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不为人所知的王江穗女士，正是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妻子。由于万科是中国公认的地产界老大，众多基金的重仓股，因此，当王石的妻子“误买”了万科股票之后，万科股票在公司各种利好消息发布后“没有想到地大涨”，王江穗被推到了万科“股票门”事件的漩涡中心，一时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是不知者无罪的“误买”行为，还是不可告人的内幕操作？高管亲属购自家股票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驱动？这种现象在牛市中是否将愈演愈烈？]
　　
　　“王嫂”买股引多方关注
　　
　　或许因为王石和万科有太高的知名度，此次其妻王江穗首次亮相资本市场，便受到颇多关注。
　　
　　股民疑惑：买入时机太巧了
　　一位张姓股民表示，王江穗买入万科A之后的几天，万科的股票上涨迅速，万科也一直在进行着“大动作”，因此，“买入的时机似乎太巧了点儿，不能不让人质疑”。据了解，7月6日当天，万科A开盘18.5元，当天报收19.38元；而截至11日收盘时，万科A股价已摸高至21.2元。此后几个交易日，万科A连续攀升，19日报收于23.31元，以此计算王江穗将获利18万多元。
　　另外，也有股民认为，作为万科董事长的妻子，王江穗买入万科A，有可能是万科的一种炒作。
　　和讯网上，署名“cleverpanfeng”的网友评论说：“这一次，在股市上涨后劲乏力，市场看空气氛浓烈的时候，王江穗的处在王石妻子这个位置的高调买入，可以给公众一个信号：万科A是好股票，一定会涨。就像你不放心街边的小吃摊的卫生和口味，但看到老板都在吃得津津有味，你就放心了，这是同样的效果。”
　　全景网上，署名“李志锦”的作者说，“一直以来，万科作为国内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方面的一面旗帜，在《亚洲货币》的‘2004年度亚洲最佳公司治理’评选当中，凭借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高透明度，获得广大投资者支持与提名，当选中国地区第一名。此后，万科的公司治理也曾先后获国内外各家媒体评选的公司治理最佳，而此次王江穗的买股行为使万科公司治理从神坛上走了下来。”
　　同时，也有一些网友持力挺万科的态度，“万科最近股价的上涨，是因为万科的实力，与王太太是否抄底是两回事”，“万科股权激励方案获批后，王石年薪有望破7000万元，王嫂会因为区区的几十万来损坏万科的名声吗？”
　　
　　万科回应：这是偶然事件，没有买卖计划
　　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大股东、高管亲属等买卖本公司股票，深交所有一个对交易禁止期的规定。主要涉及如下几条：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万科和新加坡“凯德商用”签署战略合作大纲是否属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就王江穗买入万科股票一事，万科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梁洁先生表示，万科和新加坡“凯德商用”签署战略合作大纲并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必须披露的重大事项，双方的合作只是初步的框架协议，没有具体的合作内容。这是万科为了增加公司管理的透明度，主动对外公布的。
　　那么，王江穗是否有可能提前知道了双方合作的信息？梁洁表示，购买股票的事情发生时，王石正在国外，王江穗也处于生病期间，不会提前知道相关信息，王江穗买股并不是有意的行为。
　　至于王江穗购买股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也就是7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就发出通知将于7月13日审核万科A2007年度公开增发A股股票事宜，梁洁表示，万科提出公开增发A股申请后，也不清楚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会什么时候发出审核通知，这是偶然。
　　
　　证券人士：是否合规待深交所最后认定
　　深圳一家证券研究所所长分析，从王江穗买股票的时间来看，7月6日买入，7日和8日是周末休息日，隔一个交易日后的7月10日，万科公司就发布了万科与凯德商用签署战略协议开展合作的公告，“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是交易禁止期，既然深交所对该项合作发布了公告，那么说明这个合作应是一个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王江穗在公告前买入，应该算是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这位所长说。
　　


　　就王江穗的行为而言，不确定其是否主观故意，也可能是王江穗本人并不知道万科与外界有这个合作的情况，也不熟悉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在股票操作上疏忽了。
