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次在某个饭局上，聊起《水浒传》，一个女同学说，她不喜欢这本小说，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们，哪里是什么英雄好汉？
这种声音听到过很多回，我记得我也曾经这样想，直到后来，我发现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坏毛病，他们喜欢捉弄读者，不喜欢好好说话。以曹雪芹为例，如果不是他文字间设下那么多埋伏，后世读者何至于为“拥钗”还是“拥黛”几挥老拳？更不要说还有“拥湘”的周汝昌老爷子横插一杠子，恨不得曹雪芹转世，给个标准答案。
就算转世，曹雪芹也不会给。我这么猜测。如果我是个雕塑家，我会给曹雪芹的嘴角加上一只狡黠的烟斗。
没错，施耐庵口口声声“梁山好汉”，又说他们的旗子上打的是“替天行道”，但这些，都不过是作者打的马虎眼，也许他需要用这些正义的旗号，吸引对“是非善恶”有所诉求的读者入门，也许，他正是以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跟读者开个大大的玩笑。
若是首先设个道德门槛，梁山上的人大多与“好汉”无缘。最典型的是那个李逵，他救宋江劫法场，一口气杀了几里地，作者特地写他“也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用现在的话说，他同时袭击了平民。连晁盖都感到不安，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不听他的，“一斧儿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这且罢了，等他们这一干人等逃到江边的庙里，只因庙门紧闭，他就到处去找庙祝，要把庙祝杀掉。
作者像个好画家，一再皴搓晕染，写出李逵天性里的残忍。刚才这是大场面，写得概括，接着，梁山上的人活捉了那个揭发宋江的黄文炳，李逵将他开膛破肚，从腿上开始凌迟，炙烤下酒，真令人头发根都竖起。黄文炳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作为大宋朝廷的公务员，发现宋江题反诗予以揭发，也是他的本分，李逵这样结果他，少了点人味儿。
不过黄文炳到底与李逵有仇，李逵报复得凶狠点，也还有可恕之处，他最该天打雷劈的，是残忍地杀害了沧州知府那个四岁的儿子。
虽然看《水浒传》时，习惯站在梁山人的立场上，觉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但那位沧州知府却未见明显道德污点，而且，面对因为庇护雷横而被流放的朱仝，他流露出了明显的好感。
他的好感是因朱仝的相貌而起。朱仝“生得不俗，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这形象，跟关羽一个路子，厚道踏实，知府的审美里，也透着他的道德取向，起码是性情中人，换个贪官污吏，感兴趣的只会是真金白银。
不但他对朱仝感兴趣，他四岁的小儿子对朱仝也平白多几分亲热，伸出小手，“只要这胡子抱”。小儿求抱，最是暖心之事，何况那孩子“生得端严美貌”，想来必是萌娃一个，但凡有点人心者，都不可能不生出些许柔情，难中的朱仝，应该更多几许感激。
从此后，他见天抱着那个小孩溜达，对于一个囚犯，这是难得的自由。他口袋有钱，给那小孩买些梨枣之类，若是那小孩日后能长大，回忆起被这胡子扛在肩上的人生，想来十分温馨。
但如我们所知，那孩子没能长大，十五天之后，梁山来人劝朱仝入伙，他不干，李逵把那孩子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当头劈成两半。作者特地写了那孩子那天的穿着打扮：“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着两条珠子头须”，金圣叹都批注“写来可爱，便有活小孩在纸上写”。
我觉得施耐庵是故意的，他故意要把那孩子写得栩栩如生，要读者憎恶李逵的兽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施耐庵其实是讨厌这个人物的吗？似乎又未必，许多时候，他描述李逵的率直天真，时常有。如此可爱的憨态，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免迷茫，善恶是非标准在哪里？就不能学着点金庸，你看人家态度多么明朗，善恶多么清晰？虽然査氏也写到邪教里的曲洋，名门正派里的岳不群，也是让你能够一眼辨识出的。
可是，施耐庵有什么办法呢？世间就有李逵这样的人，又邪恶，又天真，甚至于，他的邪恶，正是出于他的天真，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像兽类般天然，也像兽类般残忍，施耐庵没有打算对他进行道德评判，他只想真切地描述出这样一种人格。
是的，整部书都是这样。作者只是想刻画这样一种众生相。说善恶是非是没有意义的。官府固然鱼肉百姓，梁山人的“商机”也来自于那些无辜路人，而孙二娘上山之前，开在十字坡的人肉包子店，又曾要了多少无辜者的性命。看《水浒传》，最深的感触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了。若你混不到一官半职，又没有“梁山好汉”的体力功夫，就只能活在被他们夹击的恐惧之中。
在这样的世道中，再说善恶毫无意义，一个过于聪明警醒的作家，不可能为任何一类人歌功颂德。唯一的路径，是做一个技术派，不谈道德，只说技术。
所以，梁山泊主角们，都有若干场扬名立万的打斗，场场都被描写得那么精彩，而不像《西游记》里师徒遇到妖精，多是先打上一场打不过就去找观音的套路。鲁智深打镇关西，打得异彩纷呈，作者用声音、色彩、味道来形容那场景，正符合鲁智深又热闹又喜感的性格；武松血洗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家包括马夫、使女在内的十五口，整个杀人过程，机敏、冷静，快意恩仇，让你不觉间顺着武松的感觉游走，忽略他滥杀无辜的道德瑕疵。
