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虽好但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过时，没有了现实意义，是一种愚昧落后的生产方式，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取代是必然的、合理的。认为其价值类似于文化遗产，只能被存放于博物馆或者历史档案里。但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了人们对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再认识的讨论。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蒙古族牧民在管理当地自然资源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它是一种整体性的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尊崇的体系。是牧民日复一日在放牧的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技艺”，更为重要的是，游牧生产方式是与自然的特质与规律相匹配的关于水草资源利用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在文化积累中形成的以尊崇自然为基础的宇宙观。
　　“逐水草而移居”是在变化中随实情调整策略的经典概括。由于草原地区土壤疾薄、植被稀疏、十分脆弱，利用和管理的方法一旦不正确，就极易造成破坏，草原只能细心维护，一旦出现荒漠化，再恢复将是十分困难的。那么，草场作为牧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游牧生产方式的基本生产工具，牧民当然要在生产的过程中注意草场的休养生息，要将牲畜的繁衍周期与草场的使用周期结合起来。以便将来某一天重返草场继续使用。所以转场轮牧是牧民经过长期的观察、逐渐积累经验才掌握的一门循环利用资源的技术。牧民对不同季节草场的划定会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夏季要有水、冬季要有雪又要避免积雪过多、地势要满足冬暖夏凉、要防止蚊虫叮咬、满足牲畜补充盐分的需求等等，是一种朴素但又复杂的对资源的综合评价和区分。把适应性摆在第一位，顺应自然，在浩瀚的草原上频繁的移动居所和牲畜，做到如此灵活、及时、有序的迁移，以应对变换莫测的环境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正是现代管理学所提倡的应对复杂和多变环境的适应性管理。把牲畜膘情作为重要判断指标来决定移动策略，用它指导生产，在草场还没有被过度利用时畜群就迁移了，膘情既是放养牲畜最终的获益指标，又是草、畜健康的综合指标，把生态与生产捆绑在一起的同时又易于牧民掌控。利用环境指示物指导行动，比如随着黄羊、大鸨等野生动物的去向来选择草场，再或者通过观察野生羊群的配种时间来为自己的羊群进行配种，这样可以避免在最严寒的时间段接羔，保证了仔畜平安过冬。牧民还会通过野生动物的行为，预测来年的景观和灾情，这类办法虽然不比现在气象台的预报范围广，但可靠性和针对性较强。在选择草场方面，比起产草数量牧民更看重适宜性，看可供牲畜采食的牧草种类有多少，不仅要满足牲畜的营养需求，还有药用植物，更多是从牲畜的健康角度去评价牧草。在游牧的过程中，牧民深知草原上五畜是不可分割的，五种牲畜结合起来能起到相互利用的作用，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与人和草原也高度契合。例如，绵羊和山羊的搭配是最典型的，可以说两者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山羊很机灵，会很快找到新鲜的草，而绵羊相对较笨，所以要依靠山羊找好草。另外，狼来的时候也需要有山羊为绵羊警示。绵羊待过的有绵羊粪便的羊圈是最暖和的，其他牲畜都需要在这种羊圈过夜，山羊也总会趴在绵羊身上取暖。马在五畜中也有自己的独特地位，除了骑乘和拉车，在冬天尤其是避灾走场时最先知道好草场在哪儿的牲畜就是马，是很聪明的动物，还有在冬天，雪被风吹过后上面会结厚厚的一层硬壳，马不踏破雪，羊根本吃不到草，马粪可以在春季返青前为羊提供食物（马粪中有未被消化的牧草），秋季马可以把针茅踏掉避免羊被扎伤，冬季馬粪可以暖化牛的营盘。提及骆驼，它是五畜中最耐饿耐寒的，一年吃好了，三年大旱都不会有问题。而且，耐力最强，同样跑了15公里之后，骆驼就要跑得比马快了。且特别能干活，能驮粮食等物品，找不到水源就可以跟着骆驼走，不仅如此，寒冷的时候可以在驼峰中取暖。五畜结构能够最大程度为人提供生活需要，又能使草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草原因五畜的习性差异得以休养生息，所以五畜起着增加系统中的食物链和降低系统脆弱性的重要作用，在多样性的复杂关系中寻求平衡，维系着人—草—畜的动态健康。最后，几家牧户互助互惠、分工协作也是游牧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由于可以腾出许多劳动力从事其它产业，可以引进工业中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的经验理念，把畜牧业做为基础产业，兴办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于草原资源的综合利用、有利于拉长畜牧业产业链的其他产业，对于完善牧区的产业结构十分有利。此外，牲畜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露水对牧草及牲畜的影响、游牧对鼠虫害的抑制和对牧草生长的刺激、枯草层的多少、营盘的环境卫生、甚至羊蹄气味对草场的污染，都包含在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的理念里，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典。
　　需要注意的是，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并不能脱离相应的社会条件而被随意的“复制”，相反，它深深地植根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离开社会组织和文化观念的支撑，知识就无法转化为行动，特别是真正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动，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中有实践价值的部分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及政策设计才能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发挥作用。但与草原打交道，常常会使人陷入两难，人的利益目标越高，这种纠结就会越深，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草原实为一个鲜明的矛盾体。所以在维护草原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政策中，政府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在实践中却常遇到“国家要生态、地方要发展、牧民要生活”的困境，一些不符合地方生态与社会特质的措施，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更是创造了新的生态风险。同时，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生为草原的主人却被认为是草原的破坏者而处于失语的边缘地位。因此，解决由于政策不完善引起的草场退化、牧民生计下滑等问题，需要政府和牧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