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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着济南这样一座充满了历史感的城市，年轻的作家尚启元在作品《芙蓉街》中努力寻找着一条可以呈现其内在精神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情。尚启元以人情书写济南，构建了一种属于济南的地方志，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对济南书写的可能性。
关键词：尚启元 《美蓉街》 人情 地方志
芙蓉街是济南的一条商业街。在济南读博士的那些年，我一直不愿踏足芙蓉街，其原因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城市千人一声的喧嚣和商业街千城一面的风貌保持着很大的戒心。我固执地认为所谓商业街只不过是一种由烤鱿鱼、臭豆腐、炸鸡排、奶茶店以及一系列所谓“传统”工艺品和“民俗”构成的充满吊诡气息的现代城市景观。但是，我对芙蓉街也并不陌生，有关济南，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就是芙蓉街背后的小巷子，为了快些到达那些名称古奥的地方，我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的起点就在芙蓉街。每次当我穿过芙蓉街，从派出所门口转向浴池，再经过几个转弯，王府池子就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紧接着是曲水亭街、后宰门、鹊华桥，直到风景如画的大明湖。当午后的阳光洒满了小巷，周围的声音仿佛一下子被抽走，这使我感觉到了停留在济南市中心的一些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东西，似乎再转过一个街角就会有一位穿着长衫马褂的人从时空的罅隙中绕将出来。
我提到上述这些并不是赘言，芙蓉街的喧嚣与其背后小巷里的静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诱惑着我，让在我旅居济南的三年里，一直喜欢在这里徘徊，并且思考一个问题：济南，它到底是什么？
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现代性”这一概念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结果进行反思，一种新的“地方志”书写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无论有着怎样非议的声音，上海学（shanghaiology）、北京学（Beijingology）带有明显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范式被先后建立起来。这并不是在炒作概念，一方面它是在抵御隐藏在现代性内部的话语霸权，而另一方面，它使对于一个城市的言说更加具有科学性，将一个城市还原成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将其内部所蕴含着的种种机能性建构成一种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起着最基础作用的往往是一些能够反映城市特殊面貌的元素，如上海的海派商业文化、北京的京味文化等。那么，之于济南，这种能够支撑起一个城市精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在离开济南两年多之后，当我读到“90后”作家尚启元的长篇小说《芙蓉街）时，这个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足以支撑起济南这个理论体系的元素，正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人情”。尚启元曾经被评论者称为“90后最有人情味的作家”，在他的这部《芙蓉街》中，对于人情的描写占到了极大的比重，而作为一部以近代济南历史为主线的长篇文学作品，人情在这部小说中的意义还并不仅限于支撑起小说内部的叙事逻辑，更在于它使得济南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文学言说意义上的“问题”。听书看戏，听的是人隋，看的是事理。在《芙蓉街》一书中，人情事理无处不在。济南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城，无论这段历史有没有被证实，在济南人的心中，这种历史感却是实实在在地强烈存在着的，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清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济南市民，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那种源自于历史积淀的“派”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成为了这部小说中最为吸引人的东西。例如，随着小说一开篇刘巧嘴的那一段快板，读者们很快地被带入了作者所营造出的20世纪初叶济南城的那种文化氛围中，而福寿楼的掌柜高德生对于前来乞讨的刘巧嘴的态度，则颇能显示出那种源自于文化基因中的人情美。人情美，美在细节，而这需要引用一段原文：“福寿楼的掌柜高德生吩咐店小二拿来几个素菜包子，亲自端到刘巧嘴面前说，这些包子送给你。