　　“王江穗买股票之后，万科连续上涨，走出4连阳行情，包括王江穗等万科持股人大获其利，这与王江穗是否买股票没有直接关系，如果高管和高管亲属违规买卖股票，无论赚了还是赔了，其买卖行为都是违规的。当然，最终王江穗的行为是否合规，要由深交所来最后认定。”这位所长持这样的观点。
　　
　　律师说法：买卖股票责任由委托人承担
　　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表示，代理人买卖股票视为委托人自己买卖，应由委托人承担责任，而是否提前获得消息，还是偶然事件，应交由深交所进行调查。
　　“很显然，‘误操作’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对于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妻子王江穗买卖股票的行为，除非有证据证明其确实是利用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她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责任)，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但这些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有可能发生，并不能以猜测为准。”金焰说。
　　至于什么是必须披露的“重大事项”，金焰认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2.2项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公平地披露所有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并将公告和相关备查文件在第一时间报送”，此外7.3项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临时报告所涉及的重大事件最先触及下列任一时点后及时履行首次披露义务：(一)董事会或监事会作出决议时；(二)签署意向书或协议(无论是否附加条件或期限)时；(三)公司(含任一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知悉或理应知悉重大事件发生时。
　　他同时也提出，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对高管亲属买卖股票是否违规还缺乏很明晰的认定细则，比如相关法规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但并没有明确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的家属算不算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高管亲属成自家股“常客”
　　
　　虽然对于王江穗来说，是首次亮相资本市场，但高管的亲属似乎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常客”。目前，上证所并未公布上市公司高管亲属炒股情况，但从深交所公布的情况看，高管亲属炒股非常活跃。
　　
　　“高超技艺”令人匪夷所思
　　韶能股份监事曾梅5月23日以8.90元的成交价抛掉了12303股，减持了近1/4，大大减少了“5 30”以后的损失。董事徐兵、高管袁勇会、监事张能龙等8人于7月5日全部成功抄底。
　　*STTCL董事郑传烈、监事杨利、高管易春雨、严勇4人，同时于5月25日在二级市场大量抛售股票，之后公司股票一路大跌。郑传烈与另一高管史万文紧紧抓住了6月份唯一的两次涨市，大量抛售手中股票。
　　山西三维高管孙自瑾的父亲孙以芗在5月30日以22.05元一口气买入1万股，接着在5月31日又以22.37元清仓，一天之内赚取了3200元，接着又在当日再次以20.28元买入1万股，持有至今。
　　汇通集团监事柳志伟的配偶于晓风从6月6日到6月15日的10天内交易了7次，每次交易量都是以万股为单位，之间吃足波段利润。
　　炒自家股票失败被套
　　
　　张江高科董事刘小龙于6月27日以19元的价格买入26万股。次日，张江高科4名高管分别以19.50元、18.81元、18.79元、18.36元买入合计2.74万股。29日，又有6名高管尾随入市，以最低17.21元、最高18.10元的价格买入合计4.72万股。
　　在董事的“带领”下，张江高科10名高管从杀入股市起遭逢股价下跌，最低曾跌至14.85元，当时集体套牢。7月11日，张江高科收盘价17.65元，3名高管终于解套，带头的董事几乎还要一个涨停才能解套。对于高管周丽辉买入的19.5元的价格来说，即便在前一天的收盘价上涨一个涨停，都还未能解套。
　　
　　配偶是亲属炒股“主力”
　　从6月1日至7月11的数据来看，深市高管操作次数合计368次，其中本人操作180次，配偶操作97次，兄弟姐妹操作56次，子女操作18次，父母操作17次。从数据分析，亲属队伍交易非常庞大，占据了50%以上。而对于高管炒股来说，还是以本人炒股为主，但是其中有个趋势就是某个股票的高管们往往会“集体行动”，比如之前提到的韶能股份与*STTCL。亲属炒股队伍中，配偶是绝对主力，占整个亲属炒股比重的51.6%，其次为兄弟姐妹占比重29.8%，子女与父母操作次数分别仅占比重的9%左右。
