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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以来，马格南图片社的大将、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贝的足迹遍布五大洲，见证过无数次军事冲突和众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的进程捕捉了一份珍贵的视觉文献。但是，巴贝不仅仅是一位眼尖手快、心怀悲悯的人文报道摄影师，他更是一位自由地、创造性地运用色彩的卓越艺术家：他几乎与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同时开展彩色摄影实践，并且，他对色彩、光线和肌理的敏感，直接地追溯至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阳光满意的地中海之国摩洛哥。
当我终于踏进巴黎欧洲摄影之家（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二层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大型回顾展展厅时，巴贝的150幅彩色和黑白摄影作品，已被悉数撤下，一一靠在墙边，一面面白墙上只剩下一个个光的洞窟：展场射灯照耀而成的长方形，边界竟十分齐整。
2016年1月中旬我抵达巴黎时，已是巴贝展览的最后一个周末，原本连展览相关纪录片放映的排片表都抄好了，不料，上海遭极寒天气期间巴黎也遇寒流，人一下子被击倒，发烧卧床两天，错过展览闭幕讲座。
而上一次企图参观巴贝的展览是在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的第二天，巴黎欧洲摄影之家应法国文化部的指示，例外地闭馆了，开幕讲座也取消了。
两次旅行恰好跨越了布鲁诺·巴贝回顾展的整个展期：2015年11月12日至2016年1月17日。
周一，一个正常的闭馆日，我与巴贝相约在此，馆内当天只有物流和粉刷的工人，他们开始筹备下一个展览。
“真的撤得太快了，我和MEP打交道20年了，这不符合常理。我的朋友从中国来，我答应她周一依然可以看到展览，结果……”法国的摄影、艺术人士多把巴黎欧洲摄影之家亲切地唤作MEP，类似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爱称Met一样短促。
巴贝第一次在MEP举办展览是1999年，展出的是他的第一个重要系列《意大利人》（1962-1963）。这组黑白作品是巴贝在瑞士攻读摄影与平面设计时慢慢积累的作品。高中毕业后，巴贝决定成为摄影师。当时唯一设有相关专业的学校是瑞士沃韦艺术与工艺学院（l’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 de Vevey），但1959年入学后不久，他着实感到失望，因为这里主要是培养广告和工业摄影师。他便常常跨越边境，从瑞士到意大利拍摄，深入意大利南北部许多地方，博洛尼亚、托斯卡纳、西西里。当时，巴贝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流派的影响，尤其钟爱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巴贝的这组《意大利人》，通常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勒内·布里（René Burri）的《德国人》放在一起讨论。大概因为他们都试图拍摄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气质。回顾展中，也呈现了部分《意大利人》的作品。表情或怡然或狰狞的意大利人、街头的妓女、晒太阳的妇人，都显得十分生动；威尼斯船头戴礼帽的男士，表情忧伤，更是让人难忘。
正是这组精彩的黑白摄影让他敲开了马格南（Magnum Photos）的大门。巴贝成为马格南图片社正式成员时，不过25岁。“当时驻扎在巴黎的马格南成员只有三位，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马克（Marc Riboud）还有我，我们也因此走得很近。”马格南网站上，巴贝的肖像一度定格在年轻的他骑在贴有马格南图片社不干胶标志的偏斗三轮摩托车上的形象，高大、勇猛，潇洒、乐观。
他曾在飞行员这一职业上有过期待，16岁时，巴贝就参加了一些备考飞行员资格证书和跳伞资格证书的课程。无疑，他热衷开阔的空间和翱翔的自由。但他意识到，《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浪漫历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要去看这个世界，摄影或许才是新的通行证。“摄影成为我与人相遇的最好的借口”，巴贝在报道摄影的黄金时代，找到了最好的切入时（历史）空（地理）的方法。
