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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说自己憎恶富人，所以他只能谈论公平和平等。他不能说美国是世界的核心威胁，所以他只能说他想要一个无核的世界。他不能说他认为华尔街是邪恶的，所以他必然会谴责投资公司没有顾及普罗大众的利益。
奥巴马有时候也会搞砸:在对反殖民主义进行的营销上，他并非常胜不败。但即便是他的尝试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是一项他磨练了许多年的技能。因此，即便我们在验证关于奥巴马的意识形态的工作理论，我们也会欣赏一个真正的政治艺术家的“偷梁换柱”技巧。
一个好的入手点就是奥巴马那冷静、超然的秉性。即便是平等主义或是根除贫困这样的典型的自由主义事业也不能使他激动，最低工资的问题很少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而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对回收利用表示出热情。但当他谴责华尔街的恶棍或是大声斥责大银行或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他的声调却提高了。
奥巴马在他的书《无畏的希望》中写道：“美国的富人们没什么好抱怨的。”最近，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谴责富得流油的执行官们试图尽可能多地赚钱。奥巴马怒气冲冲地谴责道：“我切实地相信，在某个时间点上，你们已经赚够了钱。”
这话从总统嘴里说出来有些奇怪。对于美国人来说，有永远也花不完的钱的斯蒂夫·乔布斯和沃伦·巴菲特继续做他们所从事的事难道不好吗？当然，我并不关心奥巴马的话的是非曲直；我是想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是什么使奥巴马变得易怒？又是什么使他变得严厉又尖刻？答案是：大型企业和富人。
对于这些群体，奥巴马似乎有着长期的偏见。
1983年从学校毕业后，奥巴马希望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但他首先为了赚钱而去了一家公司上班。他将自己形容成“一名敌后间谍”——在一家“服务于跨国企业的咨询机构上班”；据说在此期间，他经常与金融家和券商打交道。“我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秘书，银行户头上有钱。”
但奥巴马之前的同事丹·阿姆斯特朗则在其博客中爆料：奥巴马没有什么私人办公室和秘书。他也没有受雇于一家大型的资讯公司，而是一家小型的、收入低微的业务通信公司的文字编辑。此处，奥巴马的夸大其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甚至试图将在这个低微的资本主义前哨的任职经历描绘成某种政治上的间谍活动。
奥巴马2009年5月13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上对毕业生们说：“你们所受的教育要你们追逐普通的发财机会；成为名人录上或是前一百强名单中的一员；要求你们挣多少钱，拥有多大的办公室；有一个了不起的头衔或是一辆足够炫的车。但要我说，这种态度无法让你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它表明你们缺乏抱负。”
一名总统对学生们讲起对抗经济衰退的奋斗是多么危险，这话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如果你意识到：当奥巴马听到“利润”这个词时，他會想到新殖民主义中的“剥削”，那奥巴马所有那些严苛的煽动性语言就不难理解了。我并不是说他的话就变得有意义了，但我们可以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让我们注意，他是如何巧妙地表述的——“缺乏抱负”。这是一个典型的奥巴马式措辞。奥巴马并不以谦恭和抑制的名义批评抱负，而是表示还有一种更高形式的抱负等待着年轻的一代去发掘。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种抱负是一种反对富人和盈利公司的、有组织的行动主义（即奥巴马自己所选择的使命）呢？
把丘吉尔像搬出白宫
现在，让我们开始看看奥巴马对于欧洲，特别是对于那些前殖民国家——法国和英国的态度。在加入到父亲位于非洲的家庭之前，奥巴马曾于1988年造访欧洲约3个星期。尽管欧洲优美而壮丽，它并没有打动奥巴马。相反，它使奥巴马感到了格格不入。
“大约是在第一周的最后，”奥巴马在《来自父亲的梦想》中写道，“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并不是说欧洲不漂亮，它的一草一木都恰似我所想象的那般美丽，只是它并不属于我。”
在奥巴马看来，欧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推迟了到他真正想去的地方——非洲。如果考虑到奥巴马的母亲是一名白人——他是非洲人的后代，同样也是欧洲人的后代的话，奥巴马的想法就很奇怪了。尽管欧洲有着财富和壮丽（或者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财富与壮丽），这个地方使奥巴马感到了厌烦，而非洲则继续对奥巴马产生着无以抗拒的吸引力。
这种坦白本身也许不意味着什么，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奥巴马于2009年6月赴法国的访问：他受到了当时任法国总统的尼古拉斯·萨科齐及其模特夫人卡拉·布鲁尼的邀请共进晚餐。但奥巴马一行婉拒了这一邀请。考虑到奥巴马一行所下榻的美国大使馆距离尼古拉斯·萨科齐所住的爱丽舍公馆只有几米之遥，这次拒绝就令人奇怪了。
