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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互联网为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在媒介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我国媒介生态的现状描述，分析网络公共领域对于完善媒介生态，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并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成熟性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文章认为，目前的网络公共领域（虽不成熟）对我国的媒介生态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 媒介生态 互联网 公共领域
一、我国媒介生态现状
媒介生态学研究最早起源于北美，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豍近年来，国内的媒介生态方面的讨论也逐渐展开，但是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与国外不尽相同。
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是一种自发性的，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其研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保持整个媒介系统的动态平衡。
媒介生态的平衡分为媒介内生态平衡和媒介外生态平衡，媒介系统内媒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媒介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等多方外在力量的相互关联和制约所达到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称为媒介外生态。
而从目前中国的媒介环境来看，无论内、外都没有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首先从媒介内环境来看，中国的传媒产业走过了20多年的改革，把媒体从一个担负国家宣传任务的机器转变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的行业。媒体也已以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转变。不可否认，中国传媒产业的这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轨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传媒生产力，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种双轨模式也是一种结构失衡：事业属性的舆论管控功能使媒体较为忽略其作为社会把关者的社会监测作用，造成民众对宣传媒体的疏离；而作为企业属性的传媒，具有总是希望通过最少的成本取得利润最大化的显著特征，利用传媒的宣传功效，换取政治、经济利益，对于媒体的公信力有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传媒生态的这种不平衡状态，不仅会使得媒体失去大众的依托，还会造成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衡。从我国的媒介外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在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大量新文化因子的交融，以及经济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每个人、每种观念、每个更大的社会单元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确定同社会其他部分的互动模式，使得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出现了不同立场和价值标准，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导向，媒体的表现内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的中上层，这样就会造成农村中的贫困阶层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机会而越来越穷，而那些较富裕的人群就会由于有大众媒体的帮助使他们如虎添翼，豎最终造成最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往往被追逐利益的媒体所忽视，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当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不到表达或者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二、网络公共领域对媒介生态的必要性
中国的媒介生态亟需要一种新力量的介入，这种新的媒介力量一方面要能够起到匡正和修复传统大众媒介的作用，还要肩负起传统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正确地引导民众，培养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要同时能够保持整个媒介生态大系统的信息传输的通畅，保障社会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各方利益集团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信息传达和碰撞的机会。在此将讨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此种新力量的必要性。
1、作为媒介生态中公共话语平台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及渴望参与程度都大为提高。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如企业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民间社会化组织程度的增强，如各种协会、基金会、商会的成立，这两大社会表现都促进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落后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实质上虽然经济开放了，但与此同时加强了政治控制。中国的大众媒体长久以来以“体制喉舌”的功能定位存在，但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商业属性与此种功能定位的矛盾仍旧尖锐，媒体人需要在两者之间平衡角力，试图达到完成意识形态任务和实现新闻理想的完美结合，角色复杂。身处在这样的特殊媒介生态环境中，普通民众想要进行表达，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实现。
因此，一旦民众发现了网络这一能够自由、公开表达民意的传播平台，就成为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很多原来在传统媒体不能够或者很久才能够展现的事件得以迅速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从最早的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周老虎”“周久耕”，再到“躲猫猫”、“七十码”，越来越多的事件得以通过“网络舆论”的方式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网民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表达公众舆论在中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从媒介生态角度看，在中国的整个生态位中，还乏一个吸收民意并且将民意反映到决策中去的这样一个子系统。而互联网这一平台则由于其传播与被传播的便捷性和相对于传统媒体的适度宽松环境，在中国媒介发展的这一过渡期，很自然的成为了中国媒介生态中的一个公共领域。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于目前在转型中的中国是非常重要，也是必须的。
2、是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走的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这种模式在初期确实极大地解放了媒介生产力，但却由于过度重视商业化，使得媒介本身监督社会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但由于又要遵循“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导向不能变，党管资产不能变”的原则，使得媒体的商业属性也不能完全发挥。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衡。黑格尔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法，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市场和政府都存在自身不可规避的缺陷后，公共组织就成为了介入其中的第三种力量。豏