巴贝的夫人、本次回顾展的策展人卡罗琳（Caroline Thienot Barbey）控制了撤展的局面，在她的组织和引领下，我们（三人）按照一定的顺序将大幅的照片一一装箱。这些展品将被运往德国法兰克福，巴贝展览在欧洲巡回的重要一站。
的确，我也有些吃惊，是夫妇两人亲自完成这一工作，但他们显然乐在其中，我于是也加入了他们，这也是我超近距离观看巴贝作品的特殊方式。“手指千万不能触碰画面，小心、小心，再小心。”夫人不住地叮嘱，保护着丈夫的作品免受油脂的腐蚀、侵害。
巴贝则用家里带来的几只有些过时但坚固可信赖的登机箱将同时展出的画册、一台破损严重的照相机，还有珍贵的旅行证件原件收好。巴贝虽为马格南图片社成员，但他在（选择性地）执行委派任务的同时，更有自己的工作方法。
“我通常向着制作一本书（画册）的目标来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来组织我的拍摄工作”，巴贝说道，“之后，可发展出一个相关的展览。我喜欢做书、准备展览。”他的出版作品不计其数，我一边帮他将这些画册装箱，一边快速地翻阅。《波兰人》肖像集、《葡萄牙》、《我的摩洛哥》、《上海》、《柯达克罗姆的中国》，大多是以国家、城市这样的地理单位形成的著作，也有合集，如入选PHOTOPOCHE系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贝会亲力亲为地为每一本书选择合适的作者，他信赖与画册主题或所拍摄的国家、城市有某种联系的作家，着实用心。 回顾展画册《道路》（Passages）也是按照国别编排的。目录中的国家名字下方的年份，是巴贝第一次去及最近一次去该国家、地区的时间。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在2016年由后浪图书出版。同时，巴贝在中国的所有彩色照片，也将由上海比极影像艺术总监、法籍策展人尚陆（Jean Loh）整理出版，尚陆也曾首次在上海举办过巴贝中国影像系列展览“柯达克罗姆的中国”。
撤展时，巴贝又用一张塑料汽泡纸包裹一张尺寸较大的黑白接触印相，并注明“易碎”和“1968年5月”，这正是法国五月风暴期间拍摄的一卷照片，其中框出的一帧成为了巴贝的黑白代表作之一：画面前景中，一个青年学生半蹲着躲避/袭击对峙方。“五月风暴在我看来是西方国家首都城市经历的最大规模暴乱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地冲突不断。科威特战争、日本学生运动、东京反对建设成田机场的运动、巴黎五月风暴均有巴贝的在场。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红色高棉的暴行，巴贝也有记录。“但我不是战争摄影师，不是。”巴贝坚决地抵抗这一标签。这或许源自他对人类恶行本身的反感、厌恶和失望。
馆方的展览经理十分抱歉我抵达时作品已经被撤下，这样的迅捷其实有些反常。他提议，可以在多功能厅专门为我放映展览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均由巴贝夫人掌镜，多是她陪伴巴贝旅行中积累的素材，包括摩洛哥、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等，后结合摄影作品精心编排，揭示了照片的创作过程。
我点映了（多么有幸！）与本次回顾展相关的《道路》（Passages，26分钟）、与巴贝的首个摄影系列有关的《意大利人》（Les Italiens， 10 分钟），还有与中国之行有关的《柯达克罗姆的中国》（China in Kodachrome，26分钟）。最后这一部中，我辨认出上海的许多角落，中山公园、田子坊比极影像，巴贝在拍摄广场舞大妈时自然而然地舞动起来的场景妙趣横生。“你们（中国人）可能觉得在广场上跳舞可笑，但我们觉得这真是太美妙了，热闹、欢腾！”陪同我观看的卡罗琳对广场舞赞不绝口，在她看来，这大概是一种释放。
看完三部短片已是饥肠辘辘。我们一起步行去附近一家餐馆午餐。每次来MEP，夫妇两人都会去这里吃饭，像是一个特定的组合。金色的阳光下，小餐馆十分迷人。不出所料，食物也甚为精美、价格公道。夫妇俩在玛黑区也有常去的小酒馆，只要说“那家”，两人都清楚是哪里，默契得很。
在巴黎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巴贝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小城堡。他来城东临近的地铁站接我，沿途经过小树林、雅致的小房子。一条大狗迎着我们，巴贝说：“不要怕，它很乖。”
