昌厮均迎往移公城（今青海循化南黑城子古城），欲借唃厮啰统令吐蕃各部，后来，唃厮啰被湟水流域的宗哥部大首领李立遵和邈川部大首领温逋奇联手劫到廓州（今青海化隆），并拥立为主。不久，李立遵又独挟唃厮啰至宗哥城（今乐都县碾伯镇），自任论逋（相）。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李立遵与唃厮啰聚吐蕃各部“立文法”，以宗哥部为核心通过“质帐”之法来控制其他部落，众至10万。
　　在与宋朝对抗过程中，逐渐长大的唃厮啰与李立遵之间产生矛盾，北宋天圣初年，唃厮啰率所属部众离开李立遵，前往邈川，并以温逋奇为论逋，二人一起遣使宋朝，请求内附。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宋朝封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以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实力强大的温逋奇不愿屈居唃厮啰之下，发动叛乱，将唃厮啰囚禁于井中，屠杀唃厮啰族众。唃厮啰被看守士卒释放后，杀死温逋奇，平息了叛乱。因在温逋奇长期经营的邈川无法立足，唃厮啰决定前往青唐，开始他独立从事政治活动的历程。
　　二、唃厮啰建立青唐政权及其联宋抗夏
　　青唐，即今青海省西宁市，自两汉以来逐步成为湟水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唃厮啰摆脱李立遵、温逋奇的控制后，将青唐作为自己立足之地。青唐相对于周邻其他地方，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口集中，地理位置适中。唃厮啰到青唐后，筑造宫室，制定章程，组织起一个以他所率部落为核心的松散的地方民族政权。
　　唃厮啰初到青唐时，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主要是青唐、廓州及其周领地区，后又将宗哥地方纳入统治范围。属民中除吐蕃人外，还有汉、回鹘、党项等族。唃厮啰起初娶李立遵之女为妻，后又娶居于林檎城（今青海湟中多巴一带）的大族乔家部落女乔氏为妻，得到乔家部落的支持。李氏失宠后，所生二子瞎毡和磨毡也受到牵连被禁锢，后二人携母逃脱，分别在龛谷（今甘肃榆中小康营）、宗哥城，别“立文法”，与青唐政权不相统属。但是，由瞎毡和磨毡发展起来的势力，始终与青唐政权产生着联系，是这一政权的政治外围。
　　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西夏主李德明遣子元昊攻破西凉府，六谷政权覆灭，数万吐蕃人投归青唐政权。两年后，回鹘政权也被西夏所灭，一部分回鹘人游牧河湟，归顺青唐政权。大量六谷吐蕃和回鹘的归顺，大大增强了青唐政权的实力，但同时，由于西夏占领了河西走廊，并将侵略矛头指向河湟，这使青唐政权面临着巨大压力。北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以苏奴儿为主帅，统兵2.5万进攻青唐，唃厮啰率吐蕃军民奋起抵抗，在青唐以北的牦牛城（今青海大通新城乡旧城）击败西夏军，俘获苏奴儿。第二年，夏主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河湟，围攻牦牛城，吐蕃军民坚守一月有余而不为所克，后因元昊诈和才被攻陷，城中百姓全部被屠。接着元昊又攻陷青唐城，唃厮啰退守邈川，坚壁不出。元昊转战河湟200余日，终不能完全降服吐蕃各部，加之时逢河湟天灾，西夏军粮不济，只能后撤。渡湟水时，唃厮啰派人暗中将西夏军设于河水浅处的标识移至水深处，西夏兵溺死大半，元昊惨败而归，不敢再轻易向河湟用兵。 　　唃厮啰抗夏胜利大大提高了他在河湟吐蕃各部的威信，加之青唐城作为北宋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元昊称帝后，长期受西夏困扰的北宋开始更加重视起青唐政权，于天宝元年（公元1038年），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定岁赐彩绢千匹，角茶千斤，散茶1500斤。接着又派左侍禁鲁经持帝诏及帛2万匹出使青唐，要求其攻打西夏。
　　由于唃厮啰父子失和，加之国力弱小，青唐政权直接攻击西夏的战略始终未能奏效，北宋内部也主张利用秦渭缘边一带蕃户来抗夏。不过，西夏历次进攻青唐政权的用兵都以失败告终，这在客观上也牵制了西夏的兵力，北宋政权联合青唐政权抗夏的战略整体上是成功的。
　　三、董毡继立与宋朝发动熙河之役
　　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唃厮啰去世，其子董毡继位。董毡为乔氏所生，从小与母亲居住在林檎城，因为唃厮啰与李氏所生二子之间有矛盾，故董毡自幼被唃厮啰加意培养，以继其统绪。董毡9岁时，唃厮啰奏请宋廷授为“会州刺史”。嘉祐年间，年事已高的唃厮啰把权力交给了董毡，由他实际领导联宋抗夏的军事活动。
