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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受到冲击，传承发展民族村落体育文化将面临诸多问题，本文以滇川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结合该地区“建设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大背景下，针对其村落体育文化发生流变的现状，对本地区民族传统村落体育文化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流变;发展
滇川藏地区是中国西部横跨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多个民族的特殊区域，交错杂居着除了汉族之外，有白、纳西、藏、傈僳、彝、普米、独龙等15个民族，该区域民族村落体育从地理、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等方面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紧密的地区。本研究选取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共建“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背景下，分析该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变化所带来的传统体育文化嬗变的现状，提出自己对该地区村落体育文化传承发展路径的见解和主张。
一、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
滇川藏地区拥有众多民族，民族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创造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源于原始宗教崇拜。滇川藏地区村落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将自己的欲望用形体动作寄托于神灵，筑建他们本民族信仰的寺院、教堂、圣山等宗教标志物，在他们各自民族的宗教节日活动中开展的民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原始宗教特征。譬如，纳西族的东巴跳，白族的霸王鞭，藏族的转经筒等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是宗教意识和民族民间舞蹈融合的产物。第二，源于原汁原味的民族民俗性。滇川藏地区村落体育的产生本身就源于它所聚居村落的地域环境、自然环境、民族环境等就是民族民俗性的具体体现。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的民族民俗性主要指向该地区民众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体育运动氛围，往往是将民俗体育活动融入本地民族惯有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和传统的节庆活动来炫释民族激情，这些民族村落体育活动又多以民族民间舞蹈为具体表现形式，例如白族的“里格高”;藏族的果谐、弦子等等，村落中的世居村民才是传统体育生态文化活动的真正主人，民族村落体育的固有的民俗性不是简单可以临摹、复制的。第三，源于民族族群地域性。所谓族群地域性，是指有着同一宗教信仰和语言特征，所有族员或祖先所具有同样的体质、民族起源同一民族生存生活的地理空间就是族群地域性。长期生活在同一场域的族群，具有支撑本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土壤。比如大理白族的拔河非常具有白族特色，而居于香格里拉的藏族拔河，又称大象拔河，它的运动形式却与大理白族拔河运动形式截然不同。民族地区族群地域性特征还表现在同一民族因生活的地域不同，传统的体育文化所呈现出特征也不同。譬如，一直聚居在滇川地区的藏族自称“康巴”，而西藏地区的藏族自称“藏巴”，因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属于藏语的不同支系，这就导致同为藏族因不同的生存生活环境，藏族传统体育活动也有不同的内容、文化内涵，康巴地区藏族流行“热巴谐”，多以鼓铃、木棒来把控歌舞的节奏，而西藏地区的藏族更热衷“堆谐”“囊玛”等这一类歌舞，所以民族族群地域性也是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产生的具体体现。
二、滇川藏民族村落的原生態体育文化的流变
在“中国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规划背景下，尤其是村落旅游经济的日益兴起，滇川藏地区重新调适的村落经济结构、管理模式等直接导致原生态体育文化流变。
首先，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型的旅游经济形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耕经济、畜牧业经济形态，尤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侵入”，在很大程度削弱了民族聚居村落的原始崇拜性，一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民族村落中天天晚上有歌舞会，表演会;充分利于、不断挖掘传统民族节庆日，招商引资最大限度拉动经济发展，譬如大理“三月三”、丽江“七夕情人节”、香格里拉“赛马会”等等，民族体育活动表演贯穿其中，但是民族宗教文化内涵逐渐取缔，融入现代舞蹈动作，提升其艺术表现力，最大限度增大其观赏性，这样的“舞台化”表演让传统民族村落体育文化失去了“原汁原味”。
其次，伴随着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旅游经济不断发展，传承组织结构正在日趋弱化。在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中，由于受本民族内部的宗教禁忌、风俗习惯、传统行为规则等约束，多以世袭制、师承化等传承结构而存在，这种组织形态使传承者有着特殊的使命，要求“他”在本民族特定的祭祀仪式或者民俗活动等具体环境中去接受熏陶、教化，需要“他”比常人付出更多，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打造赋予了传承者的神秘性、权威性。然而在旅游经济形态猛烈冲击下，打破了这种习惯性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一方面，认同方式改变，传承者自身不愿传承或者民族村落村民认为应该打破世袭制、师承化的传承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传承惯化制也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引起当地政府，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所、传习院等专门机构相继诞生，传承人所习得的体育文化或技能，是否精髓、是否深邃、是否代表族群利益变成了衡量传承者是否合格标准之一。
再次，滇川藏民族村落体育活动本身与宗教仪式、婚嫁民俗活动等紧密关系，相关的村落传统体育组织或自发的、或族长式等都属于非正式社会组织，这样的管理机制能无法为村落体育活动搭建参与公共体育事务的平台，难以提供理想的对话渠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当地民族村落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所以在大力发展民族旅游经济，提高民族村落民众收入的同时，建立健全适合本村落民族自治体育社会管理体系迫在眉睫。