法国新闻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份怠慢，但即便是在通常敏感易怒的法国人中，这也没引起太多的骚动。实际上，佩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总的来说，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奥巴马仍然是热情的。如果奥巴马具有一种反欧洲、特别是反法国倾向的话，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其答案当然是：奥巴马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法国人民的友谊。法国人对于自己的领导人所受到的冷落是敏感的，但相比于让美国的总统来到法国，为美国人的傲慢致歉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三个月前，奥巴马在斯特拉斯堡讲道：“美国没能完全明白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军地位。美国有时候表现出了傲慢，表现出了轻蔑甚至是嘲弄；却没有赞颂你们生机勃勃的联盟并设法与你们保持伙伴关系，以面对共同的挑战。”
这取悦了法国人。既然一位美国的领导人如此奉承，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原谅了这件事。由此，奥巴马得以痛击新殖民主义美国并让旧殖民主义法国的总统空手而归。而同时，他又沉浸在法国人们的奉承之中，这实在是一种措辞手段。
不过，相比于其对于英国人的态度，奥巴马对于法国总统的冷落就不算什么了。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于2009年3月7日造访白宫。奥巴马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被错误地格式化了的DVD。这与布朗送给奥巴马的礼物是很不相称的——一个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反奴隶制战舰的龙骨上雕刻来的装饰用笔架。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仅仅在三个星期之后的2009年4月1日，英国女王前来造访。奥巴马赠与了她一台iPod。伦敦的报纸就这一政治事件作出了报道，指出女王早已有了一台iPod。奥巴马并非做不到优雅，他不仅能做到优雅，甚至还可以奉承——他对沙特阿拉伯的国王齐腰鞠躬。 但对于英国人来说，最大的侮辱在于：当刚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偶然见到一座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时，他马上决定要将其还回去。显然，丘吉尔的话历来被美国总统们所引述，而这座半身像是英国政府从其艺术收藏品中拿出来借与美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象征着美国与英国的特殊联系。
英国官方对于奥巴马将半身像从白宫挪走的决定感到了些许震惊，他们提议：或许奥巴马可以将其陈列在其他地方。这被奥巴马婉拒了。英国人委屈地将半身像迎了回来，半身像现在坐落在英国大使在华盛顿的住所之中。
聽上去奇怪吗？如果你仅将奥巴马视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一名社会主义者会对丘吉尔的雕像产生如此狂暴的反应呢？）或是仅知道丘吉尔是引领英国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人的话，这确实有些奇怪。
但奥巴马有反殖民主义知识背景，他很可能会将丘吉尔视为一名帝国主义者——他为了大英帝国向印度和非洲派兵。丘吉尔反对印度的独立运动，并于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还没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一任负责清算帝国资产的首相。”即便是到了1954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丘吉尔提起了授予英国在非洲的所有剩余殖民地以自治政府的权力的提议时，丘吉尔仍然回答说他“担心霍屯督人公投”。在20世纪50年代，当英国人与肯尼亚（奥巴马父亲的祖国）的矛矛党起义作斗争时，丘吉尔正是英国的首相。
所以，当采用了反殖民主义假说时，我们发现原本无法解释的丘吉尔事件突然有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拒绝佩戴美国国旗的胸针
让我们从欧洲帝国的代表人物转到美国的爱国主义。
如果奥巴马强烈地反对以美国印象定义的世界，反对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奥巴马在表现爱国主义（传播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的）方面是谨慎而存在戒心的。
果真，一张来自《时代》杂志的，关于总统竞选运动的照片显示，奥巴马在一次筹款活动上与几名其他的民主党政客在一起。杂志提出，当时正在奏国歌，但照片显示奥巴马没有把右手放在心口。而他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这件事的网络视频影片也证实，在这场对于国家忠诚的传统展示中，奥巴马是唯一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
而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不被考虑，它也确实因此被奥巴马的捍卫者所驳回。但在几个月之后，奥巴马宣布他不会再佩戴一个印有美国国旗的胸针了。戴这种胸针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已成为了政治家们以及许多其他公众人物的习惯。
“你展示爱国主义的方式是如何对待你的美国同胞。”奥巴马说道。他辩称，胸针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替代品”。从表面上看，奥巴马的意见是荒谬的；美国国旗怎么会妨害爱国主义呢？显然，奥巴马是说：这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对于他而言，在道德上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其与美国侵略和美国霸权相联系。
显然奥巴马更青睐于另一种爱国主义，后者并不与“9·11”恐怖袭击以及之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系列行动相联系。在奥巴马的思想中，美国人民表达对自己国家热爱的方式并不是挥着美国国旗的侵略主义以及对外扩张，而是要鼓动从有钱人处收取钱财分给不富裕的人的国家政策。
