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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和1944年10月，福州两度沦陷，日本侵略者在福州横行一时。说起福州人与侵略者的斗争，就不得不提当年的福州塔亭医院和福建国际红十字会的中外白衣战士、红十字会会员们。他们英勇营救抗日义士和受难同胞，救济难民，控制疫情，保卫医院，书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抗战传奇故事。
插上英国国旗的避难所
老仓山人都记得，当年仓山上藤路与塔亭路交汇处，路边有一座内有石雕小塔的亭子，背后即是福州塔亭医院。这座医院是近代福州市仓山外侨创办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即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前身。
抗战时期成立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其指挥部设在仓山施埔的真学书院（英国圣公会福建教区总部所在地，院内的真学堂后叫施埔教堂）内的红砖楼里，1921年孙中山曾造访此处，近年被拆。
目前福州鼓岭仍留有一间单层石头老厝，它便是当时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恒约翰的住所，今日不少老人还记得当年有个老外（恒约翰）住在这里。这些所剩不多的历史建筑，向后人诉说着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和塔亭医院的恒约翰、黄约翰以及陈颂磐、陈宗磐、陈为信、王灼祖等医生们的故事。他们坚持人道主义精神，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为福州人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暴发后，省会福州受到敌方海空威胁，福建省立医院于1938年4月迁往山城永安。1939年春开始，日机频繁轰炸台江汛（今台江路）码头和南台岛。日机以沿江的马尾、魁岐、亚细亚电厂、泛船浦天主堂、青年会等为航标超低空飞行。
当时日本未与英美等国宣战，故日军不侵犯外国人产业。为了防止被日机误炸，各国驻福州领事馆、洋人宅第等建筑物的房顶上纷纷用油漆刷上各国国旗，于是就有许多民众逃到仓山以避日军空袭。当时塔亭医院屋顶也刷上了英国国旗，烟台山上警报一拉响，民众就跑进塔亭医院避难。福州第一次沦陷时，塔亭医院门口插上了英国国旗，日军也不敢进院侵扰。
1939年5月2日，日机轰炸中洲岛梅花道，同年6月27日港头造纸厂中弹起火。1941年4月18日，日机轰炸龙潭角码头，东方汽水厂、盐务局仓库等都被炸为平地，当时火光冲天，民众死伤300多人，惨不忍睹。在警报尚未解除之时，已有大量伤员涌入塔亭医院等待抢救。当时塔亭医院除了诊治一般病人，担负着鼠疫、霍乱、回归热、儿童天花等时疫的防治工作外，还兼作战地医院，奋力救护伤员。
日军于1941年4月21日入侵福州，在榕暴行累累。在仓前桥（江南桥）头等交通要道口都设了岗哨，中国人过岗得向他们鞠躬行礼，稍不如意就打骂，或罚站罚跪，有个女孩甚至被鬼子扒光衣服吊在树上。跑马场附近的“石岩精舍”等别墅被日军抢占，财物被掠走。
据家住仓前路天安寺的百岁老人陈振庆回忆，当年他曾被日军要求带路，因不从而挨了无数耳光，还被打瘸了腿。陈老的夫人金咏慧当年曾看见日军在盐仓前捅死四五人。日军到处搜找女青年，抓壮丁修义序机场，遭受“嫌疑”的民众被关押在中洲岛的松木公会里刑讯。现存福建省档案馆的当时省政府整理的《日寇在华暴行调查表》，就记录了许多受害者的资料。
外国人、中国人，都来救人
恒约翰是爱尔兰都柏林人，1902年受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差遣到福州。在得知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恒约翰在塔亭医院总务医生陈为信等人的建议下，于1938年在福州成立了福建国际红十字会。
抗战暴发以来，许多政府、学校、邮电等机构均迁往内地，许多外侨己撤离，而年事已高的恒约翰却毅然选择留在福州担任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之职。
在福州遭日机轰炸之后，恒约翰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筹建福州难民所。筹备会成立初期，由仓山老宅“梦园”的主人叶见元任主任，英国人高凌霄任副主任，后来又任命李志崧为主任。
筹备会招募了一批有经验、年纪偏大的爱心人士承担救济工作。他们将女难民所设在仓山施埔明道女子盲校内，男难民所则设在城内北门（今鼓楼三角井）灵光男子盲校和仓山孤儿院内。
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在城内大开杀戒，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发出通知，各难民所紧急收容各地送来的难民，提供最基本的救助。救济物品一运到，就及时分发到每个难民手中。要是哪个孩子感冒发烧，老盲人们总是紧张不已，敷毛巾、送药、找医生地忙个不停。
陈诸英老人回忆，当年她们一家四口人就避入明道盲校难民所，盲校校长、英国人张师姑及校内老盲人都给予了他们家人般的关怀。恒约翰以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名义，发给塔亭医院时任院长英国人黄约翰和总务医生陈为信国际红十字臂章，指派他们组织人员运送粮食、器具、药品等物资重点支援城内的协和医院（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前身）和柴井医院（福州市第一医院的前身）。黄约翰亲自开车，陈为信押车，车顶上罩着白底红十字旗帜，以防敌军误袭。冒着枪林弹雨，他们在大街小道上奔走，把药品、食物等运往福州城内的各医院、学校和难民所。
