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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树杰简介：
1976年12月走进军营。历任战士、新闻干事、中央电视台驻总参记者站站长等职。1995年转业，加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焦点访谈”记者二组从事记者、编导工作。2001年初出任“焦点访谈”记者机动组制片人。任军事记者期间制作了大量新闻及专题节目，其中《中国蓝盔》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96年——1998年先后有《金穗，你在哪里》、《让光明洒满人间》等5个节目获新闻评论部金奖。1997年后参加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三峡截流、反“法轮功”、抗洪、“三讲”教育和“焦点访谈”5周年、《改革开放20年》等特别节目的报道任务。
今传媒：翟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采访。做记者那么多年，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成为记者时的情景吗?
翟树杰：我是军队系统最早摸摄像机的人。从1982年参加全军电视编导培训到现在算起来有25年。1987年中央电视台设立军事记者站开始从事专业，拍摄了第一部电视专题片。当时节目是在“人民子弟兵”播出的，不过，那个时候拍摄手法很笨，采访的时候也显得很稚嫩，现在节目的资料我还留着呢，只是不好意思看。
今传媒：为什么会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是兴趣使然还是工作需要？
翟树杰：最初就是尊敬，我小时候喜欢看报纸，看完那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总是回头看看是哪位作者写的。碰到好文章就自己读很多遍，而且还剪下来保存着。不过，早些年有很多文章都是笔名，让人更是感到神秘。还有一个原因是做宣传处长的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写了一辈子文章，到现在还在写，上个世纪70年代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包括他写的很多好文章，都在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广播电视上刊登、播出，我觉得挺光荣、挺过瘾的，父辈的行为给我留下特别好、特别深的印象。他给予我的更多的是身上无处不在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笔精神财富这么多年来让我受益匪浅。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父亲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深入前线采访，冰天雪地里饿了就啃个干窝窝头，吃点咸菜，一夜一夜地熬，写了很多好文章。那些情景今天想来都让人激动不已，也让我发誓将来靠自己的能力做个父亲般的男子汉，做个父亲般的军事记者！
今传媒：您是军人出身，当从军人变成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角色转变会不会很困难？
翟树杰：我是从军事记者转行过来的，电视业务本身是相通的。但是，表述的方法是不同的，军队在做节目的时候宣传思想比较外露。但是，地方的文字也好、电视语言也好就比较隐藏，而且隐藏得越深越好，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你的观点。你的宣传味道太浓，观众不喜欢就换台了。当然，刚开始还是有些不适应。社会新闻需要更加深入的采访，更需要有对社会现象背后本质的理解。我用了半年时间来转换角色，后来就做的得心应手了。
今传媒：曾经的军旅生涯在您的工作中给了您什么样的帮助？
翟树杰：锻炼！部队真的是个大学校。部队上有一种特别的气氛，能够让你更加直接地去释放自己。比如，我小时候是一个害羞的孩子，在人前不大爱张嘴。在部队电影组当放映员，当着上千人的面也要说话，慢慢地就逼出来了。很多东西都是在部队学的。对于意志的磨炼更是如此。
今传媒：1995年是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您走进了中央电视台，而当时您已经三十多岁了。在年近40岁的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您是怎么做出选择的，需要思考很长时间吗？
翟树杰：是呀，我37岁脱下军装。1997年办进台手续的时候40岁了。管人事的干部看到我的简历直乐，部队多舒服！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想着到处跳。但是我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37岁的人了还要义无反顾地折腾，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是不可能的。出来折腾就是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机制，哪怕失败了我也认了，只要我努力做了。我记得自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站直了别趴下》，那就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我喜欢有压力的挑战，喜欢雷厉风行的工作环境。
今传媒: 您为什么会选择电视？我看过您的资料，在部队做记者的时候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即使后来转业到一家大型报纸的时候也做得很顺利。
翟树杰：我学过美术、无线电，小时候还自己装收音机，自己画幻灯片给伙伴们放映，加上解说。在部队放电影，那不就是特像今天的电视吗？其实，选择电视就是出自于内心的喜欢。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学校是团委委员，文笔练得也还不错。做平面媒体当然不错，但我觉得电视更适合我。所以，我经常给自己说：“翟树杰，你可能要一辈子干电视了。”
