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
　　1940年，钱穆的 《国史大纲》 正式出版，由此奠定其学术大师地位，而上面这段话出自该书《引言》 部分，在书面世前，钱穆特意先将这个 《引言》 公开发表。
　　这段话半公开地骂了傅斯年，曾有人问傅斯年对 《国史大纲》 的看法，傅斯年怒道：“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继而讥笑钱穆关于欧美的知识皆抄自《东方杂志》。来人奇怪道：“君既不讀他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语塞，只好默然。
　　傅斯年与钱穆都是史学巨擘，为何矛盾竟激化到如此地步？
　　钱穆曾受胡适傅斯年推重
　　钱穆的这些姿态，自然被当局看在眼里，他因而成了高官们的贵宾，出入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堂，还应命撰写 《清儒学案》，俨然“帝王师”。钱穆原本就被胡适帐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鄙夷，如今又被左派视为眼中钉，据钱穆当时自己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不久，钱穆只好从西南联大辞职。
　　三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抗战胜利后，各校北归，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
　　据学者张晓唯的研究成果，钱穆倍感失落，晚年述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回不了北大，钱穆只好混迹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从前的学生欲追随他前来江南大学就学时，他忙回信制止，称该校学风太薄弱，贸然转学无益。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兵败台湾，钱穆突然开始高调指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思想责任”，锋芒直指胡适，并反复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这或许是钱穆很长时间未能被选为中研院院士的原因，虽然有见证者称，胡适曾多次推举钱穆入选，但次次被他的“朋友们”否决，直到胡适去世6年后，钱穆才终于入选。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不愿再在傅斯年手下工作，钱穆没有去台，而是在香港办起新亚书院。但钱穆晚年对傅斯年批评不多，或许是傅斯年去世太早，没必要再打“死老虎”了。但对于胡适，钱穆却没那么客气，直到胡适去世20年后，即自己89岁时，还撰文说：“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
　　三位大师斗了半辈子，吊诡的是，在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文中，他们又成了一伙，文中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