三、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生态文化发展路径
面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化进程，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生态文化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又要传承其固有的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借助“原生土壤”“特殊地域”等原有“固有生态”，实时调适其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相对应的管理结构，科学地促进民村落体育生态文化发展。
（一）挖掘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促使与现代化进程发展并轨 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村民要跳出长期以来的传承机制，加强本民族村落村民认同感，新修村寨寨门等手段强化民族村落的“原汁原味”，保护民族村落体育文化“原生土壤”，同时打破传统的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惯有的文化，要深层挖掘，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活态性”的传承模式，所谓“原生土壤”“生态文化”并不是简单的照搬或复制民族村落体育的原始宗教崇拜性、民族村落民俗性等内容，而是优秀的能被大众接受的又能彰显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积极加以保留传承。对于原始宗教崇拜、民俗活动中糟粕的不流世俗体育文化要坚决摒弃。努力挖掘其深层文化，将其特有的民族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延伸的民族文化内涵与现代艺术审美并轨，例如滇川藏地区丽江纳西族的“东巴舞”，它本身就是歷史渊源纳西东巴在各种宗教仪式中通神娱神、镇鬼祛恶的身形外现。我们在传承发展纳西族东巴舞时，在淡化本民族原始宗教崇拜的同时，更多地彰显动物舞的娱乐健身性，还可以将器物舞、战争舞展现纳西男子粗狂凌厉、刚劲雄的野性美。同时我们也可以将东巴舞自然朴实的风格，与在队形上横排、竖排、穿花等多种形式，在编排上非常注重动作的平衡和对称来塑造整个舞蹈的和谐美来提升东巴舞的舞台艺术的观赏性，可以促使少数民族原生态体育文化更容易被现代社会大众所接受。
（二）完善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管理机构，推动村落体育文化多样化发展
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由农耕经济、畜牧业经济形态向旅游经济形态转变后，民族村落体育组织管理机构该如何构建，才能适应旅游经济形态的变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适应旅游经济的需要，促进本村本寨经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村委制、族长制管理模式在思想上、视野上、体育文化管理专业上等都很难推动村落体育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在村落组织内部，需要依靠老一辈传承人对具有村落体育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进行挖掘整理，借助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学者机构传授科学的原生态村落体育文化挖掘整理的方法，从而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村落体育文化体系。同时，市场营销管理也是传承发展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需要组建一支既懂本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熟悉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具有市场营销推广，熟练操作计算机能力的村落体育管理经营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对本村落体育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规划畅销的市场传播机制，从而推动村落体育文化多样化发展。
（三）打造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产品，促进村落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
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系统的重构还涵盖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体育文化产品的开发，将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活动腿上“舞台”还要与当地的地域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民族歌舞中需要的器械、民族服饰、饰品等相结合，推出旅游纪念商品，以促进本地区本村落旅游经济的迅猛增长，为传承发展本区域村落体育文化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为传承发展本村落体育文化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促进村落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
总之，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与当地民众的原始宗教崇拜、原汁原味的民族民俗习惯以及民族族群地域性息息相关，但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与民族村落旅游经济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背景下，导致原生态体育文化的流变，削弱了该地区民族村落体育的原始崇拜、弱化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组织。所以个人认为，努力挖掘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完善组织管理机构、打造体育文化产品，是促进本区域村落体育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万义.村落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弥勒县可邑村彝族阿细跳月为例 [J]. 体育科学，2011，31（02）：12–18+35.
[2]郑国华.社会转型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3]徐烨，冯红梅.黔东南州体育旅游资源特色、分类及开发策略[J].百色学院学报，2007（06）：124–127.
[4] 万义.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土家族第一村”双凤村的田野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2011，31（09）：41–50.