技术派的手法同样用在大众心中的反面人物身上，像那个挑唆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王婆，十足是个坏人，但你看她款款地对西门庆道出“捱光”十策，用现在的话叫做“泡妞宝典”，由不得不肃然起敬，真他妈的“最强大脑”啊，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经验的精华。难怪西门庆当时就叹服“虽然上不得凌烟阁，端的好计”，将她与长孙无忌、房玄龄们做比，而王婆后世亦有知音，黄永玉就曾在她的画像上题道：“王婆聪明，干啥都行。”
技术派的作家是得意的，他不屑于提供低成本的道德消费，懒得满足低层次的道德诉求，而是凭借着外科医生般精准的技术，开出一条新路；技术派的作家又是悲观的，华彩的炫技之后，真的不需要任何解释，来解释这个荒谬的世界。
牛逼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有意无意的，施耐庵还是请来命运做帮手，帮他解释技术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那种荒谬感。比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这段孽缘，除了有王婆的“捱光十策”的推波助澜，最主要的，还是命运使然。
都知道祸起潘金莲用挑帘子的竿子砸中了西门庆的头，但你要注意一下，会发现，是武松为了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特意叮嘱她等武大郎一出门，就早早收了帘子。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武松的未雨绸缪，潘金莲还不至于这样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地跟西门庆遇上。命运在那儿摆着，人的努力只会显得徒劳。
这样一说，似乎更为悲观，既然命运做主，其他的一切就不再有意义。但“命运”一词，亦有正面意义，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所以，当李逵天真邪恶如兽类，作者也给他安排了兽类的命运，他唯一的软肋是他的老母，作者就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被老虎舐得只剩血淋淋的兩条腿，他最信任的人是宋江，作者就让他死在宋江手上。而那些有温暖情怀的人，作者会有有意无意地庇护，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朱仝，他为人仗义，性情温暖，招安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升为保定府都统制，还有那个鲁智深，他虽也剪径，却从未当着读者的面杀过无辜者，最后含笑坐化，我理解为这是作者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转载自腾讯·大家）
这种声音听到过很多回，我记得我也曾经这样想，直到后来，我发现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坏毛病，他们喜欢捉弄读者，不喜欢好好说话。以曹雪芹为例，如果不是他文字间设下那么多埋伏，后世读者何至于为“拥钗”还是“拥黛”几挥老拳？更不要说还有“拥湘”的周汝昌老爷子横插一杠子，恨不得曹雪芹转世，给个标准答案。
就算转世，曹雪芹也不会给。我这么猜测。如果我是个雕塑家，我会给曹雪芹的嘴角加上一只狡黠的烟斗。
没错，施耐庵口口声声“梁山好汉”，又说他们的旗子上打的是“替天行道”，但这些，都不过是作者打的马虎眼，也许他需要用这些正义的旗号，吸引对“是非善恶”有所诉求的读者入门，也许，他正是以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跟读者开个大大的玩笑。
若是首先设个道德门槛，梁山上的人大多与“好汉”无缘。最典型的是那个李逵，他救宋江劫法场，一口气杀了几里地，作者特地写他“也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用现在的话说，他同时袭击了平民。连晁盖都感到不安，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不听他的，“一斧儿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这且罢了，等他们这一干人等逃到江边的庙里，只因庙门紧闭，他就到处去找庙祝，要把庙祝杀掉。
作者像个好画家，一再皴搓晕染，写出李逵天性里的残忍。刚才这是大场面，写得概括，接着，梁山上的人活捉了那个揭发宋江的黄文炳，李逵将他开膛破肚，从腿上开始凌迟，炙烤下酒，真令人头发根都竖起。黄文炳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作为大宋朝廷的公务员，发现宋江题反诗予以揭发，也是他的本分，李逵这样结果他，少了点人味儿。
不过黄文炳到底与李逵有仇，李逵报复得凶狠点，也还有可恕之处，他最该天打雷劈的，是残忍地杀害了沧州知府那个四岁的儿子。
虽然看《水浒传》时，习惯站在梁山人的立场上，觉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但那位沧州知府却未见明显道德污点，而且，面对因为庇护雷横而被流放的朱仝，他流露出了明显的好感。
他的好感是因朱仝的相貌而起。朱仝“生得不俗，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这形象，跟关羽一个路子，厚道踏实，知府的审美里，也透着他的道德取向，起码是性情中人，换个贪官污吏，感兴趣的只会是真金白银。
不但他对朱仝感兴趣，他四岁的小儿子对朱仝也平白多几分亲热，伸出小手，“只要这胡子抱”。小儿求抱，最是暖心之事，何况那孩子“生得端严美貌”，想来必是萌娃一个，但凡有点人心者，都不可能不生出些许柔情，难中的朱仝，应该更多几许感激。