今传媒：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您走进“焦点访谈”？又是什么样的心态让您在“焦点访谈”一干就是近10年？
翟树杰：早就想找做专业电视人的感觉。干电视，中央电视台是最好的平台。下决心的时候是1994年底。
人一旦有了努力追求的目标，就会义无反顾，无所顾忌。我把档案干脆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在家里闲了十几二十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天天从头到尾看电视，最后我觉得两个栏目不错，一个是“东方时空”，一个是“焦点访谈”，它把摸的是国家的脉搏，展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社会最主流的东西，这样的题材宏大刺激，挺过瘾的。有一天早晨起床，听着“东方时空”的晨曲，我说：“老婆，我一定要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去，我得去。”我老婆说：“你算了吧，人家都是什么人呀？都是社会上最能干的一群小子跑到那儿去了，又能干又聪明，还有学历，你根本就不行。”老婆故意这么一刺激，我二话没说翻身起床，穿上衣服，吃完饭就走直奔中央电视台，找到了当时在评论部当副主任的袁正明。袁主任看了我的材料后说，你到“焦点访谈”吧！就这样我到了“焦点访谈”记者二组。今天回头想想，我挺为当初的勇气自豪的。
刚来的一个月里，我天天看“焦点访谈”，天天跟老记者们聊，尽快地熟悉业务。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是业务方面的，关键是他们那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敏锐的新闻意识让我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向往，我梦寐以求的环境与境界就是这样的呀！这10年来，我觉得自己始终有一种冲劲和责任感，它让我能够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今传媒：还记得您到了“焦点访谈”做的第一期节目吗？
翟树杰：第一期监督节目是揭露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欺诈的《乔迁之忧》，第一期正面节目是描写青岛市民献血抢救一位打工妹的事情《爱心创造的奇迹》。两个节目都在栏目获了奖。
今传媒：在“焦点访谈”这些年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哪一件？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翟树杰：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几次大的活动：香港、澳门回归，三峡大江截流，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等等。作为一名记者，能亲身经历这些关乎国家大局的重大事件，是难得的财富。至于收获当然是体验，生活的体验。
今传媒：如今，坐在中国最受关注的舆论监督节目制片人的位置上,您会不会感觉到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翟树杰：当然会有很大的压力，主要是担心节目失实，担心观众不喜欢。“焦点访谈”一直都是老百姓十分关注的节目，我们有责任把它做好。因为它不单单是一档栏目，更是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
今传媒：在您的众多作品中，有相当数量的“正面报道”。有人评价您是“中国最会做正面报道的主持人”，您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会怎么想？
翟树杰：如果这样评价我，那我太荣幸了。我也是自认为做正面节目还有一些体会。
今传媒：做正面报道是不是比舆论监督的节目更容易一些？
翟树杰：难多了！让观众接受你说好的东西要比接受你说坏的东西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在很多人看来，正面报道就是报道成绩，不容易出现错误。但是，正面报道的“度”更难把握。
今传媒：有很多人认为正面报道就是说好话，您怎么看？您对正面报道的理解是什么？
翟树杰：我不这样认为。正面报道和监督性的报道最终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只不过是侧面不同罢了。正面报道包括很多方面：生活中的真情故事、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事件、好人好事等等。当然，工作中的典型宣传、政治类的任务也都属于这个大的范畴。即使是典型人物也不是全面肯定，那不就成了过去的“高、大、全”了？很多时候就是把人物刻画出来，是好是坏让观众去分析评判。
今传媒：“焦点访谈”栏目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您觉得它的哪些方面跟您很相似，最能融合在一起？
翟树杰：善良。我的本质是这样，“焦点访谈”嫉恶如仇也是为正义呼吁呐喊。善良是一种品质，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对社会正义的守望。
今传媒：在“焦点访谈”中，您身兼数职，记者、主持人、制片人三个岗位，哪个更能发挥您的作用？
翟树杰：我还是更喜欢当记者。记者这个职业可以让我亲临现场，经历很多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事情。至今我仍然坚信，“记者”这个职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选择。
今传媒：“焦点访谈”到今天已经走过12年，在中国舆论监督类电视节目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想要逾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央电视台还有“新闻调查”、“社会纪录”等颇有影响力的栏目，各个地方台也纷纷推出类似的节目。面对这样的形势，您作为“焦点访谈”的制片人之一，准备如何应对？
