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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恐龙这件事上，徐星与化石的风格是一致的：找到或是找不到，我就在这里，不悲不喜。
他们时常不期而遇。28岁发现长羽毛的北票龙时，徐星认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发现”；31岁，比始祖鸟还小的“赵氏小盗龙”横空出世，他想“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最最重要的发现了”；34岁，他提出四翼恐龙假说，坚信“我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重要的发现了”。
直到不久前发现长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龙，这位46岁的古生物学家终于无奈地承认：“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持续。”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徐星弓着背坐在电脑前，身着牛仔裤，没穿袜子。他用的还是老式的按键手机，没用过微信。他经常出国，可从没开通“国际漫游”，拿任何潮流标准比量一下，他都像块“化石”。
可那些美国科学家、英国研究者、中国科研机构非抢着给这块“化石”戴上闪闪发亮的帽子——“发现恐龙的领跑者”“恐龙猎人”“当今世界古生物学研究的一颗明星”……
徐星嫌麻烦，一听就摇头，像是急着甩掉满头帽子。他认为自己不是啥明星，只是“最幸运的人”，接着又温吞吞地解释：“现在是古生物学发展一个相对好的时期，没有理由不出成果。”
早年间，徐星每年至少有3个月在野外找化石。每天顶着大太阳，趴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拿着细毛刷子刷石头。他能連续一个月不洗脸，并且像骆驼一样耐旱。
有一次，一个队员半夜冲出帐篷，说什么都要逃出沙漠，队长徐星光着膀子追出去，揪他回来，慢慢开导。
随着迅速发展的农村土地建设，大量化石从田间、工地出土。徐星很纠结：“从农民手里买吧，相当于鼓励他们继续挖，不买吧，这些东西就没了。”
据说，他有把民间珍贵化石“劝”进实验室的“魔法”，又得了顶“机敏外交家”的帽子。
不久前，“阅龙无数”的徐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面对着一块破碎化石大伤脑筋。上面仅存的印痕显示：一根疑似骨头的东西从鸽子大小恐龙的前肢腕部伸出。
利用CT和扫描电镜等多种仪器对化石及残留的骨蛋白进行化学分析后，研究者们终于确定，恐龙“手下”的棒子是一根软骨，除此之外，化石上还发现了残存的翼膜。
还是小孩子时，徐星的理想是成为高僧、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这个被调剂的少年跑去问老师，什么是古生物学。老师说不知道。徐星放心了：“连老师都不知道，一定非常现代。”
上学以后，想摆脱化石的徐星开始自学经济学，后来又沉迷计算机。可惜保研的时候听了老乡“毕竟是理科”一句劝，他到了中科院，一直待到今天。
为了完成毕业论文，他接手了老师一直没空研究的两块化石，结果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角龙类，把这个物种的存在时间往前推了3000万年。从那以后，他成了“化石控”。
“小时候一说科学家，就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没有要当恐龙学家的。其实应该鼓励多样性，不要千篇一律。”徐星表示，同辈人很少有出于兴趣搞这个学科的，自己也是直到上大学才知道“恐龙”这种生物。
也许正是得益于对恐龙没啥感情，徐星提出了很多颠覆性的观点。2003年，徐星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四翼恐龙”假说。此后陆续出土的化石证实了徐星的研究：在恐龙向鸟类进化的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从4只翅膀到2只翅膀的阶段。
早在徐星开始研究之前，已有至少两个国外团队就类似的化石材料发表了论文，却没有得出相似的结论。徐星回忆道，因为认定恐龙不会飞，一拨研究者根本没注意到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另一个相信恐龙会飞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前肢上的羽毛，却对腿上的飞羽视而不见。
其实，只有在科学证据指示的情况下，徐星才足够大胆。“科学家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的，科学需要保守。”徐星放慢了语速，加重了语气，“但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思维定式会影响你的观察。”
当“四翼恐龙”被誉为“始祖鸟之后在鸟类演化研究领域最重要发现”之后第8年，徐星又把当了100多年“最原始鸟类”的始祖鸟拉出“鸟”的门类。他组建了包含89个物种、374个特征的数据矩阵，比对分析后发现，始祖鸟不是鸟，而是迅猛龙的祖先。
“我希望找到越来越多的恐龙，然后理清这些恐龙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谁和谁是哥俩、父子……”在《百家讲坛》等科普节目中，徐星总是试图用最浅显的方法解释复杂的问题。
他的科普文章《飞上蓝天的恐龙》入选小学教材。他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给他的恐龙，邮箱里躺着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小朋友发来的邮件。对于孩子们的来信，他都会回复，答疑、鼓励、还不忘叮嘱好好学习。
这位爱穿拖鞋的“恐龙发现领跑者”感慨，中国研究者的素质与国外同行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些从小热爱恐龙的孩子正在进行有价值的努力。
“他画这个的时候才5岁。”指着一幅装裱精美的儿童画，徐星的眼睛亮晶晶的，画上是4只狂奔的迅猛龙。“有初一初二的小孩子，就已经在读英文文章了。”提起那些“别人家的孩子”，他神采奕奕。
