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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洪山（1969-），男，河南周口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091
[摘 要]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二元”、“劳动力”、“无限”和“刘易斯转折点”有其特定含义，用此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应忠于其原意。我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对“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较强的阻碍，“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利润率居高不下，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真实工资没有明显上升和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等，说明我国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
[关键词]二元经济；传统部门；现代部门；刘易斯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4005104
刘易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他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成为其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刘易斯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对劳动力过剩国家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整个经济区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作出“资本主义”部门只需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传统部门”获取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古典学派假设，并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收益都归为资本家的剩余，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再投资于生产能力，使得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并且由于“维持生计”部门的压力，“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直至出现“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经济随即进入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目前，我国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有较多争论。笔者认为，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应按其原意，特别是对关键术语和关键论断的理解更应如此；判断我国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还要考虑中国的特质，特别是二元体制的作用。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原意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二元”意指“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
现在人们对经济中的“二元”有多种理解。例如，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商业部门和非商业部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等等。基于分析的问题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行这些划分本无可非议，但应当明确的是，刘易斯的“二元”有明确的界定：资本主义的部门（现代部门）和非资本主义的部门（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不过，这里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并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尽管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代表。不能将传统部门等同于农业，将现代部门等同于工业或城市，农村中有现代部门，城市或工业中也有传统部门。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资本主义部门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而维持生计部门是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1]。但要注意，这里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别和使用只是为了分析资本积累的目的。他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指出，可根据利润情况将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按照古典学派的观点，可定义为某人雇佣工人，销售产品以获得利润。当家务仆人在一家旅馆工作时，其归属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私人家中工作时则不然[2]（P103）。现时流行的是工业与农业的划分，不过不应将资本主义生产与制造业等同起来。模型打算对于无论是农业资本家，还是工业资本家，或者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同样适用。他在《再论二元经济》中指出，他所使用的二元经济形态的三个特征之一是，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
（二）劳动力无限供给中的“劳动力”是非熟练劳动力
劳动力通常是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即处于15岁～64岁年龄段的人口。在具体的统计过程中，当然要稍作一些增减变动，但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有特定的内涵。他的无限供给中的“劳动力”主要是指非熟练劳动力，且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农业。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我们讨论的对象是非熟练劳动力，这种情况仅适用于不熟练劳动力，并将农民、临时工、小商人、门客、家庭妇女和人口增长作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和熟练劳动力就业可能已经违背其原意。并且，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的主要来源是：自给农业，临时劳动者，小商贩，家庭仆人，家庭妇女和人口的增长。他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写到，早先的论文清楚地指出，这部分劳动力并非全部来自于农业，而这一事实被以后的作者们所忽视。
（三）劳动力无限供给中的“无限”，是在“现代部门”工资下，“现代部门”能源源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
刘易斯模型中的“无限”是在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下（外生的、既定的工资），资本主义的部门对劳动力的获取可以是无限弹性，或者弹性足够大。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在此基础上指出，由于资本主义部门的生活费用比较高、存在心理费用、劳动的熟练程度逐渐提高、资本主义部门工人所要求的嗜好与社会身份、工会的组织化高等等，资本主义工资与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差额通常是30%或更多一些。在刘易斯模型中，只有维持生计部门的平均收入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之间有一个差额，劳动力才可能无限供给，而并不是只要支付维持生存工资就可以无限获得劳动力的供给。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但实际上，工资必须高于这一水平，而且，尽管如此，实际工资经常也有巨大的差别。刘易斯对“无限”有明确的界定，他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指出，“无限”一词的使用已引起混乱，它意味着，如果资本家欲以现行工资招收更多的劳动力，争求职位者会大大超过需求：劳动力供给曲线在现行工资水平具有无限弹性[2]（P104）。并且，他在《再论二元经济》中对“无限”这一约束条件加以放松，指出我们不必把“无限”弹性当做偶像来顶礼膜拜，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弹性“很大”就足够了[2](P157)。
（四）刘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有两个，但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第二个转折点
刘易斯首先在《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中明确提出了转折点。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已经赶上了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成为无弹性，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时有一个转折点，以这一转折点为界应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即应分别使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事实上，转折点的含义早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就有所体现，他在该文中指出，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增长，以致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这个过程（资本家的剩余一直不断增加，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就必然停止。当然也可能由于我们分析体系之外的任何一些原因（从地震、淋巴结鼠疫到社会革命等）而停止。
