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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11年价格上升压力会有所增大。我们不仅仅面临着来自国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我们面临着国内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博导荆林波
价格上升压力增大
考虑到全球处于通胀的状况，最近的中东乱局和日本的核辐射，估计石油价格会震荡。同时，国内的资源价格改革、劳动力成本上升、异常天气不确定性，都会对CPI带来影响。
特别是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热钱投机以及翘尾因素等都会对今年的CPI带来较大影响。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我国2011年价格上升压力会有所增大。我们不仅仅面临着来自国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我们面临着国内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将超过2010年，在4%左右，若上涨动力过强，涨幅甚至可能超过4.5%。
80后的消费给力商业
CPI对不同的消费者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如果笼统地讨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那么很难把国内消费需求问题解决透彻，这是因为：
首先，我国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东部、中部与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这些地区之间的消费差异。目前，我们初步测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总额差异在1.4~1.5倍之间，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差异在1.6~1.9倍之间。即使同属于发达地区，不同消费文化不同，也存在着消费差异。韩国ＬＧ经济研究院在题为《了解中国地区文化就会百战百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同城市的文化特点和消费心理有很大差异。
其次，我国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日益明显。无论是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十个阶层划分，还是按照人们生活中对阶层的理解，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差异已经十分明显。这种消费差异显然与收入紧密相关。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百万富翁家庭的数量已经达到720万户，他们掌握的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量的28.6%。中国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而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
最后，不同年龄层的消费差异日益突出。即使是同一阶层内不同的消费需求也需要密切关注。80后乃至90后的崛起，带来的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对中国消费需求市场的走向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罗列对比如图一所示。
80后的消费给力我国商业，特别是Y一代所带来的消费增长。调整收入结构对我国商业的现实推动，包括城市的消费与农村的消费，都会逐步增长。当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商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开局年份的CPI的问题、政府换届带来的投资冲动问题、食品安全对消费领域的影响、法制化逐步完善的问题、企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2010年爆发的国美与苏宁之争，腾讯与360的大战，都说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我国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不曾经历未富先老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潜在问题。而对于那些“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则需要完成从富人到贵人的涅磐再生。
以创新应对成本变化
CPI高涨的状况下，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会对价格更加敏感，因此，如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大于1，那么，零售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促进销售，否则，则事倍功半。
同时，由于网购比传统的零售企业更加便捷、价格更有诱惑力，所以，在某些适合网络销售的产业，传统零售渠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传统零售业应以创新应对成本变化，可以考虑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即在上下游企业之间搭建联盟，从而保证企业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运行，从此降低震荡的影响。
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探索传统零售企业的升级换代，借鉴电子商务的运作经验，有条件的企业，要主动出击，推进网络渠道的构建。
建议零售企业建立自己的战略研究部门，对宏观经济乃至政治等环境状况进行综合分析，适时推出应对措施，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与主动性。
城镇化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那么，未来的“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更为准确地说是城镇化的发展。
我们对比了我国与世界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城市化的指标，我国只有43.1%，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9.9%，更低于发达国家的77.1%。（资料来源：《2010年国际统计年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联合国发展署《人类发展报告》。）
所以，我们寄希望于我国城镇化的提升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到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包括城镇化提升过程中的城镇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建设，而且包括居民商业设施的建设。它涉及到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塑造城市新地标，以及城市商圈的再造与提升。比如，城市综合体（HOPSCA）的建设逐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新的投资热点。
如今，地方政府纷纷与地产商结盟加快了城市综合体的建设，万达集团、中粮集团、银泰集团等本土的企业都开始加快了各地的圈地，连做住宅为主的万科集团也开始涉足商业地产，同时一些外资背景的地产商（比如新加坡凯德置地）开始加入抢地的行列。随着一线城市的开发空间缩小，现在投资的目标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聚集。比如，南京中商决定斥资91亿元在淮安、徐州两地兴建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总结过去我国经济3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而消费处于淡化的地位。如今，我国面临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即从第二次消费升级向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转型（参见图二）。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博导荆林波