　　董毡继立后，承袭了其父邈川首领、保顺军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等名号，仍奉行联宋抗夏的政策。冶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廷赐董毡为检校太保。同年，董毡遣使入贡，宋依旧例，给予丰厚回赐。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又封其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其子蔺逋毕为锦州刺史。董毡时，青唐政权的势力从黄河以北扩展到黄河以南，实际控制黄河以南大部分吐蕃部落的鬼章归附董毡，与董毡养子阿里骨一起同为董毡的左膀右臂。
　　此时，宋夏之间自庆历初年以来20多年的停战局面结束，西夏國相梁乙埋出兵北宋的环、庆二州，造成“陇右大震”的局面。董毡乘机攻入西夏境内，迫使梁乙埋退兵，有效地牵制了西夏对北宋的攻势。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任用王韶发动了熙河之役。宋军西进的开边活动引起董毡的严密关注，西夏也不失时机地拉拢董毡，先后以梁乙埋之女、西夏王妹嫁蔺逋毕为妻。与西夏结亲后，董毡被迫改变了以往联宋抗夏的战略，倒向了西夏。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董毡派大首领鬼章率兵入河州地区与木征联兵抗宋。河州地区吐蕃部落响应木征、鬼章，纷纷反抗起宋军暴行，围困河州、岷州数月有余，引起宋廷震动。王韶引兵西渡洮河进行镇压，并采取“吞并而兼抚之”的策略，特别是利用吐蕃人广泛信仰佛教，在各州敕建佛寺，以示尊崇，从而使北宋在这一带的统治稳定下来。由于开边活动开支巨大，宋朝财政民力不堪重负，用兵熙河后，宋兵已无力继续西进，王韶的开边活动也不得已中断。
　　宋朝停止开边西进后，董毡主动与宋朝恢复臣属关系。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十月，董毡和鬼章遣使进贡，同年十一月，宋朝授鬼章为廓州刺史，授阿里骨为松州刺史，十二月，授董毡为西平军节度使，双方关系恢复如初。董毡与北宋修好后，曾出兵协济宋军攻打西夏。西夏曾遣使青唐，欲修两国之好，被董毡拒绝，后又以割地、官禄相诱，皆为董毡所拒。西夏兵围攻北宋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时，董毡趁机进攻西夏，有效地牵制了西夏。
　　四、青唐政权的解体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董毡病故，养子阿里骨继位。阿里骨为于阗人，因他非吐蕃族，更非“贵种”、“大族”出身，虽得到董毡信任，常以董毡名义发号施令，也得到了宋廷的承认，但他为稳固地位，诛杀异己，搞得属下人人自危，加之他为崇佛佞佛，耗费巨大，引起了吐蕃内部的不满和反抗。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他一改联宋抗夏的政策，转而与西夏结盟，并在熙河地区挑起对宋的战争。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阿里骨派鬼章率部袭据洮州，并和西夏联合进攻熙州。游师雄率军进攻鬼章，并派人焚烧黄河飞桥，断其后路，擒获鬼章及其大首领9人，斩首1700级，阿里骨反宋活动以失败告终。
　　阿里骨失败后，遣使宋朝请求原谅，双方关系恢复正常。此时，青唐政权国内矛盾加剧，阿里骨的猜忌与暴虐也引起吐蕃各部的不满，其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阿里骨病故，其子瞎征继位，他仍以高压政策对付国内矛盾，致使政局动荡，统治基础逐步瓦解，特别是黄河以南各部落纷纷脱离瞎征而归附董毡疏族溪巴温。就在青唐政权内外交困之时，河州知州、洮西安抚王赡欲借取青唐城来建功赎罪，加之当时宋哲宗欲效法神宗建功立业，起用了大批新派人物，都主张进取青唐。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七月，王赡统河州兵为先锋，西进湟水流域，很快占领邈川（今青海民和下川口，一说是上川口），八月，宋军进据宗哥城（今青海乐都碾伯镇）。此时瞎征已被逐出青唐，为保命，他最终携家人亲信投宗哥城降宋。
　　就在宋军内部失和，因“羌情叵测”而未能迅速攻占青唐之时，溪巴温之子陇拶入青唐，立为国主。然而，大权握在心牟族大首领心牟钦毡手中，他没有及时稳定人心，组织反抗，相反“挟势恃强攻夺，余部上下厌苦，尽怀离贰。”城内所积皆被大小首领侵吞，青唐政权几近瓦解。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宋军进攻青唐，心牟钦毡出城归降。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诏令王赡退出青唐城。宋军东撤后，授小陇拶为西平军节度使及邈川首领的名号，实际上承认为小陇拶为青唐政权的合法继承人。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六月，宋军第二次挺进河湟，于第二年四月进兵鄯州，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及李可温等开城出降，青唐政权从此瓦解。

第八节明末农民起义军鏖兵西宁

