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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去双安吗？我顺路去双安，去不去？”“你们去哪儿？我可以免费捎一下……”沿着拥挤的344路公交站点，王永每天开着他的奔驰S350驶过，会摇下车窗，奋力冲人群招呼。少数人看到这位光头会惊喜地喊出：“顺风哥！”原来最近两个月，央视新闻频道每天都会播出一则公益广告“真诚沟通”，主人公便是王永。但大部分迎接他的，则是满脸狐疑，据说还有人被吓得条件反射，将手里的早餐扔进他车里。
“在我们农村，搭顺风车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生于湖南邵阳县的王永说。但在充满防卫意识的大都市，人们信奉的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开‘顺风车’免费搭人，第一年、第二年没人相信，但是我坚持了十三年，已经搭载了一万多名乘客，现在人们觉得这件事情真是很靠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做企业品牌也是如此，只有坚持不断地做，专注才可以成功。而不是只滴了一天水就问：‘怎么还没穿石呢？’”
新民周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说过，“我的左脸是索尼，我的右脸是松下。”在中国，如果列一个“脸谱”入围名单，里面一定会有海尔和联想。但在这次品牌中国的高峰论坛上，我看到对话主题之一正是对这两家教父级企业的批评： 大品牌？非品牌——反思“海尔联想模式”。
刚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一点意外。中国企业界素来以和为贵，鲜少有人愿意公开探讨此类话题，更何况是批评、反思。你设置这个话题的初衷是什么？
王永：联想和海尔是中国自主品牌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牌。而且柳传志和张瑞敏，也是两位教父级的人物。这两位企业家，我都很熟悉。联想和海尔，本身也是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品牌中国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之所以设置这个话题，并不是在批判，而是因为我对海尔和联想就像自己亲人一样，言之苛爱之切。我家也用海尔家电，海尔的口号是“真诚到永远”，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广为人知。这是中国企业注重产品质量的一个最典型的事件，也是它赖以成功的地方。因为我支持国货，家里的空调就买了海尔特别高端的品牌，比国外所有品牌都贵。我家的客厅特别大，70-80平米，一个柜机就足以制冷，效果确实不错。
新民周刊：有个奇怪现象，中国制造商贪恋房地产，也是不争的事实。刘晓庆最近还转了一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微博：七匹狼做地产、雅戈尔做地产，苏宁做地产，国美做地产，苏泊尔做地产，格力做地产，格兰仕做地产，奥康做地产，娃哈哈做地产，喜之郎做地产，奥克斯做地产，长城床垫做地产，长虹电器做地产，五粮液、郎酒、水井坊、阿里巴巴都在做地产，神奇的地产啊，让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
王永：我调查过，短期内做一点地产，可以为企业赚点儿钱。但是从长远看，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这个选择付出代价。
全球500强里，苹果市值最高，它去做地产了吗？可口可乐，全球那么多门店，它去做地产了吗？微软，现金流多得一塌糊涂，它去做地产了吗？难道它们不知道在中国做地产很赚钱吗？
新民周刊：有一类观点认为，地产对自主品牌的成长功过兼有。一些品牌，可以因地产而变得资本雄厚，从而加大对品牌的投入力度。制造企业的地产冲动，似乎也能让人理解。
王永：一个团队的精力是有限的。个人精力、资源、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这些东西能够支撑一个细分的领域已经很了不起了。在中国，卖饮料能做到多大？但是人家可口可乐可以卖到全球品牌价值最高。谷歌做搜索可以做到全球市值前三名。中国卖手机的多了去，苹果卖手机可以做到全球市值最高。这就足以证明，专注是世界500强大公司或者品牌成功的不二法门。
新民周刊：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想跑得快，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撑。
