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国俊，1921年生人，和建党同一年，1944年参加工作。我老家是聊城东阿刘营村的，几代贫农，家里很穷。兄妹六人，我是老大，下面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兄妹6人中只有我上过村里的小学，当时村子里上学只要书本费，不交学费。父母指望我识文断字，谋个出路，但随着日本鬼子的入侵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恶化，弟弟妹妹们都再也上不起学。在我20多岁的时候，父母不幸先后去世。
　　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在家种地，带着兄妹们靠15亩地生活。当时由于土地盐碱性大，只产粗粮，比如高粱、玉米、地瓜，平时吃高粱饼子，谷子、玉米棒子豆子、地瓜、麦子很少，半年糠半年菜。我们全家都穿粗布，自己织的，一年四季只有单鞋穿，冬天从来没有穿过棉鞋。
　　抗日战争刚开始那会儿，我16岁。我读过书，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我思想积极，觉悟到必须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咱们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刚开始我是抗日积极分子，积极参与家乡的抗日活动，后来经过群众选举任民兵指导员，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利用我的识字优势，领着村里的兄弟姐妹，在墙上写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之类的抗日宣传口号，号召全村的男女老少参加抗日活动，并积极扩展村里的民兵队伍，编成小队，每晚操练。当时民兵没有抢，只有真正参军的才有枪，我带领大伙跑步训练学习一些基本的搏斗和掩护能力。后来，我到了镇上，继续做宣传工作，到了晚上，就组织镇上的民兵参加“识字活动”，和大家一起學习文化知识，提高民兵的整体知识水平。
　　当时的抗日形势非常严峻，老百姓的抗日热情也空前高涨。我们虽然是民兵，但由区里的武装部统一指挥。当时我经常去区里武装部训练加学习，了解很多抗日知识，回来以后我就赶紧在村里进行宣讲抗日知识，号召大家积极入伍。我以身作则，带头介绍自己的亲弟弟参军入伍。二弟刘国爱，当时曾参加攻打“大里村”的鬼子据点，不慎受伤，我和母亲前去探望。后来，因伤势严重，退出队伍，解放后到东北锦州当了工人。另外，我还介绍了其他两人入伍，后来他们都成为抗日英雄。
　　四几年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两个据点，修了好几个炮楼，一个在红堂村，一个在大里村，有100多鬼子，二鬼子人数也不少，但在我的模范带头下，我们村没有出一个汉奸。
　　当时，日本鬼子几乎每天都要扫荡，四里八乡抢粮食。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害怕鬼子糟蹋她们，一旦鬼子来了，就赶紧把头发弄得乱哄哄的，脸上抹上锅灰，穿上大长褂，怎么丑怎么打扮，能躲就躲到地窖里去，在地窖上面放上草，做好掩护，唯恐鬼子们发现。但是当时二鬼子比鬼子们人数还多，鬼子不知道村民隐藏在什么地方，二鬼子凭着对当地的熟悉，就带着鬼子们到处找。看到年轻的男的就抓壮丁，女的就糟蹋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年的五月端午，村里家家户户都包了扁食，还没下锅煮呢，结果鬼子来扫荡了，男女老少就赶紧转移了，扁食也没有吃上。
　　那个年代，日本鬼子通信联络主要靠电话，就是电影里那种“手摇把子”。为了阻拦日军的信息联络工作，我按照上级的指示，每到晚上就组织民兵偷偷去锯木制电线杆，锯条也是几个小伙子用肩膀扛着，然后把锯断的电线杆扛回村里来。
　　为了有效阻拦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我们每个村有专门的放哨民兵，每当小日本要进镇的时候，我们一得到消息，就赶紧在村与村之间的路上“扒路沟”。这个路沟不仅可以阻拦小日本的人和车进村，也方便村里的男女老少赶紧转移。我当时除了掩护老百姓，还得护着村里的牲口。记得有一次鬼子扫荡，我牵着两头牛护着一群羊，生怕鬼子把这些都扫荡走了，来年大伙生计无法维持。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是94岁的老人。艰苦岁月虽已远去，但民族耻辱不能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