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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政坛都有清官和贪官，国民党执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近几年，《世纪》及《福建文史》杂志都曾介绍过的原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应该也算得上为官清廉。最新发现1946年哈尔滨解放前夕，他写给儿子杨文骐的遗嘱。遗嘱中他把“诚以待人，勤以处事”作为家训贻儿；表示“万不肯顾自己之安全，而令人民受不必要之牺牲”；坦陈“我平日只知奉公，不事私产，以致一身之外无长物”，“我既无房产，亦无古董字画，孑然一身”；明言来日死后，只有十年前在香港投下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可用来支付次子文骧的学费；还叮嘱丧事从简，婉谢追悼会等俗套，倡导“多多种树种林”。俗话说：“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遗嘱里讲的大多是真话。这一点，在我对杨绰庵的资料查证中得到了印证。加以先父李仲青曾是他的同乡与故旧，现补充若干史实，供更多了解这个人物。
很会替人着想 办事务实
解放前，杨绰庵曾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哈尔滨市长、财政部次长、粮食部上海粮食购储委员会主任。其中抗战时期任江西建设厅长七年，不仅迅速发展了省内民族工业，还对东南笫三战区抗战的后勤保障做出了贡献。其主要政绩：
一、广揽人才，培养人才。他多方延聘十多位留学归国人才，到江西厂矿担任经理或总工程师。又在吉安创办“江西建设人才训练所”，开设电讯、造纸、陶瓷、财会培养班；兴办制糖、制麻、制茶等初级职业学校。由于充分发挥了人才作用，明显促进了生产力。
二、扩大矿业省内自主经营权。江西盛产的钨、锡等有色金属，其收入以往都是财政部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经过杨绰庵努力，增加了地方分配比例，有的改为省内自产自销。大庾锡矿实行自产自销仅一年，收入翻了近1倍。钨矿调整分配比例5年间，省内就盈利三千多万元。
三、大力发展省内民族工业。上海沦陷后，不少日用工业品来源紧张。杨绰庵相约先父李仲青，福建建华火柴厂老板林弥钜，1937年三方合作在光泽县兴办民生火柴厂，由先父任经理，生产“七七雄狮牌”火柴。由于产品销路很好，此后几年，除李仲青在临川县和南城县独资開办江西民生火柴第一厂外，在赣州、吉安、光泽又建起了民生火柴第二、三、四厂，形成了战时江西火柴工业的顶盛时期。这一成功，离不开杨绰庵的远见及支持。
四、抢运战需器材，提供战时后援。武汉、上海相继沦陷后，从赣南经粤北湘西，进贵州四川，成为当时华东入川的重要通道。为了抢运战时急需物资，成立了江西战时贸易部，由杨绰庵担任总经理，统筹战略物资及民生用品的采购、调运及仓储。旗下还建有一支拥有三十多辆卡车的车队，不仅在南昌沦陷前夕抢运出一大批物资，还在省政府迁往泰和县后，保障了战时物流的畅通。
为了从敌占区购买药品、纱布、通讯器材等军需品运往内地，杨绰庵找到当时任笫三战区粮管处副处长的孙晓村（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要求利用孙的人脉关系，将江西的物资出口换外汇，再从上海买进急需的军用品。为此，他让孙以贸易部协理的名义，在上饶设立办事处，并配了一辆汽车给他用。可见，杨绰庵当年对提供战时物资后援是有贡献的。
五、重视文化建设，开展“民生”系列活动。杨绰庵为了与当时官方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配合，积极办剧场，建公园，组织球队歌咏队，开展文体竞赛，还开办了多家以“民生”为招牌的系列社会机构，如民生幼稚园，民生夜校，民生食堂，民生消费合作社等。他最先建起江西建设厅图书馆，并对外开放。1941年底已藏书16856册，次年改名为天翼图书馆（解放后，此馆成为九江市图书馆）。1942年梁思成路过南昌，应杨绰庵之请，由梁思成、莫宗江参照宋人彩画《滕王阁》及宋代营造法式，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8幅，并由建设厅编印《滕王阁考初编》。这些草图，后来也成为江西兴建滕王阁的参照物。