在战后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施埔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指挥部和乐群路上的英国领事馆，都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福建办事处的救济物资发放点，曾在1946年7月向福州市民发放了大量救济物资。
每天至少花16小时给病人看病
福州沦陷期间，塔亭医院及其附属护校总共有工作人员几十人，除了院长黄约翰兼任外科医生外，只有陈为信、陈颂磐、陈宗磐三位中国医生。
陈为信从东瀛小学日语学习毕业后，在福州日商三井株式会社工作，业余在真学书院、青年会书院学习英语，而后毕业于福州TakDing医科学校，进修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得民国政府内政部颁发的医师执照，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
1923年陈为信在塔亭医院任麻醉师之余，负责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和院属护士学校、医校的教学工作。当时在医院工作的还有总护士长张美恩及英国人俞和平、宝快乐、留师姑等人留下没走，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外籍医务人员全部撤离回国。 医生们加班加点，每天至少花16小时给病人看病。当年护士王玉珍回忆说，医生们教导她们要有爱心、虚心、耐心等“十心”。她们常看到医生们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在看病。
黄约翰回国后，陈颂磐于1944年担任塔亭医院代院长。当时他对医院进行了改革，精简机构，设立总务长、总护士长两职务，驻院医生24小时值守，以适应战时需要;医院还承担了红十字会交办的工作。
当年护士林敏庄回忆说，那时陈颂磐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院，先忙肺鼠疫病人的事，然后全身消毒后去儿科门诊，再巡视病房，接着再去外科门诊。
1947年，陈颂磐被任命为院长，1951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福州分会副会长，1955年1月因工作压力太大而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陈宗磐是陈颂磐的弟弟。1949年因国内局势影响，陈宗磐回国乘坐的英国轮船在靠近马尾港时却调头返航，他毅然走下英轮坐上塔亭医院派陈为信来接应的小船回国。
“父亲拒绝了国外高薪聘请而从英国回来，用在伦敦街头募集的款项买了一台外科手术台，带回国捐给了医院。”陈宗磐女儿的陈美爱回忆道。
当时“大陈”“ 二陈”兄弟俩，一主内科，一主外科，配合密切，是医院的骨干力量。为挂“二陈”的门诊号，许多人半夜在医院门口排队候领竹片做的号牌，工友忙着在挂号处维持秩序。局势紧张的时候，有人劝陈宗磐到乡下避一避，但他拒绝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岗位？”
不幸的是，陈宗磐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死。
虫肠代替羊肠线缝伤口
福州沦陷期间，塔亭医院物资极为紧缺。陈宗磐、陈为信担任了医院医药器材的采购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来采购。当时没有足够的金属器械，他们就拿来家里晒衣服用的竹夹子，消毒后代用。陈宗磐还常在家里配制如同雪花膏一样的药膏供医院使用，叫侄儿在一旁帮忙，还把损坏的血压计等带回家修理。
在沦陷期间，没有做手术用的缝合线，陈颂磐、陈为信就让自己年幼的孩子陈天如、陈兆奋到医院门口的老樟树上抓那肥肥的绿毛虫，挤压虫子的肚子，弄出虫肠，然后放在白醋中浸泡晒干，虫肠就变得直而韧，用以代替急缺的羊肠线，用于缝合肌肉层。醋的浓度、浸泡时间、拉伸长度等都需要试验，陈颂磐检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据这些孩子回忆，父亲收走他们的虫子肠线后，还叫他们继续玩这种抓虫的“游戏”，他们不知不觉成了战争中医疗物品的生产者。
与此同时，黄约翰带领塔亭医院的医生们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急救队，由他与陈为信负责，成员包括陈颂磐、陈宗磐等人，组成了一支超强的“手术攻坚组”：黄约翰、陈宗磐主刀、陈颂磐协助、陈为信麻醉。
1941年4月龙潭角码头被炸，塔亭医院需要抢救护理百来人。危急时刻，急救队成员们曾连续36个小时站在手术台边，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医生们未敢合上一眼，成了昼夜连轴转的“永动机”，饿了，护士把鸡蛋喂到嘴里，罩上口罩继续工作;要小便，护士拿着便盆就在手术台旁解决。
陈颂磐的儿子陈天如回忆说，当时医院外科分为做普通外科手术的外割症房和做复杂腹腔大手术的内割症房。他曾亲眼看见五叔陈宗磐在外割开刀间为一位被日机炸断小腿的伤员锯除残腿和在内割开刀间为一位被子弹打穿肚肠的义序乡民作开腹修补肠道手术的情形，还见到伤愈后的乡民及家属跪在陈宗磐面前道谢。