　　明朝末年，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其中以李自成起义影响最大。西宁卫百姓也受李自成起义影响，纷纷举起反抗明廷暴政的大旗。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碾伯人黄澄和西宁镇海堡人马安邦分别聚众反明，但二人的起义很快被当地明军及地方势力所镇压。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西宁周围38支藏族部落又同时起兵反明，也被镇压。由于河湟地区的反明斗争多数自发而起，影响甚小，尚不能对明朝在河湟地区的统治体系构成重大威胁，而李自成起义军在河湟一带的活动及其鏖兵西宁城的军事活动，则给河湟地区的明朝势力给予了沉重打击。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西进，过潼关，克西安，计划经山西进攻北京。为牵制明朝西北边兵东进援助京师，李自成令部将贺锦等攻取陕西、甘肃各地。贺锦率部经陇东、直趋兰州，并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是年底，起义军防御使齐之宸和制将军鲁文彬部由甘肃越祁连山南下进军西宁，土族土官祁廷谏、祁兴周父子及李天俞等联兵抵抗。由于这些土官祖先自明初就效命于朝廷，世代享有特权，加之土兵多出身于少数民族，善骑射，且训练有素，故能有效保卫西宁城防。同时，庄浪土官鲁元昌、藏族申中部千户完中等与之歃血为盟，共同夹击起义军，使起义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起义军攻城受挫，制将军鲁文彬阵亡。得知消息后，贺锦亲率大军由甘州南下，在北大通（在今青海门源境）与鲁元昌交战，鲁元昌所率士兵纷纷阵前倒戈，鲁元昌退守连城。连城很快被贺锦义军攻破，鲁元昌被杀。贺锦率部攻击西宁卫城，祁氏父子及李天俞在当地生员胡琏器的策划下，联络周围藏族头人在西宁南川伏羌堡设下绊马索和陷阱，诱贺锦率轻骑深入，义军被击溃，阵亡者多达3000余人，贺锦兵败被杀。
　　贺锦死后，部将辛恩忠率部反击，攻克西宁卫城，祁廷谏、李天俞被俘，祁兴周西逃。此时，明廷虽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但随着满清入关，明末农民大起义也接近尾声。不过，明末农民起义军鏖兵西宁卫城的军事活动，是李自成起义军推翻腐朽明政权起义活动的组成部分，它有效地打击了河湟地区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有明一代在河湟的统治体系及屯田开边的历史成果。

第九节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清朝控制西藏后，不再恢复和硕特汗王统治西藏的旧制，而是委任4名藏族世俗贵族为噶伦共同负责处理西藏的事务，这一举措使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大失所望，作为青海诸台吉中唯一一位亲王，他极积配合清军入藏的军事活动，认为他本人是新的和硕特汗王的最佳人选。然而，噶伦制度的推行打碎了罗卜藏丹津的政治梦幻，也令他怨恨不已。不仅如此，清廷对这位野心勃勃的亲王也颇为忌惮，雍正继位后，对协同清军入藏的诸位台吉进行赏赐，罗卜藏丹津只得到加俸银200两、缎五匹的薄赏，而察罕丹津则由郡王晋封为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同爵，原为贝子的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也晋封为郡王，这就无形中降低了罗卜藏丹津的地位，这都使罗卜藏丹津对清廷感到失望，甚至产生敌对情绪。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乘新帝继位伊始青藏地区清军大量内撤的时机，纠集部分蒙古贵族公开反清。是年五月，他在察罕托洛亥召集诸台吉会盟，号召“恢复先人霸业”，勒令各台吉称他为“达赖浑台吉”，同时强迫各首领恢复旧时名号，不许称清廷授予的王、贝勒、贝子等。六月，雍正收到甘州抚远大将军延信的奏折，称青海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等因受到罗卜藏丹津攻袭，入甘州口内求救。当时雍正误判形势，认为这是蒙古贵族的内讧，只令驻西宁的兵部侍郎常寿赴罗卡藏丹津处“令伊等兄弟，罢兵和睦”，然而常寿认为这是一场完全针对清廷的武装叛乱，其意“先灭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再灭察罕丹津，独占青海，会同众台吉，奏请赏伊汗号，驻占招（藏）地，遥管青海”。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被逐后，罗卜藏丹津便率军南渡黄河攻打察罕丹津，迫使其逃往河州。