真正对转折点的大量论述，是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他认为理解模型的三个形态是很重要的，并在第一种形态和第二种形态都提到了转折点：第一种形态指的是封闭型经济和两个部门之间没有贸易往来；第二种形态指的是封闭型经济，并且资本主义部门依赖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贸易。他着重论述了第一种形态中的转折点。他认为，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可以设想工资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里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停止，其平均收入提高了，并使得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时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便达到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2](P112)。他通过对“实际工资”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产品工资率，论证了在假定的条件下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在这两个转折点中，刘易斯认为，第二个转折点是决定性的，因为正是从这里越过边界进入了新古典主义体系。实际上，这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是刘易斯在前面文章中所论述的转折点，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不过，由于一般情况下，后面的文章都是对前面文章的一种反思和订正，所以要正确理解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转折点。
二、我国未达到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的依据
对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测是模型的核心内容。要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就不能违背其原意。正如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指出的，如同其他模型，这个模型（二元经济模型）要么被引申，要么违背充分阐明，这两者都与它本来含义不同[2](P149)。基于此，并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看，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刘易斯所说的第一个转折点，即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但并没有越过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
第一，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有所提高，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有所上升。按照刘易斯本意，这是判断第一个转折点来临的重要标志。由于农业大多属于传统部门，这里仅以此作为分析对象。我国的传统农业部门有自身的特性，在二元结构上附加了一个二元体制，造成了城乡间的巨大不平等。农业部门的收入也呈现多元化，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非农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第三产业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农业收入是从传统部门获取的收入，可以视为传统部门的增长情况，非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现代部门，可以将其算到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中去，但不能归为传统部门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1985年，我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这一格局基本上延续到1990年，随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基本走上了下降通道，1997年为58.4%，首次降到60%以下，2000年又下降到50%以下，2003年为45.6%。农业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的增长趋于停滞。但改革开放以来，传统部门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平均收入在逐渐提高。197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2008年为4761元，扣除物价因素后，30年来的年均实际增速为7.1%。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比上年增加392元。
近几年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有所上升。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部门，应当是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现代部门，而非其他的现代部门。所以，只需考察这些现代部门由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带来的工资变化情况，就能预测刘易斯转折点。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一般只能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即狭义上的民营企业，但并非全部进入现代部门。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认为，一国经济不是简单地分成一部分是为工厂和其他大单位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部门，另一部分是小规模的农业部门，在其中间还有许多规模不等的生产单位，特别是许多只有一到五人从事着生产、运输和其他经营业务的单位，今天我们称其为非正式经济部门[2](P162)。为此，我们可把私营企业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作为转移到现代部门中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与2008年的17071元相比，增加了1128元，名义增长6.6%，比去年增长幅度回落了7个百分点，考虑到价格因素后，工资水平仍然是增加。
第二，传统部门中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研究的是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非熟练劳动者，这里只需考虑传统部门中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公报，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970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8.1%。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推算，我国的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在1.78亿～2.28亿之间，这说明在农村中仍存在0.64亿～1.19亿的剩余劳动力。而按照联合国、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总人口最近几年仍在增加，尽管现存的剩余劳动力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50%已经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仍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刘易斯模型，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真实工资不应当上升（外生变量影响除外），但在我国却发生了“民工荒”，也引起了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真实工资的提升。笔者认为，这只能从中国独有的特质来分析。由于二元体制的存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并非完全自由流动，而是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从而也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由于众多的非正规因素（风俗习惯）和正规因素（特别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存在，一部分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者很难真正转移到现代部门，即使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也经常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没有稳定感，有时甚至会受到诸如拖欠工资之类的不公正对待，导致劳动者“用脚投票”，使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现失衡：一方面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供给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进入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真实工资的提高并非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引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看做是对二元体制和劳动者不公正对待的一种补偿，但这样的工资提高并不足以说明我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