杨绰庵任厅长短短7年，能有如此成效的原因是深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信任，使他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拥有比厅长更多的权力。此外杨绰庵人脉关系很好，很会替人着想。譬如战时经江西去后方的过客很多，而民营旅馆又多脏乱。他就在交通干道多个县城办起陶陶招待所，既方便了过往的各路要员，又增加了地方收入，还留下了好口碑。像矿藏收入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别的厅长多年都没解决，杨绰庵上任不久，就把关卡打通解决了。那时蒋经国正好在赣州当专员，杨绰庵虽比他大15岁，但两人同在“政治讲习院”共过事，相处融洽。为大庾锡矿改为自采自产自销一事，杨绰庵找到蒋经国商议，彼此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很顺利就解决了。
杨绰庵办事作风也很务实。1942年他回福州探亲，途经光泽县时，当地闽籍商人，在公路上拉起“欢迎杨绰庵厅长莅临光泽”等横幅，还组织敲锣打鼓上路迎候。他见状批评说，不要这样招摇，否则下次我就不来了。那天受批评人的窘态，我至今还留有印象。我还听先父讲过，1941年福建受旱，多地缺粮。杨绰庵同意以优惠价格，从江西调粮支援福建。当时江西贸易部中有人借口车队调不出车，拖延运粮，还放风说，这是徇同乡私情。杨绰庵知道后不予理会，亲自向福建和驻军借车，保证这批粮食及时发运，缓解了福建的粮荒。随后又在贸易部，采用对比算细账的方法组织讨论，让大家明白，这是既支援了邻省、又赚到钱的生意，非徇私情。这一下，再也听不到闲话了。
他说“市政府不再是衙门，
市长不再是大老爷”
杨绰庵在江西的政绩，得到了上峰赏识。1942年先调重庆，抗战胜利后立即被派任哈尔滨市长。从苏联手中接收，到解放军兵临城下被迫离开，他当市长不到一年。台湾《中央日报》原董事长陈纪滢，当年曾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哈尔滨杨绰庵手下担任文化指导委员会主任。他于1981年在台湾出版的《记荣屋》中，记载了不少当年“杨市长”的故事。例如：
上下级关系融洽。市政府工作班子进驻哈尔滨之前，曾中途在北京小住，暂借东交民巷正金银行楼下几间房子居住。“杨市长同大家挤住一起，他擅长事务，安排周到，一日三餐，供应无缺，不能不说是天才”。“为了大家娱乐，他常请同仁欣赏国剧，还托人请到马连良、小翠花两位名伶，在长安戏院合演《坐楼杀惜》。上演之日座无虚席，同仁高兴，戏院与演员也捞了一票，皆大欢喜”。 不摆官架子。陈纪滢说：“他给客人与市民的印象是坦白、诚恳、没官僚架子，还可以说，很大胆。因为东北人民不但在十四年中没见过这样的平民化的官吏，就是民国以来全国各地也少听说这样接近民众的首长。”还说，当时哈尔滨人因长期受日本人统治，见生人常常不敢抬头挺胸。对此，杨绰庵特意在市政府门口挂出大标语：市长不是官，是公仆。“挺起胸膛，做堂堂正正大国民”，“抬起头来，当智能兼备好男儿”。成立市政府当天，“他到市府大门外走进群众之中，与每个人握手，被人群包围了有半小时之久。他还站在台阶前高声说，‘市政府不再是衙门，市长不再是大老爷，以后什么人都可以直接见我’。”
杨绰庵与李兆麟彼此很尊重。陈纪滢书中说，杨绰庵对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首领李兆麟的评价是：“这个共产党人很特殊，有感情、有国家观念，也有地方观念；说真话、不虚伪、不矫情；说做就做，毫不含糊。”书中也记载了李兆麟对杨绰庵说的一段话：“我来是向杨市长专诚致敬意的。因为我上午亲听您的讲话，与您的作风。我觉着如果国民政府的官吏都像你们，则国家前途很有希望。现在东北光复了，我只盼望能顺利接收。从今以后，我东北人民不再受异族统治，就是我个人的愿望了。”又说：“如果承杨市长不弃，我乐意交您这个朋友，共同为哈尔滨市民的幸福而努力。”陈纪滢书中谈及当时李兆麟的态度时，感觉到他主要是不满苏联人在压他，对苏军牢骚颇多，他渴望战后中国能尽快团结起来，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与摆布，这一点正好与杨绰庵是一致的。