[5]罗湘林.村落体育研究——以一个自然村落为个案[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4.
关键词：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流变;发展
滇川藏地区是中国西部横跨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多个民族的特殊区域，交错杂居着除了汉族之外，有白、纳西、藏、傈僳、彝、普米、独龙等15个民族，该区域民族村落体育从地理、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等方面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紧密的地区。本研究选取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共建“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背景下，分析该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变化所带来的传统体育文化嬗变的现状，提出自己对该地区村落体育文化传承发展路径的见解和主张。
一、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
滇川藏地区拥有众多民族，民族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创造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源于原始宗教崇拜。滇川藏地区村落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将自己的欲望用形体动作寄托于神灵，筑建他们本民族信仰的寺院、教堂、圣山等宗教标志物，在他们各自民族的宗教节日活动中开展的民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原始宗教特征。譬如，纳西族的东巴跳，白族的霸王鞭，藏族的转经筒等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是宗教意识和民族民间舞蹈融合的产物。第二，源于原汁原味的民族民俗性。滇川藏地区村落体育的产生本身就源于它所聚居村落的地域环境、自然环境、民族环境等就是民族民俗性的具体体现。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的民族民俗性主要指向该地区民众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体育运动氛围，往往是将民俗体育活动融入本地民族惯有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和传统的节庆活动来炫释民族激情，这些民族村落体育活动又多以民族民间舞蹈为具体表现形式，例如白族的“里格高”;藏族的果谐、弦子等等，村落中的世居村民才是传统体育生态文化活动的真正主人，民族村落体育的固有的民俗性不是简单可以临摹、复制的。第三，源于民族族群地域性。所谓族群地域性，是指有着同一宗教信仰和语言特征，所有族员或祖先所具有同样的体质、民族起源同一民族生存生活的地理空间就是族群地域性。长期生活在同一场域的族群，具有支撑本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土壤。比如大理白族的拔河非常具有白族特色，而居于香格里拉的藏族拔河，又称大象拔河，它的运动形式却与大理白族拔河运动形式截然不同。民族地区族群地域性特征还表现在同一民族因生活的地域不同，传统的体育文化所呈现出特征也不同。譬如，一直聚居在滇川地区的藏族自称“康巴”，而西藏地区的藏族自称“藏巴”，因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属于藏语的不同支系，这就导致同为藏族因不同的生存生活环境，藏族传统体育活动也有不同的内容、文化内涵，康巴地区藏族流行“热巴谐”，多以鼓铃、木棒来把控歌舞的节奏，而西藏地区的藏族更热衷“堆谐”“囊玛”等这一类歌舞，所以民族族群地域性也是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产生的具体体现。
二、滇川藏民族村落的原生態体育文化的流变
在“中国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规划背景下，尤其是村落旅游经济的日益兴起，滇川藏地区重新调适的村落经济结构、管理模式等直接导致原生态体育文化流变。
首先，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型的旅游经济形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耕经济、畜牧业经济形态，尤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侵入”，在很大程度削弱了民族聚居村落的原始崇拜性，一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民族村落中天天晚上有歌舞会，表演会;充分利于、不断挖掘传统民族节庆日，招商引资最大限度拉动经济发展，譬如大理“三月三”、丽江“七夕情人节”、香格里拉“赛马会”等等，民族体育活动表演贯穿其中，但是民族宗教文化内涵逐渐取缔，融入现代舞蹈动作，提升其艺术表现力，最大限度增大其观赏性，这样的“舞台化”表演让传统民族村落体育文化失去了“原汁原味”。
其次，伴随着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旅游经济不断发展，传承组织结构正在日趋弱化。在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中，由于受本民族内部的宗教禁忌、风俗习惯、传统行为规则等约束，多以世袭制、师承化等传承结构而存在，这种组织形态使传承者有着特殊的使命，要求“他”在本民族特定的祭祀仪式或者民俗活动等具体环境中去接受熏陶、教化，需要“他”比常人付出更多，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打造赋予了传承者的神秘性、权威性。然而在旅游经济形态猛烈冲击下，打破了这种习惯性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一方面，认同方式改变，传承者自身不愿传承或者民族村落村民认为应该打破世袭制、师承化的传承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传承惯化制也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引起当地政府，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所、传习院等专门机构相继诞生，传承人所习得的体育文化或技能，是否精髓、是否深邃、是否代表族群利益变成了衡量传承者是否合格标准之一。
再次，滇川藏民族村落体育活动本身与宗教仪式、婚嫁民俗活动等紧密关系，相关的村落传统体育组织或自发的、或族长式等都属于非正式社会组织，这样的管理机制能无法为村落体育活动搭建参与公共体育事务的平台，难以提供理想的对话渠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当地民族村落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所以在大力发展民族旅游经济，提高民族村落民众收入的同时，建立健全适合本村落民族自治体育社会管理体系迫在眉睫。
三、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生态文化发展路径
