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

　　3月5日，我乘一辆“粤A”牌照的汽车穿行于辽宁省鞍山市内。开车的是回晓明。去年6月，他们一家三口从广州回到老家鞍山定居。此前，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了13年。
　　近年来，东北三省一直在延续人口流失的态势。据国家发改委2016年公布的数据，2010到2015年，东北三省人口净迁出约24万人。而到了2019年，据东北三省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远低于中国大陆的3.34‰，三省常住人口一年内减少了42.73万。
　　在某种意义上，回晓明的选择算得上是“逆流”。
　　回晓明生于1982年，从小在鞍山长大。他的爷爷曾参加鞍山地标“虹桥”的设计和修建。高考前，回晓明就计划考出东北，“那时的鞍山经济已经比较落后了，同学们大都想去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毕业后就留在那里。”
　　从南昌本科毕业后，回晓明考上了广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去广州前，他自觉是个“没太多想法的人”，研究生三年让他“世界观大变”。2007年前后，广州的电商发展迅猛，同专业的好几个同学都是边读书边创业。有一个在eBay上做外贸生意，还没毕业就已年入百万。这个充满未知机遇的南方城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回晓明。
　　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因为工作强度不大，他一直在拓展各种副业，开过淘宝店、卖过机器配件、销售过童装，还做过手工皂……他定义自己为行动派，有了好想法，会从零开始，研究摸索。
　　靠着销售自制手工皂，回晓明曾在一个月内进账30万元。为了按时交付，夫妻二人白天上班，晚上通宵赶工，只能在上班路上补补觉。凭着“乐于折腾”，2015年，回晓明已在广州购置了两套房产，包括一套核心地段的学区房，顺利实现了“粤A户、粤A车、粤A房”的“小目标”。按照他们当时的计划，未来有条件可以再添置一套房，把双方父母从鞍山接来广州养老。
　　不过，回晓明眼中充满活力和机遇的“第二故乡”，并非父母心中安度晚年的理想之地。除了孤单、饮食不习惯，老人们也一直不适应广州的潮湿气候。
　　回晓明第一次萌生回乡的想法是在2013年。那年，他的儿子刚出生，父母来广州帮忙照顾孩子。期间，母亲被查出患有子宫内膜癌。担心影响孩子们工作，老人选择了隐瞒，找借口回了趟老家，直到做完手术才告诉儿子。回晓明很自责。那时夫妻俩的事业还没起色，想到自己碌碌无为，还拖着父母这么远来遭罪，他开始反思值不值得的问题。
　　不过，随着母亲身体日渐恢复，夫妻俩的事业也开始好转，回乡的想法便被搁置。直到2018年，一次想象中的“惊喜”之旅只剩下了“惊”。
　　没有提前通知，回晓明一家回了趟鞍山，想给岳父岳母一个惊喜。到家却发现岳父因为腰部顽疾已无法下床，几日后就要上手术台，计划植入2根钢针、6根钢钉。和他母亲一样，岳父也准备一瞒到底。那两年，回晓明的父亲也因为糖尿病而日渐消瘦。
　　虽然老人们从未抱怨，但眼见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夫妻俩开始认真考虑回乡生活的可能。
　　回乡意味着放弃较高的收入。不过，夫妻俩在广州做副业期间积累了不少创业资源和经验。“只要有能力，在哪都能成”，两人的观念一致。真正让他们顾虑的是孩子的教育。当时，回晓明的儿子就读于广州天河区一所知名小学。如果回到鞍山，孩子高考前他们不打算再变动，这等于放弃一线城市的一流教育。
　　为了让孩子的未来有更多的主动性，他们决定留下广州的两套房子，继续还贷，“这算是我们能留给他最珍贵的礼物了。长大后，他如果愿意去一线城市奋斗，也能有更高的起点;如果想留在东北，把房子卖了，也能有更好的生活。”

　　有了回乡的想法，两人便开始做各项准备。2018年，回晓明辞职，前往大連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希望提前感受东北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另一块是财务准备，“回东北我们不太想找工作，如果暂时遇不到合适的创业机会，算上房贷和其他生活开销，也要计划下经济上可以维持多久。”
　　2020年6月底，回晓明一家正式告别了广州。离别的前一天，回晓明骑着共享单车，沿着平时常去的地方一一打卡：太古汇、正佳广场、健身房、单位大门……终点是已经租出的家。

“毕业”