翟树杰：现在很多栏目办得都很好，有很多好的理念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现在对我们的挑战有很多：网络、上星台，报纸媒体也很棒。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保持锐气，不断创新。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靠大家的支持。除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以外，观众对我们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第二，是内部环境。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第三，我认为，必须保持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让“焦点访谈”立于不败之地。创新包括策划、采访、编导、摄像、包装、推广等各个方面。我们一直在仔细研究这些环节。
今传媒：“焦点访谈”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节目。在采访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很多干扰。一般你们会怎么处理？会有什么制度来保证采访的纯洁性？
翟树杰：在整个运行程序上面，我们有很多制度上的保证。比如：接待来访、报题选题、外出采访、后期编辑，多了。制度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都签廉洁自律的保证书，监控自始至终，对接待者、说情人、节目不能成活我们都要说理由，接待人要两到三个人，不能自己去。发现问题一律辞退，违犯党纪国法的要严肃处理，同时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留。
今传媒：有些观众反映“焦点访谈”“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对此您认为有必要去解释或者澄清什么吗？
翟树杰：什么是老虎，什么是老鼠，要作具体分析。如果你们谁知道那些老虎的什么线索，有哪些证据给我们反映，只要有能作的选题我们都会做。
今传媒：我记得“焦点访谈”一名主持人曾经说过“焦点访谈”最贴切的关键词是“理想主义”。“焦点访谈”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这样的理想主义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翟树杰：我个人看，用一个最现代的词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今传媒：说说您理想状态中的“焦点访谈”的样子吧！
翟树杰：领导认可、群众肯定。当然，得到老百姓的肯定是最重要的。
1976年12月走进军营。历任战士、新闻干事、中央电视台驻总参记者站站长等职。1995年转业，加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焦点访谈”记者二组从事记者、编导工作。2001年初出任“焦点访谈”记者机动组制片人。任军事记者期间制作了大量新闻及专题节目，其中《中国蓝盔》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96年——1998年先后有《金穗，你在哪里》、《让光明洒满人间》等5个节目获新闻评论部金奖。1997年后参加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三峡截流、反“法轮功”、抗洪、“三讲”教育和“焦点访谈”5周年、《改革开放20年》等特别节目的报道任务。
今传媒：翟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采访。做记者那么多年，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成为记者时的情景吗?
翟树杰：我是军队系统最早摸摄像机的人。从1982年参加全军电视编导培训到现在算起来有25年。1987年中央电视台设立军事记者站开始从事专业，拍摄了第一部电视专题片。当时节目是在“人民子弟兵”播出的，不过，那个时候拍摄手法很笨，采访的时候也显得很稚嫩，现在节目的资料我还留着呢，只是不好意思看。
今传媒：为什么会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是兴趣使然还是工作需要？
翟树杰：最初就是尊敬，我小时候喜欢看报纸，看完那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总是回头看看是哪位作者写的。碰到好文章就自己读很多遍，而且还剪下来保存着。不过，早些年有很多文章都是笔名，让人更是感到神秘。还有一个原因是做宣传处长的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写了一辈子文章，到现在还在写，上个世纪70年代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包括他写的很多好文章，都在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广播电视上刊登、播出，我觉得挺光荣、挺过瘾的，父辈的行为给我留下特别好、特别深的印象。他给予我的更多的是身上无处不在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笔精神财富这么多年来让我受益匪浅。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父亲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深入前线采访，冰天雪地里饿了就啃个干窝窝头，吃点咸菜，一夜一夜地熬，写了很多好文章。那些情景今天想来都让人激动不已，也让我发誓将来靠自己的能力做个父亲般的男子汉，做个父亲般的军事记者！
