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
　　丹州城文化局有个画师，姓崔，名子秋。崔子秋以画花鸟见长，也画山水人物，更是写得一手好书法。除此之外，他还精通音律，手风琴拉得不错，常常在幽静的夜里，拉着琴，唱着那首经典的《喀秋莎》。
　　“没文化的人，一旦进了文化局，也就成了文化人。”这句话是局长说给局里的很多人听的，谁都能听出局长的不满情绪，而崔子秋听后却面色平静，内心波澜不惊，在那些没文化的“文化人”当中，崔子秋完全就是鹤立鸡群。
　　崔子秋年轻时就是个“愣头青”，又技艺超群，在领导面前一点儿也不谦虚谨慎，只埋头写写画画，有事不请示局长，也不主动汇报工作。局长嫌他目无上级，难以驾驭，便调整下乡任务，派他下基层，去各县检查工作。
　　那是个物质匮乏、文化荒芜的年代，被派往乡下检查工作的崔子秋，凭着一手好字画的过硬本领，赢得多数人的喜爱。茶余饭后，他背着双手，四处转悠，这儿瞧瞧，那儿瞅瞅，他发现那些县级博物馆内堆着成堆成堆的字画，它们全是被抄家抄来的，堆在那里无人问津。这让崔子秋双眸放光，他是个字画爱好者，也内行，能辨别真伪，于是，每次去了，那些明朝的、清朝的、民国的，进士的字、秀才的画，他都会顺手牵羊，从里面挑点东西带回去。
　　没过几年，崔子秋被举报，有人指控他盗窃文物，从他家里搜出的字画大约100多幅。这属于盗窃行为，后果相当严重，当时的盗窃量刑最高级别是死刑。赃物价值的高与低作为量刑评判标准，这就要看他所偷的那100多幅字画到底值多少钱。
　　一大群地方上的“土专家”被请到现场，对崔子秋所“盗窃”的字画进行鉴别和估价。人们七嘴八舌，说法不一，有说不值几个钱;有说最多值1万元;有的信口开河，说价值连城;更有讲原则的，他们说：咱们这些人都没有多少文物知识，估摸不准，不如干脆送到省里，让懂行的人去鉴定、估价。
　　于是，那些字画就被送进省城，经省级文物专家鉴定，字画最低价值15万元。15万啊！这在当时“千元逮捕、万元杀头”的年代，15万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崔子秋的脑袋至少得掉15次。
　　崔子秋得判死刑，这就有了争议，那就得将这些文物送往最高级别的权威机构进行最终评估、鉴定。
　　赃物就被送进了北京，送进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几位专家一起，本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详细鉴定、评估，之后，得出了一个自觉公允的结论：崔子秋所盗窃的文物价值7万元。
　　这也得掉脑袋啊！7万元早够枪毙了！毫无疑问，崔子秋判死刑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涉及到人命，也就没人敢做主了。于是，国家文委会主任解翁——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頂级文物鉴定专家最终被请了出来。他的评判将一锤定音，无人怀疑，看来，崔子秋的脑袋就押到解老先生的棋盘上了。
　　解老先生翻看了一下字画，轻描淡写地说：“唉！这小子也真不会偷，下次偷，就让他来找我做顾问吧，我会帮他选些有价值的！”之后，哈哈一笑，含糊其辞地说：“这些玩意儿不值钱，不值几个钱。”
　　这事就轻轻放下了。
　　崔子秋虽然保住了脑袋，但最终也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他顺手牵羊来的字画被全部没收，还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
　　多年以后，解老先生的一位弟子给别人讲这件终生难忘的事。
　　解老先生事后这样教导他的弟子们：上天有好生之德，咱们这双手的高与低，决定着一个人的生与死，我觉得小偷小摸罪不至死。如何与人为善，如何本着从良知与良心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往往只是一念之间，却有着天和地的差距，这或许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乃至良知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