刘巧嘴一见包子，赶快打起快板：‘高掌柜，真善良，救济穷人，赛菩萨。’高德生赶紧打住了刘巧嘴的快板，把他请到酒楼的角落里，说：‘这套词你说了百八十遍了，我这酒楼的生意还得做，小本生意，你吃了包子就赶紧走吧。”’这段文字粗读起来并没有什么，但是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在这段看似平淡的对话中，尚启元勾勒出了一幅有着浓重人情味的老济南市井画卷。作者描述高德生时用了以下几个词：“亲自”“端”“送”“请”，这几个词就把高德生对待刘巧嘴的态度写得淋漓尽致，都是街面上混的人，来者是客，都要招待;但是作为“济南城内公认的第一名楼”，掌柜高德生又要摆出这第一名楼的范儿，不能自己失了身份。此处就看出这掌柜的精明来了，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而又不失体面，既满足了刘巧嘴果腹的需求，又维护了福寿楼作为高档场所的利益。这就叫作人情，它是一种几乎不需要经过当事人自觉认知的本能，那是千百年在生成与实践中的智慧的累积，那是高德生一生世故倫常的磨砺，也是作者尚启元对于济南这座城市文化底子的理解。
尚启元在《芙蓉街》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一种颇为传统抑或“古典”的叙事手段来将这部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种小说的基础并非是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这些情节背后的人情。这种写作手法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对抗着当下流行的以情节吸引眼球的一些小说写作方式，当然，当下流行的写作方式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如果其书写的对象是20世纪中叶之前的济南这座处处充满着人情气息的老城的话，那么显然，由短、平、快带来的感官上的阅读刺激倒不如以传统小说叙事技巧勾勒出的草蛇灰线来得隽永，前者可能会是一个好故事，是一篇好小说，但是那绝对不是一篇好的还原济南城市精神的小说。在《芙蓉街》中，尚启元不惜以大量篇幅去交代济南这座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名称和位置。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写道：“清脆的竹板声响遍芙蓉街的角角落落，这条古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北起西花墙子街南口，南与泉城路相连，东邻马市街，通起凤桥街、翔凤巷和芙蓉巷，西邻玉环泉街，通省府东街。沥青路面，全长四百多米，宽不足五米，因街上有芙蓉泉而得名。街上商贾云集，游人如织。在街上周围有抚院、都司、布政司、贡院、府学等衙门机构。商家众多，中药、西药、笔铺、京货、首饰、书籍、字画、文具、南纸、乐器、服装、陶器、古董、刻字、楠木、铜锡器、小吃、钱行，鳞次栉比。”小说的一开始就写了这么一大段“地理图”，很多读者都会选择跳过去，直接往下读，但是我相信，当这些读者读到一些节骨眼上时，都会翻回到这里，再从作者的文字中细细俯察这个城市。试想，正是这样一座车马络绎不绝、人声喧嚣鼎沸的街市，竟然随着小说叙事情节的展开，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竟然两次被战火所荼毒，在这多舛的命运中，它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它是如何复兴的，它又是如何保持它的美丽的，这些问题都将一一在读者脑海中浮现，那么，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读者必须回到这一段对城市地形的描述中，在铺陈开来的五行八作里，体悟那种市井生活带来的平衡，领会那种蕴含在各行各业相生相克却又互帮互助的人情之中。而尚启元运用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将这一能够代表济南的关键元素全面地展示了出来。 读《芙蓉街》，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的“悬念”，比如陆松宇究竟是被何人所杀、那位教给陆明诚神仙水鸭如何吊汤的老者到底是谁、李玉儿最后下落怎样、刘巧嘴身上到底有着什么秘密、仇仙人的来历等。读完整本书就会发现，作者尚启元似乎并不热衷于给这些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往往是兜兜转转，在已经非常接近水落石出的时候，又一笔宕开，从此不再理会这些问题，任凭他们在文本中被搁置。在读到第一处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作者由于一时疏忽而忘了给这个事件一个明确的结尾，而当第二处、第三处在小说中陆续出现，我发现之前是我想错了，这正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的好处可能很多，但是，如果以济南为视域去观照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对于老济南人情的书写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那些隐藏在这些关系夹缝中的巧合，则成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连接点。