今传媒：您是军人出身，当从军人变成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角色转变会不会很困难？
翟树杰：我是从军事记者转行过来的，电视业务本身是相通的。但是，表述的方法是不同的，军队在做节目的时候宣传思想比较外露。但是，地方的文字也好、电视语言也好就比较隐藏，而且隐藏得越深越好，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你的观点。你的宣传味道太浓，观众不喜欢就换台了。当然，刚开始还是有些不适应。社会新闻需要更加深入的采访，更需要有对社会现象背后本质的理解。我用了半年时间来转换角色，后来就做的得心应手了。
今传媒：曾经的军旅生涯在您的工作中给了您什么样的帮助？
翟树杰：锻炼！部队真的是个大学校。部队上有一种特别的气氛，能够让你更加直接地去释放自己。比如，我小时候是一个害羞的孩子，在人前不大爱张嘴。在部队电影组当放映员，当着上千人的面也要说话，慢慢地就逼出来了。很多东西都是在部队学的。对于意志的磨炼更是如此。
今传媒：1995年是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您走进了中央电视台，而当时您已经三十多岁了。在年近40岁的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您是怎么做出选择的，需要思考很长时间吗？
翟树杰：是呀，我37岁脱下军装。1997年办进台手续的时候40岁了。管人事的干部看到我的简历直乐，部队多舒服！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想着到处跳。但是我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37岁的人了还要义无反顾地折腾，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是不可能的。出来折腾就是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机制，哪怕失败了我也认了，只要我努力做了。我记得自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站直了别趴下》，那就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我喜欢有压力的挑战，喜欢雷厉风行的工作环境。
今传媒: 您为什么会选择电视？我看过您的资料，在部队做记者的时候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即使后来转业到一家大型报纸的时候也做得很顺利。
翟树杰：我学过美术、无线电，小时候还自己装收音机，自己画幻灯片给伙伴们放映，加上解说。在部队放电影，那不就是特像今天的电视吗？其实，选择电视就是出自于内心的喜欢。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学校是团委委员，文笔练得也还不错。做平面媒体当然不错，但我觉得电视更适合我。所以，我经常给自己说：“翟树杰，你可能要一辈子干电视了。”
今传媒：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您走进“焦点访谈”？又是什么样的心态让您在“焦点访谈”一干就是近10年？
翟树杰：早就想找做专业电视人的感觉。干电视，中央电视台是最好的平台。下决心的时候是1994年底。
人一旦有了努力追求的目标，就会义无反顾，无所顾忌。我把档案干脆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在家里闲了十几二十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天天从头到尾看电视，最后我觉得两个栏目不错，一个是“东方时空”，一个是“焦点访谈”，它把摸的是国家的脉搏，展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社会最主流的东西，这样的题材宏大刺激，挺过瘾的。有一天早晨起床，听着“东方时空”的晨曲，我说：“老婆，我一定要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去，我得去。”我老婆说：“你算了吧，人家都是什么人呀？都是社会上最能干的一群小子跑到那儿去了，又能干又聪明，还有学历，你根本就不行。”老婆故意这么一刺激，我二话没说翻身起床，穿上衣服，吃完饭就走直奔中央电视台，找到了当时在评论部当副主任的袁正明。袁主任看了我的材料后说，你到“焦点访谈”吧！就这样我到了“焦点访谈”记者二组。今天回头想想，我挺为当初的勇气自豪的。
刚来的一个月里，我天天看“焦点访谈”，天天跟老记者们聊，尽快地熟悉业务。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是业务方面的，关键是他们那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敏锐的新闻意识让我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向往，我梦寐以求的环境与境界就是这样的呀！这10年来，我觉得自己始终有一种冲劲和责任感，它让我能够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今传媒：还记得您到了“焦点访谈”做的第一期节目吗？
翟树杰：第一期监督节目是揭露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欺诈的《乔迁之忧》，第一期正面节目是描写青岛市民献血抢救一位打工妹的事情《爱心创造的奇迹》。两个节目都在栏目获了奖。
今传媒：在“焦点访谈”这些年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哪一件？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翟树杰：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几次大的活动：香港、澳门回归，三峡大江截流，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等等。作为一名记者，能亲身经历这些关乎国家大局的重大事件，是难得的财富。至于收获当然是体验，生活的体验。