从此后，他见天抱着那个小孩溜达，对于一个囚犯，这是难得的自由。他口袋有钱，给那小孩买些梨枣之类，若是那小孩日后能长大，回忆起被这胡子扛在肩上的人生，想来十分温馨。
但如我们所知，那孩子没能长大，十五天之后，梁山来人劝朱仝入伙，他不干，李逵把那孩子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当头劈成两半。作者特地写了那孩子那天的穿着打扮：“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着两条珠子头须”，金圣叹都批注“写来可爱，便有活小孩在纸上写”。
我觉得施耐庵是故意的，他故意要把那孩子写得栩栩如生，要读者憎恶李逵的兽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施耐庵其实是讨厌这个人物的吗？似乎又未必，许多时候，他描述李逵的率直天真，时常有。如此可爱的憨态，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免迷茫，善恶是非标准在哪里？就不能学着点金庸，你看人家态度多么明朗，善恶多么清晰？虽然査氏也写到邪教里的曲洋，名门正派里的岳不群，也是让你能够一眼辨识出的。
可是，施耐庵有什么办法呢？世间就有李逵这样的人，又邪恶，又天真，甚至于，他的邪恶，正是出于他的天真，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像兽类般天然，也像兽类般残忍，施耐庵没有打算对他进行道德评判，他只想真切地描述出这样一种人格。
是的，整部书都是这样。作者只是想刻画这样一种众生相。说善恶是非是没有意义的。官府固然鱼肉百姓，梁山人的“商机”也来自于那些无辜路人，而孙二娘上山之前，开在十字坡的人肉包子店，又曾要了多少无辜者的性命。看《水浒传》，最深的感触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了。若你混不到一官半职，又没有“梁山好汉”的体力功夫，就只能活在被他们夹击的恐惧之中。
在这样的世道中，再说善恶毫无意义，一个过于聪明警醒的作家，不可能为任何一类人歌功颂德。唯一的路径，是做一个技术派，不谈道德，只说技术。
所以，梁山泊主角们，都有若干场扬名立万的打斗，场场都被描写得那么精彩，而不像《西游记》里师徒遇到妖精，多是先打上一场打不过就去找观音的套路。鲁智深打镇关西，打得异彩纷呈，作者用声音、色彩、味道来形容那场景，正符合鲁智深又热闹又喜感的性格；武松血洗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家包括马夫、使女在内的十五口，整个杀人过程，机敏、冷静，快意恩仇，让你不觉间顺着武松的感觉游走，忽略他滥杀无辜的道德瑕疵。
技术派的手法同样用在大众心中的反面人物身上，像那个挑唆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王婆，十足是个坏人，但你看她款款地对西门庆道出“捱光”十策，用现在的话叫做“泡妞宝典”，由不得不肃然起敬，真他妈的“最强大脑”啊，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经验的精华。难怪西门庆当时就叹服“虽然上不得凌烟阁，端的好计”，将她与长孙无忌、房玄龄们做比，而王婆后世亦有知音，黄永玉就曾在她的画像上题道：“王婆聪明，干啥都行。”
技术派的作家是得意的，他不屑于提供低成本的道德消费，懒得满足低层次的道德诉求，而是凭借着外科医生般精准的技术，开出一条新路；技术派的作家又是悲观的，华彩的炫技之后，真的不需要任何解释，来解释这个荒谬的世界。
牛逼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有意无意的，施耐庵还是请来命运做帮手，帮他解释技术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那种荒谬感。比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这段孽缘，除了有王婆的“捱光十策”的推波助澜，最主要的，还是命运使然。
都知道祸起潘金莲用挑帘子的竿子砸中了西门庆的头，但你要注意一下，会发现，是武松为了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特意叮嘱她等武大郎一出门，就早早收了帘子。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武松的未雨绸缪，潘金莲还不至于这样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地跟西门庆遇上。命运在那儿摆着，人的努力只会显得徒劳。
这样一说，似乎更为悲观，既然命运做主，其他的一切就不再有意义。但“命运”一词，亦有正面意义，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所以，当李逵天真邪恶如兽类，作者也给他安排了兽类的命运，他唯一的软肋是他的老母，作者就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被老虎舐得只剩血淋淋的兩条腿，他最信任的人是宋江，作者就让他死在宋江手上。而那些有温暖情怀的人，作者会有有意无意地庇护，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朱仝，他为人仗义，性情温暖，招安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升为保定府都统制，还有那个鲁智深，他虽也剪径，却从未当着读者的面杀过无辜者，最后含笑坐化，我理解为这是作者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转载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