王永：跑得快也必须要专注。中国企业家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自己的企业做大后，发现天天去饭店吃饭结账很麻烦，就自己开个饭馆。觉得住酒店太贵，就自己开个酒店。每月几十万的房费、招待费都回来了，看似很划算。但没过两个月就发现，口碑不如以前好了，管理也跟不上，租金、团队管理，进货成本，无法掌控。本来是不想把钱给别人赚，全都是自己背，最后反而把自己拖入泥潭。所以在中国现在这个时候，专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责怪企业家，还有制度的问题。制度决定行为。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变坏。
新民周刊：制度如何改变企业家的行为，请更细化地谈一下。
王永：最近北京拍了一块地，以前是价高者得，现在是价低者得，这就有问题了。比如两个人一起跑步，到底是跑快算赢，还是跑慢算赢，在跑之前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之前都不知道，或者跑到中途制度变了，你告诉我该怎么跑？制度和规则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行为的不确定性。
新民周刊：这会让企业家更在乎眼前利益。
王永：对，如果制度不确定的话，我會缺乏安全感，转而追逐短期效益。做什么最快，房地产最快。很多人自以为自己聪明，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些做房地产不赚钱的反向案例。
当年海南、广西北海的房地产泡沫是如何破灭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浙江有一家服装企业就没能抵制住外界的诱惑。地方政府说，你们公司做这么大，有钱，我给你块地吧。这个东西稳赚钱的，我是关系好才给你做。一算账，真的赚钱，心痒痒，不做不行。结果一脚踏进去，发现泥潭比自己想象的要深得多。
大家只看到房地产的火爆和带来的好处，就像我们通常讲的，只见到贼吃肉，却没见到贼挨打。其实做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房地产特别火爆的时候，利润率达到30%，很多问题全部被掩盖了，你的创新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人才优势、管理能力都无所谓。一旦市场有点风吹草动，问题就暴露了。你是跑车，在高速公路上是挺稳的，突然换了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路就不行了。浙江那家企业就是这样，开始焦头烂额，到处抽人、抽资源。把主业的执行总裁拉过来做地产，原来用作订货的现金流和技术资源，全砸到这里来。结果房地产没搞起来，主业这边也断水了。更杯具的是，在工程上死了一个人，家属跑来闹事，把尸体抬到每年一次的采购大会现场。客户觉得很晦气，没订货就跑了，整个就很乱，最后一蹶不振。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反思，制度的制定者、地方政府也要反思。
新民周刊：刚才我们谈的是对海尔“多元化”战略的再思考。提及联想，人们关心更多的是它走出去之后的遭遇。你对此也曾有过深入研究，请问如何评价这次并购及其之后的表现？
王永：联想付出的代价是所有企业必须要付出的。TCL走出去，折翼而归。联想走出去，跌跌撞撞，然后慢慢站稳了。等到收购沃尔沃的时候，显然比前两个要成功的多。李书福收购的是沃尔沃完全知识产权，一锅端连根拔起，连周边的泥都拿回来了。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付出代价是一定的。你说谈到最后的时候，闯出去的企业知不知道自己吃亏了？我想它也知道，但是它要评估。
第一，人都是要面子的。第二，IBM是美国的一流公司，中国公司收购它，本来就是一个“蛇吞象”，倍受眼球关注的问题，有品牌传播的价值。第三，走出去，吃亏也是正常。我们必须要看到，联想走出去，还是比不走出去要强。没有这个过程，摇舢板的是不可能开大船的。也许人家给我的是一个旧船、破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只有开了这艘船，才可以开更大的船。一开始自己不会开，就给别人当助手，我在旁边学。等学会了以后自己来玩，刚开始也许还不适应，颠簸颠簸，但是开久了就顺了。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从平民成为贵族，必须经历的几个过程，首先他必须是新贵（new rich），暴发户。送儿子出去留学，孙子就成了贵族，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联想的国际化也是一个必由之路，否则它的步伐不可能这么稳健。