他声音温和、语速很快，仿佛总是有种克制的焦急。见记者拎包要走，起身送客的徐星终于露出了轻松的表情。“我实在太忙了！”他叉着腰说。
这位温厚的科学家没有太多情绪表达，事实上，他连笑容都是克制的，嘴角上扬到某个程度会自动回落。有一次，发现重要的物种，徐星高兴得不得了，在大沙漠里“连续抽了两颗烟”。还有一回，庆祝的方式是“喝了几瓶啤酒”。
对于在网上被各种吐槽的《侏罗纪世界》，这位专门研究恐龙羽毛的研究员深表理解：“你想，从电影成本上来看，花一样的钱，做出的羽毛比鳞片看着更精细。”
有一次，他的犀利则震惊世界。1999年，刊载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加拿大柯瑞博士等著名恐龙学家发现了半鸟半龙的新物种。大洋彼岸的徐星则发现，这只“古盗鸟”的下半身，和自己在辽宁找到的“小盗龙”上半身化石，分明是被掰开的两半！
“恐龙化石不会说谎。”犹豫了几天，工作不足5年的徐星把自己的发现告知了杂志社。堪称科学丑闻的虚假宣传立时终止，事后，连研究者都承认，这件化石很明显是由不同物种拼接而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一直进行。
对此，徐星没有显示出对影视作品那样的宽容：“呈现事实、寻找规律，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讲事实。”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中国古生物学家们发现的约230种—240种物种里，“至少三分之一是有问题的，很多物种是重复发现，已经发现过了又去命名。”
“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也有人性的弱点。”这块不圆滑的“化石”指出中国缺乏真正的同行评议系统，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厌恶批评。“时时刻刻要记住你是个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正视证据，勇于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视。”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分析恐龙研究者准确性的古生物学家麦克·本顿表示，徐星不是一个急于发表成果的研究者，他命名的新物种极少受到质疑。
比起“雕刻”自己，这块“化石”更愿意为未来的研究铺路。徐星团队正在有计划地引入基因组学合作伙伴，推动古生物学领域多学科交叉，用整合方法探讨重要生物结构的演化。
“鸟类起源于恐龙，不是一个人的任务，也不是一辈子的任务。也许在几百年后，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在进行。”在这块“石头”眼里，恐龙从来就不只是恐龙，它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历程，与人类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
而那块拼接、走私的“古盗鸟”化石，最终被无偿归还中国，已静静地在徐星办公室楼下的标本馆里，躺了十几年。
他们时常不期而遇。28岁发现长羽毛的北票龙时，徐星认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发现”；31岁，比始祖鸟还小的“赵氏小盗龙”横空出世，他想“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最最重要的发现了”；34岁，他提出四翼恐龙假说，坚信“我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重要的发现了”。
直到不久前发现长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龙，这位46岁的古生物学家终于无奈地承认：“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持续。”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徐星弓着背坐在电脑前，身着牛仔裤，没穿袜子。他用的还是老式的按键手机，没用过微信。他经常出国，可从没开通“国际漫游”，拿任何潮流标准比量一下，他都像块“化石”。
可那些美国科学家、英国研究者、中国科研机构非抢着给这块“化石”戴上闪闪发亮的帽子——“发现恐龙的领跑者”“恐龙猎人”“当今世界古生物学研究的一颗明星”……
徐星嫌麻烦，一听就摇头，像是急着甩掉满头帽子。他认为自己不是啥明星，只是“最幸运的人”，接着又温吞吞地解释：“现在是古生物学发展一个相对好的时期，没有理由不出成果。”
早年间，徐星每年至少有3个月在野外找化石。每天顶着大太阳，趴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拿着细毛刷子刷石头。他能連续一个月不洗脸，并且像骆驼一样耐旱。
有一次，一个队员半夜冲出帐篷，说什么都要逃出沙漠，队长徐星光着膀子追出去，揪他回来，慢慢开导。
随着迅速发展的农村土地建设，大量化石从田间、工地出土。徐星很纠结：“从农民手里买吧，相当于鼓励他们继续挖，不买吧，这些东西就没了。”
据说，他有把民间珍贵化石“劝”进实验室的“魔法”，又得了顶“机敏外交家”的帽子。
不久前，“阅龙无数”的徐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面对着一块破碎化石大伤脑筋。上面仅存的印痕显示：一根疑似骨头的东西从鸽子大小恐龙的前肢腕部伸出。
利用CT和扫描电镜等多种仪器对化石及残留的骨蛋白进行化学分析后，研究者们终于确定，恐龙“手下”的棒子是一根软骨，除此之外，化石上还发现了残存的翼膜。
还是小孩子时，徐星的理想是成为高僧、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这个被调剂的少年跑去问老师，什么是古生物学。老师说不知道。徐星放心了：“连老师都不知道，一定非常现代。”
上学以后，想摆脱化石的徐星开始自学经济学，后来又沉迷计算机。可惜保研的时候听了老乡“毕竟是理科”一句劝，他到了中科院，一直待到今天。
为了完成毕业论文，他接手了老师一直没空研究的两块化石，结果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角龙类，把这个物种的存在时间往前推了3000万年。从那以后，他成了“化石控”。