　　罗卜藏丹津趁清军还未集结之机，带领蒙古军攻打西宁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和北川一带。此时，一些受罗卜藏丹津裹胁的藏族兵马及西宁附近的塔尔寺、郭莽寺、郭隆寺及却藏寺的僧众也加入蒙古军，“披甲持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到任后，遂令清军反击，蒙古军溃退，清军趁机收复了自清初以来被和硕特蒙古控制的西宁北川上、下白塔地区。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一月，年羹尧拟定由岳钟琪等分领清军近2万人从西宁、松潘、甘州及隆吉尔（今甘肃安西县境）“四路进剿”的方案，并迅速付诸实施，在清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附叛的许多蒙古首领及喇嘛僧人纷纷降清，使罗卜藏丹津陷入孤立。是年底，岳钟琪平定了今青海贵德和共和一带郭密等各藏族部落，于第二年初抵今青海互助郭隆寺一带，与前锋统领苏丹、副都统觉罗伊礼布等会剿郭隆寺叛军。郭隆寺僧众与周边藏族和土族部落与清军展开激战，叛军死伤6000余人，郭隆寺被清军全部焚毁。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清军分兵三路，分别由岳钟琪、总兵吴正安和黄喜林统领，深入海西柴达木盆地进剿罗卜藏丹津，沿途擒获参与叛乱的蒙古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等，平叛获胜大局已定。罗卜藏丹津西逃至准噶尔，为策旺阿喇布坦收容。是年四月，清军对大通河上游桌子山、棋子山一带的谢尔苏等藏族部落和纳朱公、朝天堂、加尔多及仙密等喇嘛寺进行了讨伐，剪灭叛军余部。

第十节国民革命军挺进河湟

　　清末民初，马麒为首的地方军阀通过建立宁海军、镇压藏族部落、改革财政等措施，使河湟地区成为马氏军阀的势力范围。正当此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权，1924年10月25日，他建立起了倾向革命的国民军。11月24日，皖系军阀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推举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第二年1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8月29日又授权冯玉祥“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9月下旬，冯玉祥命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率师入甘。刘郁芬经包头、石嘴山、宁夏、中卫、一条山等地，于10月26日进入兰州，并以总指挥身份代理督办甘肃军务。国民军进入甘肃使地方军阀感到生存危机，他们中的一部分如驻甘肃天水的镇守使孔繁锦等甘陇八镇中的六镇势力先后被国民军翦除，只有宁海镇守使和涼州镇守使尚未触动，宁海镇守使马麒致电刘郁芬表示“愿听驱使”，并积极向国民军供给军饷，以此来维护自身利益。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决定响应北伐。刘郁芬被任命为甘肃军务督办兼省长，马麒旧部被冯玉祥改编为暂编第二十六师，马麒为表示对国民军的诚意，经与西宁道尹黎丹商议，由黎辞职，空出西宁道尹一职，请冯玉祥派员接替。10月，冯玉祥任命国民军文职人员、原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边事处处长林竞出任西宁道尹。 　　林竞到任后为国民军挺进河湟作着各项准备，而马麒感到国民军宣扬的北伐革命思想，以及积极宣传禁烟、妇女放足、男子剪辫等，严重威胁到了自己在当地的统治，他虽然表示欢迎国民军进驻西宁，但在暗地里做着武力对抗国民军的准备。甘青地区回族军阀势力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最终激化，爆发了河湟事变，马仲英等人公开反对冯玉祥，并与国民军展开军事冲突。河湟事变虽然造成了一时的乱局，但它并没有阻挡住国民军挺进河湟的步伐，随着青海建省及孙连仲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军势力暂时控制了青海全省军政事务。
　　国民军的到来，使河湟地区百姓接触到了全新的革命思想，国民军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展开的工作，也为河湟地区的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如在医疗方面，“一九二八年青海建省前，冯玉祥部将孙连仲率部进驻西宁。因西宁缺乏医疗机构，孙抽调他的军医处成员毛铮充实西宁隍庙街（今解放路）药王庙原成立的平民医院。全院人员共五人，毛铮任院长兼内科主治医生，唐焕亭任外科医生，星天光任眼科医生，另外有司药和挂号兼收发各一个。虽然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可是成为青海省卫生事业的开端，是值得提及的。”孙连仲率部离开青海后，这家平民医院院长换由唐焕亭担任。西宁县平民医院“每年春秋二季配制药剂施放，预防疠疫、霍乱等症，散后呈报县政府备案，因利局商会负责办理。牛痘局委有局长，种痘不令收资。”对当地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海建省后，省政府设公报局，编印《青海省政府公报》月刊和《新青海》日报，这两种报刊都创刊于1929年2月10日。《新青海》日报行印量一千多份，还设有副刊《海潮》。孙连仲部东去后，省政府民众联合处处长马永安曾创办《大众周报》。这说明，国民军挺进河湟也开拓了当地的近代媒体事业。然而，马麒家族多年在青海政治、军事等领域培植起来的势力和影响并没有因国民军的到来而被消弱，由于国民军的一些政治活动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效果，加之冯玉祥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后，西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奉命东调，这为马麒势力的坐大又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第十一节马仲英屠湟事件