行胜于言。出井伸之说过一句话，在“3·11” 日本大地震之前，所有人都说：“我们要反思，我们要行动，我们要变革。”但是没有人行动。“3·11”之后，日本公司彻底在行动了。
中国人天天说国际化，但是没有人敢去做。所以从这点上说，联想的国际化是中国品牌国际化的丰碑。它们有勇气，有行动力。虽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过去了。至于掉出了全球科技品牌TOP20排行榜，这些评选的事情不要太在乎，很多都是游戏。面子再好，底子好不好最重要。从柳总、杨元庆目前的状态看，我觉得他们已经适应了。
新民周刊：据我所了解，在360公司，一项功能从萌发创意到推向公众，周鸿祎会设置几道“自己造的狗食自己吃”的阶段，最后才推向市场。
王永：史玉柱也是，天天玩自己的游戏。李书福，他的第一款车出来一定是自己先开。包括刘永好做饲料的时候也是自己尝。他有一句名言：连我们都不喜欢吃的东西，猪会喜欢吃吗？为什么他们的饲料做得这么好，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归结起来，你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种种乱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永：一个是人的急功近利，一个是环境制度的急功近利。
比如国外一流企业有“123”的说法：领先现在的产品，储存两代的技术，研发三代的技术。我手里有三张牌，往外打哪一张，是心里很有数的，有节奏的。而中国企业不是这样，有牌先打出去再说，至于后面有没有牌我不管，我也管不了，而且能不能让我机会打第二张牌，我不知道、不确定，我考虑的是生存。
为什么我们这次中国品牌节的主题是“重构诚信，深化创新”。重构是什么概念？已经没有了，才要重构。在创新上，我们现在只流于表面，所以要深化。我不敢再往深里讲，“重构诚信，深化创新”，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在诚信的基础上做创新，这是我们企业唯一的出路。
就像做商业地产的人那么多，但是王建林能成功，他这种模式創新值得借鉴。据我所知，王健林现在到各地做项目根本不需要花钱。招租一下就满了，有品牌跟着你来；地几乎不用什么钱；建筑公司都巴不得求着你给我盖，我愿垫资多少。在福州买他的房子，抽到一个号就值20万。他已经成了“票房保证”。
王健林最开始做商业地产，也有很惨的时候。所以很多事情要坚持，持续不断地去做。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执行主席刘东华讲：“如果你围着满世界去转，整个世界都会抛弃你。如果专注于一点，整个世界都会围着你转。”
“在我们农村，搭顺风车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生于湖南邵阳县的王永说。但在充满防卫意识的大都市，人们信奉的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开‘顺风车’免费搭人，第一年、第二年没人相信，但是我坚持了十三年，已经搭载了一万多名乘客，现在人们觉得这件事情真是很靠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做企业品牌也是如此，只有坚持不断地做，专注才可以成功。而不是只滴了一天水就问：‘怎么还没穿石呢？’”
新民周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说过，“我的左脸是索尼，我的右脸是松下。”在中国，如果列一个“脸谱”入围名单，里面一定会有海尔和联想。但在这次品牌中国的高峰论坛上，我看到对话主题之一正是对这两家教父级企业的批评： 大品牌？非品牌——反思“海尔联想模式”。
刚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一点意外。中国企业界素来以和为贵，鲜少有人愿意公开探讨此类话题，更何况是批评、反思。你设置这个话题的初衷是什么？
王永：联想和海尔是中国自主品牌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牌。而且柳传志和张瑞敏，也是两位教父级的人物。这两位企业家，我都很熟悉。联想和海尔，本身也是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品牌中国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之所以设置这个话题，并不是在批判，而是因为我对海尔和联想就像自己亲人一样，言之苛爱之切。我家也用海尔家电，海尔的口号是“真诚到永远”，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广为人知。这是中国企业注重产品质量的一个最典型的事件，也是它赖以成功的地方。因为我支持国货，家里的空调就买了海尔特别高端的品牌，比国外所有品牌都贵。我家的客厅特别大，70-80平米，一个柜机就足以制冷，效果确实不错。