一生功与过 由史家评说
1938年，先父眼看杨绰庵姨太太张绮东很喜欢小孩而自己又没有小孩。正好我大姐第九胎的女儿那年才3岁，此女乳名尾犹，福州话中“尾”有最后之意。取“尾”名，无异嫌多。有鉴于此，就提议将此女抱送给张某做养女。也许是种缘分，很快双方都赞同。于是，我大姐的女儿尾犹，就被杨绰庵姨太收养，改名为杨忆游。从此，她也随着杨绰庵宦海浮沉，走向一条崎岖的人生之路。
1948年冬，我曾隨父到杨绰庵在上海西摩路家里做客。那时他担任上海粮食购储委员会主任，先父帮他从江西采购了一批粮食。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听得出，杨绰庵对时局很悲观，他预感国共和谈恐无望，话里有厌倦从政的情绪。
解放后1949年秋，先父的江西南城县的民生火柴厂，正式与抚州人民银行合营，并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招聘制火柴配药师。有一天忽然收到杨绰庵从上海来信，原来他看到这条广告，得知火柴厂还在经营感到欣慰，特致信老友问候。先父随即复信致谢。当年年底，我与二哥景森赴上海办事，携父命专诚同赴上海霞飞路杨绰庵的新公寓拜访。这一次杨绰庵显得很随和。他告诉我们，上海解放前夕，他去过香港一趟，随即又回来。他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对共产党治国抱有信心及期许。说他已受聘担任华东粮食公司顾问，还问起江西的粮食生产与粮价等等。
1950年秋，我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交大所在的徐家汇，离杨绰庵的公寓不远，所以又去过他家一次，但没见到人。直到几十年后才从资料上获悉，1950年7月杨绰庵因涉嫌李兆麟被害案被捕，1955年2月18日含冤去世。后经其子杨文骐多年申诉，法院终于查明这是一起误判。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2）中刑监第1694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宣布撤销原判，对杨绰庵予以平反昭雪。
星转斗移，世道变迁。杨绰庵一生功过，容由史家评说。只是他作为先父的故友，又是我外甥女的养父，理应受到后辈的敬意。谨以此文，表达对杨绰庵先生的怀念。
附：杨绰庵“嘱儿书”
骐儿如见：
昨得鹏飞先生电，知儿已到锦（州），甚望于短期内，能与儿相见。哈市困难之处甚多，但我半生遭际都是困难，久亦不知其为困难，人生尽责而已。且因生于忧患，获悉许多人间疾苦，遂发大慈大悲之心，而行救苦救难之事；是困难两字，正天之所以启我也。哈市三月来经许多危急，各机关均奉命撤退，我独镇定应变，转危为安，以准备撤退之精力，来谋缓和环境之工作；万不肯顾自己之安全，而令人民受不必要之牺牲；况负地方责任之人，更不应存此想。哈市在四面楚歌之中，今日参议会筹备会开会，我报告环境情况，并说明我决维持至最后一秒钟，大家均甚感动；成功成仁，在此一举，亦人生难得之机缘也。
我半生无一长处，但待人接物俱一本至诚，诚以待人，勤以处事，因诚而得多助，因勤而条理分明，我甚望以此二字贻儿作为家训。我平日只知奉公，不事私产，以致一身之外无长物，来日大难，儿负担更重，我心微有不忍；然我以初中未毕业之学生，于二十岁入邮局服务，每月仅得十八元，两月后为三十二元五角，即开始负担家计，上有两母，下有两妹，负担之重，实逾于吾儿。儿与长姐大学均已毕业，两人共养一母，尚非十分难事。我于十年前在香港所保寿险取出后足供骧弟学费。我既无房产，亦无古董字画，孑然一身。希望交通便利，归葬我于两祖母墓地之中间，一为生我，一为抚我，我于公于私，均可告无罪于人世矣。身后丧葬等事，以节省为上，一切俗套，甚至荣典追悼会等皆劳民伤财，并增加亡人罪过，望儿一概婉谢。惟最好代告亲友能多多种树种林，不独有益人生，且月白风清之度，魂兮来依，亦足稍慰怀想也。