正如文中在写那位来历不明却又和陆松宇一家有着种种关联的老者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当老者说出陆松宇一家人被害的时候，陆金珠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她很想问清楚到底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和弟妹。可她仔细一想，就算问出来又如何呢？这仇谁去报呢？明诚这些年好不容易从血光之灾的阴影里缓过来，再陷进去，可就真的会毁了。”生活本身就有着大量的不确定点，但是由于市井生活有着大量的行动主体和丰富的侧面，一件事情的真相在这个人看来是无法企及，而那个人看来却是洞若观火。那么，一件事情到底对当事人说不说、该怎么说，这些都是考验人情练达的地方。显然，作者尚启元对这些环节把握得恰到好处。在情节设计上，尚启元借着相关人物之口，将该说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对于那些不该说的话，他却让故事人物守口如瓶。面对着一系列的巧合，作者必须仔细剪裁，究竟是说破，还是藏匿，这一选择的背后其实显示出的是作者计划用人情书写济南的创作意图，以及如何用人情书写济南的创作自觉。
当读完尚启元的《芙蓉街》，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要回到济南的冲动，我似乎找到了我花了三年时间都无法抓住的济南的核心，我想回到芙蓉街，再去仔细倾听那些被日常喧嚣掩盖住的声音。作为一个来自异乡的过客，虽然我曾经漫游在济南的背街小巷，但是却未曾真正走入济南的内心，那个以人情构成的内心，才是真正济南精神的所在。那么，通过尚启元对济南的书写，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以“人情”为支点，济南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确实是有能够建立起来的可能性，也有着需要被建立起来的必要性。济南之所以是济南，其中的奥秘不在恒隆广场、银座百货，不在昼伏夜出的酒吧与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隱藏在曲水亭街那仍然可以流觞的小河旁、隐藏在芙蓉街背后窄窄的巷子里的鸡鸣狗吠、隐藏在济南话蜿蜒起伏的优雅与闲静中。芙蓉街，沟通着历史与未来，当夜深人静，繁华退去，城市的历史开始浮现，所谓名利、所谓权势，都比不过那兀自汩汩流出的泉水。尚启元说：“这是一个告别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芙蓉街》这部小说“或许，它只是一种情怀”，话虽这么说，但是，我却看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济南的可能性。
摘要：面对着济南这样一座充满了历史感的城市，年轻的作家尚启元在作品《芙蓉街》中努力寻找着一条可以呈现其内在精神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情。尚启元以人情书写济南，构建了一种属于济南的地方志，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对济南书写的可能性。
关键词：尚启元 《美蓉街》 人情 地方志
芙蓉街是济南的一条商业街。在济南读博士的那些年，我一直不愿踏足芙蓉街，其原因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城市千人一声的喧嚣和商业街千城一面的风貌保持着很大的戒心。我固执地认为所谓商业街只不过是一种由烤鱿鱼、臭豆腐、炸鸡排、奶茶店以及一系列所谓“传统”工艺品和“民俗”构成的充满吊诡气息的现代城市景观。但是，我对芙蓉街也并不陌生，有关济南，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就是芙蓉街背后的小巷子，为了快些到达那些名称古奥的地方，我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的起点就在芙蓉街。每次当我穿过芙蓉街，从派出所门口转向浴池，再经过几个转弯，王府池子就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紧接着是曲水亭街、后宰门、鹊华桥，直到风景如画的大明湖。当午后的阳光洒满了小巷，周围的声音仿佛一下子被抽走，这使我感觉到了停留在济南市中心的一些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东西，似乎再转过一个街角就会有一位穿着长衫马褂的人从时空的罅隙中绕将出来。
我提到上述这些并不是赘言，芙蓉街的喧嚣与其背后小巷里的静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诱惑着我，让在我旅居济南的三年里，一直喜欢在这里徘徊，并且思考一个问题：济南，它到底是什么？