……
“美国的独特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的独特性这一问题上，回想一下奥巴马的话—— 美国并不比希腊、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更为独一无二。我先前就曾问过，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呢？如果我们检视一下美国独特性的内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变得很清楚了。
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引文资料，他和任何人一样都是美国独特性的拥护者，他对欧洲人宣称，“因此，美国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为美国正在创造一种“独特的人类物种”。
托克维尔说美国独一无二是出于他的企业家热情。“随便找一名美国人，他都会是一个热切渴望的、富于开创精神的、有冒险精神的人，而且他首先是一位创新者。”托克维尔还发现，企业家身份产生了一个精英阶层管理的社会。“天然的不平等将会自行让路，而财富将自动流入最有能力的人手中。”
很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对美国而言这些是真实的，而且是好事，但这些人中不包括奥巴马。奥巴马从直觉的层面认为，经济企业和精英阶层是抑制他人和利用他人的新殖民主义代名词。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鼓励上述属性的独特性。
一本新出版的，由社会主义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写的书（《美国独特性》）更新了托克维尔的上述观察。在书中，作者罗列了当代美国的几项独一无二的特点。他写道：美国人是很爱国的，比欧洲人更爱国；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比其他国家都更为优秀。另外，美国人（基本上只有美国人这么想）相信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采用美国方式，他们将过得比现在更好。美国人还相信他们的国家如有神助，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从奥巴马的观点来看，如果上面这些还不够糟的话，李普塞特还评论道：美国人还倾向于赞同卡尔文·考利基的观点—— 考利基说过：“美国的事才算事。”另外，美国人倾向于对富人另眼相看，因为富人们购买商品、运作公司并以此为社会上的其他人创造工作岗位。
李普塞特说，尽管欧洲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从没发现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诉求。他观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普通人过得还不错。李普塞特引述了沃纳·松巴特的名言：在美国“所有的社会主义空想在烤牛排和苹果派面前都失败了”。
考虑到奥巴马对于他眼中的美国军国主义的敌意以及他对于财富集中的反感，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奥巴马决定对美国独特性敬而远之；哪怕他在美国的成功正是美国独特性的一个清楚展现。
“华尔街的新权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探索表现出奥巴马与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小事件。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理论解释奥巴马在某些大事件上的立场。
他作为“华尔街的新权威”一文的配图登上了2010年6月26日《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文章报道：奥巴马当局成功地说服了国会以实施对于“国家金融管理系统的大改动”，后者将“大大地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立法“强制实行了新的规则”并“对金融服务行业征收了巨大的费用，基本上迫使大银行和对冲基金为它们即将面对的5年的监管支付计划中的200亿美元成本。此外，它还赋予了管理者清算衰退中的公司的权力，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和行业之间的平衡”。
现在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风格的财产重新分配的尝试。但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解释，因为并没有进行重新分配。这涉及将权力、控制力和金融行业置于联邦政府的掌控之下。这其实是让联邦政府掌控有权有势的人，让他们为政府的运作支付成本。
两个例子能证明这种反殖民主义解读是对的。
新闻报道称：奥巴马通过私人赞同炒掉通用汽车公司的CEO里克·瓦戈纳来施加特定的压力。美国的总统赶走一家私人公司的头目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的确，奥巴马有借口这么做—— 通用汽车公司做得很糟，政府也注入了一大堆紧急援助款。我并不是说瓦戈纳不应该被赶走；我想说的是奥巴马炒掉瓦戈纳的行为证明他想要让美国大公司的CEO们明白谁才是老板。对于一个反殖民主义者来说，对占统治地位的要人实施这种权力是多么令人兴奋。
另一个例子是，在去年，有数家银行试图偿还其经济刺激贷款，但有时候，奥巴马政府则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他们说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些钱。奥巴马公布了一项银行“强度测试”—— 是奥巴马，而不是银行来测定这些银行在财政上是否良好，是否有资格将钱还回来。
