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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分析理论不仅是一门心理学理论，它还对哲学、文艺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电影《沉默的羔羊》为例，用精神分析理论做一个整体的解读。分析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和行为习惯等，进一步探究各个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具有特色的性格特征。因此通过分析影片的人物形象来探讨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精神分析批评；人物形象；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羔羊》被称为“迄今为止好莱塢影史上最成功的一部精神分析影片”，它成功地塑造了特工史戴琳、精神分析医生汉尼拔和杀手野牛比尔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下面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发，分析其三个人物形象，探究造成三位主人公不同命运的深层心理因素，并以此来揭示作品批判社会的深层涵义。
一、人物——汉尼拔医生（食人魔、救世主）
在《少年汉尼拔》中我们得知这种变态的嗜好其实是因为童年时妹妹被战争中的逃兵杀死并烹食。长大的汉尼拔以血祭血，将当年的逃兵全部虐待致死。这种复仇的心理已经成为了他的本能中的本能（这种毁灭生命的本能即死的本能），他认为他杀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他行使的是救世主的使命。在逃离监狱之前，他不惜时间将杀死的狱警呈十字形悬吊于铁笼之上，在这里救世意味显露无遗。他的破坏能力之强劲说明在他的人格中，本能已经超出了自我的控制范围。然而极端的冷静与超高的智慧却又显示出他对社会规则的谙熟，对自身行为相当有节制。他的超我能力是以自己认为的至善标准来界定的。在汉尼拔身上，本我、自我与超我都是极其强大的，汉尼拔已经陷入了极端人格分裂中。
在他与史戴琳的对话中，汉尼拔不断挖掘史戴琳意识深处的秘密，从而建立起了治疗与被治疗的医患关系。史戴琳由于幼年突然丧父，片中出现的两次关于父亲的镜头，充分说明了她对父亲的思念。汉尼拔在数次交谈中对她的帮助，使史戴琳逐渐放弃了探员的身份，而将对父亲的感情依恋移情到了汉尼拔身上。这种移情与反移情的微妙关系一直发展到了影片末尾的电话上。当史戴琳关切地询问汉尼拔身在何处时，而汉尼拔则反问羔羊是否已经停止了尖叫。史戴琳在汉尼拔身上找到了某种久违的感情，而汉尼拔也将某种潜藏的感情深深地寄托在了对方身上。
二、人物——史戴琳（FBI实习生，被压抑的灵魂，待拯救的羔羊）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最原始的层次，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这种原始意义上的快乐是不计较任何外在于身体本能的社会束缚的。
“意识”层面：父亲因公死亡，寄篱在亲戚家，史戴琳以为她足够勇敢、足够坚强，它处于表层。最终，史戴琳战胜了性变态者，从地下室出来见到光明（进入意识层面）之后，她一身的轻松。“潜意识”层面：刚开始史戴琳在一片丛林中奔跑（潜意识心理），史戴琳在解救参议员的女儿之前，却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象征潜意识），与“性变态者”进行了较量。幼年的史戴琳曾经寄人篱下，在一个清晨被待宰羔羊的尖叫声惊醒。她试图拯救它们，抱起其中一只拔腿就逃，可结果却是她被送往孤儿院，那只羔羊也遭屠宰。从那以后，这一经历成为梦魇，使她常在黑暗中惊醒，听到羔羊在惨叫。在潜意识里，她却是对“羔羊”形成了某种身份认同，羔羊的尖叫声成了一种弱者、受害者的象征。所以羔羊的尖叫声常常潜入史黛丽的梦魇。成为她的潜意识。 事实证明，强大的超我在她孤身入虎穴的过程中占了绝对的优势。凭着拯救的信念与冷静的判斷，她在千钧一发之刻反手制伏了“野牛比尔”。此时此刻，她拯救了“待宰的羔羊”——议员的女儿，也救赎了“心中的羔羊”——不安与恐惧的灵魂，羔羊终于沉默了，史黛丽完成了对自身完美的救赎。
三、人物——野牛比尔（破蛹化蝶或飞蛾扑火）