新民周刊：有个奇怪现象，中国制造商贪恋房地产，也是不争的事实。刘晓庆最近还转了一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微博：七匹狼做地产、雅戈尔做地产，苏宁做地产，国美做地产，苏泊尔做地产，格力做地产，格兰仕做地产，奥康做地产，娃哈哈做地产，喜之郎做地产，奥克斯做地产，长城床垫做地产，长虹电器做地产，五粮液、郎酒、水井坊、阿里巴巴都在做地产，神奇的地产啊，让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
王永：我调查过，短期内做一点地产，可以为企业赚点儿钱。但是从长远看，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这个选择付出代价。
全球500强里，苹果市值最高，它去做地产了吗？可口可乐，全球那么多门店，它去做地产了吗？微软，现金流多得一塌糊涂，它去做地产了吗？难道它们不知道在中国做地产很赚钱吗？
新民周刊：有一类观点认为，地产对自主品牌的成长功过兼有。一些品牌，可以因地产而变得资本雄厚，从而加大对品牌的投入力度。制造企业的地产冲动，似乎也能让人理解。
王永：一个团队的精力是有限的。个人精力、资源、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这些东西能够支撑一个细分的领域已经很了不起了。在中国，卖饮料能做到多大？但是人家可口可乐可以卖到全球品牌价值最高。谷歌做搜索可以做到全球市值前三名。中国卖手机的多了去，苹果卖手机可以做到全球市值最高。这就足以证明，专注是世界500强大公司或者品牌成功的不二法门。
新民周刊：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想跑得快，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撑。
王永：跑得快也必须要专注。中国企业家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自己的企业做大后，发现天天去饭店吃饭结账很麻烦，就自己开个饭馆。觉得住酒店太贵，就自己开个酒店。每月几十万的房费、招待费都回来了，看似很划算。但没过两个月就发现，口碑不如以前好了，管理也跟不上，租金、团队管理，进货成本，无法掌控。本来是不想把钱给别人赚，全都是自己背，最后反而把自己拖入泥潭。所以在中国现在这个时候，专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责怪企业家，还有制度的问题。制度决定行为。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变坏。
新民周刊：制度如何改变企业家的行为，请更细化地谈一下。
王永：最近北京拍了一块地，以前是价高者得，现在是价低者得，这就有问题了。比如两个人一起跑步，到底是跑快算赢，还是跑慢算赢，在跑之前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之前都不知道，或者跑到中途制度变了，你告诉我该怎么跑？制度和规则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行为的不确定性。
新民周刊：这会让企业家更在乎眼前利益。
王永：对，如果制度不确定的话，我會缺乏安全感，转而追逐短期效益。做什么最快，房地产最快。很多人自以为自己聪明，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些做房地产不赚钱的反向案例。
当年海南、广西北海的房地产泡沫是如何破灭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浙江有一家服装企业就没能抵制住外界的诱惑。地方政府说，你们公司做这么大，有钱，我给你块地吧。这个东西稳赚钱的，我是关系好才给你做。一算账，真的赚钱，心痒痒，不做不行。结果一脚踏进去，发现泥潭比自己想象的要深得多。
大家只看到房地产的火爆和带来的好处，就像我们通常讲的，只见到贼吃肉，却没见到贼挨打。其实做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房地产特别火爆的时候，利润率达到30%，很多问题全部被掩盖了，你的创新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人才优势、管理能力都无所谓。一旦市场有点风吹草动，问题就暴露了。你是跑车，在高速公路上是挺稳的，突然换了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路就不行了。浙江那家企业就是这样，开始焦头烂额，到处抽人、抽资源。把主业的执行总裁拉过来做地产，原来用作订货的现金流和技术资源，全砸到这里来。结果房地产没搞起来，主业这边也断水了。更杯具的是，在工程上死了一个人，家属跑来闹事，把尸体抬到每年一次的采购大会现场。客户觉得很晦气，没订货就跑了，整个就很乱，最后一蹶不振。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反思，制度的制定者、地方政府也要反思。
