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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目测”做衣服
1925年，田阿桐出生于江苏常熟沙家浜一户贫农家庭。13岁那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一位奉化籍师傅那里学裁缝。三年后，田阿桐应聘到上海南京东路一家英国洋行的服装公司工作。在这里，他不仅做西装，做皮装；做旗袍，还做各种时尚前沿的淑女装。凭着聪颖和勤奋，田阿桐很快成为上海滩上顶尖的裁缝高手。不久，他便在上海著名商业街南京路上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上海解放后，田阿桐受聘成为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高级技师。
说起来，田阿桐被选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6年的一天，田阿桐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轻工业局参加会议。会议由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役军人主持，与会的都是沪上服装界的好手。令田阿桐感到奇怪的是，会议议题只有一个：为这位退役军人做一件中山装。
其实，这位退役军人是上级派来招聘为中央领导人做服装的裁缝的。为他做衣服，实际上就是一场特殊的考试。田阿桐注意到这位退役军人的肩膀与平常人不同，大约是受过伤的缘故，要做出合身的上衣的确有些难度。几天以后，当专家对裁缝们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时，没费什么周折，便选出了一件。拆开缝在衣服上的小布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田阿桐”三个字。或许是田阿桐做的这件衣服实在是太合身了，这位退役军人干脆就委托田阿桐在上海挑选11位服装师进京，进入专门成立的为国家领导人制作公务和生活服装的红都时装公司。田阿桐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的生涯。
谈起第一次为毛泽东制作服装，田阿桐一直记忆犹新：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
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尺寸“测”好了，下一步就是怎么做了。当时，工作人员给了田阿桐两件毛泽东的旧衣服，但田阿桐在式样上并没有“照葫芦画瓢”。初次为毛泽东做衣服，田阿桐对于面料及颜色都亲自挑选，并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梧等特点，对传统中山装款式进行了适度改造。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穿起来感到舒服且不失伟人风范，田阿桐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即将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为使毛泽东原本魁梧的身材更显挺拔，他还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一些，后片比前片也略长一点，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一些，中腰稍凹陷一点，袖笼也比常规提高了一点。为了使衣服保持高度平整，田阿桐在做衣服过程中特别注重手工操作。经过一天半的劳作，一套专为毛泽东制作的大气、高贵且别具东方文化韵味的“大尖领中山装”便宣告完成了。当毛泽东穿上这套服装后，原本伟岸的身躯更显挺拔，更具魅力。在场的工作人员看了不禁啧啧称赞。毛泽东对田阿桐做的这套衣服也非常满意，还特地穿上这件中山装照了一张半身标准像。这张标准像后来被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张闻名世界的伟人标准照。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对田阿桐为毛泽东做的这套中山装很是赞赏，都要求田阿桐为自己做一件这样的衣服。当他们穿上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时，都一致称赞田阿桐做的衣服“既舒服又好看”。
国家领导人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自然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毛式中山装”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后来十大元帅服的设计，也是受到了“毛式中山装”的影响。
周恩来缝补衣服的次数最多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田阿桐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毛泽东穿着这套中山装出席了苏共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多次交锋。但这套衣服，毛泽东穿了一次就不愿再穿了，因为他生性不喜欢黑色。田阿桐说：“毛主席平时对衣服要求并不高，有什么穿什么，从不挑剔。但他对中山服的颜色却只认准了春天、秋大以中灰色为主，冬天则以深灰包为主，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因啥味呢比较柔软，显得干净。”
除了为毛泽东制作衣服外，田阿桐为毛泽东制作的帽子也是颇具匠心。帽子的顶是圆的，而且比常规要大一些，所用面料也与所穿的衣服相同。衣帽相配，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和谐之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为毛泽东做了几十年衣服的田阿桐，含泪为他做_『最后一身衣服。田阿桐对这套衣服也做得格外认真，从衣服面料到身上覆盖的党旗料子，都由他一手挑选。为了使逝世后的毛泽东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与在世时一样，田阿桐颇费了一番心思：在衣料选择上，丝要真丝，毛要纯毛，棉要全棉；从服装的式样、尺寸到纽扣、领钩也是反复琢磨，常常半夜翻身起床把脑海中的构思记下来；在制作过程中，也很少使用缝纫机，而是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当毛泽东“穿”上田阿桐为他制作的这套灰色中山装时，遗容坚毅而安详，就像刚睡着一样。毛泽东治丧委员会成立时，田阿桐作为唯一的工人代表成为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在追悼大会上站在华国锋身后。
在田阿桐印象中，周恩来很少做衣服，但缝补衣服的次数在国家领导人中是最多的。田阿桐说：“几十年来我给总理做几件新衣服是心里有数的，但为总理修补破衣服的次数太多，却是记不清了。”有一次，周恩来交给田阿桐一件又破又旧的大衣，说：“田师傅，您能不能帮我将这件衣服再缝一缝?”田阿桐看了看这件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说：“总理，这件衣服这么破了，我看还是帮您做件新的吧?”周恩来说：“能缝的话，就不要再做了。”在周恩来的坚持下，田阿桐接下了这桩“化腐朽为神奇”的活儿。衣服破得不能再修修补补了，田阿桐干脆把大衣全拆开进行重新加工，并将衬里与外面更换了一下。周恩来穿上这件衣服后，高兴地说：“田师傅，经您这么一改，跟新的一样嘛。”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不仅衣服做得少，而且出国时必需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掏钱，从不让公家报销。