价格上升压力增大
考虑到全球处于通胀的状况，最近的中东乱局和日本的核辐射，估计石油价格会震荡。同时，国内的资源价格改革、劳动力成本上升、异常天气不确定性，都会对CPI带来影响。
特别是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热钱投机以及翘尾因素等都会对今年的CPI带来较大影响。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我国2011年价格上升压力会有所增大。我们不仅仅面临着来自国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我们面临着国内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将超过2010年，在4%左右，若上涨动力过强，涨幅甚至可能超过4.5%。
80后的消费给力商业
CPI对不同的消费者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如果笼统地讨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那么很难把国内消费需求问题解决透彻，这是因为：
首先，我国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东部、中部与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这些地区之间的消费差异。目前，我们初步测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总额差异在1.4~1.5倍之间，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差异在1.6~1.9倍之间。即使同属于发达地区，不同消费文化不同，也存在着消费差异。韩国ＬＧ经济研究院在题为《了解中国地区文化就会百战百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同城市的文化特点和消费心理有很大差异。
其次，我国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日益明显。无论是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十个阶层划分，还是按照人们生活中对阶层的理解，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差异已经十分明显。这种消费差异显然与收入紧密相关。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百万富翁家庭的数量已经达到720万户，他们掌握的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量的28.6%。中国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而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
最后，不同年龄层的消费差异日益突出。即使是同一阶层内不同的消费需求也需要密切关注。80后乃至90后的崛起，带来的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对中国消费需求市场的走向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罗列对比如图一所示。
80后的消费给力我国商业，特别是Y一代所带来的消费增长。调整收入结构对我国商业的现实推动，包括城市的消费与农村的消费，都会逐步增长。当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商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开局年份的CPI的问题、政府换届带来的投资冲动问题、食品安全对消费领域的影响、法制化逐步完善的问题、企业之间的竞争白热化（2010年爆发的国美与苏宁之争，腾讯与360的大战，都说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我国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不曾经历未富先老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潜在问题。而对于那些“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则需要完成从富人到贵人的涅磐再生。
以创新应对成本变化
CPI高涨的状况下，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会对价格更加敏感，因此，如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大于1，那么，零售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促进销售，否则，则事倍功半。
同时，由于网购比传统的零售企业更加便捷、价格更有诱惑力，所以，在某些适合网络销售的产业，传统零售渠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传统零售业应以创新应对成本变化，可以考虑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即在上下游企业之间搭建联盟，从而保证企业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运行，从此降低震荡的影响。
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探索传统零售企业的升级换代，借鉴电子商务的运作经验，有条件的企业，要主动出击，推进网络渠道的构建。
建议零售企业建立自己的战略研究部门，对宏观经济乃至政治等环境状况进行综合分析，适时推出应对措施，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与主动性。
城镇化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那么，未来的“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更为准确地说是城镇化的发展。
我们对比了我国与世界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城市化的指标，我国只有43.1%，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9.9%，更低于发达国家的77.1%。（资料来源：《2010年国际统计年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联合国发展署《人类发展报告》。）
所以，我们寄希望于我国城镇化的提升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到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包括城镇化提升过程中的城镇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建设，而且包括居民商业设施的建设。它涉及到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塑造城市新地标，以及城市商圈的再造与提升。比如，城市综合体（HOPSCA）的建设逐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新的投资热点。
如今，地方政府纷纷与地产商结盟加快了城市综合体的建设，万达集团、中粮集团、银泰集团等本土的企业都开始加快了各地的圈地，连做住宅为主的万科集团也开始涉足商业地产，同时一些外资背景的地产商（比如新加坡凯德置地）开始加入抢地的行列。随着一线城市的开发空间缩小，现在投资的目标逐步向二三线城市聚集。比如，南京中商决定斥资91亿元在淮安、徐州两地兴建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总结过去我国经济3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而消费处于淡化的地位。如今，我国面临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即从第二次消费升级向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转型（参见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