我前应军委会侍从室笫三处之约，曾写自传一篇，须印出分送友好，以作告别之文。尚有许多好友，数年来多方维持我的生活，如弥钜、怡生、澍霖诸君，应一一为我道谢。翼公主任（指熊式辉）及旭公主席（指黄旭初）待我至厚，我平生不肯轻用知遇二字，前于畅老过后，我痛哭弥月。盖不胜知遇之感，今于健存之翼、旭二公，亦有此感也。儿问候翼公时，转告以我决心维持地方秩序，如不幸，即为告别。我始终相信哈市安全，姑以此意告儿，为万一之准备而已。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张 鑫
很会替人着想 办事务实
解放前，杨绰庵曾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哈尔滨市长、财政部次长、粮食部上海粮食购储委员会主任。其中抗战时期任江西建设厅长七年，不仅迅速发展了省内民族工业，还对东南笫三战区抗战的后勤保障做出了贡献。其主要政绩：
一、广揽人才，培养人才。他多方延聘十多位留学归国人才，到江西厂矿担任经理或总工程师。又在吉安创办“江西建设人才训练所”，开设电讯、造纸、陶瓷、财会培养班；兴办制糖、制麻、制茶等初级职业学校。由于充分发挥了人才作用，明显促进了生产力。
二、扩大矿业省内自主经营权。江西盛产的钨、锡等有色金属，其收入以往都是财政部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经过杨绰庵努力，增加了地方分配比例，有的改为省内自产自销。大庾锡矿实行自产自销仅一年，收入翻了近1倍。钨矿调整分配比例5年间，省内就盈利三千多万元。
三、大力发展省内民族工业。上海沦陷后，不少日用工业品来源紧张。杨绰庵相约先父李仲青，福建建华火柴厂老板林弥钜，1937年三方合作在光泽县兴办民生火柴厂，由先父任经理，生产“七七雄狮牌”火柴。由于产品销路很好，此后几年，除李仲青在临川县和南城县独资開办江西民生火柴第一厂外，在赣州、吉安、光泽又建起了民生火柴第二、三、四厂，形成了战时江西火柴工业的顶盛时期。这一成功，离不开杨绰庵的远见及支持。
四、抢运战需器材，提供战时后援。武汉、上海相继沦陷后，从赣南经粤北湘西，进贵州四川，成为当时华东入川的重要通道。为了抢运战时急需物资，成立了江西战时贸易部，由杨绰庵担任总经理，统筹战略物资及民生用品的采购、调运及仓储。旗下还建有一支拥有三十多辆卡车的车队，不仅在南昌沦陷前夕抢运出一大批物资，还在省政府迁往泰和县后，保障了战时物流的畅通。
为了从敌占区购买药品、纱布、通讯器材等军需品运往内地，杨绰庵找到当时任笫三战区粮管处副处长的孙晓村（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要求利用孙的人脉关系，将江西的物资出口换外汇，再从上海买进急需的军用品。为此，他让孙以贸易部协理的名义，在上饶设立办事处，并配了一辆汽车给他用。可见，杨绰庵当年对提供战时物资后援是有贡献的。
五、重视文化建设，开展“民生”系列活动。杨绰庵为了与当时官方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配合，积极办剧场，建公园，组织球队歌咏队，开展文体竞赛，还开办了多家以“民生”为招牌的系列社会机构，如民生幼稚园，民生夜校，民生食堂，民生消费合作社等。他最先建起江西建设厅图书馆，并对外开放。1941年底已藏书16856册，次年改名为天翼图书馆（解放后，此馆成为九江市图书馆）。1942年梁思成路过南昌，应杨绰庵之请，由梁思成、莫宗江参照宋人彩画《滕王阁》及宋代营造法式，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8幅，并由建设厅编印《滕王阁考初编》。这些草图，后来也成为江西兴建滕王阁的参照物。