为邓小平做衣服最省力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的田阿桐，对于每位领导人不同时期的身材和衣服尺寸可谓了如指掌。大凡与自己体形相近的，田阿桐做起衣服来相对也比较省力。因此，在众多领导人中，对田阿桐来说，做毛泽东和江泽民的衣服相对来说就省力得多。尤其是江泽民，体形与田阿桐最为接近，所以田阿桐也最能体会怎么做最适合他。田阿桐说：“江泽民为人很亲切，我每次去他那里做衣服时，他总是要送我到大门口。”
初进北京，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因为邓小平曾说过他的衣服不要衬布，也不要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也就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田阿桐，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尽管为邓小平做衣服开始比较难，但一旦制作成功后，相对其他领导人来说，为他做衣服却最省力。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现在他体形没有变化，仍用老尺寸。一个人身材30年没有发胖，也没有消瘦，这还是不多见的。”
除了为中国领导人做服装外，田阿桐还为布什、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和100多位驻华大使做过西服，他们都称赞田阿桐的制作技能是“国际一流水准”。
2005年，田阿桐以80岁高龄退休了，但退休以后的他并没有闲下来。让普通消费者能穿上更美的服装，一直是田阿桐的心愿。他曾经在北京王府井的专营商店站过柜台，感受过顾客排队从他手里抢购服装的热情。他还多次自掏腰包，为一些服装厂的技术人员上课，传授经验。
2007年12月8日，一向乐观、开朗的田阿桐在北京溘然长逝，给熟悉和热爱他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在这之后，更显示赵南起才华的是著名的金化战役。
1952年10月，美军在上甘岭对志愿军发动了规模庞大的“金化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沉着应战。由于阵地战弹药消耗惊人，赵南起突然接到一项“在一天半之内，为前线将士运送两万枚手榴弹”的任务。领命后，赵南起迅速查看了仓库弹药储备情况。这一看，使他倒吸一口凉气：朝鲜境内手榴弹因秋季反击战消耗所剩无几，唯一的办法是从国内调运。而这种调运，一般需要一周，最短也要三天。
赵南起并没有惊慌失措。很快，他就制订出一份详细方案：经查，安东（今丹东）有8万枚手榴弹待运，前线急需，就从这8万枚中解决。考虑到火车运输一无安全把握，二无时间保障，就采用汽车接力的办法运送。从安东到十五军后勤500公里，准备15辆卡车分三段接力。运送车辆作特殊标记，优先放行，预计29日拂晓前送到。
报经志司后勤首长同意后，方案启动了。28日下午15时，3万枚手榴弹开始启运。由于计划周密，运输顺利，到29日早上6时，3万枚手榴弹准时运到了十五军阵地前。
一心想着“能为人民、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赵南起，带领敬信公社群众抓生产，种水稻。“文革”兴起，他的身体受到6年折磨，心却被重压10年
1955年至1957年，赵南起被组织推荐到解放军后勤学院深造。但他只当了一年学员，就被学院破格提拔为教员。
学习、教育生涯，赵南起也很喜欢，但他却有自己的考虑：“当时战争已平息，有条件留在北京。但一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朝鲜族人民的后代，党的教育、组织的处处关怀，使我学得了理论，掌握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就有一种不能报答而产生的不安感。刚参加革命在地方工作时有一个梦，就是要富民；后来参加朝鲜战争后又有一个梦，就是强兵。这两个梦再后来合到一起，就是能为人民、为国家做点事情。正在这时，家乡来了信，信中反映家乡还很穷，我便有了主意……”于是，在他的申请下，赵南起被调往延边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
1964年，全国性的农村“社教”开始，赵南起被派往地处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县（今珲春市）敬信公社担任工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赵南起喜欢深入到群众之中。一天工作归来，他被安排到农民家中吃“派饭”。当地群众知道这是军分区的“大干部”，特地把他的饭派到一户没有多大负担的农民家里。开饭了，主人为他端上来一碗稗米饭，而这种稗子只有来了客人才拿出来做干饭。
端着这碗饭，赵南起的眼泪直往下掉。东北解放18年了，为什么老百姓还这么苦呢？他放下碗，走向原野，面对高天厚土，他感到在这里的工作重点便是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赵南起在全公社跑了一个月，发现图们江入海口一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种植水稻的风水宝地。可由于雨期图们江洪水泛滥，这里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泡子”。因地下水位高，群众种水稻就会涝死，只有种稗子度日。长期这样，这里就被视为水稻禁区。
“这里有水、光照好，怎么会成禁区呢？我们这儿是禁区，那为什么一江之隔的朝鲜大面积水稻年年丰收呢？我看问题在这里——脑子。”
思想问题解决了。赵南起利用原来在省委政策研究室认识的熟人，找农业专家会诊，很快就找到了通过搞排涝沟和地下水渠排涝，用修江堤防洪和兴修电灌网根治水患的办法。
说干就干。赵南起带领群众真抓实干，终于改造出水田7700多亩，结束了图们江沿岸特别是下游不能种水稻的历史。第一年，早稻收割，人民群众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只是一个劲儿往他碗里加白米饭。群众说，吃到了白米饭，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好！他又流出了热泪。
敬信公社的水稻种出来了，图们江流域水稻年年增产。赵南起因在“社教”和主持延边民兵工作中成绩突出，受到上级肯定，逐步被提拔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二政委。
然而，就在赵南起为延边人民深谋远虑时，一场暴风雨来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延边也很快卷入“阶级斗争”的狂潮。
从1967年开始，因为不同意批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朱德海，赵南起被斥责为“保皇派”，遭到审讯、批斗、抄家。一直到1972年，延边问题受到中央的重视，在周恩来过问后，延边的斗争才渐渐刹车。整整6年，赵南起多半是在被审查中度过的，心情苦闷、悲愤可想而知。在这之后，赵南起逐渐官复原职，但调离了延边军分区。职务虽然恢复了，却没有作根本的结论。赵南起从肉体关押到精神的关押，实际上远远不止6年，而是10年之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在赵南起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随之一扫而去。这时，延边人民强烈要求时任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赵南起回延边主持大计。沈阳军区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赵南起回延边担任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
