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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本刊专栏作家、学者余世存的读经笔记《微观国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初读此书，有似曾相识之感。究其原因，个人笔法风格自不必说，深层次看，本书延续了《非常道》的读史方法：对古人的故事与思想，辅以现代性的解读与人文关怀。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在本书中得以表达与延续，从《非常道》到“立人三部曲”，再到如今的《微观国学》，一名学人的治学思想日益明显，即回归传统文化，致力于挖掘中国本土的智慧与文明，以期影响新的国家文明和个人文明。
2005年，一本无序文、后记，无注引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横空出世，这本开历史写作“微博体”风气之先的书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当年文史类图书的畅销书。
有人说这是当代版本的《世说新语》，它“只言片语”地截取了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的话语。
“西方人说，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中国人也说，口含天宪。”余世存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就留意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话语，其中有非常可观的、可玩味的，于是，他開始了漫长的收集和摘抄。后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些片断言行本身就有意义，不需要自己在旁边饶舌。所以最终放弃了自己要站出来表达的冲动，而是选择由历史细节本身来说话。
余世存显然并不满足于收集历史的“边角料”，更不愿意将治学成果停留在“很好看，很八卦，很丰富”的层次。终于，经过10年的潜心写作，“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付梓，完整呈现了近现代中国数百位历史推手和弄潮儿的人生。
余世存说，自青年时代起，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同时，“立人”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从近现代上溯，挖掘这个民族最本真的底色，很自然就到了先秦诸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微观国学》。余世存坦言，阅读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学说和经典时，一边读一边写下一些思考，读经本身没有目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余世存看来，当代社会的国民需要对自己与自然、与人类文明、与传统文化即经典的关系做出回答。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重返经典的途中我们能够找到。
对于某些人所言的“用国学拯救世界”，余世存并不认同，他表示从未想过国学能拯救世界。《非常道》出版后，他对天文学感兴趣，从天文学入手研读夏商周三代以上的材料，撞上了《易经》、河图洛书、天干地支。从近现代史到国学的治学轨迹，是“人生的作业”和“个人的文化自觉”。
“阅读是一种生活消费，也是人生的责任，是完善自己最好的手段之一。”余世存认为现代国民都有责任教育好自己，进而影响周围。这种责任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跟中国经典的关系。在先秦诸子身上，余世存看到了传统士大夫的开放胸怀，尤其是孔子的“能知能行”，他认为，孔子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仁爱，而是学习。
“学习能成为现代人的人生价值，既是现代文明的需要，也是现代人的责任。我们每天都从手机上看到大量的知识、信息，如果没有学习的精神或态度，这些知识和信息对于我们就是垃圾，但我们知道，手机上的信息不全是垃圾，而且这些信息时刻都在更新。只有狂妄的人、固步自封的人才会对手机上的信息视而不见。”
在书中，余世存还为老子“翻案”。有人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心灵鸡汤”。
还有很多人以为老子公开地主张“愚民”，在老子的思想中，“圣人”决不许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虚其心”）和坚定的意志（“弱其志”），所以老子反智。
余世存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老子思想的断章取义。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到，老子对知、智、明三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老子的“知”，一般指“了解”“知道”，这不是他所要否定的。老子否定的知，是人的欲念。所谓“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里的“智”，正是老子质疑和反对的，他是指“以知识为工具而行诈伪之事”的“巧智”，是我们常说的耍小聪明。至于智慧，老子一般用“明”来表示，是体“道”知“常”的最高智慧。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老子的“愚”，并非愚昧，而是朴实无华的意思。
“为老子‘反智’正名，对我们普通人也有重要的意义。这让我们更加明白，以老子的智慧，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感同身受，他跟我们一样反对独裁者、专横者的自作聪明。我们应该把加诸老子身上的阴谋色彩去掉，恰恰相反，老子是反对阴谋、权术的，老子要求的，是真正的智慧。”