以此类推，为了保障中国传媒生态的平衡，一个相对完善的媒介生态系统必须包含公共力量，他们在承载公共舆论，捍卫普遍利益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这也是修复我国传媒产业的关键环节。目前，网络公共领域正是社会公共力量的最好代表。如果能够真正把网络公共领域发展起来，让它承担起公共舆论话语，保障公民的普遍利益的作用，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我国媒介生态中商业性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缓解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基本保障各媒介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3、实现互动，保证健全的媒介生态
媒介生态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和整体互动体系，它强调内外环境的协调和各种相关生态因子的互动，主张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豐而要达到媒介在大系统中与社会政治和人文环境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则是需要信息传达的通畅和媒体间的互动。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使得原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彼此隔绝被打破，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和所谓的主流媒体产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共同改变了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
此外，网络媒体的透明度和亲民度相对较高。借助互联网的互动性优势，各方的观点能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碰撞和交流，并最终有助于建议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使得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加有针对性。因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联动也促成了原有的新闻机构变得更富接近性和互动性。可见网络公共领域连接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使得传统媒体与从网络舆情和现实情境内外两方面机制入手，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健全的媒介生态机体。
三、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成熟性探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公共领域对我国的媒介生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网络公共领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1、缺乏公民的理性表达
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定义：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从其关于公共领域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是要求理性辩论，通过对公共事物和公共利益的理性互动，而达成一致观点，共同维护公共利益。但从目前国内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来看，还明显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国互联网目前并未完全实现实名制，很多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交流的礼节难以被遵守，网络世界充满了自我表达和独白，而缺乏倾听，很多话题都难以深入，更遑论上升到理性层面。
2、交流具有排他性
互联网由于其开放性，传授双方的界限被打破，人人都能同时成为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因此其在民主自由讨论方面的作用被寄予厚望。但互联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多元化并存。网络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要成为一种民主理性的工具，体现其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尚需论证。
我们在理性交往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一种“慎议”，根据席拉·班赫比的定义，需要有平等质疑辩论的机会，有权质疑预先制定好的话题，所有人都有权进行反思性的辩论。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异质化的群体讨论，这样才能达到民主讨论的目的。但是中国目前的虚拟社区（BBS）的发展都带有很明显的排他性，许多网络社区形成的初期就具有寻找同好者的倾向，因而在一个讨论组内大多数人对某个话题持有相同意见，少数的不同意见也由于“沉默的螺旋”而被淹没。而且由于网络的自主性，仿佛与自己抵触的事情都不存在，信息和想法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这种排他性的交往对于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民主特性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它阻止了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换，但这却是公共领域在理性讨论中的一个必要条件。
3、国家的社会力量还不够壮大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政治权利框架是全能主义的。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特定的国家利益，党政系统全方位渗透并控制社会各个领域，从而有效地实现资源的整体配置，实现民族独立。中国采取这一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近代的严重危机。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党和政府的控制范围也明显缩小，控制的手段也逐步规范，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出现了包括行会、商会在内的中间组织，近年来各种NGO组织也不断发展，都说明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不断形成。这是公共领域分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仍有诸多障碍，政府对改革空间的控制仍旧严格，中国公共空间的批判性对话很少，不是谩骂就是议论性的交流，公共领域的政治舆论讨论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市民的公民意识还有待培养和提高。
四、小结
在中国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网络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个人通过网络加入到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网络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才有探讨的可能，公共领域对我国的整个媒介生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一个公共的话语平台，同时也是我国传媒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保障整个大系统的信息通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尽管网络公共领域可能目前来看还不成熟，但是却是目前我国媒介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将成为今后网络新闻与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邵培仁，廖卫民.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J].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8，（9）：4-11.
