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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侯孝贤是一位非常具有个性风格的导演，他导演的电影体现了对社会人生的真诚质朴的关注，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恬淡、自然、达观的诗意意境，其影片的艺术风格体现出“冰山”与“火炉”的艺术效果。侯孝贤影片的艺术风格，是其外道内儒人文情怀的最好体现。
[关键词]侯孝贤 电影导演 艺术风格 人文情怀
侯孝贤是一位非常具有个性风格的台湾电影导演，他凭借自己固守的那份坚韧与执着，不断地抒发着面对个体成长与人世沧桑地感叹。1989年9月，侯孝贤以其独具匠心之力作《悲情城市》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成为继黑泽明、稻垣浩和萨耶哲雷之后获得该奖的第四个亚洲人与第一个中国人。凭借这样庄严而神圣的典礼，他无疑接近了世界电影顶级大师的地位。廖庆松是剪辑过侯孝贤所有影片的剪辑师，他这样评价侯孝贤：“外表是冰山，内心是火炉!”这“冰山”、“火炉!”之喻，非常形象而妥帖，既是对侯孝贤其人的评价，也是对其电影艺术的评价。侯孝贤电影总体上给人一种恬淡、自然、达观的诗意意境，自然的有些“冷”，达观的有些“远”。恬淡的有些“静”。
侯孝贤电影呈现的是一种恬淡、自然、达观的诗意意境。在《悲情城市》中，诗意化的叙事和诗句的造型直接出现在影像中，文清所书写的文字弥漫着浓郁的诗歌味道。比如文清在监狱中所写的：“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文清在古典名曲《罗蕾莱》中跟宽美讲述的童年故事，都是在一种诗的基调里来造型的。诗句表达的是儒家的情怀和佛家的达观，“死生天命／无想无念”看似达观，实则意在“死归祖国”的情怀。此外。侯孝贤还注重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和谐方式的呈现，试图营造一种诗意。《童年往事》中仰拍的在微风中摇动的树木，《风柜来的人》中四少年在蓝色海滩上的跳舞，除了夕阳就是大海的环境里，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状态只因太阳的起起落落而变化。这种尊重环境的电影形态与传统诗歌所崇尚的意境是一致的。朱天文所记忆的候孝贤在拍《恋恋风尘》时说的一句话，侯孝贤说：“(影片)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在这种主观化和个人化的美学倾向下，无怪乎侯孝贤被影评人认为“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侯孝贤有意在影片中制造冷淡感、平淡感，淡化人物过于激烈的感情。在冷淡的外表下涌动着感情的热流。这种“隐介藏形”之举，可谓善于静中藏动。此类技艺在处理人物死别生离的情景时，运用得尤为出色。《悲情城市》里大哥林文雄的死，便毫无铺垫，从牌桌上走出来，就被人一枪击中倒地，在看似突兀中让人浮想联翩。《恋恋风尘》中阿云与阿远的分手，导演将他们爱情的高潮戏——写信的一幕断然砍掉，刻意冲淡感情成分又造成了画外之音。离别后阿云回乡。镜头则避开主人公，突出阿云、阿远家人的表情举措，取得了欲盖弥彰的艺术效果。这些意在笔墨之外之举，表现得何等平淡与含蓄!这种平淡效果的营造，在该片的音乐设计上也有所体现：全片无任何背景音乐，只在几处出现了片断吉他声。由此可以窥见侯孝贤其用“墨”之“吝啬”和造“情”之丰富。
侯孝贤影片的平淡与含蓄之处常常透露出冷寂。冷寂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境界，它可以促人思考，并使人神凝意远。侯孝贤往往以一颗平静、淡然的心拍摄影片，力求让片子拍得远一点、冷一点，一是艺术家的冷眼观察，一是艺术家刻意在影片中制造冷感。这种不落言诠的导演技巧实为匠心独运。因为艺术家的冷眼旁观，便是艺术家所取的客观态度，他似乎总是站在旁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描摹生活，看取人生。这样的观察角度，是其“冷眼看生死”的“俯视”方式的反映：在冷漠的客观视野里，透视出凝思默想，潜隐着对真、善、美的讴歌。这种不露声色的对客观世界的摹写。也和静观默察的古典美学传统气息相连。应该承认，比之于溢于言表的激情性表现，它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更丰富，因而也更显导演的艺术功力。《恋恋风尘》里对阿云、阿远之间恋情的描摹，笔墨素淡到几近于零，但那淡淡的、纯纯的爱，却特别能打动人心。《好男好女》中对那一群热血青年爱国行为的表现，冷然处之。就像鲁迅的作品，在凛冽的外表下，潜藏着作者丰富、炽热的情感。即便是后期手法有所变化的《海上花》，长长的中景镜头，固定机位的拍摄，那些妓女的生活，总困顿在一个状态里，几乎成了油画般固定在画格中，冷漠到几近冷酷的地步。然而，它的艺术表达效果，却决非言语所能言道尽的。