这之后，对赵南起而言，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损失的尽快夺回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拼命地挤时间、抢时间、赶时间，用最高昂的干劲，为延边振兴作出自己的努力。很快，他组织制订了延边经济翻两番的发展目标，积极支持起草和颁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条例》，还亲自组织和启动了延边纺织、卷烟在短期内达到“两个五万”的拳头工程。1981年，赵南起借参加中央党校培训班之机，与山东省省长梁步庭达成协议，让延边与青岛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用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起步……
1983年，赵南起在中共吉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吉林省委书记。此时，由于采取了“以沿海带延边”的经济举措，延边经济已经形成“以工业带农业，以农业促工业，内涵和外延并重共举”的经济发展格局。
赵南起在吉林省委工作了两年多，主要分工抓农业。这两年，他整个身子都扑在基层，扑在农村。两年过去后，农民们高兴地说：“过去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顶门杠”，现在是“上面放，下面望，领导领着我们闯”。通过鼓励和引导解放思想，农民的生产热情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连续两年都获得大丰收。每到收割季节，望着千顷稻浪和送粮队伍，赵南起总是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
两年丰收，他两次流泪，那才是真正幸福、喜悦的泪……
老军回营，省委书记出任三军后勤部长。“用改革总揽全局”，改革涉及全军后勤各个领域，他为此走遍部队各个角落
1985年，赵南起奉调进京到总后勤部工作，重新穿上了军装。
实际上，在延边、在吉林省委工作期间，他都保留着军籍，并担任着军队职务。直至这次进京，他才彻底脱离地方工作。从1985年到1995年，赵南起军装上的风纪扣严严正正扣了10年，他在军队的高级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了10个春秋……
进京工作仅两个年头，1987年11月，赵南起任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党委书记。1988年4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大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军队则是“忍耐”、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摆在他这位新任后勤部长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守成，一条是发展。但守成不需要他来干，别人也能行。从小干什么事就要干好的性格，使他选中了发展。要发展，还要切实强调军事服从于国家经济，在继续忍耐中有所作为，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这把锁：那就是“用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的精神贯穿到军队一切工作之中。
思路清晰了，赵南起在总后党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打算，同时在全军后勤建设上提出了“两少两好”的总要求：“人少但要把工作做好，钱少但要把事情办好！”
在此前提下，赵南起要求军队后勤工作由保障“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向保障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适应未来军事斗争特点和规模的战争转变，由单纯供给型向供应经营型转变，由扩展外延为主向开拓内涵为主转变，由军队自我封闭型保障体系向军民一体化保障体系转变。随着这“四个转变”出台，一场围绕按照军事经济规律办事、讲求军队后勤保障和建设的军事经济效益的改革战，在全军范围内打响了！
方向刚刚确定，一项亟待改革的项目就碰到了“枪口”上。
那是赵南起到总后不久下部队视察，在某战区，计划当天到某陆军油库。临出发时，司机还特意看了地图。结果到当地后，遇到一个油库，一问，是空军油库，再一个是海军油库，第三个才找到应去的这个陆军油库。实际上三个油库并不远，都在一条马路上。赵南起坐下来就问：“这三个油库互相有什么联系？陆军给海军供不供？空军给陆军供不供？海军给空军供不供？”回答只有一句话：“相互没联系，不供！”
弄清油料供应，再了解医院，又是如此。明明在陆军医院附近的空军部队官兵，如果住院，却要送到几百里之外的空军医院。有时一个地方重复建设各军种好几所医院，但互不相通。医院如此，物资维修和供运也是照样。各军兵种各有自己的摊子，有自己的体系，同样内容、同一地区重复建设。类似问题在全军后勤系统比比皆是。
从部队归来，赵南起对这种旧体制至少说了三点致命之处：一是平时和战时保障体制脱节；二是三军各成体系，机构重叠，重复建设；三是运输迂回、物资倒流、保障效益低下，浪费严重。
“怎么办？”问题指出来后，赵南起还是一句话：“改革！”
为了这项改革，赵南起召开过专家咨询会，到国外访问考察过，还反复听取部队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确定了“三军联勤”的思路，但考虑到时间和步骤，出台了《军队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分三步组织实施。
在任期内，赵南起还组织落实了网络型划区保障的试点，在几个重要战区实施“代供、代医、代修”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型划区保障。
事实证明，赵南起的眼光是长远的。他的改革是今天三军联勤的序幕。改革很快获得阶段性效益。仅1992年统计，“代供、代医、代修”保障覆盖军需、卫生、油料等8个后勤专业领域，仅部分地区在实行新的油料供运体制后，每年减少不合理运输就达6000多万车公里，节油达1．3万多吨；此外，在医疗卫生系统，全国83％的官兵可在50公里内的医院就医……效益不止于这些数字，关键还在于这种尝试使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发生了质的飞跃。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赵南起把军队后勤改革推向了更深、更为敏感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在保证全军部队完成自身任务的前提下，稳步发展生产经营，以弥补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经费不足，改善部队官兵生活。
作为一个老兵，赵南起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早期，就与生产相联系。当年朱德种菜，后来连队菜地保障自足，都是早期产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队生产经营也随着市场经济而调节。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军队在生产经营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于改革，关键在于发现问题时，要采取措施坚决纠正。既不能吹毛求疵，又不能因噎废食，要把纠正错误与改革区分开，不以问题否定改革的必要性。纠正错误，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改革！”带着这个思想，赵南起开始大抓生产经营的整顿和管理工作的改革。
赵南起为此亲自召集全军后勤部长会议，重点听取经营情况汇报。经过仔细的分析，他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各级各部门层层在搞创收，结果领导和机关牵涉精力太多，影响了部队中心工作；各单位自收自支，相互之间发展不平衡，影响部队团结和稳定；分散经营，小打小闹，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致使生产经营难以继续发展。