　　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军进入河湟地区，自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逐步发展起来的甘青回族军阀势力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4月，反对国民军的“河湟事变”又引起新一轮的族群冲突，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便是回族军阀马仲英屠杀湟源县城事件。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2月14日，在河州起兵反抗国民军失败后，马仲英率部逃窜至青海，经贵德、鲁沙尔等地围攻湟源，驻防湟源的回族军阀马步元与马仲英内外勾结，城内商团及民兵团练虽曾组织团练抗击马仲英部，但无法抵御虎狼之师。次日，湟源城陷落，回族军阀纵兵杀掠。亲历此次兵灾的李苏先生曾回忆说：“被杀的城内外居民群众的尸体横陈各街各巷甚至各个院落之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妇女们更被糟踏得不像样子，十几个人轮奸一个妇女，幼女也不能幸免，有的被轮奸致死，有的羞愤自杀，情况是极其凄惨的。东关卢家一个十一岁的幼女，即被奸死，他的父亲跪地祈求，亦被杀死，死后还在旁保持着跪求的姿态，这种惨状是难以形容的。”屠城军人见人就杀，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拿刀砍死。本地回族居民中的个别人原来因买卖之事和汉族商人有过小冲突的也趁机报复，当时的商会会长谢珪被其仇人挖去了双眼。
　　马仲英部离开湟源后，马步元也随之逃窜，在途中又贪婪自己的资财，复行折回，即被国民军围困于其住宅，开枪自杀。劫余人民激愤之下，怒不可遏，竟将东关未及随马仲英逃走的回族百姓予以杀害，以为报复。此次屠城，死难者达2400余人，受伤者1000余人。这次屠城事件给丹噶尔古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地的商业贸易从此一蹶不振，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重创，这一事件使包括湟源在内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受到了重创，是地方军阀势力阻碍、破坏河湟地区各项事业进步、发展的典型事例。

第十二节青海建省始末

　　青海建省一事，最早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的。是年6月8日，岑春煊在《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以兴本利而固边卫》折，首议青海建省。同年12月，陕甘总督升允上《青海缓改建省，先行试垦》一折，认为青海建省条件不成熟。光绪帝令政务处议奏。第二年1月 24日，政务处经商讨认为，升允的提议符合实际，因青海地区民族杂居、文化落后，加之建省费用较大，都不赞同青海建省，岑春煊的建议被搁置。
　　1916年，马麒执掌青海军政大权，其幕僚黎丹、周希武等人建议将甘边宁海镇守使辖区仿照热河、察哈尔之例，划为青海特别行政区，以利进一步开发和建设。马麒的建议由甘肃督军张广建转请北洋政府，但未获批准。张广建离开甘肃后，陆洪涛继位甘肃督军，马麒表示不服，公然与陆对抗，他截留了西宁地区的各项税收，自行决定行政人员任免事项，以脱离陆的节制，图谋青海脱离甘肃自树。马麒还与西宁道尹黎丹等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再次要求青海建省或划为特别行政区。由于北洋军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青海事务，加之陆洪涛从中阻挠，北洋政府一直未作出决定。
　　国民军挺进西北促成了青海建省。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冯玉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为巩固国民军在西北的势力，安置将领，冯玉祥以“青海关系国防至为重要”，青海距甘肃省城较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为由，提议青海建省。经由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冯系人物薛笃弼正式提出议案，于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青海建省命令。