第三，现代部门的利润率并没有下降。在刘易斯模型中，之所以假定在既定的工资下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是为了说明资本的利润率不会下降，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且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能源源不断地被现代部门所吸纳，直到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进入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正如刘易斯所说：“显然，我们的兴趣在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它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整个资本主义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以及利润在资本主义部门中的份额（等于1减去产品工资率）。”[2](P115)所以，可以通过资本利润率的变化来判断我国是否进入了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基于刘易斯的定义和资料的可获得性，这里仅以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数据来说明。据全国工商联的报告，2002年～2009年，上规模民企的利润总额从486.1亿元增加到2727.7亿元，年均增长27.9%，资产总额从8821.6亿元增加到46860.5亿元，年均增长26.9%；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从490.2亿元增加到6848.7亿元，年均增长45.7%，资产总额从8759.6亿元增加到81269.2亿元，年均增长37.5%，年均增长率都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1月～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4%。按照刘易斯模型本意，只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的利润率能够逐渐提高，利润就能不断地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就能吸纳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即使实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甚至较大幅度的提高，只要资本的利润率保持稳定和有所提高，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总会被吸纳到现代部门，直到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状态。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这里的现代部门仅是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部门，而不是像国有垄断企业那样的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的劳动者很难进入这样的部门），这些现代部门所拥有的利润率更高。
第四，传统部门同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并不相等，而是低于现代部门，甚至是远低于现代部门。判断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来临的重要标志，就是传统部门同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也即是城乡差别的消除。但从现实来看，传统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仍低于现代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在提供同等数量和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仍得到更多的工资。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3，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的资源约束（尤其是土地）会进一步增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意义，但很多时候并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平均贡献率会降低，再加上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农业部门的工资尽管有所提高，但仍维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生产并不能使农民获取太多的利润，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仍有较强动力。近几年来，我国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逐渐增大（2010年同2009年相比稍有下降），城乡差距的存在很难使我们得出我们已经进入一元经济形态。事实上，城乡差距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在推行城乡一体化，甚至是城乡融合。
总之，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入现代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没有明显上升、私营企业利润率的居高不下和传统部门同现代部门边际产品并不相等，可以得出，我国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二元体制不能及时有效破除，也会滞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如果我国真正到达了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非熟练工人将趋于枯竭，其工资会趋于上升，城乡差距也会逐渐缩小。
参考文献：
[1]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美]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责任编辑：陈文杰
[摘 要]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二元”、“劳动力”、“无限”和“刘易斯转折点”有其特定含义，用此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应忠于其原意。我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对“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较强的阻碍，“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利润率居高不下，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真实工资没有明显上升和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等，说明我国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
[关键词]二元经济；传统部门；现代部门；刘易斯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4005104
刘易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他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成为其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刘易斯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对劳动力过剩国家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整个经济区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作出“资本主义”部门只需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传统部门”获取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古典学派假设，并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收益都归为资本家的剩余，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再投资于生产能力，使得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并且由于“维持生计”部门的压力，“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直至出现“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经济随即进入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目前，我国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有较多争论。笔者认为，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应按其原意，特别是对关键术语和关键论断的理解更应如此；判断我国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还要考虑中国的特质，特别是二元体制的作用。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原意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二元”意指“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
现在人们对经济中的“二元”有多种理解。例如，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商业部门和非商业部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等等。基于分析的问题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行这些划分本无可非议，但应当明确的是，刘易斯的“二元”有明确的界定：资本主义的部门（现代部门）和非资本主义的部门（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不过，这里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并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尽管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代表。不能将传统部门等同于农业，将现代部门等同于工业或城市，农村中有现代部门，城市或工业中也有传统部门。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资本主义部门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而维持生计部门是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1]。但要注意，这里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别和使用只是为了分析资本积累的目的。他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指出，可根据利润情况将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按照古典学派的观点，可定义为某人雇佣工人，销售产品以获得利润。当家务仆人在一家旅馆工作时，其归属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私人家中工作时则不然[2]（P103）。现时流行的是工业与农业的划分，不过不应将资本主义生产与制造业等同起来。模型打算对于无论是农业资本家，还是工业资本家，或者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同样适用。他在《再论二元经济》中指出，他所使用的二元经济形态的三个特征之一是，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