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现代性”这一概念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结果进行反思，一种新的“地方志”书写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无论有着怎样非议的声音，上海学（shanghaiology）、北京学（Beijingology）带有明显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范式被先后建立起来。这并不是在炒作概念，一方面它是在抵御隐藏在现代性内部的话语霸权，而另一方面，它使对于一个城市的言说更加具有科学性，将一个城市还原成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将其内部所蕴含着的种种机能性建构成一种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起着最基础作用的往往是一些能够反映城市特殊面貌的元素，如上海的海派商业文化、北京的京味文化等。那么，之于济南，这种能够支撑起一个城市精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在离开济南两年多之后，当我读到“90后”作家尚启元的长篇小说《芙蓉街）时，这个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足以支撑起济南这个理论体系的元素，正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人情”。尚启元曾经被评论者称为“90后最有人情味的作家”，在他的这部《芙蓉街》中，对于人情的描写占到了极大的比重，而作为一部以近代济南历史为主线的长篇文学作品，人情在这部小说中的意义还并不仅限于支撑起小说内部的叙事逻辑，更在于它使得济南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文学言说意义上的“问题”。听书看戏，听的是人隋，看的是事理。在《芙蓉街》一书中，人情事理无处不在。济南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城，无论这段历史有没有被证实，在济南人的心中，这种历史感却是实实在在地强烈存在着的，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清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济南市民，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那种源自于历史积淀的“派”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成为了这部小说中最为吸引人的东西。例如，随着小说一开篇刘巧嘴的那一段快板，读者们很快地被带入了作者所营造出的20世纪初叶济南城的那种文化氛围中，而福寿楼的掌柜高德生对于前来乞讨的刘巧嘴的态度，则颇能显示出那种源自于文化基因中的人情美。人情美，美在细节，而这需要引用一段原文：“福寿楼的掌柜高德生吩咐店小二拿来几个素菜包子，亲自端到刘巧嘴面前说，这些包子送给你。刘巧嘴一见包子，赶快打起快板：‘高掌柜，真善良，救济穷人，赛菩萨。’高德生赶紧打住了刘巧嘴的快板，把他请到酒楼的角落里，说：‘这套词你说了百八十遍了，我这酒楼的生意还得做，小本生意，你吃了包子就赶紧走吧。”’这段文字粗读起来并没有什么，但是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在这段看似平淡的对话中，尚启元勾勒出了一幅有着浓重人情味的老济南市井画卷。作者描述高德生时用了以下几个词：“亲自”“端”“送”“请”，这几个词就把高德生对待刘巧嘴的态度写得淋漓尽致，都是街面上混的人，来者是客，都要招待;但是作为“济南城内公认的第一名楼”，掌柜高德生又要摆出这第一名楼的范儿，不能自己失了身份。此处就看出这掌柜的精明来了，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而又不失体面，既满足了刘巧嘴果腹的需求，又维护了福寿楼作为高档场所的利益。这就叫作人情，它是一种几乎不需要经过当事人自觉认知的本能，那是千百年在生成与实践中的智慧的累积，那是高德生一生世故倫常的磨砺，也是作者尚启元对于济南这座城市文化底子的理解。
尚启元在《芙蓉街》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一种颇为传统抑或“古典”的叙事手段来将这部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种小说的基础并非是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这些情节背后的人情。这种写作手法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对抗着当下流行的以情节吸引眼球的一些小说写作方式，当然，当下流行的写作方式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如果其书写的对象是20世纪中叶之前的济南这座处处充满着人情气息的老城的话，那么显然，由短、平、快带来的感官上的阅读刺激倒不如以传统小说叙事技巧勾勒出的草蛇灰线来得隽永，前者可能会是一个好故事，是一篇好小说，但是那绝对不是一篇好的还原济南城市精神的小说。在《芙蓉街》中，尚启元不惜以大量篇幅去交代济南这座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名称和位置。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写道：“清脆的竹板声响遍芙蓉街的角角落落，这条古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北起西花墙子街南口，南与泉城路相连，东邻马市街，通起凤桥街、翔凤巷和芙蓉巷，西邻玉环泉街，通省府东街。沥青路面，全长四百多米，宽不足五米，因街上有芙蓉泉而得名。街上商贾云集，游人如织。在街上周围有抚院、都司、布政司、贡院、府学等衙门机构。