“小时候一说科学家，就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没有要当恐龙学家的。其实应该鼓励多样性，不要千篇一律。”徐星表示，同辈人很少有出于兴趣搞这个学科的，自己也是直到上大学才知道“恐龙”这种生物。
也许正是得益于对恐龙没啥感情，徐星提出了很多颠覆性的观点。2003年，徐星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四翼恐龙”假说。此后陆续出土的化石证实了徐星的研究：在恐龙向鸟类进化的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从4只翅膀到2只翅膀的阶段。
早在徐星开始研究之前，已有至少两个国外团队就类似的化石材料发表了论文，却没有得出相似的结论。徐星回忆道，因为认定恐龙不会飞，一拨研究者根本没注意到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另一个相信恐龙会飞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前肢上的羽毛，却对腿上的飞羽视而不见。
其实，只有在科学证据指示的情况下，徐星才足够大胆。“科学家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的，科学需要保守。”徐星放慢了语速，加重了语气，“但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思维定式会影响你的观察。”
当“四翼恐龙”被誉为“始祖鸟之后在鸟类演化研究领域最重要发现”之后第8年，徐星又把当了100多年“最原始鸟类”的始祖鸟拉出“鸟”的门类。他组建了包含89个物种、374个特征的数据矩阵，比对分析后发现，始祖鸟不是鸟，而是迅猛龙的祖先。
“我希望找到越来越多的恐龙，然后理清这些恐龙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谁和谁是哥俩、父子……”在《百家讲坛》等科普节目中，徐星总是试图用最浅显的方法解释复杂的问题。
他的科普文章《飞上蓝天的恐龙》入选小学教材。他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给他的恐龙，邮箱里躺着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小朋友发来的邮件。对于孩子们的来信，他都会回复，答疑、鼓励、还不忘叮嘱好好学习。
这位爱穿拖鞋的“恐龙发现领跑者”感慨，中国研究者的素质与国外同行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些从小热爱恐龙的孩子正在进行有价值的努力。
“他画这个的时候才5岁。”指着一幅装裱精美的儿童画，徐星的眼睛亮晶晶的，画上是4只狂奔的迅猛龙。“有初一初二的小孩子，就已经在读英文文章了。”提起那些“别人家的孩子”，他神采奕奕。
他声音温和、语速很快，仿佛总是有种克制的焦急。见记者拎包要走，起身送客的徐星终于露出了轻松的表情。“我实在太忙了！”他叉着腰说。
这位温厚的科学家没有太多情绪表达，事实上，他连笑容都是克制的，嘴角上扬到某个程度会自动回落。有一次，发现重要的物种，徐星高兴得不得了，在大沙漠里“连续抽了两颗烟”。还有一回，庆祝的方式是“喝了几瓶啤酒”。
对于在网上被各种吐槽的《侏罗纪世界》，这位专门研究恐龙羽毛的研究员深表理解：“你想，从电影成本上来看，花一样的钱，做出的羽毛比鳞片看着更精细。”
有一次，他的犀利则震惊世界。1999年，刊载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加拿大柯瑞博士等著名恐龙学家发现了半鸟半龙的新物种。大洋彼岸的徐星则发现，这只“古盗鸟”的下半身，和自己在辽宁找到的“小盗龙”上半身化石，分明是被掰开的两半！
“恐龙化石不会说谎。”犹豫了几天，工作不足5年的徐星把自己的发现告知了杂志社。堪称科学丑闻的虚假宣传立时终止，事后，连研究者都承认，这件化石很明显是由不同物种拼接而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一直进行。
对此，徐星没有显示出对影视作品那样的宽容：“呈现事实、寻找规律，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讲事实。”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中国古生物学家们发现的约230种—240种物种里，“至少三分之一是有问题的，很多物种是重复发现，已经发现过了又去命名。”
“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也有人性的弱点。”这块不圆滑的“化石”指出中国缺乏真正的同行评议系统，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厌恶批评。“时时刻刻要记住你是个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正视证据，勇于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视。”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分析恐龙研究者准确性的古生物学家麦克·本顿表示，徐星不是一个急于发表成果的研究者，他命名的新物种极少受到质疑。
比起“雕刻”自己，这块“化石”更愿意为未来的研究铺路。徐星团队正在有计划地引入基因组学合作伙伴，推动古生物学领域多学科交叉，用整合方法探讨重要生物结构的演化。
“鸟类起源于恐龙，不是一个人的任务，也不是一辈子的任务。也许在几百年后，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在进行。”在这块“石头”眼里，恐龙从来就不只是恐龙，它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历程，与人类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
而那块拼接、走私的“古盗鸟”化石，最终被无偿归还中国，已静静地在徐星办公室楼下的标本馆里，躺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