野牛比尔的变态正是由于利比多固着在了童年时代，而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利比多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指一切追求肉体快感的欲望。只有当母亲使婴儿得到适当的满足，利比多内驱力才会向下一阶段过渡，否则便会产生早期的挫折感，甚至使得利比多因得不到合理的释放而止步于某一阶段。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童年时期都会有一段时期对父母中异于自身性别的一方产生深沉的依恋情感，而在野牛比尔这一恋母情结中依恋的对象是缺失的。为了消除焦虑，弥补这一情感缺憾，更因为他对女性信任的消失（由于母亲的虐待），他不可能转向其他女性寻求亲子之爱，而是想要转换自己的性别。但是当变性申请遭到拒绝后，这一寻找再次被人为中断了。晦暗的童年与糟糕的环境，造成了野牛比尔扭曲的人格。
由于童年创伤的根深蒂固，他对其他女性深恶痛绝，这是他选择将自己变为女人的原因，更是他杀害女性时残忍冷血甚至欣喜若狂的原因；由于社会的歧视（变性遭拒），野牛比尔对自身之外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在陷入对社会的信任危机后，他选择了把邪念与罪恶都投射到别人身上，在他的眼中，其他无辜的人都希望受到伤害。怀着这样的罪恶投射的心理，连环杀人于他成为了一件自卫的正当行为。
本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影片中的人物：史戴琳、医生汉尼拔、野牛比尔进行深刻的人物心理分析与精神分析，探讨了各自人生救赎历程，史戴琳的成功转变，克服了自身内心的恐惧，让羔羊停止了尖叫。其余两人由于心理的扭曲和不健全的人格最终走向悲剧。
四、结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20世纪西方众多思潮中一种，对影视及其理论的研究影响是巨大的。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也可用到解释美学问题上，主要是试图解释文艺的心理起源和文艺创作的心理动机。它开创了新的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维度，对文学领域中的一些传统问题提出了一些崭新而独特的见解，如果将这些观点与同时代和后来的文艺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并且会对我们许多永恒的话题提供新的具有启示性的解释和补充。
参考文献：
[1]王蕾.从心理学角度上分析电影《沉默的羔羊》人物特色[J].电影文学，2005（08）.
[2]徐鸿斐.当羔羊来敲门[J].安徽文学，2010（12）.
[3]雷岚.读者反映批评视角下《沉默的羔羊》的一种解读[J].安徽文学，2012（02）.
作者简介：
袁有婷（1991—），女，山东省淄博市，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广播电视，2016级，硕士。
关键词：精神分析批评；人物形象；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羔羊》被称为“迄今为止好莱塢影史上最成功的一部精神分析影片”，它成功地塑造了特工史戴琳、精神分析医生汉尼拔和杀手野牛比尔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下面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发，分析其三个人物形象，探究造成三位主人公不同命运的深层心理因素，并以此来揭示作品批判社会的深层涵义。
一、人物——汉尼拔医生（食人魔、救世主）
在《少年汉尼拔》中我们得知这种变态的嗜好其实是因为童年时妹妹被战争中的逃兵杀死并烹食。长大的汉尼拔以血祭血，将当年的逃兵全部虐待致死。这种复仇的心理已经成为了他的本能中的本能（这种毁灭生命的本能即死的本能），他认为他杀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他行使的是救世主的使命。在逃离监狱之前，他不惜时间将杀死的狱警呈十字形悬吊于铁笼之上，在这里救世意味显露无遗。他的破坏能力之强劲说明在他的人格中，本能已经超出了自我的控制范围。然而极端的冷静与超高的智慧却又显示出他对社会规则的谙熟，对自身行为相当有节制。他的超我能力是以自己认为的至善标准来界定的。在汉尼拔身上，本我、自我与超我都是极其强大的，汉尼拔已经陷入了极端人格分裂中。
在他与史戴琳的对话中，汉尼拔不断挖掘史戴琳意识深处的秘密，从而建立起了治疗与被治疗的医患关系。史戴琳由于幼年突然丧父，片中出现的两次关于父亲的镜头，充分说明了她对父亲的思念。汉尼拔在数次交谈中对她的帮助，使史戴琳逐渐放弃了探员的身份，而将对父亲的感情依恋移情到了汉尼拔身上。这种移情与反移情的微妙关系一直发展到了影片末尾的电话上。当史戴琳关切地询问汉尼拔身在何处时，而汉尼拔则反问羔羊是否已经停止了尖叫。史戴琳在汉尼拔身上找到了某种久违的感情，而汉尼拔也将某种潜藏的感情深深地寄托在了对方身上。