　　青海省政府委员暂定5人，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厅。1928年9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孙连仲、林竞、郭立志、马麒、黎丹5人为省政府委员，孙连仲为省政府主席，林竞兼任民政厅长，郭立志兼任财政厅长，马麒兼任建设厅长。林竞辞職不就，马麒也辞去兼职，只任委员。9月24日，国民政府又任命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为委员。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第159次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甘肃省西宁道所属西宁、大通、碾伯、巴戎、循化、湟源、贵德7县及原青海办事长官所辖蒙古二十九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八族、果洛等地为青海省所属，西宁为省会。1929年1月，甘肃、青海、宁夏3省联合呈报国民政府，自1月1日起，原由甘肃划归青海、宁夏两省的各县行政，一律由新成立的两省负责处理。 　　1929年1月18日，孙连仲派田镇南为代表与青海地方迎接人员一起到达西宁，1月24日，孙连仲发表《青海省政府宣言》，1月26日，孙发表通电宣布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2月8日，孙率国民军及部分政府人员进驻西宁。2月20日孙连仲正式宣誓就任主席。青海省首届政府班子由袁其祓任秘书长，王玉堂任民政厅长，邓德堂任财政厅长，马麒任建设厅长（由姚均代理），张爱松任教育厅长。省政府机构还有民众联合处、公报局、交通处、蒙藏接待处、军粮局、垦务总局、省会分安局、军事裁判处、粮茶总局、印花烟酒督察税务处（后改为税务处）、榷运局、高等法院等。
　　青海建省后，原悬挂的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青海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青海建省是青海地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是农牧交汇、民族杂居，自然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区域，由于行政区划上河湟地区为甘肃管辖，而牧业地区基本上在行省直辖之外，这不仅不利于青海农牧业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不利于民族边疆的稳定，青海建省，有利于对青海农牧区的统一管辖、治理，这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三节河湟男儿抗日战场展英姿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华野心逐步暴露，祖国大片领土相继沦陷。面对危局，河湟地区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还通过捐款捐物来积极支持国民政府抗日。这一时期，河湟地区涌现出杰出的抗日将领和英勇的抗日队伍，河湟男儿在抗日战场上挥洒热血，为抵抗日本侵略、收复祖国领土做出过杰出贡献。
　　一、战功卓著的抗日将领
　　“九·一八”事变以来，河湟地区涌现出英勇杀敌、战功卓著的一些将领，其中以曾国佐、马登云最为著名。曾国佐（1890—1945），青海互助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某团团长，率部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夺取铁门关等。他曾率军夜袭日军，带领士兵用大刀与敌军血战两天两夜，迫使日军溃退，稳定了长城一线的战局，给当时的抗日军民以振奋，他也以军功升任第一一0旅副旅长。1937年泸沟桥事变时，他与旅长何基沣一起率部痛击日军，苦守宛平城。北平失陷后，曾国佐任七十七军第一七九师副师长，与师长何基沣率军在河北、河南一带抗日，并在河北大名城之战中痛击日军。1943年，曾国佐升任八十一军参谋长，后任第十七集团军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病逝于临夏。
　　马登云（1906—1944），回族，青海民和人。年轻时考入国民党庐山军官团及步兵军校校官班学习，1937年毕业后任第九十八师二九三团团长。1938年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奉命防守马当要塞，与日寇血战几昼夜，无一人退缩。1941年，他又率部参加长沙会战，身中数弹后仍在担架上指挥两团兵力反击日军，突破了日军中间防地，受到国民政府嘉奖。1944年8月，在湖南境内赴援友军途中，不幸遭到日军伏击，为国捐躯。