而陈宗磐女儿的陈美爱回忆说，由于当时工作压力太大，日夜神经绷紧，父辈们因此落下病痛。后来陈颂磐因高血压引起头痛，常服安眠药，但半夜里又要起床猛喝头痛粉、咖啡或浓茶去应对急诊，平时上班也常避开病人这样服用。
二次沦陷，坚守人道主义的最后阵地
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沦陷，其时美国等国家已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因英国人办的柴井医院、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里有外国人，两院作为同盟国的敌产被日军接管。两院内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工作人员被遣散，外籍人员被关闭起来。
柴井医院院长刘钟福说，他“已被日军逼疯了”。刘钟福被悄悄送到塔亭医院静养，以避开日军的威逼，但他不久就病逝于该院。塔亭医院已无外国人，因而成为当时唯一未被日军占领、中国人可以运作的医院，成为福州人坚守人道主义的最后阵地。
1944年10月4日，撤离福州的三青团福州分团、福州青年国术社、福州救火联合会等团体300余人在闽侯南港整编战地服务队，于10月8日凌晨打响了仓前山抗日反攻战。反攻队伍从南港渡江到湾边分四路向城区进发，与城内的潜伏队接应。
第一路攻向仓前桥南，迅速控制仓前路至望北台一带，多次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日军则坚守各机枪阵地疯狂反击。上午10时左右，他们在乐群楼附近与日军交火，激烈争夺烟台山高地。后因日军抢占烟台山制高点及楼房，继续顽抗，激战两个多小时后，反攻队伍战斗失利而后撤。
他们共击毙日军9人、伤90多人，缴获步枪两支。后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战斗极为惨烈，我方29名队员、民众为国捐躯，23人受伤，多为仓山人。现保存于福建省档案馆内的福州救火联合会所编的《创始历略报告书》中，记载了这次“仓前山之战”。
今日健在的黄玉贞老人的丈夫、当时还在黄花岗中学读书的林耀恺，和几个同校师生赶赴战场。当时他们的孩子出生才几天，20岁的林耀恺负伤后被送进塔亭医院包扎，最后还是因伤势过重牺牲了。14岁的学生柯云炳与敌人搏斗，16岁的郑乌鼻用木棍痛击敌人，均英勇牺牲。
遭到打击的日军很恼怒，立即搜捕我方战斗人员，并捣毁并救火会。日军的进犯和搜捕激起了民愤，我方伤亡者被民众偷偷送进塔亭医院。年纪尚小的陈兆奋和陈天如就亲眼看到，血流如注的伤员们从烟台山上被抬下来，红十字会急救队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鬼子枪下谋生路
仓前山之战后，日军事先威胁塔亭医院不准救治抗日伤员，要强行进入医院搜查。日军第一次冲进医院那天，还是小孩的陈兆奋和陈天如躲在二层职工餐厅的百叶窗后目睹了全过程，至今回忆起来他们仍心有余悸。 “鬼子显然是经过策划的，他们先绕到窑花井巷，将医院后门堵上，然后再派兵从前门进来。”医院内许多人没处跑，就慌慌张张地在医院里找个角落藏起来。当年才16岁的护士倪榴英回忆说，当时院子里有人养鸡，有的人就蜷伏在鸡棚背后。
部分轻伤者包扎后迅速离开了医院，但当时院内手术室还在给一些伤员做手术，情况十分紧急。
会讲日语的陈为信带着日军绕了个远道搜查医院，以争取时间。陈颂磐则组织伤员化装，让他们混杂在普通病人和医院职工中间。头上受伤的，就包个伙夫的头巾，拿个吹火筒，在厨房里生火;截了腿的，就钻进被窝里，伪装成一个严重的内科病患者;一些轻伤员，穿上园丁的工作服，在院子里剪草;伤势特别重的，则转到停尸房或时疫区躲藏。
他们在时疫区外围地面撒上消毒用的石灰线，以示警戒。护士们也偷偷躲进时疫区，以便照看重伤员，也有利于保护自己。总之，日军找遍了医院，也没找到反攻队队员。
有一次，医生们正在为伤员动手术，门外突然响起日军用枪托撞门的声音，医生们沉着应对，最后总算转危为安。还有一次，一位游击队员负伤被抬进塔亭医院，当日军追至时，陈宗磐不顾日军威胁，继续为伤员包扎止血以拖延时间，设法躲过了被日军立即拖走的危险。后经陈颂磐以院长名义担保并与陈为信一起出面交涉，日军被迫允许伤员留院养伤。
福州第二次沦陷时，英国人已提前撤走，日军占领了英国领事馆。1944年11月，日军进驻仓山梅坞顶的英国汇丰银行，将其作为宪兵队驻地，这里与塔亭医院只有一街之隔。汇丰银行地势较高，日军很快发现了塔亭医院屋顶上1941年涂刷的还没褪色的英国国旗，就派兵封锁了医院，以该医院是英国敌产为名，要接收它作为日军医院。
在这危急之际，院方深知保住这所医院对抗战事业的重要性，于是陈颂磐与陈为信商量后赶紧换上最体面的白大褂，戴上国际红十字臂章，下楼挡住在门口的日军并并与之交涉。
陈颂磐向领头的日本军官递去名片，那位军官通过陈为信翻译得知名片上署有“医学博士”“院长”等头衔，赶紧向陈颂磐敬了个军礼。陈为信会讲日语，令日本宪兵十分惊奇。
日本军官通过汉奸翻译说道：“这所医院是英国敌产，我们要接收。”
“这是中国人的医院，我是院长，他是医生，没有外国人。”陈颂磐指着红十字臂章说，“我们是国际红十字会会员，执行红十字的宗旨。这里是红十字会辖下的医院，依照国际公约，你们不可以随意进入！”
日本宪兵很凶，“嗖”地将马刀架到医生们面前：“你屋顶刷的是英国国旗，还有什么话说？”
紧要关头，陈为信站出来用流利的日语说道：“屋顶上刷有英国国旗的这座楼，是过去英国人捐钱建的。”他又指着院内的房子说：“这座房屋是日本三井一太郎、大阪船务株式会社捐赠的;那座是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比利时侨民社团捐赠的。我们这医院是‘万国’的。”
