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近日指出，在放宽落户政策方面，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对于不少大城市已经放开城乡二元化户籍管理体制，京、沪却难以在这方面有大的动作，他解释说：“像北京、上海他们都有自己的现实难题，外来人口多，人口压力大，引起的社会问题也需要解决，所以上海、北京相对其他城市会严格一些，全国不可能所有的城市都一刀切。总体來说，北京、上海在人口管理上肯定会是向更宽的方向走，但难以一步到位，要一步一步来。”
　　今天的北京、上海是不是全球最严的户籍管制地区？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许多一方户口在外地的夫妻结婚多年不能实现“户口团聚”，每每耳闻目睹，我总不免痛心甚至愤慨。世界上几乎所有文明之国，哪怕在国与国之间，往往都能够实现婚后顺利迁户，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大城市户籍的“牛郎织女星”未免过于刺目了些。当然，现实负面影响最大的倒不在于夫妻户籍不在一地，而在于大量移民二代平等受教育权和高考权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了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甚至由于相当部分移民二代从小在户籍和身份歧视的阴影下成长，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移民二代对社会的逆反心理。
　　在试图用传统行政管制的户籍手段控制人口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三个基本问题：其一，这样做是否有利于保护人权？其二，这样做能否起到作用？据悉，北京规划到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事实上，如今没有北京户口的常住新移民已接近500万，占北京常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北京包含旅游等人口在内的“瞬间人口”早已超过1700万，提前13年接近北京人口“上限”。在深圳，户籍人口与常住非户籍人口更是出现严重倒挂。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北京、上海等越大的城市对人口越具有强磁铁般的吸引力？传统的解释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和产业政策安排使得它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但我认为这已经不再是最关键的影响。在要素资源市场化的今天，各种要素（自然包括大量人口）向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加速集中，市场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市场之所以如此选择，恰恰是因为在人口密度高的特大城市，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往往越高！
　　北京、上海遇到的外来人口多、人口压力大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北京上海所独有，而是一个全球普遍性现象，这个现象是伴随着高密度城市化的到来而到来的。韩国的首尔、日本的东京都聚居了所在国家很大部分的人口，尤其是东京，350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超大规模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浪潮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刚刚开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圈，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成渝城市圈的发展方兴未艾，人口高度聚集的机遇和挑战才刚刚开始呢，仅凭户籍的大门如何挡得住？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过程尤其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相当程度上具有“权力关系社会”特征。因此，就像万有引力一样，越大的城市其“质量”越大，吸引力也越大，效率也越高。比起小城市“权力关系社会”下资源的高度单极化控制和人与人之间相当严重的内耗、折腾与人性迷失，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因交通拥堵、单位和居所之间路程长等引起的效率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若以“资源短缺”为由阻止人口自由流动的基本权利实现也站不住脚。日本、中国的香港地区都是资源极度短缺的地区，香港地区的淡水全靠内地供应，但是香港至今未改变孩子只要在香港出生就拥有香港户籍并享受相应福利的政策，日本更是公开宣称要引进人口以保持竞争力、延缓老龄化。如果城市群发展能够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将城市群中重要的水源、森林资源保护区域的人口有计划地迁移到城市近郊，反而有可能更好地保护水源和森林等资源，从而为城市圈的发展涵养和节约宝贵的稀缺资源。
　　以控制、隔离为特征的传统户籍管制思维，难以适应当今中国摧枯拉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脚步，也无法顺应广大民众对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追求。因此，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的，不是试图通过陈旧的户籍管制这个低效率手段来控制人口规模和流入速度，而是如何打破大城市圈中的行政区域壁垒，实现大城市圈中各城市群之间交通、通讯、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无缝、快速接轨。东京的城市人口达到3500万的规模而依旧井然有序，根本原因就是快速轨道交通成为城市大动脉。我们在发展特大城市圈的同时，首要考虑的也应是城市内部以及城乡、城际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其次是城乡之间、城际之间通讯的“一体化”，在电信服务成本越来越低的今天，实现这个目标易如反掌而且基本不用成本。至于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无缝对接，也只需政策这些国家“软实力”的配合，基本无需硬件资源的消耗与投入。
　　一个开放的城市才有无量的前途。只有以开放的视野和心胸来看待城市圈、城市群的发展，看待和保障人口自由流动的权利，城市和人的发展才会有越来越宏大的格局与未来。反之则令人无法不深忧。（作者系北京资深传媒人，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