面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化进程，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生态文化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又要传承其固有的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借助“原生土壤”“特殊地域”等原有“固有生态”，实时调适其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相对应的管理结构，科学地促进民村落体育生态文化发展。
（一）挖掘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促使与现代化进程发展并轨 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村民要跳出长期以来的传承机制，加强本民族村落村民认同感，新修村寨寨门等手段强化民族村落的“原汁原味”，保护民族村落体育文化“原生土壤”，同时打破传统的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惯有的文化，要深层挖掘，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活态性”的传承模式，所谓“原生土壤”“生态文化”并不是简单的照搬或复制民族村落体育的原始宗教崇拜性、民族村落民俗性等内容，而是优秀的能被大众接受的又能彰显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积极加以保留传承。对于原始宗教崇拜、民俗活动中糟粕的不流世俗体育文化要坚决摒弃。努力挖掘其深层文化，将其特有的民族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延伸的民族文化内涵与现代艺术审美并轨，例如滇川藏地区丽江纳西族的“东巴舞”，它本身就是歷史渊源纳西东巴在各种宗教仪式中通神娱神、镇鬼祛恶的身形外现。我们在传承发展纳西族东巴舞时，在淡化本民族原始宗教崇拜的同时，更多地彰显动物舞的娱乐健身性，还可以将器物舞、战争舞展现纳西男子粗狂凌厉、刚劲雄的野性美。同时我们也可以将东巴舞自然朴实的风格，与在队形上横排、竖排、穿花等多种形式，在编排上非常注重动作的平衡和对称来塑造整个舞蹈的和谐美来提升东巴舞的舞台艺术的观赏性，可以促使少数民族原生态体育文化更容易被现代社会大众所接受。
（二）完善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管理机构，推动村落体育文化多样化发展
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由农耕经济、畜牧业经济形态向旅游经济形态转变后，民族村落体育组织管理机构该如何构建，才能适应旅游经济形态的变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适应旅游经济的需要，促进本村本寨经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村委制、族长制管理模式在思想上、视野上、体育文化管理专业上等都很难推动村落体育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在村落组织内部，需要依靠老一辈传承人对具有村落体育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进行挖掘整理，借助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学者机构传授科学的原生态村落体育文化挖掘整理的方法，从而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村落体育文化体系。同时，市场营销管理也是传承发展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需要组建一支既懂本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熟悉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具有市场营销推广，熟练操作计算机能力的村落体育管理经营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对本村落体育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规划畅销的市场传播机制，从而推动村落体育文化多样化发展。
（三）打造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产品，促进村落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
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系统的重构还涵盖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体育文化产品的开发，将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活动腿上“舞台”还要与当地的地域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民族歌舞中需要的器械、民族服饰、饰品等相结合，推出旅游纪念商品，以促进本地区本村落旅游经济的迅猛增长，为传承发展本区域村落体育文化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为传承发展本村落体育文化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促进村落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
总之，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体育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与当地民众的原始宗教崇拜、原汁原味的民族民俗习惯以及民族族群地域性息息相关，但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与民族村落旅游经济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大香格里拉”经济发展背景下，导致原生态体育文化的流变，削弱了该地区民族村落体育的原始崇拜、弱化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组织。所以个人认为，努力挖掘滇川藏地区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完善组织管理机构、打造体育文化产品，是促进本区域村落体育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万义.村落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弥勒县可邑村彝族阿细跳月为例 [J]. 体育科学，2011，31（02）：12–18+35.
[2]郑国华.社会转型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3]徐烨，冯红梅.黔东南州体育旅游资源特色、分类及开发策略[J].百色学院学报，2007（06）：124–127.
[4] 万义.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土家族第一村”双凤村的田野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2011，31（09）：41–50.
[5]罗湘林.村落体育研究——以一个自然村落为个案[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