起南起最后表态，用“两个不行”定了调：“在目前军费紧缺的情况下，军队不搞生产经营不行，但像这样一个搞法也不行。”
赵南起此时有一个想法，当前权宜之计是加强管理，进行整顿，待将来形成几个大的集团性规模之后，取消部队生产经营，依靠大企业创收。这样既分担国家困难，也弥补了经费不足，同时还可以逐步把管理社会化。他把这个想法同军委有关领导交换了意见，并很快经军委批准，在全军范围内实行了“军企分开、归口管理、逐步集中、规模规范”，把部队生产经营推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方针确定后，赵南起决定把这项工作再推一程。
1９91年，赵南起来到深圳调查后，拍板决定以南方制药厂为龙头，合并在深圳的30多家企业，成立三九集团，并帮助研究企业文化、企业机制和企业经营及管理经验，一下把这个新型企业推到国际市场。
邯郸钢铁厂，是总后勤部直属企业。赵南起三次到这里视察，给以“放水养鱼”的政策，免除6年的上缴利润用于技改，并亲自帮助上离心球墨铸铁管项目，使这个企业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抓了集团、工厂，赵南起还抓了其他行业的典型示范，嫩江基地农场就是一例……
赵南起担任总后勤部部长7年，也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发展较快的7年。这7年，他获得许多称谓：大管家、红管家、好管家。
1988年9月，邓小平颁布命令，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
“别的事情一下先办不到，我看一两年让大家住上标准房没问题！”两年后，科研人员说：上将是为我们送温暖而来的！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特别偏爱农业科技
1992年，65岁的赵南起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到军事科学院后，赵南起深入调查研究了一个月，对施政方针心里有了底。在深入到研究人员家中看居住条件时，看到一个师职单元里住着三家研究人员，他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领导新来，大家都希望他讲几句。他同意，张口就来：“搞科研大家是内行，我只强调‘四个结合，四个为主’……”
接着，赵南起话锋一转：“研究工作，靠大家去做，我唯一的特点就是在军队做后勤保障有些经验。别的事情一下先办不到，我看一两年让大家住上标准房没问题！”话不长，下面的掌声却雷鸣一般。由于前几年军事科学院基础建设经费有限，这里研究人员的住房几乎是北京市最拥挤的了。赵南起这席话，讲得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说干就干。赵南起亲自联系列项，研究和审查适合科研人员居住的建房图纸，亲自筹措资金，然后不分白天夜晚在工地上转。一年之后，部分人员住上了标准房。两年之后，所有在职干部安居乐业。
解决了房子，赵南起又为大家解决乘车问题和打电话、看病就医等一系列问题。许多困难都是沉积几十年的“老大难”，他一一加以解决。那阵子，他把心血都倾注到为军事科学院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上，用科研人员的一句话说，就是：上将是为我们送温暖而来的！
1９95年7月，赵南起50年的军旅生涯告一段落。在军事科学院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人们用长时间的掌声向将军致敬。赵南起的讲话一共8分钟时间，其中掌声占了3分钟。这经久不息的掌声包含了全体官兵的深情。上将的眼睛模糊了！
1998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赵南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谈起全国政协的工作，赵南起有这样一番话：“这里人才累累、行家济济，有学不完的知识、交不完的朋友，也包括有做不完的工作、永无止境的服务。”上将非常满意晚年到这里谋划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战役”，为民族兴旺与发展奉献余热。
开始工作了，赵南起不顾年迈，一头扎到基层，亲自搞调查研究。一切工作的基础在于调查研究，这个经验成为他一生的法宝。他屡次使用，屡次灵验。
在上任的第二季度，赵南起首先抓了一个“全国酒类生产销售情况的调查”。这项调查，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后，他马上有了兴趣。当时，正值全国特大假酒案问题出现不久，这可引起了赵南起的极大关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酒类生产大国，酒类生产和销售在工业领域占的比重很大。尽管国外也出现假酒问题，但致死致残的不多，一旦中国出现类似问题，将严重影响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形象。于是，他跑四川、去湖南、下广东，开展广泛调查，很快从树立国家形象出发，拿出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并提出以法律形式将酒类生产销售规范化、制度化。这份报告在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部门内引起广泛重视。
第三季度，赵南起按计划进入第二个课题：生态农业问题。
赵南起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提出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解决生态农业的问题，因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农业发展的生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赵南起怀有极大的兴趣。他同吉林省政协合作，很快完成了调查，并起草了调查报告……
赵南起很善谈。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话题，他都有独特的见地。但他又是那种不大说自己的人，因此他有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兴趣：热衷农业科技。
一个久在行伍的老将、一个出入在都市的上层人士、一个日夜操劳国家政务的领导干部，一直对农业科技偏爱有加并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的确令人感到意外。
赵南起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的后代，小时候务过农，迷恋庄稼收割时的喜悦。还有一件事，是80年代中期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高峰，但如何保持后劲，再上台阶，这给在吉林省委主管农业的赵南起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经过反复考证，他从四平地区的一个农科所得到启示：这里培养了一种玉米新品种，经在全省推广，增产几十亿斤。为此，他一次重奖科研人员每人1万元！从此，赵南起不管走到那里，都注重同农业专家交朋友，并进而对农业科技产生了兴趣，从组织领导工作发展到亲自动手试验。
赵南起喜爱农业科技让人感到新奇有趣，但透过他的偏爱和兴趣，则能感受到他的心是属于人民的。他从农民中走来，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的大半生总是把富民强兵的事业同个人成长进步结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他才取得了辉煌业绩，享受到崇高的荣誉。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曾得到曾凡祥同志大力支持，并参考了由他与曲爱国合写的材料《赵南起》，特此鸣谢！另声明，未经同意，严禁以任何形式使用。）