新民周刊：刚才我们谈的是对海尔“多元化”战略的再思考。提及联想，人们关心更多的是它走出去之后的遭遇。你对此也曾有过深入研究，请问如何评价这次并购及其之后的表现？
王永：联想付出的代价是所有企业必须要付出的。TCL走出去，折翼而归。联想走出去，跌跌撞撞，然后慢慢站稳了。等到收购沃尔沃的时候，显然比前两个要成功的多。李书福收购的是沃尔沃完全知识产权，一锅端连根拔起，连周边的泥都拿回来了。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付出代价是一定的。你说谈到最后的时候，闯出去的企业知不知道自己吃亏了？我想它也知道，但是它要评估。
第一，人都是要面子的。第二，IBM是美国的一流公司，中国公司收购它，本来就是一个“蛇吞象”，倍受眼球关注的问题，有品牌传播的价值。第三，走出去，吃亏也是正常。我们必须要看到，联想走出去，还是比不走出去要强。没有这个过程，摇舢板的是不可能开大船的。也许人家给我的是一个旧船、破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只有开了这艘船，才可以开更大的船。一开始自己不会开，就给别人当助手，我在旁边学。等学会了以后自己来玩，刚开始也许还不适应，颠簸颠簸，但是开久了就顺了。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从平民成为贵族，必须经历的几个过程，首先他必须是新贵（new rich），暴发户。送儿子出去留学，孙子就成了贵族，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联想的国际化也是一个必由之路，否则它的步伐不可能这么稳健。
行胜于言。出井伸之说过一句话，在“3·11” 日本大地震之前，所有人都说：“我们要反思，我们要行动，我们要变革。”但是没有人行动。“3·11”之后，日本公司彻底在行动了。
中国人天天说国际化，但是没有人敢去做。所以从这点上说，联想的国际化是中国品牌国际化的丰碑。它们有勇气，有行动力。虽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过去了。至于掉出了全球科技品牌TOP20排行榜，这些评选的事情不要太在乎，很多都是游戏。面子再好，底子好不好最重要。从柳总、杨元庆目前的状态看，我觉得他们已经适应了。
新民周刊：据我所了解，在360公司，一项功能从萌发创意到推向公众，周鸿祎会设置几道“自己造的狗食自己吃”的阶段，最后才推向市场。
王永：史玉柱也是，天天玩自己的游戏。李书福，他的第一款车出来一定是自己先开。包括刘永好做饲料的时候也是自己尝。他有一句名言：连我们都不喜欢吃的东西，猪会喜欢吃吗？为什么他们的饲料做得这么好，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归结起来，你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种种乱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永：一个是人的急功近利，一个是环境制度的急功近利。
比如国外一流企业有“123”的说法：领先现在的产品，储存两代的技术，研发三代的技术。我手里有三张牌，往外打哪一张，是心里很有数的，有节奏的。而中国企业不是这样，有牌先打出去再说，至于后面有没有牌我不管，我也管不了，而且能不能让我机会打第二张牌，我不知道、不确定，我考虑的是生存。
为什么我们这次中国品牌节的主题是“重构诚信，深化创新”。重构是什么概念？已经没有了，才要重构。在创新上，我们现在只流于表面，所以要深化。我不敢再往深里讲，“重构诚信，深化创新”，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在诚信的基础上做创新，这是我们企业唯一的出路。
就像做商业地产的人那么多，但是王建林能成功，他这种模式創新值得借鉴。据我所知，王健林现在到各地做项目根本不需要花钱。招租一下就满了，有品牌跟着你来；地几乎不用什么钱；建筑公司都巴不得求着你给我盖，我愿垫资多少。在福州买他的房子，抽到一个号就值20万。他已经成了“票房保证”。
王健林最开始做商业地产，也有很惨的时候。所以很多事情要坚持，持续不断地去做。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执行主席刘东华讲：“如果你围着满世界去转，整个世界都会抛弃你。如果专注于一点，整个世界都会围着你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