今传媒：如今，坐在中国最受关注的舆论监督节目制片人的位置上,您会不会感觉到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翟树杰：当然会有很大的压力，主要是担心节目失实，担心观众不喜欢。“焦点访谈”一直都是老百姓十分关注的节目，我们有责任把它做好。因为它不单单是一档栏目，更是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
今传媒：在您的众多作品中，有相当数量的“正面报道”。有人评价您是“中国最会做正面报道的主持人”，您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会怎么想？
翟树杰：如果这样评价我，那我太荣幸了。我也是自认为做正面节目还有一些体会。
今传媒：做正面报道是不是比舆论监督的节目更容易一些？
翟树杰：难多了！让观众接受你说好的东西要比接受你说坏的东西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在很多人看来，正面报道就是报道成绩，不容易出现错误。但是，正面报道的“度”更难把握。
今传媒：有很多人认为正面报道就是说好话，您怎么看？您对正面报道的理解是什么？
翟树杰：我不这样认为。正面报道和监督性的报道最终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只不过是侧面不同罢了。正面报道包括很多方面：生活中的真情故事、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事件、好人好事等等。当然，工作中的典型宣传、政治类的任务也都属于这个大的范畴。即使是典型人物也不是全面肯定，那不就成了过去的“高、大、全”了？很多时候就是把人物刻画出来，是好是坏让观众去分析评判。
今传媒：“焦点访谈”栏目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您觉得它的哪些方面跟您很相似，最能融合在一起？
翟树杰：善良。我的本质是这样，“焦点访谈”嫉恶如仇也是为正义呼吁呐喊。善良是一种品质，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对社会正义的守望。
今传媒：在“焦点访谈”中，您身兼数职，记者、主持人、制片人三个岗位，哪个更能发挥您的作用？
翟树杰：我还是更喜欢当记者。记者这个职业可以让我亲临现场，经历很多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事情。至今我仍然坚信，“记者”这个职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选择。
今传媒：“焦点访谈”到今天已经走过12年，在中国舆论监督类电视节目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想要逾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央电视台还有“新闻调查”、“社会纪录”等颇有影响力的栏目，各个地方台也纷纷推出类似的节目。面对这样的形势，您作为“焦点访谈”的制片人之一，准备如何应对？
翟树杰：现在很多栏目办得都很好，有很多好的理念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现在对我们的挑战有很多：网络、上星台，报纸媒体也很棒。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保持锐气，不断创新。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靠大家的支持。除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以外，观众对我们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第二，是内部环境。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第三，我认为，必须保持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让“焦点访谈”立于不败之地。创新包括策划、采访、编导、摄像、包装、推广等各个方面。我们一直在仔细研究这些环节。
今传媒：“焦点访谈”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节目。在采访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很多干扰。一般你们会怎么处理？会有什么制度来保证采访的纯洁性？
翟树杰：在整个运行程序上面，我们有很多制度上的保证。比如：接待来访、报题选题、外出采访、后期编辑，多了。制度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都签廉洁自律的保证书，监控自始至终，对接待者、说情人、节目不能成活我们都要说理由，接待人要两到三个人，不能自己去。发现问题一律辞退，违犯党纪国法的要严肃处理，同时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留。
今传媒：有些观众反映“焦点访谈”“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对此您认为有必要去解释或者澄清什么吗？
翟树杰：什么是老虎，什么是老鼠，要作具体分析。如果你们谁知道那些老虎的什么线索，有哪些证据给我们反映，只要有能作的选题我们都会做。
今传媒：我记得“焦点访谈”一名主持人曾经说过“焦点访谈”最贴切的关键词是“理想主义”。“焦点访谈”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这样的理想主义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翟树杰：我个人看，用一个最现代的词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今传媒：说说您理想状态中的“焦点访谈”的样子吧！
翟树杰：领导认可、群众肯定。当然，得到老百姓的肯定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