1925年，田阿桐出生于江苏常熟沙家浜一户贫农家庭。13岁那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一位奉化籍师傅那里学裁缝。三年后，田阿桐应聘到上海南京东路一家英国洋行的服装公司工作。在这里，他不仅做西装，做皮装；做旗袍，还做各种时尚前沿的淑女装。凭着聪颖和勤奋，田阿桐很快成为上海滩上顶尖的裁缝高手。不久，他便在上海著名商业街南京路上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上海解放后，田阿桐受聘成为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高级技师。
说起来，田阿桐被选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6年的一天，田阿桐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轻工业局参加会议。会议由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役军人主持，与会的都是沪上服装界的好手。令田阿桐感到奇怪的是，会议议题只有一个：为这位退役军人做一件中山装。
其实，这位退役军人是上级派来招聘为中央领导人做服装的裁缝的。为他做衣服，实际上就是一场特殊的考试。田阿桐注意到这位退役军人的肩膀与平常人不同，大约是受过伤的缘故，要做出合身的上衣的确有些难度。几天以后，当专家对裁缝们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时，没费什么周折，便选出了一件。拆开缝在衣服上的小布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田阿桐”三个字。或许是田阿桐做的这件衣服实在是太合身了，这位退役军人干脆就委托田阿桐在上海挑选11位服装师进京，进入专门成立的为国家领导人制作公务和生活服装的红都时装公司。田阿桐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的生涯。
谈起第一次为毛泽东制作服装，田阿桐一直记忆犹新：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
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尺寸“测”好了，下一步就是怎么做了。当时，工作人员给了田阿桐两件毛泽东的旧衣服，但田阿桐在式样上并没有“照葫芦画瓢”。初次为毛泽东做衣服，田阿桐对于面料及颜色都亲自挑选，并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梧等特点，对传统中山装款式进行了适度改造。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穿起来感到舒服且不失伟人风范，田阿桐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即将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为使毛泽东原本魁梧的身材更显挺拔，他还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一些，后片比前片也略长一点，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一些，中腰稍凹陷一点，袖笼也比常规提高了一点。为了使衣服保持高度平整，田阿桐在做衣服过程中特别注重手工操作。经过一天半的劳作，一套专为毛泽东制作的大气、高贵且别具东方文化韵味的“大尖领中山装”便宣告完成了。当毛泽东穿上这套服装后，原本伟岸的身躯更显挺拔，更具魅力。在场的工作人员看了不禁啧啧称赞。毛泽东对田阿桐做的这套衣服也非常满意，还特地穿上这件中山装照了一张半身标准像。这张标准像后来被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张闻名世界的伟人标准照。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对田阿桐为毛泽东做的这套中山装很是赞赏，都要求田阿桐为自己做一件这样的衣服。当他们穿上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时，都一致称赞田阿桐做的衣服“既舒服又好看”。
国家领导人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自然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毛式中山装”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后来十大元帅服的设计，也是受到了“毛式中山装”的影响。
周恩来缝补衣服的次数最多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田阿桐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毛泽东穿着这套中山装出席了苏共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多次交锋。但这套衣服，毛泽东穿了一次就不愿再穿了，因为他生性不喜欢黑色。田阿桐说：“毛主席平时对衣服要求并不高，有什么穿什么，从不挑剔。但他对中山服的颜色却只认准了春天、秋大以中灰色为主，冬天则以深灰包为主，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因啥味呢比较柔软，显得干净。”
除了为毛泽东制作衣服外，田阿桐为毛泽东制作的帽子也是颇具匠心。帽子的顶是圆的，而且比常规要大一些，所用面料也与所穿的衣服相同。衣帽相配，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和谐之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为毛泽东做了几十年衣服的田阿桐，含泪为他做_『最后一身衣服。田阿桐对这套衣服也做得格外认真，从衣服面料到身上覆盖的党旗料子，都由他一手挑选。为了使逝世后的毛泽东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与在世时一样，田阿桐颇费了一番心思：在衣料选择上，丝要真丝，毛要纯毛，棉要全棉；从服装的式样、尺寸到纽扣、领钩也是反复琢磨，常常半夜翻身起床把脑海中的构思记下来；在制作过程中，也很少使用缝纫机，而是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当毛泽东“穿”上田阿桐为他制作的这套灰色中山装时，遗容坚毅而安详，就像刚睡着一样。毛泽东治丧委员会成立时，田阿桐作为唯一的工人代表成为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在追悼大会上站在华国锋身后。
在田阿桐印象中，周恩来很少做衣服，但缝补衣服的次数在国家领导人中是最多的。田阿桐说：“几十年来我给总理做几件新衣服是心里有数的，但为总理修补破衣服的次数太多，却是记不清了。”有一次，周恩来交给田阿桐一件又破又旧的大衣，说：“田师傅，您能不能帮我将这件衣服再缝一缝?”田阿桐看了看这件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说：“总理，这件衣服这么破了，我看还是帮您做件新的吧?”周恩来说：“能缝的话，就不要再做了。”在周恩来的坚持下，田阿桐接下了这桩“化腐朽为神奇”的活儿。衣服破得不能再修修补补了，田阿桐干脆把大衣全拆开进行重新加工，并将衬里与外面更换了一下。周恩来穿上这件衣服后，高兴地说：“田师傅，经您这么一改，跟新的一样嘛。”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不仅衣服做得少，而且出国时必需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掏钱，从不让公家报销。
