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曾经叱咤商海的李振达，所在企业每天的现金流上千万之多，而突遭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夜间却成为了只拿千元薪水的小技术员。从风光之极瞬间摔到低谷，这位见证VCD起伏到落幕的温州商人很难将当初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记忆中抹去。“人往往在崩溃边缘会更加清醒”，如今他愿意更加豁达地看待自己的人生。
　　
　　修理工进军VCD产业
　　
　　与众多温州背景的商人一样，李振达的祖籍也在“电气之城”温州乐清市的柳市镇。就读于当地白象中学时，他也附带读了电子专业课程，而后北上上海，在日立家电维修站接受培训。1989年时，李振达回到家乡创办了一个电视机修理厂。
　　“那个时代的人，只要提起我都知道我是修电视机的一把好手。”李振达的最初一桶金就是开始于电视机修理之后发觉的传感器商机。“这门生意需要电子知识，我有技术，懂得里面的门道。”
　　李振达回忆到，自己建立的乐清光电传感器厂主要产品用于检测，比如啤酒这种液体的紫外线安全测试，据他本人描述，当时的青岛啤酒、三得利、马钢、宝钢等公司都是他的客户，每年公司的纯收益达80万到100万元人民币。
　　1992年时，大量温州人向广东转移，一些朋友建议他也去那边闯闯，李振达动了心，南下深圳并成立醒龙国际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醒龙国际”），做半导体贸易生意。
　　醒龙国际的一个大客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段永平所在企业——生产“小霸王”的中山市怡华集团下的日华电子厂。李振达一方面进行半导体的贸易，一方面与无锡华晶合作生产半导体产品，以他的话来说，他是国内第一个制造半导体的“个体户”。
　　也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他接触到了索尼、NEC、日立以及松下和美国ESS等公司。
　　引发李振达转行VCD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5月安徽万燕研发的我国第一台VCD产品样机。当时，一位名为孙燕生的人制造出这台样机之后，人们开始发现：VCD打破了传统电视机一枝独秀的局面。不过，万燕研制出来的这台VCD并不能商用，且成本和价格都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VCD中的一个零部件DROM（即仅为一兆的解码板技术）太落后，因此VCD的画面始终不能非常清晰。
　　这时，有着相当丰富市场经验的SONY旗下半导体公司发现VCD的重大产业机遇，公司找到了三洋电子的一个核心人士西田浩雄，并在国内成立了远东新科进军VCD产业零部件生产。
　　西田浩雄找到李振达，李靠着自己对电子的熟悉，实现了将SONY的拳头产品CD机板和VCD板的对接，从而促使远东新科在“伺服板”上拥有了产业的一席之地。而后，李振达又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了NEC的16兆解码板，奠定了自己与两大核心零部件公司的密切关系。
　　就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年底他拿着螺丝刀、万用表这些简单的工具，开始自己制造VCD整机并对外销售，并建立了一个名为“SOYO”（索洋）的VCD品牌。
　　当时，已经从“小霸王”出走、成立步步高并转卖无绳电话的段永平也在质疑他，“你李振达怎么可能靠这些东西就造出VCD来。”
　　但让段永平和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醒龙国际就凭借着一股韧劲，一炮打响上海。
　　“在上海滩，包括一百、华联等95％的大型商店都有我索洋的产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很自豪。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并在之后的南京和北京出现热销势头，完全凭借着他与索尼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李振达的产品引入了第一代的LCD液晶显示屏VCD，震动了整个业界。
　　李振达回忆，醒龙国际最辉煌的时候，每天的现金流在上千万元左右，“整个办公室堆钱都堆不下。”
　　
　　万亿富翁被金融风暴击倒
　　
　　在李振达的心里，对SONY这样一家世界巨头，或许是更多的辛酸。
　　就在醒龙国际意气风发之时，SONY公司下属的另一个部门家电事业部与他发生了一场侵权纠纷。尽管当时看起来，这次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但几年之后，却是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并导致了李振达事业上的大转折。
　　SONY提出，SOYO与SONY的商标很相似，有侵权之嫌。对方派出了驻华代表、香港地区同事等，开始向李振达进攻。
　　也就在那时，醒龙国际与另外一个股东意见分歧，并最终决定全面撤出国内市场，转而进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我在印尼发现，如果要卖VCD机的话，首先要有VCD碟片。于是我跟一些朋友从台湾地区向当地引进了四条片源生产线，在印尼雅加达布阵，而后又铺设销售渠道销售VCD。”
　　不少华人看到了李振达的产品线和VCD机，到深圳向他订货。“包括越南、柬埔寨以及斯里兰卡等地的商人鱼贯而入。”李振达自己认为，是VCD让全球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魅力，也从此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地位。“很多华人到了深圳，到了广东地区，他们看到这里加工贸易的便利，愿意在这里建厂设点。”
　　可是，突然降临的亚洲金融风暴把当时醒龙国际这家每月产量4000台的规模性VCD工厂摧毁得体无完肤。
　　1997年2月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公司的订购数量开始减少，“我发现势头不太对，但我还是在生产和销售。”1997年7月，1美元兑换2200印尼盾的“好事”一去不复返，很快金融风暴使得货币快速贬值，14400印尼盾只能换得1美元的日子来临时，李振达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找不到。
　　“对我来说，资金链是最大的影响。”由于国外都是直接开信用证，而且多数客户都在当地呼风唤雨，李振达在忙于发货的同时，还没有很快想到对策。因此，即便在无法拿到现金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对外销售，“而且，我居然还一次性吃掉了SONY的7000多万元配件。”
　　李振达反省到，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管理着400多工人的他，连一个办事人员几乎都没有，“采购、生产、贸易、经营都是我一个人。而且我认为，我现金这么多，怎么样也可以挺过去，但还是倒下了。”
　　货币完全贬值，产品血本无归，1998年5月的李振达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了深圳，前往中山。就在中山的一个小镇上，李振达抖了抖精神，应征到一份灯具厂技术员的工作。“在那边的地下室，我每个月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挺了一年半。”
　　他呆过的这座小镇，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灯具集散地广东省古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一个问题：虽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照明设备，但大部分的灯具和照明产品都集中在低端应用上。
　　“我觉得节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开始自己寻找专家，现在已经有55个专家成为我的核心专家团。”
　　李振达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古镇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并且逐步做大，把实验室搬到了上海浦东张江开始重新创业。他现在所研究的领域是微波等离子硫灯技术产业化，这种产品可以替代钠灯，用于户外照明及大功率的室内照明。如今，他已经在浙江高速公路做起了第一批产品的试验测试。
　　这些天来，他正忙于奔波在风险投资商和客户两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募集到一笔资金，重新开启自己这项新“事业”。
　　接近40岁的李振达说：“我的人生真的很特别，不过我依然没有放弃。”
　　 编辑：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