回忆几十年的写作历程，余世存说自己仍然在力图安慰世道人心。他对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有着现代性的考量，“知识分子要使知识材料融进当代生活，他是在做招魂的工作，知识材料在他笔下因此成为活生生的文化和精神。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这类知识分子还是太少。”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在本书中得以表达与延续，从《非常道》到“立人三部曲”，再到如今的《微观国学》，一名学人的治学思想日益明显，即回归传统文化，致力于挖掘中国本土的智慧与文明，以期影响新的国家文明和个人文明。
汉语作家的使命在于开智启蒙
2005年，一本无序文、后记，无注引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横空出世，这本开历史写作“微博体”风气之先的书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当年文史类图书的畅销书。
有人说这是当代版本的《世说新语》，它“只言片语”地截取了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的话语。
“西方人说，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中国人也说，口含天宪。”余世存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就留意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话语，其中有非常可观的、可玩味的，于是，他開始了漫长的收集和摘抄。后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些片断言行本身就有意义，不需要自己在旁边饶舌。所以最终放弃了自己要站出来表达的冲动，而是选择由历史细节本身来说话。
余世存显然并不满足于收集历史的“边角料”，更不愿意将治学成果停留在“很好看，很八卦，很丰富”的层次。终于，经过10年的潜心写作，“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付梓，完整呈现了近现代中国数百位历史推手和弄潮儿的人生。
余世存说，自青年时代起，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同时，“立人”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国学不是用来拯救世界的
从近现代上溯，挖掘这个民族最本真的底色，很自然就到了先秦诸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微观国学》。余世存坦言，阅读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学说和经典时，一边读一边写下一些思考，读经本身没有目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余世存看来，当代社会的国民需要对自己与自然、与人类文明、与传统文化即经典的关系做出回答。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重返经典的途中我们能够找到。
对于某些人所言的“用国学拯救世界”，余世存并不认同，他表示从未想过国学能拯救世界。《非常道》出版后，他对天文学感兴趣，从天文学入手研读夏商周三代以上的材料，撞上了《易经》、河图洛书、天干地支。从近现代史到国学的治学轨迹，是“人生的作业”和“个人的文化自觉”。
“阅读是一种生活消费，也是人生的责任，是完善自己最好的手段之一。”余世存认为现代国民都有责任教育好自己，进而影响周围。这种责任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跟中国经典的关系。在先秦诸子身上，余世存看到了传统士大夫的开放胸怀，尤其是孔子的“能知能行”，他认为，孔子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仁爱，而是学习。
“学习能成为现代人的人生价值，既是现代文明的需要，也是现代人的责任。我们每天都从手机上看到大量的知识、信息，如果没有学习的精神或态度，这些知识和信息对于我们就是垃圾，但我们知道，手机上的信息不全是垃圾，而且这些信息时刻都在更新。只有狂妄的人、固步自封的人才会对手机上的信息视而不见。”
在书中，余世存还为老子“翻案”。有人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心灵鸡汤”。
还有很多人以为老子公开地主张“愚民”，在老子的思想中，“圣人”决不许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虚其心”）和坚定的意志（“弱其志”），所以老子反智。
余世存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老子思想的断章取义。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到，老子对知、智、明三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老子的“知”，一般指“了解”“知道”，这不是他所要否定的。老子否定的知，是人的欲念。所谓“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里的“智”，正是老子质疑和反对的，他是指“以知识为工具而行诈伪之事”的“巧智”，是我们常说的耍小聪明。至于智慧，老子一般用“明”来表示，是体“道”知“常”的最高智慧。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老子的“愚”，并非愚昧，而是朴实无华的意思。
“为老子‘反智’正名，对我们普通人也有重要的意义。这让我们更加明白，以老子的智慧，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感同身受，他跟我们一样反对独裁者、专横者的自作聪明。我们应该把加诸老子身上的阴谋色彩去掉，恰恰相反，老子是反对阴谋、权术的，老子要求的，是真正的智慧。”
回忆几十年的写作历程，余世存说自己仍然在力图安慰世道人心。他对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有着现代性的考量，“知识分子要使知识材料融进当代生活，他是在做招魂的工作，知识材料在他笔下因此成为活生生的文化和精神。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这类知识分子还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