这恰好是他的新助手安-玛丽（Anne-Marie）上岗的第一天，一位短发干练的女子，她本人也是摄影师。她告诉我，她上一份“工作”是为勒内·布里作助手，25年的相处已使他们亲如家人—布里已于2014年不幸去世。她正为巴贝今年3月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展览做准备，扫描、传输文件。巴贝工作室有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占据了一整面墙，让我羡慕不已。
当我终于踏进巴黎欧洲摄影之家（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二层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大型回顾展展厅时，巴贝的150幅彩色和黑白摄影作品，已被悉数撤下，一一靠在墙边，一面面白墙上只剩下一个个光的洞窟：展场射灯照耀而成的长方形，边界竟十分齐整。
2016年1月中旬我抵达巴黎时，已是巴贝展览的最后一个周末，原本连展览相关纪录片放映的排片表都抄好了，不料，上海遭极寒天气期间巴黎也遇寒流，人一下子被击倒，发烧卧床两天，错过展览闭幕讲座。
而上一次企图参观巴贝的展览是在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的第二天，巴黎欧洲摄影之家应法国文化部的指示，例外地闭馆了，开幕讲座也取消了。
两次旅行恰好跨越了布鲁诺·巴贝回顾展的整个展期：2015年11月12日至2016年1月17日。
周一，一个正常的闭馆日，我与巴贝相约在此，馆内当天只有物流和粉刷的工人，他们开始筹备下一个展览。
“真的撤得太快了，我和MEP打交道20年了，这不符合常理。我的朋友从中国来，我答应她周一依然可以看到展览，结果……”法国的摄影、艺术人士多把巴黎欧洲摄影之家亲切地唤作MEP，类似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爱称Met一样短促。
巴贝第一次在MEP举办展览是1999年，展出的是他的第一个重要系列《意大利人》（1962-1963）。这组黑白作品是巴贝在瑞士攻读摄影与平面设计时慢慢积累的作品。高中毕业后，巴贝决定成为摄影师。当时唯一设有相关专业的学校是瑞士沃韦艺术与工艺学院（l’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 de Vevey），但1959年入学后不久，他着实感到失望，因为这里主要是培养广告和工业摄影师。他便常常跨越边境，从瑞士到意大利拍摄，深入意大利南北部许多地方，博洛尼亚、托斯卡纳、西西里。当时，巴贝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流派的影响，尤其钟爱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巴贝的这组《意大利人》，通常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勒内·布里（René Burri）的《德国人》放在一起讨论。大概因为他们都试图拍摄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气质。回顾展中，也呈现了部分《意大利人》的作品。表情或怡然或狰狞的意大利人、街头的妓女、晒太阳的妇人，都显得十分生动；威尼斯船头戴礼帽的男士，表情忧伤，更是让人难忘。
正是这组精彩的黑白摄影让他敲开了马格南（Magnum Photos）的大门。巴贝成为马格南图片社正式成员时，不过25岁。“当时驻扎在巴黎的马格南成员只有三位，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马克（Marc Riboud）还有我，我们也因此走得很近。”马格南网站上，巴贝的肖像一度定格在年轻的他骑在贴有马格南图片社不干胶标志的偏斗三轮摩托车上的形象，高大、勇猛，潇洒、乐观。
他曾在飞行员这一职业上有过期待，16岁时，巴贝就参加了一些备考飞行员资格证书和跳伞资格证书的课程。无疑，他热衷开阔的空间和翱翔的自由。但他意识到，《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浪漫历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要去看这个世界，摄影或许才是新的通行证。“摄影成为我与人相遇的最好的借口”，巴贝在报道摄影的黄金时代，找到了最好的切入时（历史）空（地理）的方法。
巴贝的夫人、本次回顾展的策展人卡罗琳（Caroline Thienot Barbey）控制了撤展的局面，在她的组织和引领下，我们（三人）按照一定的顺序将大幅的照片一一装箱。这些展品将被运往德国法兰克福，巴贝展览在欧洲巡回的重要一站。