日本宪兵听罢，慢慢收回了马刀。陈为信提高嗓门说：“你们的日本领事前些天就在我们这里看病，是我给他看的。”接着他说出了领事的名字。几个日本宪兵一听，吃了一惊并立刻做立正姿势。
但领头的那个军官还不死心，问了一句：“如果我们来看病，你给不给看？”
陈为信答：“按照红十字会规定，当然是一视同仁。”日军这才悻悻而去。
当时的塔亭医院确实接受了许多外侨团体的捐助，也为外国侨民服务。塔亭医院保住了，成为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唯一能正常运转的中国人掌控的医院。
后来日本官兵常来塔亭医院就诊，连染上了花柳病也来塔亭医院。一次，一位被掳到汇丰银行里的妓女在银行洋房的地下防空洞里生孩子。该派谁去接生？为了保护医院里年轻女护士的安全，陈为信只好带着老年女助产士包罗以前往。
防空洞里的通道是马蹄型的，一片漆黑。陈为信说，走了大约25米长的通道才到，每一步踩在地上的声音，就像踩在自己的心脏上。医院里的其他人都很紧张，直到两人平安归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常有抗日游击队活跃在南台岛上，每次日军搜捕，到了塔亭医院就断了线索。日军怀疑医院内有抗日分子，于是三天两头到医院搜捕游击队员，也搜找女青年。
他们一到医院就问：“你院里有没有外国人？有没有游击队？有没有女青年？”
陈为信便用日语回答说：“这个医院是中国人的，执行红十字会的宗旨，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病人治病。我们医院没有外国人，没有游击队，也没有女青年。”日本宪兵就离开了，医院又恢复了工作。
骗也要把日本鬼子骗走
汇丰银行里时常传出惨叫声，常有抗日义士和无辜民众被绑在网球场旁的树上拷打，或从鼻中灌水、灌煤油。汇丰银行墙外的马房巷成了杀害抗日义士的地方。
时有受害者偷偷翻墙到马房巷民宅的阳台上，再逃到塔亭医院，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从医院南面的窑花井巷逃生——那里可以通往四通八达的下池地段。
1944年的一天，日军抓获了一个游击队员，用绳将其绑在树上拷打。当晚游击队员挣断绳子翻墙逃到隔壁的马房巷，在居民的帮助下逃脱了。鬼子恼羞成怒，要对马房巷来个“三光政策”。居民们知道陈为信会日语，就求助于他。陈为信毫不推辞地前去与日本宪兵队交涉，最终化解了一场血光之灾。
为了保护抗日义士和女青年，陈为信他们就在医院僻静处辟了一个时疫区，四周地面撒上石灰线作标志。一旦日军入院抓人或来看病，看门老伯即用福州话喊道：“大十来到了！”“大十”即指“本”字，大家知道日本鬼子又来了，有关人员赶紧逃入时疫区躲藏。开始日军要硬闯时疫区搜捕，陈为信就向他们说明鼠疫的危险性，并出示了一大沓鼠疫患者死亡的照片，日本宪兵大骇，立马断了进入时疫区的念头。
这样，时疫区就成了抗日义士逃生的中转站和女青年的保护点。当时常有地方上的流氓晚上来塔亭医院哄抢、放火，医院就组建防卫队，晚上由医务人员与许恩恩等几位工友一起值班巡逻，通宵护院。医院里备有一包包石灰，作为阻止来犯者的自卫武器。陈宗磐也戴上皮手套，随身带着一把童子军的斧刀，在医院各处巡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福州几乎年年暴发流行性传染病，因此这里还要提到一位早期在塔亭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王灼祖。他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和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25年赴美国波士顿留学进修，系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福建省红十字会副主任。
1942年春，福州再次爆发肺鼠疫疫情，王灼祖联合闽侯（福州）医师公会创办了福州时疫医院（1943年更名为福州合组医院），自任首届院长。“父亲当时担任时疫医院和后来的合组医院院长，是不拿薪酬的。”王灼祖的儿子王慰年回忆道。
塔亭医院对时疫医院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时疫医院则分担了塔亭医院繁重的防治传染病的任务。他们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福州肺鼠疫疫情，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抗战作出贡献。
抗战期间，王灼祖不顾个人安危，时常扎紧裤脚袖口，穿长靴，戴手套，深入疫区和病人家中进行抢救。1943年1月至7月，福州全市共收治肺鼠疫患者362例，死亡率为30%，而其他地方的死亡率高达80%。
1945年5月18日，日军退出福州，塔亭医院里一片欢腾。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时任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亲自将一面题刻“见义勇为”的牌匾送给塔亭医院，以表彰抗战期间该医院与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为福州抗战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70多年过去了，在塔亭医院和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过的老人们，依然为当时的工作而感到自豪;后人们则因这些中国医生和国际友人在福州的抗战史迹，而更加崇敬他们。