实际上，奥巴马是说：“我希望继续控制你们，即便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的原因了，即便你们已经准备好偿还紧急援助款了。”
奥巴马有时候也会搞砸:在对反殖民主义进行的营销上，他并非常胜不败。但即便是他的尝试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是一项他磨练了许多年的技能。因此，即便我们在验证关于奥巴马的意识形态的工作理论，我们也会欣赏一个真正的政治艺术家的“偷梁换柱”技巧。
一个好的入手点就是奥巴马那冷静、超然的秉性。即便是平等主义或是根除贫困这样的典型的自由主义事业也不能使他激动，最低工资的问题很少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而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对回收利用表示出热情。但当他谴责华尔街的恶棍或是大声斥责大银行或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他的声调却提高了。
奥巴马在他的书《无畏的希望》中写道：“美国的富人们没什么好抱怨的。”最近，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谴责富得流油的执行官们试图尽可能多地赚钱。奥巴马怒气冲冲地谴责道：“我切实地相信，在某个时间点上，你们已经赚够了钱。”
这话从总统嘴里说出来有些奇怪。对于美国人来说，有永远也花不完的钱的斯蒂夫·乔布斯和沃伦·巴菲特继续做他们所从事的事难道不好吗？当然，我并不关心奥巴马的话的是非曲直；我是想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是什么使奥巴马变得易怒？又是什么使他变得严厉又尖刻？答案是：大型企业和富人。
对于这些群体，奥巴马似乎有着长期的偏见。
1983年从学校毕业后，奥巴马希望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但他首先为了赚钱而去了一家公司上班。他将自己形容成“一名敌后间谍”——在一家“服务于跨国企业的咨询机构上班”；据说在此期间，他经常与金融家和券商打交道。“我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秘书，银行户头上有钱。”
但奥巴马之前的同事丹·阿姆斯特朗则在其博客中爆料：奥巴马没有什么私人办公室和秘书。他也没有受雇于一家大型的资讯公司，而是一家小型的、收入低微的业务通信公司的文字编辑。此处，奥巴马的夸大其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甚至试图将在这个低微的资本主义前哨的任职经历描绘成某种政治上的间谍活动。
奥巴马2009年5月13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上对毕业生们说：“你们所受的教育要你们追逐普通的发财机会；成为名人录上或是前一百强名单中的一员；要求你们挣多少钱，拥有多大的办公室；有一个了不起的头衔或是一辆足够炫的车。但要我说，这种态度无法让你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它表明你们缺乏抱负。”
一名总统对学生们讲起对抗经济衰退的奋斗是多么危险，这话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如果你意识到：当奥巴马听到“利润”这个词时，他會想到新殖民主义中的“剥削”，那奥巴马所有那些严苛的煽动性语言就不难理解了。我并不是说他的话就变得有意义了，但我们可以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让我们注意，他是如何巧妙地表述的——“缺乏抱负”。这是一个典型的奥巴马式措辞。奥巴马并不以谦恭和抑制的名义批评抱负，而是表示还有一种更高形式的抱负等待着年轻的一代去发掘。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种抱负是一种反对富人和盈利公司的、有组织的行动主义（即奥巴马自己所选择的使命）呢？
把丘吉尔像搬出白宫
现在，让我们开始看看奥巴马对于欧洲，特别是对于那些前殖民国家——法国和英国的态度。在加入到父亲位于非洲的家庭之前，奥巴马曾于1988年造访欧洲约3个星期。尽管欧洲优美而壮丽，它并没有打动奥巴马。相反，它使奥巴马感到了格格不入。
“大约是在第一周的最后，”奥巴马在《来自父亲的梦想》中写道，“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并不是说欧洲不漂亮，它的一草一木都恰似我所想象的那般美丽，只是它并不属于我。”
在奥巴马看来，欧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推迟了到他真正想去的地方——非洲。如果考虑到奥巴马的母亲是一名白人——他是非洲人的后代，同样也是欧洲人的后代的话，奥巴马的想法就很奇怪了。尽管欧洲有着财富和壮丽（或者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财富与壮丽），这个地方使奥巴马感到了厌烦，而非洲则继续对奥巴马产生着无以抗拒的吸引力。
这种坦白本身也许不意味着什么，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奥巴马于2009年6月赴法国的访问：他受到了当时任法国总统的尼古拉斯·萨科齐及其模特夫人卡拉·布鲁尼的邀请共进晚餐。但奥巴马一行婉拒了这一邀请。考虑到奥巴马一行所下榻的美国大使馆距离尼古拉斯·萨科齐所住的爱丽舍公馆只有几米之遥，这次拒绝就令人奇怪了。
法国新闻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份怠慢，但即便是在通常敏感易怒的法国人中，这也没引起太多的骚动。实际上，佩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总的来说，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奥巴马仍然是热情的。如果奥巴马具有一种反欧洲、特别是反法国倾向的话，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其答案当然是：奥巴马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法国人民的友谊。法国人对于自己的领导人所受到的冷落是敏感的，但相比于让美国的总统来到法国，为美国人的傲慢致歉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三个月前，奥巴马在斯特拉斯堡讲道：“美国没能完全明白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军地位。美国有时候表现出了傲慢，表现出了轻蔑甚至是嘲弄；却没有赞颂你们生机勃勃的联盟并设法与你们保持伙伴关系，以面对共同的挑战。”
