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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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原本是否有一个“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计划?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基于康德与同时代朋友之间的通信可以发现,对此问题他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毋宁说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就康德思想和写作的转变而言,1785-1787年这一段时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自由”等关键概念不一致的处理所引发的外在争议,以及自由与道德法则之循环论证而陷入的内在困境,促使他不断调整自1783年以来“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规划.1787年,随着康德对作为“理性的事实”之道德法则的合理“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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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原本是否有一个“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计划?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基于康德与同时代朋友之间的通信可以发现,对此问题他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毋宁说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就康德思想和写作的转变而言,1785-1787年这一段时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自由”等关键概念不一致的处理所引发的外在争议,以及自由与道德法则之循环论证而陷入的内在困境,促使他不断调整自1783年以来“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规划.1787年,随着康德对作为“理性的事实”之道德法则的合理“阐明”,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何以可能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计划,至此失去了再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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