这一切，都让我们想起二战期间那个叫辛德勒的德国老人，他凭一己之力救下一千多个犹太人。而在福州人民英勇抗日的时候，在红十字会的旗帜下，恒约翰、黄约翰等外国医生和陈颂磐、陈宗磐、陈为信、王灼祖等中国白衣战士，不也书写了感人至深的福州版辛德勒传奇吗？
（感谢陈兆奋、陈天如、陈美爱等人为本文提供史料、图片）
插上英国国旗的避难所
老仓山人都记得，当年仓山上藤路与塔亭路交汇处，路边有一座内有石雕小塔的亭子，背后即是福州塔亭医院。这座医院是近代福州市仓山外侨创办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即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前身。
抗战时期成立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其指挥部设在仓山施埔的真学书院（英国圣公会福建教区总部所在地，院内的真学堂后叫施埔教堂）内的红砖楼里，1921年孙中山曾造访此处，近年被拆。
目前福州鼓岭仍留有一间单层石头老厝，它便是当时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恒约翰的住所，今日不少老人还记得当年有个老外（恒约翰）住在这里。这些所剩不多的历史建筑，向后人诉说着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和塔亭医院的恒约翰、黄约翰以及陈颂磐、陈宗磐、陈为信、王灼祖等医生们的故事。他们坚持人道主义精神，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为福州人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暴发后，省会福州受到敌方海空威胁，福建省立医院于1938年4月迁往山城永安。1939年春开始，日机频繁轰炸台江汛（今台江路）码头和南台岛。日机以沿江的马尾、魁岐、亚细亚电厂、泛船浦天主堂、青年会等为航标超低空飞行。
当时日本未与英美等国宣战，故日军不侵犯外国人产业。为了防止被日机误炸，各国驻福州领事馆、洋人宅第等建筑物的房顶上纷纷用油漆刷上各国国旗，于是就有许多民众逃到仓山以避日军空袭。当时塔亭医院屋顶也刷上了英国国旗，烟台山上警报一拉响，民众就跑进塔亭医院避难。福州第一次沦陷时，塔亭医院门口插上了英国国旗，日军也不敢进院侵扰。
1939年5月2日，日机轰炸中洲岛梅花道，同年6月27日港头造纸厂中弹起火。1941年4月18日，日机轰炸龙潭角码头，东方汽水厂、盐务局仓库等都被炸为平地，当时火光冲天，民众死伤300多人，惨不忍睹。在警报尚未解除之时，已有大量伤员涌入塔亭医院等待抢救。当时塔亭医院除了诊治一般病人，担负着鼠疫、霍乱、回归热、儿童天花等时疫的防治工作外，还兼作战地医院，奋力救护伤员。
日军于1941年4月21日入侵福州，在榕暴行累累。在仓前桥（江南桥）头等交通要道口都设了岗哨，中国人过岗得向他们鞠躬行礼，稍不如意就打骂，或罚站罚跪，有个女孩甚至被鬼子扒光衣服吊在树上。跑马场附近的“石岩精舍”等别墅被日军抢占，财物被掠走。
据家住仓前路天安寺的百岁老人陈振庆回忆，当年他曾被日军要求带路，因不从而挨了无数耳光，还被打瘸了腿。陈老的夫人金咏慧当年曾看见日军在盐仓前捅死四五人。日军到处搜找女青年，抓壮丁修义序机场，遭受“嫌疑”的民众被关押在中洲岛的松木公会里刑讯。现存福建省档案馆的当时省政府整理的《日寇在华暴行调查表》，就记录了许多受害者的资料。
外国人、中国人，都来救人
恒约翰是爱尔兰都柏林人，1902年受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差遣到福州。在得知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恒约翰在塔亭医院总务医生陈为信等人的建议下，于1938年在福州成立了福建国际红十字会。
抗战暴发以来，许多政府、学校、邮电等机构均迁往内地，许多外侨己撤离，而年事已高的恒约翰却毅然选择留在福州担任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之职。
在福州遭日机轰炸之后，恒约翰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筹建福州难民所。筹备会成立初期，由仓山老宅“梦园”的主人叶见元任主任，英国人高凌霄任副主任，后来又任命李志崧为主任。
筹备会招募了一批有经验、年纪偏大的爱心人士承担救济工作。他们将女难民所设在仓山施埔明道女子盲校内，男难民所则设在城内北门（今鼓楼三角井）灵光男子盲校和仓山孤儿院内。
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在城内大开杀戒，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发出通知，各难民所紧急收容各地送来的难民，提供最基本的救助。救济物品一运到，就及时分发到每个难民手中。要是哪个孩子感冒发烧，老盲人们总是紧张不已，敷毛巾、送药、找医生地忙个不停。
陈诸英老人回忆，当年她们一家四口人就避入明道盲校难民所，盲校校长、英国人张师姑及校内老盲人都给予了他们家人般的关怀。恒约翰以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名义，发给塔亭医院时任院长英国人黄约翰和总务医生陈为信国际红十字臂章，指派他们组织人员运送粮食、器具、药品等物资重点支援城内的协和医院（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前身）和柴井医院（福州市第一医院的前身）。黄约翰亲自开车，陈为信押车，车顶上罩着白底红十字旗帜，以防敌军误袭。冒着枪林弹雨，他们在大街小道上奔走，把药品、食物等运往福州城内的各医院、学校和难民所。