杨绰庵任厅长短短7年，能有如此成效的原因是深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信任，使他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拥有比厅长更多的权力。此外杨绰庵人脉关系很好，很会替人着想。譬如战时经江西去后方的过客很多，而民营旅馆又多脏乱。他就在交通干道多个县城办起陶陶招待所，既方便了过往的各路要员，又增加了地方收入，还留下了好口碑。像矿藏收入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别的厅长多年都没解决，杨绰庵上任不久，就把关卡打通解决了。那时蒋经国正好在赣州当专员，杨绰庵虽比他大15岁，但两人同在“政治讲习院”共过事，相处融洽。为大庾锡矿改为自采自产自销一事，杨绰庵找到蒋经国商议，彼此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很顺利就解决了。
杨绰庵办事作风也很务实。1942年他回福州探亲，途经光泽县时，当地闽籍商人，在公路上拉起“欢迎杨绰庵厅长莅临光泽”等横幅，还组织敲锣打鼓上路迎候。他见状批评说，不要这样招摇，否则下次我就不来了。那天受批评人的窘态，我至今还留有印象。我还听先父讲过，1941年福建受旱，多地缺粮。杨绰庵同意以优惠价格，从江西调粮支援福建。当时江西贸易部中有人借口车队调不出车，拖延运粮，还放风说，这是徇同乡私情。杨绰庵知道后不予理会，亲自向福建和驻军借车，保证这批粮食及时发运，缓解了福建的粮荒。随后又在贸易部，采用对比算细账的方法组织讨论，让大家明白，这是既支援了邻省、又赚到钱的生意，非徇私情。这一下，再也听不到闲话了。
他说“市政府不再是衙门，
市长不再是大老爷”
杨绰庵在江西的政绩，得到了上峰赏识。1942年先调重庆，抗战胜利后立即被派任哈尔滨市长。从苏联手中接收，到解放军兵临城下被迫离开，他当市长不到一年。台湾《中央日报》原董事长陈纪滢，当年曾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哈尔滨杨绰庵手下担任文化指导委员会主任。他于1981年在台湾出版的《记荣屋》中，记载了不少当年“杨市长”的故事。例如：
上下级关系融洽。市政府工作班子进驻哈尔滨之前，曾中途在北京小住，暂借东交民巷正金银行楼下几间房子居住。“杨市长同大家挤住一起，他擅长事务，安排周到，一日三餐，供应无缺，不能不说是天才”。“为了大家娱乐，他常请同仁欣赏国剧，还托人请到马连良、小翠花两位名伶，在长安戏院合演《坐楼杀惜》。上演之日座无虚席，同仁高兴，戏院与演员也捞了一票，皆大欢喜”。 不摆官架子。陈纪滢说：“他给客人与市民的印象是坦白、诚恳、没官僚架子，还可以说，很大胆。因为东北人民不但在十四年中没见过这样的平民化的官吏，就是民国以来全国各地也少听说这样接近民众的首长。”还说，当时哈尔滨人因长期受日本人统治，见生人常常不敢抬头挺胸。对此，杨绰庵特意在市政府门口挂出大标语：市长不是官，是公仆。“挺起胸膛，做堂堂正正大国民”，“抬起头来，当智能兼备好男儿”。成立市政府当天，“他到市府大门外走进群众之中，与每个人握手，被人群包围了有半小时之久。他还站在台阶前高声说，‘市政府不再是衙门，市长不再是大老爷，以后什么人都可以直接见我’。”
杨绰庵与李兆麟彼此很尊重。陈纪滢书中说，杨绰庵对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首领李兆麟的评价是：“这个共产党人很特殊，有感情、有国家观念，也有地方观念；说真话、不虚伪、不矫情；说做就做，毫不含糊。”书中也记载了李兆麟对杨绰庵说的一段话：“我来是向杨市长专诚致敬意的。因为我上午亲听您的讲话，与您的作风。我觉着如果国民政府的官吏都像你们，则国家前途很有希望。现在东北光复了，我只盼望能顺利接收。从今以后，我东北人民不再受异族统治，就是我个人的愿望了。”又说：“如果承杨市长不弃，我乐意交您这个朋友，共同为哈尔滨市民的幸福而努力。”陈纪滢书中谈及当时李兆麟的态度时，感觉到他主要是不满苏联人在压他，对苏军牢骚颇多，他渴望战后中国能尽快团结起来，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与摆布，这一点正好与杨绰庵是一致的。
一生功与过 由史家评说
1938年，先父眼看杨绰庵姨太太张绮东很喜欢小孩而自己又没有小孩。正好我大姐第九胎的女儿那年才3岁，此女乳名尾犹，福州话中“尾”有最后之意。取“尾”名，无异嫌多。有鉴于此，就提议将此女抱送给张某做养女。也许是种缘分，很快双方都赞同。于是，我大姐的女儿尾犹，就被杨绰庵姨太收养，改名为杨忆游。从此，她也随着杨绰庵宦海浮沉，走向一条崎岖的人生之路。