为邓小平做衣服最省力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的田阿桐，对于每位领导人不同时期的身材和衣服尺寸可谓了如指掌。大凡与自己体形相近的，田阿桐做起衣服来相对也比较省力。因此，在众多领导人中，对田阿桐来说，做毛泽东和江泽民的衣服相对来说就省力得多。尤其是江泽民，体形与田阿桐最为接近，所以田阿桐也最能体会怎么做最适合他。田阿桐说：“江泽民为人很亲切，我每次去他那里做衣服时，他总是要送我到大门口。”
初进北京，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因为邓小平曾说过他的衣服不要衬布，也不要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也就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田阿桐，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尽管为邓小平做衣服开始比较难，但一旦制作成功后，相对其他领导人来说，为他做衣服却最省力。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现在他体形没有变化，仍用老尺寸。一个人身材30年没有发胖，也没有消瘦，这还是不多见的。”
除了为中国领导人做服装外，田阿桐还为布什、西哈努克等外国领导人和100多位驻华大使做过西服，他们都称赞田阿桐的制作技能是“国际一流水准”。
2005年，田阿桐以80岁高龄退休了，但退休以后的他并没有闲下来。让普通消费者能穿上更美的服装，一直是田阿桐的心愿。他曾经在北京王府井的专营商店站过柜台，感受过顾客排队从他手里抢购服装的热情。他还多次自掏腰包，为一些服装厂的技术人员上课，传授经验。
2007年12月8日，一向乐观、开朗的田阿桐在北京溘然长逝，给熟悉和热爱他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在这之后，更显示赵南起才华的是著名的金化战役。
1952年10月，美军在上甘岭对志愿军发动了规模庞大的“金化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沉着应战。由于阵地战弹药消耗惊人，赵南起突然接到一项“在一天半之内，为前线将士运送两万枚手榴弹”的任务。领命后，赵南起迅速查看了仓库弹药储备情况。这一看，使他倒吸一口凉气：朝鲜境内手榴弹因秋季反击战消耗所剩无几，唯一的办法是从国内调运。而这种调运，一般需要一周，最短也要三天。
赵南起并没有惊慌失措。很快，他就制订出一份详细方案：经查，安东（今丹东）有8万枚手榴弹待运，前线急需，就从这8万枚中解决。考虑到火车运输一无安全把握，二无时间保障，就采用汽车接力的办法运送。从安东到十五军后勤500公里，准备15辆卡车分三段接力。运送车辆作特殊标记，优先放行，预计29日拂晓前送到。
报经志司后勤首长同意后，方案启动了。28日下午15时，3万枚手榴弹开始启运。由于计划周密，运输顺利，到29日早上6时，3万枚手榴弹准时运到了十五军阵地前。
一心想着“能为人民、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赵南起，带领敬信公社群众抓生产，种水稻。“文革”兴起，他的身体受到6年折磨，心却被重压10年
1955年至1957年，赵南起被组织推荐到解放军后勤学院深造。但他只当了一年学员，就被学院破格提拔为教员。
学习、教育生涯，赵南起也很喜欢，但他却有自己的考虑：“当时战争已平息，有条件留在北京。但一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朝鲜族人民的后代，党的教育、组织的处处关怀，使我学得了理论，掌握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就有一种不能报答而产生的不安感。刚参加革命在地方工作时有一个梦，就是要富民；后来参加朝鲜战争后又有一个梦，就是强兵。这两个梦再后来合到一起，就是能为人民、为国家做点事情。正在这时，家乡来了信，信中反映家乡还很穷，我便有了主意……”于是，在他的申请下，赵南起被调往延边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
1964年，全国性的农村“社教”开始，赵南起被派往地处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县（今珲春市）敬信公社担任工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赵南起喜欢深入到群众之中。一天工作归来，他被安排到农民家中吃“派饭”。当地群众知道这是军分区的“大干部”，特地把他的饭派到一户没有多大负担的农民家里。开饭了，主人为他端上来一碗稗米饭，而这种稗子只有来了客人才拿出来做干饭。
端着这碗饭，赵南起的眼泪直往下掉。东北解放18年了，为什么老百姓还这么苦呢？他放下碗，走向原野，面对高天厚土，他感到在这里的工作重点便是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赵南起在全公社跑了一个月，发现图们江入海口一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种植水稻的风水宝地。可由于雨期图们江洪水泛滥，这里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泡子”。因地下水位高，群众种水稻就会涝死，只有种稗子度日。长期这样，这里就被视为水稻禁区。
“这里有水、光照好，怎么会成禁区呢？我们这儿是禁区，那为什么一江之隔的朝鲜大面积水稻年年丰收呢？我看问题在这里——脑子。”
思想问题解决了。赵南起利用原来在省委政策研究室认识的熟人，找农业专家会诊，很快就找到了通过搞排涝沟和地下水渠排涝，用修江堤防洪和兴修电灌网根治水患的办法。
说干就干。赵南起带领群众真抓实干，终于改造出水田7700多亩，结束了图们江沿岸特别是下游不能种水稻的历史。第一年，早稻收割，人民群众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只是一个劲儿往他碗里加白米饭。群众说，吃到了白米饭，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好！他又流出了热泪。
敬信公社的水稻种出来了，图们江流域水稻年年增产。赵南起因在“社教”和主持延边民兵工作中成绩突出，受到上级肯定，逐步被提拔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二政委。
然而，就在赵南起为延边人民深谋远虑时，一场暴风雨来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延边也很快卷入“阶级斗争”的狂潮。
从1967年开始，因为不同意批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朱德海，赵南起被斥责为“保皇派”，遭到审讯、批斗、抄家。一直到1972年，延边问题受到中央的重视，在周恩来过问后，延边的斗争才渐渐刹车。整整6年，赵南起多半是在被审查中度过的，心情苦闷、悲愤可想而知。在这之后，赵南起逐渐官复原职，但调离了延边军分区。职务虽然恢复了，却没有作根本的结论。赵南起从肉体关押到精神的关押，实际上远远不止6年，而是10年之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在赵南起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随之一扫而去。这时，延边人民强烈要求时任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赵南起回延边主持大计。沈阳军区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赵南起回延边担任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