在战后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施埔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指挥部和乐群路上的英国领事馆，都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福建办事处的救济物资发放点，曾在1946年7月向福州市民发放了大量救济物资。
每天至少花16小时给病人看病
福州沦陷期间，塔亭医院及其附属护校总共有工作人员几十人，除了院长黄约翰兼任外科医生外，只有陈为信、陈颂磐、陈宗磐三位中国医生。
陈为信从东瀛小学日语学习毕业后，在福州日商三井株式会社工作，业余在真学书院、青年会书院学习英语，而后毕业于福州TakDing医科学校，进修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得民国政府内政部颁发的医师执照，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
1923年陈为信在塔亭医院任麻醉师之余，负责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和院属护士学校、医校的教学工作。当时在医院工作的还有总护士长张美恩及英国人俞和平、宝快乐、留师姑等人留下没走，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外籍医务人员全部撤离回国。 医生们加班加点，每天至少花16小时给病人看病。当年护士王玉珍回忆说，医生们教导她们要有爱心、虚心、耐心等“十心”。她们常看到医生们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在看病。
黄约翰回国后，陈颂磐于1944年担任塔亭医院代院长。当时他对医院进行了改革，精简机构，设立总务长、总护士长两职务，驻院医生24小时值守，以适应战时需要;医院还承担了红十字会交办的工作。
当年护士林敏庄回忆说，那时陈颂磐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院，先忙肺鼠疫病人的事，然后全身消毒后去儿科门诊，再巡视病房，接着再去外科门诊。
1947年，陈颂磐被任命为院长，1951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福州分会副会长，1955年1月因工作压力太大而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陈宗磐是陈颂磐的弟弟。1949年因国内局势影响，陈宗磐回国乘坐的英国轮船在靠近马尾港时却调头返航，他毅然走下英轮坐上塔亭医院派陈为信来接应的小船回国。
“父亲拒绝了国外高薪聘请而从英国回来，用在伦敦街头募集的款项买了一台外科手术台，带回国捐给了医院。”陈宗磐女儿的陈美爱回忆道。
当时“大陈”“ 二陈”兄弟俩，一主内科，一主外科，配合密切，是医院的骨干力量。为挂“二陈”的门诊号，许多人半夜在医院门口排队候领竹片做的号牌，工友忙着在挂号处维持秩序。局势紧张的时候，有人劝陈宗磐到乡下避一避，但他拒绝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岗位？”
不幸的是，陈宗磐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死。
虫肠代替羊肠线缝伤口
福州沦陷期间，塔亭医院物资极为紧缺。陈宗磐、陈为信担任了医院医药器材的采购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来采购。当时没有足够的金属器械，他们就拿来家里晒衣服用的竹夹子，消毒后代用。陈宗磐还常在家里配制如同雪花膏一样的药膏供医院使用，叫侄儿在一旁帮忙，还把损坏的血压计等带回家修理。
在沦陷期间，没有做手术用的缝合线，陈颂磐、陈为信就让自己年幼的孩子陈天如、陈兆奋到医院门口的老樟树上抓那肥肥的绿毛虫，挤压虫子的肚子，弄出虫肠，然后放在白醋中浸泡晒干，虫肠就变得直而韧，用以代替急缺的羊肠线，用于缝合肌肉层。醋的浓度、浸泡时间、拉伸长度等都需要试验，陈颂磐检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据这些孩子回忆，父亲收走他们的虫子肠线后，还叫他们继续玩这种抓虫的“游戏”，他们不知不觉成了战争中医疗物品的生产者。
与此同时，黄约翰带领塔亭医院的医生们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急救队，由他与陈为信负责，成员包括陈颂磐、陈宗磐等人，组成了一支超强的“手术攻坚组”：黄约翰、陈宗磐主刀、陈颂磐协助、陈为信麻醉。
1941年4月龙潭角码头被炸，塔亭医院需要抢救护理百来人。危急时刻，急救队成员们曾连续36个小时站在手术台边，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医生们未敢合上一眼，成了昼夜连轴转的“永动机”，饿了，护士把鸡蛋喂到嘴里，罩上口罩继续工作;要小便，护士拿着便盆就在手术台旁解决。
陈颂磐的儿子陈天如回忆说，当时医院外科分为做普通外科手术的外割症房和做复杂腹腔大手术的内割症房。他曾亲眼看见五叔陈宗磐在外割开刀间为一位被日机炸断小腿的伤员锯除残腿和在内割开刀间为一位被子弹打穿肚肠的义序乡民作开腹修补肠道手术的情形，还见到伤愈后的乡民及家属跪在陈宗磐面前道谢。
而陈宗磐女儿的陈美爱回忆说，由于当时工作压力太大，日夜神经绷紧，父辈们因此落下病痛。后来陈颂磐因高血压引起头痛，常服安眠药，但半夜里又要起床猛喝头痛粉、咖啡或浓茶去应对急诊，平时上班也常避开病人这样服用。
二次沦陷，坚守人道主义的最后阵地