二、人物——史戴琳（FBI实习生，被压抑的灵魂，待拯救的羔羊）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最原始的层次，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这种原始意义上的快乐是不计较任何外在于身体本能的社会束缚的。
“意识”层面：父亲因公死亡，寄篱在亲戚家，史戴琳以为她足够勇敢、足够坚强，它处于表层。最终，史戴琳战胜了性变态者，从地下室出来见到光明（进入意识层面）之后，她一身的轻松。“潜意识”层面：刚开始史戴琳在一片丛林中奔跑（潜意识心理），史戴琳在解救参议员的女儿之前，却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象征潜意识），与“性变态者”进行了较量。幼年的史戴琳曾经寄人篱下，在一个清晨被待宰羔羊的尖叫声惊醒。她试图拯救它们，抱起其中一只拔腿就逃，可结果却是她被送往孤儿院，那只羔羊也遭屠宰。从那以后，这一经历成为梦魇，使她常在黑暗中惊醒，听到羔羊在惨叫。在潜意识里，她却是对“羔羊”形成了某种身份认同，羔羊的尖叫声成了一种弱者、受害者的象征。所以羔羊的尖叫声常常潜入史黛丽的梦魇。成为她的潜意识。 事实证明，强大的超我在她孤身入虎穴的过程中占了绝对的优势。凭着拯救的信念与冷静的判斷，她在千钧一发之刻反手制伏了“野牛比尔”。此时此刻，她拯救了“待宰的羔羊”——议员的女儿，也救赎了“心中的羔羊”——不安与恐惧的灵魂，羔羊终于沉默了，史黛丽完成了对自身完美的救赎。
三、人物——野牛比尔（破蛹化蝶或飞蛾扑火）
野牛比尔的变态正是由于利比多固着在了童年时代，而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利比多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指一切追求肉体快感的欲望。只有当母亲使婴儿得到适当的满足，利比多内驱力才会向下一阶段过渡，否则便会产生早期的挫折感，甚至使得利比多因得不到合理的释放而止步于某一阶段。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童年时期都会有一段时期对父母中异于自身性别的一方产生深沉的依恋情感，而在野牛比尔这一恋母情结中依恋的对象是缺失的。为了消除焦虑，弥补这一情感缺憾，更因为他对女性信任的消失（由于母亲的虐待），他不可能转向其他女性寻求亲子之爱，而是想要转换自己的性别。但是当变性申请遭到拒绝后，这一寻找再次被人为中断了。晦暗的童年与糟糕的环境，造成了野牛比尔扭曲的人格。
由于童年创伤的根深蒂固，他对其他女性深恶痛绝，这是他选择将自己变为女人的原因，更是他杀害女性时残忍冷血甚至欣喜若狂的原因；由于社会的歧视（变性遭拒），野牛比尔对自身之外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在陷入对社会的信任危机后，他选择了把邪念与罪恶都投射到别人身上，在他的眼中，其他无辜的人都希望受到伤害。怀着这样的罪恶投射的心理，连环杀人于他成为了一件自卫的正当行为。
本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影片中的人物：史戴琳、医生汉尼拔、野牛比尔进行深刻的人物心理分析与精神分析，探讨了各自人生救赎历程，史戴琳的成功转变，克服了自身内心的恐惧，让羔羊停止了尖叫。其余两人由于心理的扭曲和不健全的人格最终走向悲剧。
四、结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20世纪西方众多思潮中一种，对影视及其理论的研究影响是巨大的。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也可用到解释美学问题上，主要是试图解释文艺的心理起源和文艺创作的心理动机。它开创了新的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维度，对文学领域中的一些传统问题提出了一些崭新而独特的见解，如果将这些观点与同时代和后来的文艺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并且会对我们许多永恒的话题提供新的具有启示性的解释和补充。
参考文献：
[1]王蕾.从心理学角度上分析电影《沉默的羔羊》人物特色[J].电影文学，2005（08）.
[2]徐鸿斐.当羔羊来敲门[J].安徽文学，2010（12）.
[3]雷岚.读者反映批评视角下《沉默的羔羊》的一种解读[J].安徽文学，2012（02）.
作者简介：
袁有婷（1991—），女，山东省淄博市，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广播电视，2016级，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