从思想深处来说，侯孝贤影片冷寂中的热烈，平淡掩盖下的情绪的涌动，根源于他那外道内儒的人文情怀。
台湾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间虽经历了政权的不断更迭，而其思想的根本仍然体现了儒、道两家的精神。儒、道两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两大高峰。一直对后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候孝贤的影片体现了一种道家的观照方式。道家很讲究“澄怀观道”，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采用静然、冷漠的态度对现实世界、社会人生进行观照，而且是在尊重对象独立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冷眼”在紧随潇洒、自由之后，切入了对自然、生命深切体验之后的热爱、尊重、理解与宽容，是一种东方式的达观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毫无感知的呆望。另一方面，侯孝贤的影片在道家观照方式中表现出了儒家思想对当下社会的人文关怀。侯孝贤的影片就像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一样。表面上没有鲜明的思想性，实则有关注当下社会的目的。如影片《冬冬的假期》中。围绕冬冬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冬冬与自然的关系，冬冬与外公外婆的关系，疯女与妹妹的关系，外公与舅舅的关系，外公与乡村人的关系：等等，都由对立、冲突逐渐滑向渗透与协调，全片表达了一种现实人生的和谐与满足，影片表现了儒家思想所体现的和谐与肯定。
侯孝贤在《电影，是一种乡愁》一文中说：“我拍戏很希望能拍出当下人的神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元素。我本来想拍《沈从文自传》，但因为卡在人的问题上：我在意人的眼神!那是描写一个动乱的时代，人很瘦的眼神里，充斥着不安跟认命，那是我们这个年代很难找到的角色，现代人演不出那种对生命默认的神情。”语句中流露出对沈从文艺术风格的赞赏，以及对社会、人生命运的密切关注。他影片的艺术风格，正是这种外道内儒人文情怀的最好体现。
[关键词]侯孝贤 电影导演 艺术风格 人文情怀
侯孝贤是一位非常具有个性风格的台湾电影导演，他凭借自己固守的那份坚韧与执着，不断地抒发着面对个体成长与人世沧桑地感叹。1989年9月，侯孝贤以其独具匠心之力作《悲情城市》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成为继黑泽明、稻垣浩和萨耶哲雷之后获得该奖的第四个亚洲人与第一个中国人。凭借这样庄严而神圣的典礼，他无疑接近了世界电影顶级大师的地位。廖庆松是剪辑过侯孝贤所有影片的剪辑师，他这样评价侯孝贤：“外表是冰山，内心是火炉!”这“冰山”、“火炉!”之喻，非常形象而妥帖，既是对侯孝贤其人的评价，也是对其电影艺术的评价。侯孝贤电影总体上给人一种恬淡、自然、达观的诗意意境，自然的有些“冷”，达观的有些“远”。恬淡的有些“静”。
侯孝贤电影呈现的是一种恬淡、自然、达观的诗意意境。在《悲情城市》中，诗意化的叙事和诗句的造型直接出现在影像中，文清所书写的文字弥漫着浓郁的诗歌味道。比如文清在监狱中所写的：“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文清在古典名曲《罗蕾莱》中跟宽美讲述的童年故事，都是在一种诗的基调里来造型的。诗句表达的是儒家的情怀和佛家的达观，“死生天命／无想无念”看似达观，实则意在“死归祖国”的情怀。此外。侯孝贤还注重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和谐方式的呈现，试图营造一种诗意。《童年往事》中仰拍的在微风中摇动的树木，《风柜来的人》中四少年在蓝色海滩上的跳舞，除了夕阳就是大海的环境里，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状态只因太阳的起起落落而变化。这种尊重环境的电影形态与传统诗歌所崇尚的意境是一致的。朱天文所记忆的候孝贤在拍《恋恋风尘》时说的一句话，侯孝贤说：“(影片)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在这种主观化和个人化的美学倾向下，无怪乎侯孝贤被影评人认为“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侯孝贤有意在影片中制造冷淡感、平淡感，淡化人物过于激烈的感情。