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沦陷，其时美国等国家已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因英国人办的柴井医院、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里有外国人，两院作为同盟国的敌产被日军接管。两院内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工作人员被遣散，外籍人员被关闭起来。
柴井医院院长刘钟福说，他“已被日军逼疯了”。刘钟福被悄悄送到塔亭医院静养，以避开日军的威逼，但他不久就病逝于该院。塔亭医院已无外国人，因而成为当时唯一未被日军占领、中国人可以运作的医院，成为福州人坚守人道主义的最后阵地。
1944年10月4日，撤离福州的三青团福州分团、福州青年国术社、福州救火联合会等团体300余人在闽侯南港整编战地服务队，于10月8日凌晨打响了仓前山抗日反攻战。反攻队伍从南港渡江到湾边分四路向城区进发，与城内的潜伏队接应。
第一路攻向仓前桥南，迅速控制仓前路至望北台一带，多次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日军则坚守各机枪阵地疯狂反击。上午10时左右，他们在乐群楼附近与日军交火，激烈争夺烟台山高地。后因日军抢占烟台山制高点及楼房，继续顽抗，激战两个多小时后，反攻队伍战斗失利而后撤。
他们共击毙日军9人、伤90多人，缴获步枪两支。后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战斗极为惨烈，我方29名队员、民众为国捐躯，23人受伤，多为仓山人。现保存于福建省档案馆内的福州救火联合会所编的《创始历略报告书》中，记载了这次“仓前山之战”。
今日健在的黄玉贞老人的丈夫、当时还在黄花岗中学读书的林耀恺，和几个同校师生赶赴战场。当时他们的孩子出生才几天，20岁的林耀恺负伤后被送进塔亭医院包扎，最后还是因伤势过重牺牲了。14岁的学生柯云炳与敌人搏斗，16岁的郑乌鼻用木棍痛击敌人，均英勇牺牲。
遭到打击的日军很恼怒，立即搜捕我方战斗人员，并捣毁并救火会。日军的进犯和搜捕激起了民愤，我方伤亡者被民众偷偷送进塔亭医院。年纪尚小的陈兆奋和陈天如就亲眼看到，血流如注的伤员们从烟台山上被抬下来，红十字会急救队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鬼子枪下谋生路
仓前山之战后，日军事先威胁塔亭医院不准救治抗日伤员，要强行进入医院搜查。日军第一次冲进医院那天，还是小孩的陈兆奋和陈天如躲在二层职工餐厅的百叶窗后目睹了全过程，至今回忆起来他们仍心有余悸。 “鬼子显然是经过策划的，他们先绕到窑花井巷，将医院后门堵上，然后再派兵从前门进来。”医院内许多人没处跑，就慌慌张张地在医院里找个角落藏起来。当年才16岁的护士倪榴英回忆说，当时院子里有人养鸡，有的人就蜷伏在鸡棚背后。
部分轻伤者包扎后迅速离开了医院，但当时院内手术室还在给一些伤员做手术，情况十分紧急。
会讲日语的陈为信带着日军绕了个远道搜查医院，以争取时间。陈颂磐则组织伤员化装，让他们混杂在普通病人和医院职工中间。头上受伤的，就包个伙夫的头巾，拿个吹火筒，在厨房里生火;截了腿的，就钻进被窝里，伪装成一个严重的内科病患者;一些轻伤员，穿上园丁的工作服，在院子里剪草;伤势特别重的，则转到停尸房或时疫区躲藏。
他们在时疫区外围地面撒上消毒用的石灰线，以示警戒。护士们也偷偷躲进时疫区，以便照看重伤员，也有利于保护自己。总之，日军找遍了医院，也没找到反攻队队员。
有一次，医生们正在为伤员动手术，门外突然响起日军用枪托撞门的声音，医生们沉着应对，最后总算转危为安。还有一次，一位游击队员负伤被抬进塔亭医院，当日军追至时，陈宗磐不顾日军威胁，继续为伤员包扎止血以拖延时间，设法躲过了被日军立即拖走的危险。后经陈颂磐以院长名义担保并与陈为信一起出面交涉，日军被迫允许伤员留院养伤。
福州第二次沦陷时，英国人已提前撤走，日军占领了英国领事馆。1944年11月，日军进驻仓山梅坞顶的英国汇丰银行，将其作为宪兵队驻地，这里与塔亭医院只有一街之隔。汇丰银行地势较高，日军很快发现了塔亭医院屋顶上1941年涂刷的还没褪色的英国国旗，就派兵封锁了医院，以该医院是英国敌产为名，要接收它作为日军医院。
在这危急之际，院方深知保住这所医院对抗战事业的重要性，于是陈颂磐与陈为信商量后赶紧换上最体面的白大褂，戴上国际红十字臂章，下楼挡住在门口的日军并并与之交涉。
陈颂磐向领头的日本军官递去名片，那位军官通过陈为信翻译得知名片上署有“医学博士”“院长”等头衔，赶紧向陈颂磐敬了个军礼。陈为信会讲日语，令日本宪兵十分惊奇。
日本军官通过汉奸翻译说道：“这所医院是英国敌产，我们要接收。”
“这是中国人的医院，我是院长，他是医生，没有外国人。”陈颂磐指着红十字臂章说，“我们是国际红十字会会员，执行红十字的宗旨。这里是红十字会辖下的医院，依照国际公约，你们不可以随意进入！”
日本宪兵很凶，“嗖”地将马刀架到医生们面前：“你屋顶刷的是英国国旗，还有什么话说？”
紧要关头，陈为信站出来用流利的日语说道：“屋顶上刷有英国国旗的这座楼，是过去英国人捐钱建的。”他又指着院内的房子说：“这座房屋是日本三井一太郎、大阪船务株式会社捐赠的;那座是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比利时侨民社团捐赠的。我们这医院是‘万国’的。”
日本宪兵听罢，慢慢收回了马刀。陈为信提高嗓门说：“你们的日本领事前些天就在我们这里看病，是我给他看的。”接着他说出了领事的名字。几个日本宪兵一听，吃了一惊并立刻做立正姿势。
但领头的那个军官还不死心，问了一句：“如果我们来看病，你给不给看？”
陈为信答：“按照红十字会规定，当然是一视同仁。”日军这才悻悻而去。