的确，我也有些吃惊，是夫妇两人亲自完成这一工作，但他们显然乐在其中，我于是也加入了他们，这也是我超近距离观看巴贝作品的特殊方式。“手指千万不能触碰画面，小心、小心，再小心。”夫人不住地叮嘱，保护着丈夫的作品免受油脂的腐蚀、侵害。
巴贝则用家里带来的几只有些过时但坚固可信赖的登机箱将同时展出的画册、一台破损严重的照相机，还有珍贵的旅行证件原件收好。巴贝虽为马格南图片社成员，但他在（选择性地）执行委派任务的同时，更有自己的工作方法。
“我通常向着制作一本书（画册）的目标来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来组织我的拍摄工作”，巴贝说道，“之后，可发展出一个相关的展览。我喜欢做书、准备展览。”他的出版作品不计其数，我一边帮他将这些画册装箱，一边快速地翻阅。《波兰人》肖像集、《葡萄牙》、《我的摩洛哥》、《上海》、《柯达克罗姆的中国》，大多是以国家、城市这样的地理单位形成的著作，也有合集，如入选PHOTOPOCHE系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贝会亲力亲为地为每一本书选择合适的作者，他信赖与画册主题或所拍摄的国家、城市有某种联系的作家，着实用心。 回顾展画册《道路》（Passages）也是按照国别编排的。目录中的国家名字下方的年份，是巴贝第一次去及最近一次去该国家、地区的时间。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在2016年由后浪图书出版。同时，巴贝在中国的所有彩色照片，也将由上海比极影像艺术总监、法籍策展人尚陆（Jean Loh）整理出版，尚陆也曾首次在上海举办过巴贝中国影像系列展览“柯达克罗姆的中国”。
撤展时，巴贝又用一张塑料汽泡纸包裹一张尺寸较大的黑白接触印相，并注明“易碎”和“1968年5月”，这正是法国五月风暴期间拍摄的一卷照片，其中框出的一帧成为了巴贝的黑白代表作之一：画面前景中，一个青年学生半蹲着躲避/袭击对峙方。“五月风暴在我看来是西方国家首都城市经历的最大规模暴乱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地冲突不断。科威特战争、日本学生运动、东京反对建设成田机场的运动、巴黎五月风暴均有巴贝的在场。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红色高棉的暴行，巴贝也有记录。“但我不是战争摄影师，不是。”巴贝坚决地抵抗这一标签。这或许源自他对人类恶行本身的反感、厌恶和失望。
馆方的展览经理十分抱歉我抵达时作品已经被撤下，这样的迅捷其实有些反常。他提议，可以在多功能厅专门为我放映展览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均由巴贝夫人掌镜，多是她陪伴巴贝旅行中积累的素材，包括摩洛哥、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等，后结合摄影作品精心编排，揭示了照片的创作过程。
我点映了（多么有幸！）与本次回顾展相关的《道路》（Passages，26分钟）、与巴贝的首个摄影系列有关的《意大利人》（Les Italiens， 10 分钟），还有与中国之行有关的《柯达克罗姆的中国》（China in Kodachrome，26分钟）。最后这一部中，我辨认出上海的许多角落，中山公园、田子坊比极影像，巴贝在拍摄广场舞大妈时自然而然地舞动起来的场景妙趣横生。“你们（中国人）可能觉得在广场上跳舞可笑，但我们觉得这真是太美妙了，热闹、欢腾！”陪同我观看的卡罗琳对广场舞赞不绝口，在她看来，这大概是一种释放。
看完三部短片已是饥肠辘辘。我们一起步行去附近一家餐馆午餐。每次来MEP，夫妇两人都会去这里吃饭，像是一个特定的组合。金色的阳光下，小餐馆十分迷人。不出所料，食物也甚为精美、价格公道。夫妇俩在玛黑区也有常去的小酒馆，只要说“那家”，两人都清楚是哪里，默契得很。
在巴黎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巴贝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小城堡。他来城东临近的地铁站接我，沿途经过小树林、雅致的小房子。一条大狗迎着我们，巴贝说：“不要怕，它很乖。”
这恰好是他的新助手安-玛丽（Anne-Marie）上岗的第一天，一位短发干练的女子，她本人也是摄影师。她告诉我，她上一份“工作”是为勒内·布里作助手，25年的相处已使他们亲如家人—布里已于2014年不幸去世。她正为巴贝今年3月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展览做准备，扫描、传输文件。巴贝工作室有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占据了一整面墙，让我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