　　
　　短线交易卖多买少
　　在深交所公布的6月1日到7月11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情况中，只有13笔交易，涉及7只股票，但买单只有3笔，卖单有10笔，短线卖多买少。
　　13笔成交中单笔成交最高的股票是*ST罗牛，公司独立董事徐俊锋在7月3日卖出了7万股，而当天该股是以涨停板价格4.96元收盘，徐俊锋成交的均价离涨停只差3分钱，而目前的价格又较其卖出价格上涨了6%左右。
　　在短线买卖中最活跃的当属新兴铸管的李宝赞，从6月13日到6月15日的3天时间内一共进行了4笔交易，占据了13笔交易的近1/3。李宝赞在6月13日以16.07元卖出了2万股公司股票，随即在第二天以15.6元买入了1万股，并在买入当天以16元的价格卖出了6165股。6月15日，他再次以16元的价格卖出了1万股公司股票。4笔交易总和他一共卖出了26165股公司股票，新兴铸管的股价在他卖出后的第4个交易日内创出了18.48元的历史高价，之后，一路下滑。
　　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情况中看出，大多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情况都非常好，只有少数的人出现了亏损。
　　
　　万科“股票门”拷问法律缺失
　　
　　万科于7月20日发布公告，专门就此事作出解释。为消除有关误解对公司和投资者的影响，王江穗决定卖出持有的万科A股股票，并将所得全部收益交给公司。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王江穗“选”在万科连发利好公告之前“误买”，自己“不知情”？行为“并不违法”？所得收益交给公司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
　　“依照证券法的规定，董事长属于法律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而王江穗如果的确没有利用非法手段获得内幕信息，她买卖公司股票收益归公司就属于赠与。”知名证券律师宣伟华分析说，“什么叫非法获取？从夫妻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中得知就算非法？证券法对此没有明确。”她坦陈，“王江穗是否一定没有利用非法手段获得内幕信息，不好确定。”
　　而且，在证监会发布的《管理规则》中，也没有关于董事监事高管亲属持本公司股份的规定。至今为止，只有在深交所的相关指引中，提到董事监事高官的“配偶、兄弟、姐妹”及其他利益关联者持本公司股票变动的规定，而且仅仅是要求披露而已。
　　证券监管机构对于最近一系列的高管及其家属违规买卖也说出了自己一些难处：
　　首先是证据发现难。当前,出于维护个人隐私考虑，并不对投资人(包括上市公司高管)的通讯记录进行跟踪，因为要依法行政，如没有适当证据怀疑投资人从事内幕交易行为，很难采取什么限制或跟踪措施。
　　二是查处难。由于内幕交易涉及的面广，行为也十分隐蔽，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内幕交易案件屈指可数。国外市场常采用辩方举证的方法以克服监管部门在查处方面的被动，国外的现实案例证明，违规交易者将很难轻易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三是执法成本高。如现在监管部门之间还没有建立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执法机制，例如证监会行政执法阶段的材料还不能作为公安机关的证据，公安机关完成证据转换还得重新调查，这样，时间和精力都耗得过多。如果能够做到两个部门之间无缝的证据转化，执法成本将大大降低。
　　四是公安机关立案的门槛过高。目前，立案调查的前置程序是必须有初步的犯罪事实，但问题是要找到犯罪事实就必须调查，可立案后才能正当开展调查，这种僵硬的规定导致公安机关在协同证券监管单位办案中不能以调查取证的身份，而只能以维护秩序的名义开展调查。
　　五是违法成本低。修改之后的《证券法》第202条规定，对内幕交易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处以3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
　　同样是针对内幕交易，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有意对道琼斯公司董事会成员李国宝提起民事诉讼，原因是李国宝涉嫌与一项正在调查中的内幕交易案有牵连。
　　今年5月，SEC对王勤竞与妻子梁家安提起民事诉讼，称他俩曾于几个月前购买了4万多股道琼斯股票，获利数百万美元。身为梁家安父亲的香港商人梁启雄，为王勤竞夫妇购买股票提供了资金，而李国宝与梁启雄有业务和社交往来。仅仅因为这么“远”的关系，美国的SEC也能依据法律对李国宝提起诉讼！如此，李国宝就不得不在法庭上举证自己没有提供内幕信息。
　　相比之下，我国现有法律无论在内幕交易的规定中，还是在具体监管上，都存在不足。万科“股票门”事件已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所突显的法律制度对证券交易管理的缺失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