　　此外，曾历任国民政府空军轰炸队第八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之职的湟源人朱祥，曾多次率队赴前线执行轰炸日军的任务，并多次光荣负伤。西宁人何德魁从陆军兽医学校毕业后，主动上前线作战，参加过浙、赣等地及滇缅抗日战役，作战英勇，多次负伤。
　　二、英勇善战的骑兵师
　　1937年9月1日，由回、汉、藏等族8000人组成的骑兵师奉调前线抗日，起初承担护路、除奸任务。 1939年八九月间，骑兵师各旅先后渡过颍河，经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的日军，并围困了日军占领的淮阳城，占据淮阳城西关。日军不甘心失败，从开封调来100辆大卡车援兵，与驻淮阳日军配合，大举进攻骑兵师二旅马秉忠部。马秉忠率部英勇作战，他本人不幸中弹身亡。师长马彪派一旅马元祥率部增援，马元祥负伤撤回。最后，骑兵师以轻骑迂回敌军后进行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敌，终于溃退。这次战役消灭日军1000余人，生俘数十人。
　　淮阳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和青海省当局都发来唁电，西宁地区社会各界也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抗日阵亡将士。暂编第一师后来在几次战役中愈战愈勇，其中一次战斗中打死敌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还挑选了其中20匹送回青海报捷。日寇恼羞成怒，以步兵疯狂反扑。马彪师百余名将士背水而战，杀死不少日军，后来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全体投水自溺，壮烈殉国。暂编第一师后来被整编为骑兵第八师，共编为三个团，一、二团为骑兵团，第三团为步兵团，接受第五战区李仙洲集团军的指挥，来自河湟的热血男儿们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上，并屡建战功。骑兵师主体兵源及上述抗日名将都来自河湟地区，他们威震中原的赫赫战功，不仅体现了河湟地区的尚武精神，也体现了河湟人民与中原人民一道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第十四节西宁解放

　　抗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国共两党内战，随着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节节败退，西北地区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参加了反共内战的马步芳集团死守兰州，妄图维持经营数十载的地方军阀统治。
　　兰州一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青马军主力27000余人，摧垮了马步芳的军事支柱，为解放西宁奠定了坚实基础。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左路军挺进河湟。进军西宁的第一道难关是跨越黄河天险，马步芳试图借黄河天险阻滞解放军进入青海。永靖渡口原有一座铁索桥，还有20多只木船。解放军挺进临夏时，马步芳下令砍断铁索桥，焚毁船只，并在黄河两岸布置兵力防御。左路军第一兵团到达永靖渡口南岸后，决定用牛羊皮筏和木排渡河。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于1949年8月28日拂晓秘密渡河，先头部队过河后迅速占领了王家大山和黄家大山，控制了渡口北岸，至9月2日，全军3万人全部渡过黄河。第二兵团取道大力架山进军循化，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于8月30日在察汗大寺渡黄河成功，于9月3日进驻甘都，5日解放化隆，7日第二兵团全部渡过黄河，分批向西宁挺进。

　　第一兵团渡过黄河后，主力集结于享堂、民和、乐都一带，其先头部队于9月2日解放了民和。同日，第一兵团第三军由兰州进驻河口镇，其第八师于9月5日解放乐都。
　　兰州一役失利后，马步芳令骑八旅和几个骑兵团撤回青海，以加强西宁防务。八十二军残部也从永登、民和、互助、乐都回窜西宁。为了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第一军选派600余名偵察人员组成的骑兵先遣队在侦察科科长孙巩的带领下率先日夜兼程奔袭西宁，并于9月5日下午2时许进占了西宁城，这一天西宁宣告解放。
　　在解放军先遣队到来前，马步芳残余势力如惊弓之鸟，不战自溃。9月6日，一军先锋队第二师第五团在一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王尚荣、政委颜金生、参谋长王时军等的率领下进入西宁，西宁各界夹道欢迎，古城一片欢腾。9月9日，王震司令员率一兵团总部和第二军主力到达西宁，18日西宁各界群众共3万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西宁解放。从此，河湟地区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