这之后，对赵南起而言，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损失的尽快夺回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拼命地挤时间、抢时间、赶时间，用最高昂的干劲，为延边振兴作出自己的努力。很快，他组织制订了延边经济翻两番的发展目标，积极支持起草和颁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条例》，还亲自组织和启动了延边纺织、卷烟在短期内达到“两个五万”的拳头工程。1981年，赵南起借参加中央党校培训班之机，与山东省省长梁步庭达成协议，让延边与青岛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用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起步……
1983年，赵南起在中共吉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吉林省委书记。此时，由于采取了“以沿海带延边”的经济举措，延边经济已经形成“以工业带农业，以农业促工业，内涵和外延并重共举”的经济发展格局。
赵南起在吉林省委工作了两年多，主要分工抓农业。这两年，他整个身子都扑在基层，扑在农村。两年过去后，农民们高兴地说：“过去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顶门杠”，现在是“上面放，下面望，领导领着我们闯”。通过鼓励和引导解放思想，农民的生产热情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连续两年都获得大丰收。每到收割季节，望着千顷稻浪和送粮队伍，赵南起总是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
两年丰收，他两次流泪，那才是真正幸福、喜悦的泪……
老军回营，省委书记出任三军后勤部长。“用改革总揽全局”，改革涉及全军后勤各个领域，他为此走遍部队各个角落
1985年，赵南起奉调进京到总后勤部工作，重新穿上了军装。
实际上，在延边、在吉林省委工作期间，他都保留着军籍，并担任着军队职务。直至这次进京，他才彻底脱离地方工作。从1985年到1995年，赵南起军装上的风纪扣严严正正扣了10年，他在军队的高级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了10个春秋……
进京工作仅两个年头，1987年11月，赵南起任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党委书记。1988年4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大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军队则是“忍耐”、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摆在他这位新任后勤部长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守成，一条是发展。但守成不需要他来干，别人也能行。从小干什么事就要干好的性格，使他选中了发展。要发展，还要切实强调军事服从于国家经济，在继续忍耐中有所作为，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这把锁：那就是“用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的精神贯穿到军队一切工作之中。
思路清晰了，赵南起在总后党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打算，同时在全军后勤建设上提出了“两少两好”的总要求：“人少但要把工作做好，钱少但要把事情办好！”
在此前提下，赵南起要求军队后勤工作由保障“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向保障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适应未来军事斗争特点和规模的战争转变，由单纯供给型向供应经营型转变，由扩展外延为主向开拓内涵为主转变，由军队自我封闭型保障体系向军民一体化保障体系转变。随着这“四个转变”出台，一场围绕按照军事经济规律办事、讲求军队后勤保障和建设的军事经济效益的改革战，在全军范围内打响了！
方向刚刚确定，一项亟待改革的项目就碰到了“枪口”上。
那是赵南起到总后不久下部队视察，在某战区，计划当天到某陆军油库。临出发时，司机还特意看了地图。结果到当地后，遇到一个油库，一问，是空军油库，再一个是海军油库，第三个才找到应去的这个陆军油库。实际上三个油库并不远，都在一条马路上。赵南起坐下来就问：“这三个油库互相有什么联系？陆军给海军供不供？空军给陆军供不供？海军给空军供不供？”回答只有一句话：“相互没联系，不供！”
弄清油料供应，再了解医院，又是如此。明明在陆军医院附近的空军部队官兵，如果住院，却要送到几百里之外的空军医院。有时一个地方重复建设各军种好几所医院，但互不相通。医院如此，物资维修和供运也是照样。各军兵种各有自己的摊子，有自己的体系，同样内容、同一地区重复建设。类似问题在全军后勤系统比比皆是。
从部队归来，赵南起对这种旧体制至少说了三点致命之处：一是平时和战时保障体制脱节；二是三军各成体系，机构重叠，重复建设；三是运输迂回、物资倒流、保障效益低下，浪费严重。
“怎么办？”问题指出来后，赵南起还是一句话：“改革！”
为了这项改革，赵南起召开过专家咨询会，到国外访问考察过，还反复听取部队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确定了“三军联勤”的思路，但考虑到时间和步骤，出台了《军队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分三步组织实施。
在任期内，赵南起还组织落实了网络型划区保障的试点，在几个重要战区实施“代供、代医、代修”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型划区保障。
事实证明，赵南起的眼光是长远的。他的改革是今天三军联勤的序幕。改革很快获得阶段性效益。仅1992年统计，“代供、代医、代修”保障覆盖军需、卫生、油料等8个后勤专业领域，仅部分地区在实行新的油料供运体制后，每年减少不合理运输就达6000多万车公里，节油达1．3万多吨；此外，在医疗卫生系统，全国83％的官兵可在50公里内的医院就医……效益不止于这些数字，关键还在于这种尝试使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发生了质的飞跃。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赵南起把军队后勤改革推向了更深、更为敏感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在保证全军部队完成自身任务的前提下，稳步发展生产经营，以弥补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经费不足，改善部队官兵生活。
作为一个老兵，赵南起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早期，就与生产相联系。当年朱德种菜，后来连队菜地保障自足，都是早期产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队生产经营也随着市场经济而调节。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军队在生产经营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于改革，关键在于发现问题时，要采取措施坚决纠正。既不能吹毛求疵，又不能因噎废食，要把纠正错误与改革区分开，不以问题否定改革的必要性。纠正错误，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改革！”带着这个思想，赵南起开始大抓生产经营的整顿和管理工作的改革。
赵南起为此亲自召集全军后勤部长会议，重点听取经营情况汇报。经过仔细的分析，他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各级各部门层层在搞创收，结果领导和机关牵涉精力太多，影响了部队中心工作；各单位自收自支，相互之间发展不平衡，影响部队团结和稳定；分散经营，小打小闹，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致使生产经营难以继续发展。