商家众多，中药、西药、笔铺、京货、首饰、书籍、字画、文具、南纸、乐器、服装、陶器、古董、刻字、楠木、铜锡器、小吃、钱行，鳞次栉比。”小说的一开始就写了这么一大段“地理图”，很多读者都会选择跳过去，直接往下读，但是我相信，当这些读者读到一些节骨眼上时，都会翻回到这里，再从作者的文字中细细俯察这个城市。试想，正是这样一座车马络绎不绝、人声喧嚣鼎沸的街市，竟然随着小说叙事情节的展开，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竟然两次被战火所荼毒，在这多舛的命运中，它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它是如何复兴的，它又是如何保持它的美丽的，这些问题都将一一在读者脑海中浮现，那么，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读者必须回到这一段对城市地形的描述中，在铺陈开来的五行八作里，体悟那种市井生活带来的平衡，领会那种蕴含在各行各业相生相克却又互帮互助的人情之中。而尚启元运用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将这一能够代表济南的关键元素全面地展示了出来。 读《芙蓉街》，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的“悬念”，比如陆松宇究竟是被何人所杀、那位教给陆明诚神仙水鸭如何吊汤的老者到底是谁、李玉儿最后下落怎样、刘巧嘴身上到底有着什么秘密、仇仙人的来历等。读完整本书就会发现，作者尚启元似乎并不热衷于给这些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往往是兜兜转转，在已经非常接近水落石出的时候，又一笔宕开，从此不再理会这些问题，任凭他们在文本中被搁置。在读到第一处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作者由于一时疏忽而忘了给这个事件一个明确的结尾，而当第二处、第三处在小说中陆续出现，我发现之前是我想错了，这正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的好处可能很多，但是，如果以济南为视域去观照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对于老济南人情的书写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那些隐藏在这些关系夹缝中的巧合，则成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连接点。正如文中在写那位来历不明却又和陆松宇一家有着种种关联的老者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当老者说出陆松宇一家人被害的时候，陆金珠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她很想问清楚到底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和弟妹。可她仔细一想，就算问出来又如何呢？这仇谁去报呢？明诚这些年好不容易从血光之灾的阴影里缓过来，再陷进去，可就真的会毁了。”生活本身就有着大量的不确定点，但是由于市井生活有着大量的行动主体和丰富的侧面，一件事情的真相在这个人看来是无法企及，而那个人看来却是洞若观火。那么，一件事情到底对当事人说不说、该怎么说，这些都是考验人情练达的地方。显然，作者尚启元对这些环节把握得恰到好处。在情节设计上，尚启元借着相关人物之口，将该说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对于那些不该说的话，他却让故事人物守口如瓶。面对着一系列的巧合，作者必须仔细剪裁，究竟是说破，还是藏匿，这一选择的背后其实显示出的是作者计划用人情书写济南的创作意图，以及如何用人情书写济南的创作自觉。
当读完尚启元的《芙蓉街》，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要回到济南的冲动，我似乎找到了我花了三年时间都无法抓住的济南的核心，我想回到芙蓉街，再去仔细倾听那些被日常喧嚣掩盖住的声音。作为一个来自异乡的过客，虽然我曾经漫游在济南的背街小巷，但是却未曾真正走入济南的内心，那个以人情构成的内心，才是真正济南精神的所在。那么，通过尚启元对济南的书写，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以“人情”为支点，济南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确实是有能够建立起来的可能性，也有着需要被建立起来的必要性。济南之所以是济南，其中的奥秘不在恒隆广场、银座百货，不在昼伏夜出的酒吧与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隱藏在曲水亭街那仍然可以流觞的小河旁、隐藏在芙蓉街背后窄窄的巷子里的鸡鸣狗吠、隐藏在济南话蜿蜒起伏的优雅与闲静中。芙蓉街，沟通着历史与未来，当夜深人静，繁华退去，城市的历史开始浮现，所谓名利、所谓权势，都比不过那兀自汩汩流出的泉水。尚启元说：“这是一个告别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芙蓉街》这部小说“或许，它只是一种情怀”，话虽这么说，但是，我却看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济南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