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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7年6月2日，即农历五月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五十岁。此一自杀事件迅速发酵，成为那个新旧交替之大时代最具阐释能量的文化事件。对于其死因的种种揣测、辨析、考证，几乎成为一学术研究之课题，相关文章及材料纷纭络绎，至今未绝。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选择在端午节前赴死，且采取投水自尽的方式，与他视为偶像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人格精神的深层关联。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和诗词巨擘，出生于海宁世家的王国维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精通四部之学，学问之外，尤其钟情于诗词创作。故其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赞佩不已，终其一生，皆以“屈子”称屈原。王国维对屈原的崇敬，见诸他的诸多文字。在其二十八岁时所写《屈子之文学精神》（1905）一文中，王国维独辟蹊径，以南方北方之差异论先秦文学，又特拈出“情感”与“想象力”以评价南北方之文学，认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又说：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此一段论述大可注意，盖王国维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此其最终成就一伟大诗人之重要原因。说明出生于南方的王国维，实则亦怀抱会通南北之志向，其忠君、爱国之情怀，实与屈原为异代同调，遥相呼应。文章紧接着说：“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这一段论屈原之所以成为“周、秦间之大诗人”，正因其能既廉且贞，兼容南北，既能吸取北方学派之情感思想，又能驱使南方学派之想象力，此一卓见，实发前人未发之覆。
在其同一时期所写的《文学小言》中，亦多次提到屈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七）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按：语出《诗·雅·节南山》）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九）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十）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十一）
以上所举诸例，实关乎整个中国诗歌史伟大诗人之评判，而王国维独标“屈子”，盖因后者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乃“旷世而不一遇”之天才文学家。
二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尤以“殉清”说最为有名。且说1923年春，王国维以大学士升允推荐，得以赴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与溥仪有君臣之义。溥仪对王国维礼遇有加，赏五品衔，食五品俸，又着在紫禁城骑马，恩宠如此，王氏自然感恩戴德。其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
众所周知，王国维的遗言开头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字大有深意在焉。“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皆有所指。
“只欠一死”，欠谁一死呢？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早在1924年，冯玉祥率兵逼宫，溥仪危在旦夕时，王国维便与罗振玉、柯劭忞相约同沉神武门御河以殉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云：“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即指此事。后因形势缓和，溥仪出走天津而未果。王氏自杀时，已是三年之后，如何不是“只欠一死”？而所谓“义无再辱”，亦必是前曾有“辱”。考案史实，前辱至少有两次。一是辛亥事变，清帝溥仪逊位。当时王国维远在东瀛，谈不上君臣之义，但他还是写下了充满家国兴亡之感的长诗《颐和园词》，中有句云：“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自古忠良能活国，于今母子仍玉食”、“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等等，足见其对大清王朝之覆灭，深感痛惜。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闻知，亦加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盖宋、明二朝易代之际，皆不乏殉国之忠臣义士，唯异族主政之金、元、清三朝阙如。第二次“辱”，当然是指前面所说的冯玉祥逼宫事件。晋人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经过这两次国耻君辱，颇有屈原“廉贞”之性的王国维，已对时局及未来完全绝望，故唯有以死明志。这也就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这里的“大伦”，盖指君臣一伦，同时亦可理解为家国之痛，黍离之悲！ 1927年6月2日这天，当这位“前清遗老”在颐和园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徘徊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位投水而死的屈原。也许，正是对屈原的追缅和敬仰，使他在留下了一地烟蒂之后，纵身跳入了昆明湖。说到排云殿，又难免让人想起王氏于壬子年（1912）写于日本的《颐和园词》，中有句云：“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丈深，冠山傑阁三层峙。”不意其后果自沉排云殿前。岂非一语成谶？
与王氏相知甚深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里的“文化所化”，其实也即“文化所服”之意。当一种“独立不迁”、“深固难徙”（《橘颂》）的文化精神面临“不得不迁”、“不得不徙”的“巨劫奇变”之时，对此“文化水土”知深爱重之人，如何不是“只欠一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所“殉”者，乃是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制与文化精神。陈先生还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先生提出“抽象理想”之概念，又以“殉道”、“成仁”为说，赋予王国维之死以超出“具体之一人一事”之哲学价值，从而揭示出，“社会经济制度”乃文化人所“以为寄命之地”。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外族侵迫日剧，遂使文化托命之人如王氏者，无所凭依，此其“所以不得不死”之由也。事实上，此非仅为王氏代言，实亦陈寅恪“夫子自道”也！