王海德.发展传播学[M].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90.
Benhabib，S.， ed. ，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关键词 媒介生态 互联网 公共领域
一、我国媒介生态现状
媒介生态学研究最早起源于北美，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豍近年来，国内的媒介生态方面的讨论也逐渐展开，但是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与国外不尽相同。
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是一种自发性的，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其研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保持整个媒介系统的动态平衡。
媒介生态的平衡分为媒介内生态平衡和媒介外生态平衡，媒介系统内媒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媒介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等多方外在力量的相互关联和制约所达到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称为媒介外生态。
而从目前中国的媒介环境来看，无论内、外都没有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首先从媒介内环境来看，中国的传媒产业走过了20多年的改革，把媒体从一个担负国家宣传任务的机器转变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的行业。媒体也已以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转变。不可否认，中国传媒产业的这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轨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传媒生产力，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种双轨模式也是一种结构失衡：事业属性的舆论管控功能使媒体较为忽略其作为社会把关者的社会监测作用，造成民众对宣传媒体的疏离；而作为企业属性的传媒，具有总是希望通过最少的成本取得利润最大化的显著特征，利用传媒的宣传功效，换取政治、经济利益，对于媒体的公信力有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传媒生态的这种不平衡状态，不仅会使得媒体失去大众的依托，还会造成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衡。从我国的媒介外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在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大量新文化因子的交融，以及经济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每个人、每种观念、每个更大的社会单元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确定同社会其他部分的互动模式，使得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出现了不同立场和价值标准，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导向，媒体的表现内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的中上层，这样就会造成农村中的贫困阶层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机会而越来越穷，而那些较富裕的人群就会由于有大众媒体的帮助使他们如虎添翼，豎最终造成最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往往被追逐利益的媒体所忽视，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当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不到表达或者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二、网络公共领域对媒介生态的必要性
中国的媒介生态亟需要一种新力量的介入，这种新的媒介力量一方面要能够起到匡正和修复传统大众媒介的作用，还要肩负起传统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正确地引导民众，培养普通民众公民意识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要同时能够保持整个媒介生态大系统的信息传输的通畅，保障社会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各方利益集团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信息传达和碰撞的机会。在此将讨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此种新力量的必要性。
1、作为媒介生态中公共话语平台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及渴望参与程度都大为提高。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如企业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民间社会化组织程度的增强，如各种协会、基金会、商会的成立，这两大社会表现都促进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落后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实质上虽然经济开放了，但与此同时加强了政治控制。中国的大众媒体长久以来以“体制喉舌”的功能定位存在，但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商业属性与此种功能定位的矛盾仍旧尖锐，媒体人需要在两者之间平衡角力，试图达到完成意识形态任务和实现新闻理想的完美结合，角色复杂。身处在这样的特殊媒介生态环境中，普通民众想要进行表达，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实现。
因此，一旦民众发现了网络这一能够自由、公开表达民意的传播平台，就成为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很多原来在传统媒体不能够或者很久才能够展现的事件得以迅速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从最早的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周老虎”“周久耕”，再到“躲猫猫”、“七十码”，越来越多的事件得以通过“网络舆论”的方式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网民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表达公众舆论在中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从媒介生态角度看，在中国的整个生态位中，还乏一个吸收民意并且将民意反映到决策中去的这样一个子系统。而互联网这一平台则由于其传播与被传播的便捷性和相对于传统媒体的适度宽松环境，在中国媒介发展的这一过渡期，很自然的成为了中国媒介生态中的一个公共领域。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于目前在转型中的中国是非常重要，也是必须的。
2、是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走的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这种模式在初期确实极大地解放了媒介生产力，但却由于过度重视商业化，使得媒介本身监督社会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但由于又要遵循“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导向不能变，党管资产不能变”的原则，使得媒体的商业属性也不能完全发挥。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衡。黑格尔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法，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市场和政府都存在自身不可规避的缺陷后，公共组织就成为了介入其中的第三种力量。豏