这取悦了法国人。既然一位美国的领导人如此奉承，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原谅了这件事。由此，奥巴马得以痛击新殖民主义美国并让旧殖民主义法国的总统空手而归。而同时，他又沉浸在法国人们的奉承之中，这实在是一种措辞手段。
不过，相比于其对于英国人的态度，奥巴马对于法国总统的冷落就不算什么了。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于2009年3月7日造访白宫。奥巴马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被错误地格式化了的DVD。这与布朗送给奥巴马的礼物是很不相称的——一个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反奴隶制战舰的龙骨上雕刻来的装饰用笔架。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仅仅在三个星期之后的2009年4月1日，英国女王前来造访。奥巴马赠与了她一台iPod。伦敦的报纸就这一政治事件作出了报道，指出女王早已有了一台iPod。奥巴马并非做不到优雅，他不仅能做到优雅，甚至还可以奉承——他对沙特阿拉伯的国王齐腰鞠躬。 但对于英国人来说，最大的侮辱在于：当刚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偶然见到一座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时，他马上决定要将其还回去。显然，丘吉尔的话历来被美国总统们所引述，而这座半身像是英国政府从其艺术收藏品中拿出来借与美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象征着美国与英国的特殊联系。
英国官方对于奥巴马将半身像从白宫挪走的决定感到了些许震惊，他们提议：或许奥巴马可以将其陈列在其他地方。这被奥巴马婉拒了。英国人委屈地将半身像迎了回来，半身像现在坐落在英国大使在华盛顿的住所之中。
聽上去奇怪吗？如果你仅将奥巴马视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一名社会主义者会对丘吉尔的雕像产生如此狂暴的反应呢？）或是仅知道丘吉尔是引领英国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人的话，这确实有些奇怪。
但奥巴马有反殖民主义知识背景，他很可能会将丘吉尔视为一名帝国主义者——他为了大英帝国向印度和非洲派兵。丘吉尔反对印度的独立运动，并于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还没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一任负责清算帝国资产的首相。”即便是到了1954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丘吉尔提起了授予英国在非洲的所有剩余殖民地以自治政府的权力的提议时，丘吉尔仍然回答说他“担心霍屯督人公投”。在20世纪50年代，当英国人与肯尼亚（奥巴马父亲的祖国）的矛矛党起义作斗争时，丘吉尔正是英国的首相。
所以，当采用了反殖民主义假说时，我们发现原本无法解释的丘吉尔事件突然有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拒绝佩戴美国国旗的胸针
让我们从欧洲帝国的代表人物转到美国的爱国主义。
如果奥巴马强烈地反对以美国印象定义的世界，反对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奥巴马在表现爱国主义（传播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的）方面是谨慎而存在戒心的。
果真，一张来自《时代》杂志的，关于总统竞选运动的照片显示，奥巴马在一次筹款活动上与几名其他的民主党政客在一起。杂志提出，当时正在奏国歌，但照片显示奥巴马没有把右手放在心口。而他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这件事的网络视频影片也证实，在这场对于国家忠诚的传统展示中，奥巴马是唯一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
而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不被考虑，它也确实因此被奥巴马的捍卫者所驳回。但在几个月之后，奥巴马宣布他不会再佩戴一个印有美国国旗的胸针了。戴这种胸针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已成为了政治家们以及许多其他公众人物的习惯。
“你展示爱国主义的方式是如何对待你的美国同胞。”奥巴马说道。他辩称，胸针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替代品”。从表面上看，奥巴马的意见是荒谬的；美国国旗怎么会妨害爱国主义呢？显然，奥巴马是说：这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对于他而言，在道德上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其与美国侵略和美国霸权相联系。
显然奥巴马更青睐于另一种爱国主义，后者并不与“9·11”恐怖袭击以及之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系列行动相联系。在奥巴马的思想中，美国人民表达对自己国家热爱的方式并不是挥着美国国旗的侵略主义以及对外扩张，而是要鼓动从有钱人处收取钱财分给不富裕的人的国家政策。
……
