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为代表的功能性研究虽然被较多地介绍和接受,但是纵观其成果和得失,也判定它们仅仅走到了入口甚至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尚缺乏系统性的借鉴和反思,未构成可以称为是学科范式的范例。他还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考古学中功利主义色彩浓厚,更关心考古学的技术与方法,不愿借鉴理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固有的理论局限或者非理论化取向,比如局限于马列经典对社会发展阶段与状况所做概括的生搬硬套,还有就是中国固有的概念系统天然地屏蔽新考古学等理论与术语,等等。他提出,虽然近年来我们在技术国际化方面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而在"理论多元化和方法系统化"方面还需要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