当时的塔亭医院确实接受了许多外侨团体的捐助，也为外国侨民服务。塔亭医院保住了，成为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唯一能正常运转的中国人掌控的医院。
后来日本官兵常来塔亭医院就诊，连染上了花柳病也来塔亭医院。一次，一位被掳到汇丰银行里的妓女在银行洋房的地下防空洞里生孩子。该派谁去接生？为了保护医院里年轻女护士的安全，陈为信只好带着老年女助产士包罗以前往。
防空洞里的通道是马蹄型的，一片漆黑。陈为信说，走了大约25米长的通道才到，每一步踩在地上的声音，就像踩在自己的心脏上。医院里的其他人都很紧张，直到两人平安归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常有抗日游击队活跃在南台岛上，每次日军搜捕，到了塔亭医院就断了线索。日军怀疑医院内有抗日分子，于是三天两头到医院搜捕游击队员，也搜找女青年。
他们一到医院就问：“你院里有没有外国人？有没有游击队？有没有女青年？”
陈为信便用日语回答说：“这个医院是中国人的，执行红十字会的宗旨，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病人治病。我们医院没有外国人，没有游击队，也没有女青年。”日本宪兵就离开了，医院又恢复了工作。
骗也要把日本鬼子骗走
汇丰银行里时常传出惨叫声，常有抗日义士和无辜民众被绑在网球场旁的树上拷打，或从鼻中灌水、灌煤油。汇丰银行墙外的马房巷成了杀害抗日义士的地方。
时有受害者偷偷翻墙到马房巷民宅的阳台上，再逃到塔亭医院，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从医院南面的窑花井巷逃生——那里可以通往四通八达的下池地段。
1944年的一天，日军抓获了一个游击队员，用绳将其绑在树上拷打。当晚游击队员挣断绳子翻墙逃到隔壁的马房巷，在居民的帮助下逃脱了。鬼子恼羞成怒，要对马房巷来个“三光政策”。居民们知道陈为信会日语，就求助于他。陈为信毫不推辞地前去与日本宪兵队交涉，最终化解了一场血光之灾。
为了保护抗日义士和女青年，陈为信他们就在医院僻静处辟了一个时疫区，四周地面撒上石灰线作标志。一旦日军入院抓人或来看病，看门老伯即用福州话喊道：“大十来到了！”“大十”即指“本”字，大家知道日本鬼子又来了，有关人员赶紧逃入时疫区躲藏。开始日军要硬闯时疫区搜捕，陈为信就向他们说明鼠疫的危险性，并出示了一大沓鼠疫患者死亡的照片，日本宪兵大骇，立马断了进入时疫区的念头。
这样，时疫区就成了抗日义士逃生的中转站和女青年的保护点。当时常有地方上的流氓晚上来塔亭医院哄抢、放火，医院就组建防卫队，晚上由医务人员与许恩恩等几位工友一起值班巡逻，通宵护院。医院里备有一包包石灰，作为阻止来犯者的自卫武器。陈宗磐也戴上皮手套，随身带着一把童子军的斧刀，在医院各处巡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福州几乎年年暴发流行性传染病，因此这里还要提到一位早期在塔亭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王灼祖。他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和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25年赴美国波士顿留学进修，系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福建省红十字会副主任。
1942年春，福州再次爆发肺鼠疫疫情，王灼祖联合闽侯（福州）医师公会创办了福州时疫医院（1943年更名为福州合组医院），自任首届院长。“父亲当时担任时疫医院和后来的合组医院院长，是不拿薪酬的。”王灼祖的儿子王慰年回忆道。
塔亭医院对时疫医院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时疫医院则分担了塔亭医院繁重的防治传染病的任务。他们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福州肺鼠疫疫情，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抗战作出贡献。
抗战期间，王灼祖不顾个人安危，时常扎紧裤脚袖口，穿长靴，戴手套，深入疫区和病人家中进行抢救。1943年1月至7月，福州全市共收治肺鼠疫患者362例，死亡率为30%，而其他地方的死亡率高达80%。
1945年5月18日，日军退出福州，塔亭医院里一片欢腾。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时任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亲自将一面题刻“见义勇为”的牌匾送给塔亭医院，以表彰抗战期间该医院与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为福州抗战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70多年过去了，在塔亭医院和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过的老人们，依然为当时的工作而感到自豪;后人们则因这些中国医生和国际友人在福州的抗战史迹，而更加崇敬他们。
这一切，都让我们想起二战期间那个叫辛德勒的德国老人，他凭一己之力救下一千多个犹太人。而在福州人民英勇抗日的时候，在红十字会的旗帜下，恒约翰、黄约翰等外国医生和陈颂磐、陈宗磐、陈为信、王灼祖等中国白衣战士，不也书写了感人至深的福州版辛德勒传奇吗？
（感谢陈兆奋、陈天如、陈美爱等人为本文提供史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