“美国的独特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的独特性这一问题上，回想一下奥巴马的话—— 美国并不比希腊、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更为独一无二。我先前就曾问过，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呢？如果我们检视一下美国独特性的内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变得很清楚了。
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引文资料，他和任何人一样都是美国独特性的拥护者，他对欧洲人宣称，“因此，美国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为美国正在创造一种“独特的人类物种”。
托克维尔说美国独一无二是出于他的企业家热情。“随便找一名美国人，他都会是一个热切渴望的、富于开创精神的、有冒险精神的人，而且他首先是一位创新者。”托克维尔还发现，企业家身份产生了一个精英阶层管理的社会。“天然的不平等将会自行让路，而财富将自动流入最有能力的人手中。”
很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对美国而言这些是真实的，而且是好事，但这些人中不包括奥巴马。奥巴马从直觉的层面认为，经济企业和精英阶层是抑制他人和利用他人的新殖民主义代名词。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鼓励上述属性的独特性。
一本新出版的，由社会主义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写的书（《美国独特性》）更新了托克维尔的上述观察。在书中，作者罗列了当代美国的几项独一无二的特点。他写道：美国人是很爱国的，比欧洲人更爱国；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比其他国家都更为优秀。另外，美国人（基本上只有美国人这么想）相信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采用美国方式，他们将过得比现在更好。美国人还相信他们的国家如有神助，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从奥巴马的观点来看，如果上面这些还不够糟的话，李普塞特还评论道：美国人还倾向于赞同卡尔文·考利基的观点—— 考利基说过：“美国的事才算事。”另外，美国人倾向于对富人另眼相看，因为富人们购买商品、运作公司并以此为社会上的其他人创造工作岗位。
李普塞特说，尽管欧洲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从没发现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诉求。他观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普通人过得还不错。李普塞特引述了沃纳·松巴特的名言：在美国“所有的社会主义空想在烤牛排和苹果派面前都失败了”。
考虑到奥巴马对于他眼中的美国军国主义的敌意以及他对于财富集中的反感，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奥巴马决定对美国独特性敬而远之；哪怕他在美国的成功正是美国独特性的一个清楚展现。
“华尔街的新权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探索表现出奥巴马与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小事件。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理论解释奥巴马在某些大事件上的立场。
他作为“华尔街的新权威”一文的配图登上了2010年6月26日《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文章报道：奥巴马当局成功地说服了国会以实施对于“国家金融管理系统的大改动”，后者将“大大地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立法“强制实行了新的规则”并“对金融服务行业征收了巨大的费用，基本上迫使大银行和对冲基金为它们即将面对的5年的监管支付计划中的200亿美元成本。此外，它还赋予了管理者清算衰退中的公司的权力，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和行业之间的平衡”。
现在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风格的财产重新分配的尝试。但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解释，因为并没有进行重新分配。这涉及将权力、控制力和金融行业置于联邦政府的掌控之下。这其实是让联邦政府掌控有权有势的人，让他们为政府的运作支付成本。
两个例子能证明这种反殖民主义解读是对的。
新闻报道称：奥巴马通过私人赞同炒掉通用汽车公司的CEO里克·瓦戈纳来施加特定的压力。美国的总统赶走一家私人公司的头目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的确，奥巴马有借口这么做—— 通用汽车公司做得很糟，政府也注入了一大堆紧急援助款。我并不是说瓦戈纳不应该被赶走；我想说的是奥巴马炒掉瓦戈纳的行为证明他想要让美国大公司的CEO们明白谁才是老板。对于一个反殖民主义者来说，对占统治地位的要人实施这种权力是多么令人兴奋。
另一个例子是，在去年，有数家银行试图偿还其经济刺激贷款，但有时候，奥巴马政府则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他们说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些钱。奥巴马公布了一项银行“强度测试”—— 是奥巴马，而不是银行来测定这些银行在财政上是否良好，是否有资格将钱还回来。
实际上，奥巴马是说：“我希望继续控制你们，即便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的原因了，即便你们已经准备好偿还紧急援助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