起南起最后表态，用“两个不行”定了调：“在目前军费紧缺的情况下，军队不搞生产经营不行，但像这样一个搞法也不行。”
赵南起此时有一个想法，当前权宜之计是加强管理，进行整顿，待将来形成几个大的集团性规模之后，取消部队生产经营，依靠大企业创收。这样既分担国家困难，也弥补了经费不足，同时还可以逐步把管理社会化。他把这个想法同军委有关领导交换了意见，并很快经军委批准，在全军范围内实行了“军企分开、归口管理、逐步集中、规模规范”，把部队生产经营推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方针确定后，赵南起决定把这项工作再推一程。
1９91年，赵南起来到深圳调查后，拍板决定以南方制药厂为龙头，合并在深圳的30多家企业，成立三九集团，并帮助研究企业文化、企业机制和企业经营及管理经验，一下把这个新型企业推到国际市场。
邯郸钢铁厂，是总后勤部直属企业。赵南起三次到这里视察，给以“放水养鱼”的政策，免除6年的上缴利润用于技改，并亲自帮助上离心球墨铸铁管项目，使这个企业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抓了集团、工厂，赵南起还抓了其他行业的典型示范，嫩江基地农场就是一例……
赵南起担任总后勤部部长7年，也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发展较快的7年。这7年，他获得许多称谓：大管家、红管家、好管家。
1988年9月，邓小平颁布命令，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
“别的事情一下先办不到，我看一两年让大家住上标准房没问题！”两年后，科研人员说：上将是为我们送温暖而来的！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特别偏爱农业科技
1992年，65岁的赵南起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到军事科学院后，赵南起深入调查研究了一个月，对施政方针心里有了底。在深入到研究人员家中看居住条件时，看到一个师职单元里住着三家研究人员，他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领导新来，大家都希望他讲几句。他同意，张口就来：“搞科研大家是内行，我只强调‘四个结合，四个为主’……”
接着，赵南起话锋一转：“研究工作，靠大家去做，我唯一的特点就是在军队做后勤保障有些经验。别的事情一下先办不到，我看一两年让大家住上标准房没问题！”话不长，下面的掌声却雷鸣一般。由于前几年军事科学院基础建设经费有限，这里研究人员的住房几乎是北京市最拥挤的了。赵南起这席话，讲得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说干就干。赵南起亲自联系列项，研究和审查适合科研人员居住的建房图纸，亲自筹措资金，然后不分白天夜晚在工地上转。一年之后，部分人员住上了标准房。两年之后，所有在职干部安居乐业。
解决了房子，赵南起又为大家解决乘车问题和打电话、看病就医等一系列问题。许多困难都是沉积几十年的“老大难”，他一一加以解决。那阵子，他把心血都倾注到为军事科学院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上，用科研人员的一句话说，就是：上将是为我们送温暖而来的！
1９95年7月，赵南起50年的军旅生涯告一段落。在军事科学院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人们用长时间的掌声向将军致敬。赵南起的讲话一共8分钟时间，其中掌声占了3分钟。这经久不息的掌声包含了全体官兵的深情。上将的眼睛模糊了！
1998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赵南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谈起全国政协的工作，赵南起有这样一番话：“这里人才累累、行家济济，有学不完的知识、交不完的朋友，也包括有做不完的工作、永无止境的服务。”上将非常满意晚年到这里谋划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战役”，为民族兴旺与发展奉献余热。
开始工作了，赵南起不顾年迈，一头扎到基层，亲自搞调查研究。一切工作的基础在于调查研究，这个经验成为他一生的法宝。他屡次使用，屡次灵验。
在上任的第二季度，赵南起首先抓了一个“全国酒类生产销售情况的调查”。这项调查，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后，他马上有了兴趣。当时，正值全国特大假酒案问题出现不久，这可引起了赵南起的极大关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酒类生产大国，酒类生产和销售在工业领域占的比重很大。尽管国外也出现假酒问题，但致死致残的不多，一旦中国出现类似问题，将严重影响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形象。于是，他跑四川、去湖南、下广东，开展广泛调查，很快从树立国家形象出发，拿出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并提出以法律形式将酒类生产销售规范化、制度化。这份报告在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部门内引起广泛重视。
第三季度，赵南起按计划进入第二个课题：生态农业问题。
赵南起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提出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解决生态农业的问题，因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农业发展的生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赵南起怀有极大的兴趣。他同吉林省政协合作，很快完成了调查，并起草了调查报告……
赵南起很善谈。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话题，他都有独特的见地。但他又是那种不大说自己的人，因此他有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兴趣：热衷农业科技。
一个久在行伍的老将、一个出入在都市的上层人士、一个日夜操劳国家政务的领导干部，一直对农业科技偏爱有加并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的确令人感到意外。
赵南起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的后代，小时候务过农，迷恋庄稼收割时的喜悦。还有一件事，是80年代中期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高峰，但如何保持后劲，再上台阶，这给在吉林省委主管农业的赵南起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经过反复考证，他从四平地区的一个农科所得到启示：这里培养了一种玉米新品种，经在全省推广，增产几十亿斤。为此，他一次重奖科研人员每人1万元！从此，赵南起不管走到那里，都注重同农业专家交朋友，并进而对农业科技产生了兴趣，从组织领导工作发展到亲自动手试验。
赵南起喜爱农业科技让人感到新奇有趣，但透过他的偏爱和兴趣，则能感受到他的心是属于人民的。他从农民中走来，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的大半生总是把富民强兵的事业同个人成长进步结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他才取得了辉煌业绩，享受到崇高的荣誉。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曾得到曾凡祥同志大力支持，并参考了由他与曲爱国合写的材料《赵南起》，特此鸣谢！另声明，未经同意，严禁以任何形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