（二）劳动力无限供给中的“劳动力”是非熟练劳动力
劳动力通常是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即处于15岁～64岁年龄段的人口。在具体的统计过程中，当然要稍作一些增减变动，但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有特定的内涵。他的无限供给中的“劳动力”主要是指非熟练劳动力，且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农业。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我们讨论的对象是非熟练劳动力，这种情况仅适用于不熟练劳动力，并将农民、临时工、小商人、门客、家庭妇女和人口增长作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和熟练劳动力就业可能已经违背其原意。并且，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的主要来源是：自给农业，临时劳动者，小商贩，家庭仆人，家庭妇女和人口的增长。他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写到，早先的论文清楚地指出，这部分劳动力并非全部来自于农业，而这一事实被以后的作者们所忽视。
（三）劳动力无限供给中的“无限”，是在“现代部门”工资下，“现代部门”能源源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
刘易斯模型中的“无限”是在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下（外生的、既定的工资），资本主义的部门对劳动力的获取可以是无限弹性，或者弹性足够大。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在此基础上指出，由于资本主义部门的生活费用比较高、存在心理费用、劳动的熟练程度逐渐提高、资本主义部门工人所要求的嗜好与社会身份、工会的组织化高等等，资本主义工资与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差额通常是30%或更多一些。在刘易斯模型中，只有维持生计部门的平均收入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之间有一个差额，劳动力才可能无限供给，而并不是只要支付维持生存工资就可以无限获得劳动力的供给。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但实际上，工资必须高于这一水平，而且，尽管如此，实际工资经常也有巨大的差别。刘易斯对“无限”有明确的界定，他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指出，“无限”一词的使用已引起混乱，它意味着，如果资本家欲以现行工资招收更多的劳动力，争求职位者会大大超过需求：劳动力供给曲线在现行工资水平具有无限弹性[2]（P104）。并且，他在《再论二元经济》中对“无限”这一约束条件加以放松，指出我们不必把“无限”弹性当做偶像来顶礼膜拜，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弹性“很大”就足够了[2](P157)。
（四）刘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有两个，但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第二个转折点
刘易斯首先在《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中明确提出了转折点。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已经赶上了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成为无弹性，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时有一个转折点，以这一转折点为界应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即应分别使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事实上，转折点的含义早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就有所体现，他在该文中指出，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增长，以致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这个过程（资本家的剩余一直不断增加，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就必然停止。当然也可能由于我们分析体系之外的任何一些原因（从地震、淋巴结鼠疫到社会革命等）而停止。
真正对转折点的大量论述，是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他认为理解模型的三个形态是很重要的，并在第一种形态和第二种形态都提到了转折点：第一种形态指的是封闭型经济和两个部门之间没有贸易往来；第二种形态指的是封闭型经济，并且资本主义部门依赖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贸易。他着重论述了第一种形态中的转折点。他认为，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可以设想工资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里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停止，其平均收入提高了，并使得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时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便达到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2](P112)。他通过对“实际工资”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产品工资率，论证了在假定的条件下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在这两个转折点中，刘易斯认为，第二个转折点是决定性的，因为正是从这里越过边界进入了新古典主义体系。实际上，这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是刘易斯在前面文章中所论述的转折点，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不过，由于一般情况下，后面的文章都是对前面文章的一种反思和订正，所以要正确理解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转折点。
二、我国未达到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的依据
对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测是模型的核心内容。要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就不能违背其原意。正如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指出的，如同其他模型，这个模型（二元经济模型）要么被引申，要么违背充分阐明，这两者都与它本来含义不同[2](P149)。基于此，并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看，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刘易斯所说的第一个转折点，即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但并没有越过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
第一，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有所提高，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有所上升。按照刘易斯本意，这是判断第一个转折点来临的重要标志。由于农业大多属于传统部门，这里仅以此作为分析对象。我国的传统农业部门有自身的特性，在二元结构上附加了一个二元体制，造成了城乡间的巨大不平等。农业部门的收入也呈现多元化，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非农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第三产业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农业收入是从传统部门获取的收入，可以视为传统部门的增长情况，非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现代部门，可以将其算到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中去，但不能归为传统部门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1985年，我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这一格局基本上延续到1990年，随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基本走上了下降通道，1997年为58.4%，首次降到60%以下，2000年又下降到50%以下，2003年为45.6%。农业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的增长趋于停滞。但改革开放以来，传统部门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平均收入在逐渐提高。197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2008年为4761元，扣除物价因素后，30年来的年均实际增速为7.1%。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比上年增加392元。