1948年冬，我曾隨父到杨绰庵在上海西摩路家里做客。那时他担任上海粮食购储委员会主任，先父帮他从江西采购了一批粮食。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听得出，杨绰庵对时局很悲观，他预感国共和谈恐无望，话里有厌倦从政的情绪。
解放后1949年秋，先父的江西南城县的民生火柴厂，正式与抚州人民银行合营，并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招聘制火柴配药师。有一天忽然收到杨绰庵从上海来信，原来他看到这条广告，得知火柴厂还在经营感到欣慰，特致信老友问候。先父随即复信致谢。当年年底，我与二哥景森赴上海办事，携父命专诚同赴上海霞飞路杨绰庵的新公寓拜访。这一次杨绰庵显得很随和。他告诉我们，上海解放前夕，他去过香港一趟，随即又回来。他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对共产党治国抱有信心及期许。说他已受聘担任华东粮食公司顾问，还问起江西的粮食生产与粮价等等。
1950年秋，我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交大所在的徐家汇，离杨绰庵的公寓不远，所以又去过他家一次，但没见到人。直到几十年后才从资料上获悉，1950年7月杨绰庵因涉嫌李兆麟被害案被捕，1955年2月18日含冤去世。后经其子杨文骐多年申诉，法院终于查明这是一起误判。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2）中刑监第1694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宣布撤销原判，对杨绰庵予以平反昭雪。
星转斗移，世道变迁。杨绰庵一生功过，容由史家评说。只是他作为先父的故友，又是我外甥女的养父，理应受到后辈的敬意。谨以此文，表达对杨绰庵先生的怀念。
附：杨绰庵“嘱儿书”
骐儿如见：
昨得鹏飞先生电，知儿已到锦（州），甚望于短期内，能与儿相见。哈市困难之处甚多，但我半生遭际都是困难，久亦不知其为困难，人生尽责而已。且因生于忧患，获悉许多人间疾苦，遂发大慈大悲之心，而行救苦救难之事；是困难两字，正天之所以启我也。哈市三月来经许多危急，各机关均奉命撤退，我独镇定应变，转危为安，以准备撤退之精力，来谋缓和环境之工作；万不肯顾自己之安全，而令人民受不必要之牺牲；况负地方责任之人，更不应存此想。哈市在四面楚歌之中，今日参议会筹备会开会，我报告环境情况，并说明我决维持至最后一秒钟，大家均甚感动；成功成仁，在此一举，亦人生难得之机缘也。
我半生无一长处，但待人接物俱一本至诚，诚以待人，勤以处事，因诚而得多助，因勤而条理分明，我甚望以此二字贻儿作为家训。我平日只知奉公，不事私产，以致一身之外无长物，来日大难，儿负担更重，我心微有不忍；然我以初中未毕业之学生，于二十岁入邮局服务，每月仅得十八元，两月后为三十二元五角，即开始负担家计，上有两母，下有两妹，负担之重，实逾于吾儿。儿与长姐大学均已毕业，两人共养一母，尚非十分难事。我于十年前在香港所保寿险取出后足供骧弟学费。我既无房产，亦无古董字画，孑然一身。希望交通便利，归葬我于两祖母墓地之中间，一为生我，一为抚我，我于公于私，均可告无罪于人世矣。身后丧葬等事，以节省为上，一切俗套，甚至荣典追悼会等皆劳民伤财，并增加亡人罪过，望儿一概婉谢。惟最好代告亲友能多多种树种林，不独有益人生，且月白风清之度，魂兮来依，亦足稍慰怀想也。
我前应军委会侍从室笫三处之约，曾写自传一篇，须印出分送友好，以作告别之文。尚有许多好友，数年来多方维持我的生活，如弥钜、怡生、澍霖诸君，应一一为我道谢。翼公主任（指熊式辉）及旭公主席（指黄旭初）待我至厚，我平生不肯轻用知遇二字，前于畅老过后，我痛哭弥月。盖不胜知遇之感，今于健存之翼、旭二公，亦有此感也。儿问候翼公时，转告以我决心维持地方秩序，如不幸，即为告别。我始终相信哈市安全，姑以此意告儿，为万一之准备而已。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