吴宓在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中加按语云：“此序及诗，同刊于《学衡》杂志第四十六期。……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以后变化，可谓先识之士矣。”（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此后，陈寅恪先生又撰《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文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陈先生以如椽之笔，将王氏之死上升到“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彰显，而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将王氏之精神抽象化，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成为近世以来读书人心向神往之精神追求。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继续阐发王国维之精神价值，其文云：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巨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岛。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此文看似追念王氏，实则蕴含对时局时人的强烈不满。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陈氏则说：“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实则点明，王氏之死，绝非仅为一朝一姓之兴亡，而是为“天下将亡”率先舍生取义！此真王氏之当代知音也！
三
陈寅恪之为王氏当代知音，还表现在其独具慧眼地发现王氏乃屈原之“异代同调”！在其所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中，陈氏首次将王国维之死与屈原联系起来：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陈先生在“越甲未应公独耻”句下自注云：“甲子岁冯兵（按，指冯玉祥）逼宫，柯（劭忞）、罗（振玉）、王（国维）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灵均，即指屈原。显然，陈先生当时以为，王氏之死乃与大清有关，而其投水自尽，乃效屈子之所为。
无独有偶。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吴宓先生所撰挽联云：“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王国维弟子王力也有挽诗：“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师生皆以王氏况屈原，可谓不约而同。这说明，当时凡与死者相知之人，无不景仰其学识才具，同时又将其意外之自杀与屈原之人格精神联系起来。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先生再次提到屈原：“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蒋天枢先生注称：“王先生壬子春在日本时，作长篇《颐和园词》述晚清事。”观此诗可知，寅恪先生认为，王氏辛亥事变后所作之《颐和园词》，即可与《离骚》同调，而十六年后的静安先生之死，一似屈子之自沉汨罗也！诗的末尾，陈寅恪又写道：“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请注意，“招魂”一词，盖取屈原为客死他乡之楚怀王所作楚辞。而在《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又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综上，窃以为，同屈原的自投汨罗一样，导致王氏之死更深层的原因乃是文化精神上的“水土不服”。对此，当代学者徐迅先生有精彩论述：“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优越说，全盘西化论，黄种劣等说，中国文化落后说、反动说，诸如此类，成为世俗竞相追逐之思潮；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则诋毁之，诽谤之，必欲除之后快，以致无所不用其极。生当斯世，陈寅恪公又何可言哉，只能‘姑不具言’。至今犹可想见中国文化遭受重创之惨烈，静安先生处人人皆曰可杀之处境，故陈寅恪公‘苟活’斯世之志，亦静安先生之遗志。”（《陈寅恪与柳如是》，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
1927年6月2日，即农历五月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五十岁。此一自杀事件迅速发酵，成为那个新旧交替之大时代最具阐释能量的文化事件。对于其死因的种种揣测、辨析、考证，几乎成为一学术研究之课题，相关文章及材料纷纭络绎，至今未绝。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选择在端午节前赴死，且采取投水自尽的方式，与他视为偶像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人格精神的深层关联。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和诗词巨擘，出生于海宁世家的王国维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精通四部之学，学问之外，尤其钟情于诗词创作。故其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赞佩不已，终其一生，皆以“屈子”称屈原。王国维对屈原的崇敬，见诸他的诸多文字。在其二十八岁时所写《屈子之文学精神》（1905）一文中，王国维独辟蹊径，以南方北方之差异论先秦文学，又特拈出“情感”与“想象力”以评价南北方之文学，认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又说：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此一段论述大可注意，盖王国维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此其最终成就一伟大诗人之重要原因。说明出生于南方的王国维，实则亦怀抱会通南北之志向，其忠君、爱国之情怀，实与屈原为异代同调，遥相呼应。文章紧接着说：“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这一段论屈原之所以成为“周、秦间之大诗人”，正因其能既廉且贞，兼容南北，既能吸取北方学派之情感思想，又能驱使南方学派之想象力，此一卓见，实发前人未发之覆。
在其同一时期所写的《文学小言》中，亦多次提到屈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七）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按：语出《诗·雅·节南山》）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九）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十）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十一）
以上所举诸例，实关乎整个中国诗歌史伟大诗人之评判，而王国维独标“屈子”，盖因后者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乃“旷世而不一遇”之天才文学家。
二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尤以“殉清”说最为有名。且说1923年春，王国维以大学士升允推荐，得以赴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与溥仪有君臣之义。溥仪对王国维礼遇有加，赏五品衔，食五品俸，又着在紫禁城骑马，恩宠如此，王氏自然感恩戴德。其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
众所周知，王国维的遗言开头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字大有深意在焉。“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皆有所指。