在冷淡的外表下涌动着感情的热流。这种“隐介藏形”之举，可谓善于静中藏动。此类技艺在处理人物死别生离的情景时，运用得尤为出色。《悲情城市》里大哥林文雄的死，便毫无铺垫，从牌桌上走出来，就被人一枪击中倒地，在看似突兀中让人浮想联翩。《恋恋风尘》中阿云与阿远的分手，导演将他们爱情的高潮戏——写信的一幕断然砍掉，刻意冲淡感情成分又造成了画外之音。离别后阿云回乡。镜头则避开主人公，突出阿云、阿远家人的表情举措，取得了欲盖弥彰的艺术效果。这些意在笔墨之外之举，表现得何等平淡与含蓄!这种平淡效果的营造，在该片的音乐设计上也有所体现：全片无任何背景音乐，只在几处出现了片断吉他声。由此可以窥见侯孝贤其用“墨”之“吝啬”和造“情”之丰富。
侯孝贤影片的平淡与含蓄之处常常透露出冷寂。冷寂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境界，它可以促人思考，并使人神凝意远。侯孝贤往往以一颗平静、淡然的心拍摄影片，力求让片子拍得远一点、冷一点，一是艺术家的冷眼观察，一是艺术家刻意在影片中制造冷感。这种不落言诠的导演技巧实为匠心独运。因为艺术家的冷眼旁观，便是艺术家所取的客观态度，他似乎总是站在旁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描摹生活，看取人生。这样的观察角度，是其“冷眼看生死”的“俯视”方式的反映：在冷漠的客观视野里，透视出凝思默想，潜隐着对真、善、美的讴歌。这种不露声色的对客观世界的摹写。也和静观默察的古典美学传统气息相连。应该承认，比之于溢于言表的激情性表现，它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更丰富，因而也更显导演的艺术功力。《恋恋风尘》里对阿云、阿远之间恋情的描摹，笔墨素淡到几近于零，但那淡淡的、纯纯的爱，却特别能打动人心。《好男好女》中对那一群热血青年爱国行为的表现，冷然处之。就像鲁迅的作品，在凛冽的外表下，潜藏着作者丰富、炽热的情感。即便是后期手法有所变化的《海上花》，长长的中景镜头，固定机位的拍摄，那些妓女的生活，总困顿在一个状态里，几乎成了油画般固定在画格中，冷漠到几近冷酷的地步。然而，它的艺术表达效果，却决非言语所能言道尽的。
从思想深处来说，侯孝贤影片冷寂中的热烈，平淡掩盖下的情绪的涌动，根源于他那外道内儒的人文情怀。
台湾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间虽经历了政权的不断更迭，而其思想的根本仍然体现了儒、道两家的精神。儒、道两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两大高峰。一直对后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候孝贤的影片体现了一种道家的观照方式。道家很讲究“澄怀观道”，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采用静然、冷漠的态度对现实世界、社会人生进行观照，而且是在尊重对象独立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冷眼”在紧随潇洒、自由之后，切入了对自然、生命深切体验之后的热爱、尊重、理解与宽容，是一种东方式的达观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毫无感知的呆望。另一方面，侯孝贤的影片在道家观照方式中表现出了儒家思想对当下社会的人文关怀。侯孝贤的影片就像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一样。表面上没有鲜明的思想性，实则有关注当下社会的目的。如影片《冬冬的假期》中。围绕冬冬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冬冬与自然的关系，冬冬与外公外婆的关系，疯女与妹妹的关系，外公与舅舅的关系，外公与乡村人的关系：等等，都由对立、冲突逐渐滑向渗透与协调，全片表达了一种现实人生的和谐与满足，影片表现了儒家思想所体现的和谐与肯定。
侯孝贤在《电影，是一种乡愁》一文中说：“我拍戏很希望能拍出当下人的神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元素。我本来想拍《沈从文自传》，但因为卡在人的问题上：我在意人的眼神!那是描写一个动乱的时代，人很瘦的眼神里，充斥着不安跟认命，那是我们这个年代很难找到的角色，现代人演不出那种对生命默认的神情。”语句中流露出对沈从文艺术风格的赞赏，以及对社会、人生命运的密切关注。他影片的艺术风格，正是这种外道内儒人文情怀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