近几年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有所上升。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部门，应当是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现代部门，而非其他的现代部门。所以，只需考察这些现代部门由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带来的工资变化情况，就能预测刘易斯转折点。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一般只能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即狭义上的民营企业，但并非全部进入现代部门。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认为，一国经济不是简单地分成一部分是为工厂和其他大单位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部门，另一部分是小规模的农业部门，在其中间还有许多规模不等的生产单位，特别是许多只有一到五人从事着生产、运输和其他经营业务的单位，今天我们称其为非正式经济部门[2](P162)。为此，我们可把私营企业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作为转移到现代部门中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与2008年的17071元相比，增加了1128元，名义增长6.6%，比去年增长幅度回落了7个百分点，考虑到价格因素后，工资水平仍然是增加。
第二，传统部门中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研究的是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非熟练劳动者，这里只需考虑传统部门中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公报，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970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8.1%。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推算，我国的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在1.78亿～2.28亿之间，这说明在农村中仍存在0.64亿～1.19亿的剩余劳动力。而按照联合国、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总人口最近几年仍在增加，尽管现存的剩余劳动力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50%已经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仍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刘易斯模型，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真实工资不应当上升（外生变量影响除外），但在我国却发生了“民工荒”，也引起了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力真实工资的提升。笔者认为，这只能从中国独有的特质来分析。由于二元体制的存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并非完全自由流动，而是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从而也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由于众多的非正规因素（风俗习惯）和正规因素（特别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存在，一部分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者很难真正转移到现代部门，即使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也经常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没有稳定感，有时甚至会受到诸如拖欠工资之类的不公正对待，导致劳动者“用脚投票”，使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现失衡：一方面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供给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进入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真实工资的提高并非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引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看做是对二元体制和劳动者不公正对待的一种补偿，但这样的工资提高并不足以说明我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
第三，现代部门的利润率并没有下降。在刘易斯模型中，之所以假定在既定的工资下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是为了说明资本的利润率不会下降，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且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能源源不断地被现代部门所吸纳，直到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进入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正如刘易斯所说：“显然，我们的兴趣在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它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整个资本主义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以及利润在资本主义部门中的份额（等于1减去产品工资率）。”[2](P115)所以，可以通过资本利润率的变化来判断我国是否进入了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基于刘易斯的定义和资料的可获得性，这里仅以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数据来说明。据全国工商联的报告，2002年～2009年，上规模民企的利润总额从486.1亿元增加到2727.7亿元，年均增长27.9%，资产总额从8821.6亿元增加到46860.5亿元，年均增长26.9%；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从490.2亿元增加到6848.7亿元，年均增长45.7%，资产总额从8759.6亿元增加到81269.2亿元，年均增长37.5%，年均增长率都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1月～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4%。按照刘易斯模型本意，只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的利润率能够逐渐提高，利润就能不断地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就能吸纳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即使实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甚至较大幅度的提高，只要资本的利润率保持稳定和有所提高，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总会被吸纳到现代部门，直到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状态。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这里的现代部门仅是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部门，而不是像国有垄断企业那样的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的劳动者很难进入这样的部门），这些现代部门所拥有的利润率更高。
第四，传统部门同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并不相等，而是低于现代部门，甚至是远低于现代部门。判断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来临的重要标志，就是传统部门同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也即是城乡差别的消除。但从现实来看，传统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仍低于现代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在提供同等数量和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仍得到更多的工资。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3，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的资源约束（尤其是土地）会进一步增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意义，但很多时候并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平均贡献率会降低，再加上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农业部门的工资尽管有所提高，但仍维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生产并不能使农民获取太多的利润，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仍有较强动力。近几年来，我国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逐渐增大（2010年同2009年相比稍有下降），城乡差距的存在很难使我们得出我们已经进入一元经济形态。事实上，城乡差距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在推行城乡一体化，甚至是城乡融合。
总之，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入现代部门的劳动者工资没有明显上升、私营企业利润率的居高不下和传统部门同现代部门边际产品并不相等，可以得出，我国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二元体制不能及时有效破除，也会滞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如果我国真正到达了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非熟练工人将趋于枯竭，其工资会趋于上升，城乡差距也会逐渐缩小。
参考文献：
[1]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美]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