“只欠一死”，欠谁一死呢？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早在1924年，冯玉祥率兵逼宫，溥仪危在旦夕时，王国维便与罗振玉、柯劭忞相约同沉神武门御河以殉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云：“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即指此事。后因形势缓和，溥仪出走天津而未果。王氏自杀时，已是三年之后，如何不是“只欠一死”？而所谓“义无再辱”，亦必是前曾有“辱”。考案史实，前辱至少有两次。一是辛亥事变，清帝溥仪逊位。当时王国维远在东瀛，谈不上君臣之义，但他还是写下了充满家国兴亡之感的长诗《颐和园词》，中有句云：“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自古忠良能活国，于今母子仍玉食”、“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等等，足见其对大清王朝之覆灭，深感痛惜。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闻知，亦加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盖宋、明二朝易代之际，皆不乏殉国之忠臣义士，唯异族主政之金、元、清三朝阙如。第二次“辱”，当然是指前面所说的冯玉祥逼宫事件。晋人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经过这两次国耻君辱，颇有屈原“廉贞”之性的王国维，已对时局及未来完全绝望，故唯有以死明志。这也就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这里的“大伦”，盖指君臣一伦，同时亦可理解为家国之痛，黍离之悲！ 1927年6月2日这天，当这位“前清遗老”在颐和园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徘徊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位投水而死的屈原。也许，正是对屈原的追缅和敬仰，使他在留下了一地烟蒂之后，纵身跳入了昆明湖。说到排云殿，又难免让人想起王氏于壬子年（1912）写于日本的《颐和园词》，中有句云：“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丈深，冠山傑阁三层峙。”不意其后果自沉排云殿前。岂非一语成谶？
与王氏相知甚深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里的“文化所化”，其实也即“文化所服”之意。当一种“独立不迁”、“深固难徙”（《橘颂》）的文化精神面临“不得不迁”、“不得不徙”的“巨劫奇变”之时，对此“文化水土”知深爱重之人，如何不是“只欠一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所“殉”者，乃是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制与文化精神。陈先生还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先生提出“抽象理想”之概念，又以“殉道”、“成仁”为说，赋予王国维之死以超出“具体之一人一事”之哲学价值，从而揭示出，“社会经济制度”乃文化人所“以为寄命之地”。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外族侵迫日剧，遂使文化托命之人如王氏者，无所凭依，此其“所以不得不死”之由也。事实上，此非仅为王氏代言，实亦陈寅恪“夫子自道”也！
吴宓在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中加按语云：“此序及诗，同刊于《学衡》杂志第四十六期。……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以后变化，可谓先识之士矣。”（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此后，陈寅恪先生又撰《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文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陈先生以如椽之笔，将王氏之死上升到“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彰显，而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将王氏之精神抽象化，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成为近世以来读书人心向神往之精神追求。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继续阐发王国维之精神价值，其文云：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巨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岛。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此文看似追念王氏，实则蕴含对时局时人的强烈不满。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陈氏则说：“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实则点明，王氏之死，绝非仅为一朝一姓之兴亡，而是为“天下将亡”率先舍生取义！此真王氏之当代知音也！
三
陈寅恪之为王氏当代知音，还表现在其独具慧眼地发现王氏乃屈原之“异代同调”！在其所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中，陈氏首次将王国维之死与屈原联系起来：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陈先生在“越甲未应公独耻”句下自注云：“甲子岁冯兵（按，指冯玉祥）逼宫，柯（劭忞）、罗（振玉）、王（国维）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灵均，即指屈原。显然，陈先生当时以为，王氏之死乃与大清有关，而其投水自尽，乃效屈子之所为。
无独有偶。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吴宓先生所撰挽联云：“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王国维弟子王力也有挽诗：“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师生皆以王氏况屈原，可谓不约而同。这说明，当时凡与死者相知之人，无不景仰其学识才具，同时又将其意外之自杀与屈原之人格精神联系起来。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先生再次提到屈原：“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蒋天枢先生注称：“王先生壬子春在日本时，作长篇《颐和园词》述晚清事。”观此诗可知，寅恪先生认为，王氏辛亥事变后所作之《颐和园词》，即可与《离骚》同调，而十六年后的静安先生之死，一似屈子之自沉汨罗也！诗的末尾，陈寅恪又写道：“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请注意，“招魂”一词，盖取屈原为客死他乡之楚怀王所作楚辞。而在《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又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综上，窃以为，同屈原的自投汨罗一样，导致王氏之死更深层的原因乃是文化精神上的“水土不服”。对此，当代学者徐迅先生有精彩论述：“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优越说，全盘西化论，黄种劣等说，中国文化落后说、反动说，诸如此类，成为世俗竞相追逐之思潮；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则诋毁之，诽谤之，必欲除之后快，以致无所不用其极。生当斯世，陈寅恪公又何可言哉，只能‘姑不具言’。至今犹可想见中国文化遭受重创之惨烈，静安先生处人人皆曰可杀之处境，故陈寅恪公‘苟活’斯世之志，亦静安先生之遗志。”（《陈寅恪与柳如是》，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