以此类推，为了保障中国传媒生态的平衡，一个相对完善的媒介生态系统必须包含公共力量，他们在承载公共舆论，捍卫普遍利益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这也是修复我国传媒产业的关键环节。目前，网络公共领域正是社会公共力量的最好代表。如果能够真正把网络公共领域发展起来，让它承担起公共舆论话语，保障公民的普遍利益的作用，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我国媒介生态中商业性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缓解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基本保障各媒介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3、实现互动，保证健全的媒介生态
媒介生态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和整体互动体系，它强调内外环境的协调和各种相关生态因子的互动，主张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豐而要达到媒介在大系统中与社会政治和人文环境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则是需要信息传达的通畅和媒体间的互动。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使得原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彼此隔绝被打破，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和所谓的主流媒体产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共同改变了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
此外，网络媒体的透明度和亲民度相对较高。借助互联网的互动性优势，各方的观点能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碰撞和交流，并最终有助于建议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使得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加有针对性。因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联动也促成了原有的新闻机构变得更富接近性和互动性。可见网络公共领域连接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使得传统媒体与从网络舆情和现实情境内外两方面机制入手，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健全的媒介生态机体。
三、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成熟性探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公共领域对我国的媒介生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网络公共领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1、缺乏公民的理性表达
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定义：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从其关于公共领域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是要求理性辩论，通过对公共事物和公共利益的理性互动，而达成一致观点，共同维护公共利益。但从目前国内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来看，还明显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国互联网目前并未完全实现实名制，很多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交流的礼节难以被遵守，网络世界充满了自我表达和独白，而缺乏倾听，很多话题都难以深入，更遑论上升到理性层面。
2、交流具有排他性
互联网由于其开放性，传授双方的界限被打破，人人都能同时成为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因此其在民主自由讨论方面的作用被寄予厚望。但互联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多元化并存。网络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要成为一种民主理性的工具，体现其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尚需论证。
我们在理性交往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一种“慎议”，根据席拉·班赫比的定义，需要有平等质疑辩论的机会，有权质疑预先制定好的话题，所有人都有权进行反思性的辩论。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异质化的群体讨论，这样才能达到民主讨论的目的。但是中国目前的虚拟社区（BBS）的发展都带有很明显的排他性，许多网络社区形成的初期就具有寻找同好者的倾向，因而在一个讨论组内大多数人对某个话题持有相同意见，少数的不同意见也由于“沉默的螺旋”而被淹没。而且由于网络的自主性，仿佛与自己抵触的事情都不存在，信息和想法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这种排他性的交往对于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民主特性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它阻止了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换，但这却是公共领域在理性讨论中的一个必要条件。
3、国家的社会力量还不够壮大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政治权利框架是全能主义的。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特定的国家利益，党政系统全方位渗透并控制社会各个领域，从而有效地实现资源的整体配置，实现民族独立。中国采取这一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近代的严重危机。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党和政府的控制范围也明显缩小，控制的手段也逐步规范，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出现了包括行会、商会在内的中间组织，近年来各种NGO组织也不断发展，都说明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不断形成。这是公共领域分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仍有诸多障碍，政府对改革空间的控制仍旧严格，中国公共空间的批判性对话很少，不是谩骂就是议论性的交流，公共领域的政治舆论讨论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市民的公民意识还有待培养和提高。
四、小结
在中国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网络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个人通过网络加入到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网络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才有探讨的可能，公共领域对我国的整个媒介生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一个公共的话语平台，同时也是我国传媒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保障整个大系统的信息通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尽管网络公共领域可能目前来看还不成熟，但是却是目前我国媒介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将成为今后网络新闻与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邵培仁，廖卫民.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J].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8，（9）：4-11.
王海德.发展传播学[M].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90.
Benhabib，S.， ed. ，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