　　2019年，在上海工作六年多后，30岁的黄玲也选择了回乡。
　　黄玲是黑龙江依兰人。依兰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是哈尔滨市下辖县。2011年从黑龙江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黄玲一直没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她曾在学校推荐的银行外包呼叫中心上班，后来又去了一家IT公司做前端开发。“我们毕业时，哈尔滨IT相关的就业机会特别少，月薪3000元就算多。还有同学第一份工作每月只有800元，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和毕业留在黑龙江的黄玲不同，她的一位同学去了上海。平时聊到工作，同学会给她介绍最近在做的项目。黄玲自觉大学时技术并不比这位同学差，可短短两年，眼界和技术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这让她一下惊醒，“如果继续待在哈尔滨，薪资和技能都无法提升。”
　　2013年，带着家里给的一万多元，黄玲来到上海投奔同学。找工作的那段时间，她白天面试，晚上回来补课，学到半夜才睡觉，“坐久了背太僵，衣服脱不下来，就蹲在地上，让同学帮我从上面拉。” 　　努力了两个月后，黄玲终于找到一份教育软件开发的工作，月薪3000元，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沪漂之旅。之后的六年多，黄玲换了三份工作，工资翻了十倍，焦虑也与日俱增。
　　“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六年间，黄玲的体重从初来时的一百零几斤增加到了后来的130多斤，“很多时候压力大，我都是靠吃来化解。我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吃烤肉，甜食是我的解药。”
　　2017年，黄玲加入了在上海的第四家公司。此前，她在年度体检中被查出转氨酶偏高，医生告诫她要少熬夜。黄玲吃了一段时间药，才恢复正常。换工作原是为了不再陷入严重的加班，可没想到工作不久，从某知名IT公司空降来一位新的CTO。此后，加班成了“政治任务”。凌晨几点的上海，黄玲都见过。那年的年度体检，黄玲的转氨酶再度超标。
　　其实，从离家的第二年，黄玲就开始想家了，每当在公交或地铁上听到东北话，在朋友圈看到东北的一草一木，她都觉得特别亲切。之前，虽内心偶有波动，但留下奋斗的热情总能占据上风。可那一年多的高强度加班，让她绷紧的弦几乎断了。2019年的一天，清晨6点多，黄玲加了一夜班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决定终止这种生活，“就想回家，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2019年4月末，她向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之后的一个月，她把平时想去却没空去的地方全逛了一遍，第一次慢慢欣赏这个城市。但辞职并没有让睡眠恢复，她仿佛身处一座负压仓，焦虑依然无孔不入。“在上海，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当你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休息给你带来的就不是放松，而是不安全感。”
　　辞职一个月后，她跟父亲打电话，边哭边说想回家。在上海的日子里，她很少向家人展示这一面。“我爸说，眼界你也开过了，也努力了，也不会后悔了。接下来你想去哪就去哪。我一下就泪崩了。”第二天，黄玲就预订了回家的机票。
　　六年的上海生活点滴，被断舍离后塞进了一个行李箱。最令她不舍的是这些年买的技术类书籍，厚厚一大摞，都送给了楼下收书的邻居奶奶，好像打包送走了一段奋斗的旧日时光。“就当是在上海这座大学毕业了，如果回家不适应，还可以继续回来上学。”黄玲这样想，化解对这个城市的不舍。
　　告别上海的前一晚，黄玲失眠了，脑子像过电影般飞转，百感交集。次日登上回家的飞机，她很快沉沉睡去。醒来时，已不再感觉到压力。

故乡

　　3月5日这天是惊蛰。回晓明跟我说，自去外地读书以来，这还是他在鞍山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早上8：53，室外温度零下1度。我站在鞍山双山路和胜利北路交叉口的一座高层酒店，透过落地窗，向西北方向远望。要下雨了，整个钢都笼罩在一片泛着淡淡土黄色的薄雾中。不到一公里外就是被誉为“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的鞍钢的主厂区，绵延二十多平方公里。目光所及，二十余个大大小小的烟囱如钉子般伫立着，其中的十几个正从啤酒瓶口似的顶部冒出滚滚白烟。白色的“云朵”朝西南方缓缓飘动，连成一片，恍惚一座“空中之城”。
　　对于第一次来到鞍山的人来说，眼前的景观颇为壮观，工业时代的黄金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鞍山于1937年建市，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城市。鞍钢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当时，日本从俄国手中夺走南满铁路后，开始秘密探矿，先后在鞍山地区发现了十余座铁矿山，于是在此开矿建厂，冶炼钢铁。据《鞍钢史》记载，1943年，日本人在鞍山设立的昭和制钢所年产钢84.3万吨、生铁130万吨，而当时中国这两项产量分别为92.2万吨和180.1万吨。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同年，破坏严重的鞍山钢铁厂开始修复，到1949年基本恢复生产。1952年，中央作出了“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1953年，以實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期间，围绕鞍钢的改建扩建重点工程37项，占同期全国重点项目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1958年，辽宁的生产总值一度排到全国第一。六十多年过去，如今东三省的经济体量在全国占比已明显下降。2019年，辽宁省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为2.51%，2020年为2.47%。从世界范围来看，东北经济的下滑并非个案，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的“铁锈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李家驹认为，一个区域的繁荣与衰落取决于域内经济与社会之间能否形成正向互动，并顺应外部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
　　3月5日这天，正值全国两会开幕，“十四五”规划开局，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
　　3月初的鞍山依然寒冷，回晓明驾车行驶在铁东区。北风凛冽，车前的路面卷起烟雾般的霜花。在广州多年，回晓明的普通话已听不出东北口音，但他说乡音写在骨子里，只要跟本地人说话，鞍山调儿一秒就能回来。
　　从双山路左转上建国大道，路西是鞍钢厂区，路东为一大片低矮的职工家属楼，都只有四到六层，大多建于上世纪70到90年代。穿过五一立交桥，沿建国大道继续往前，左前方有一栋外墙老旧的大楼。在回晓明的印象中，那里曾是鞍山最高的建筑。这栋28层建筑的顶层立着四个已经褪色的红色字牌——“寰球酒店”，楼顶上还有一个环形的旋转餐厅，于1995年正式营业。 　　国内最早的旋转餐厅位于深圳国贸大厦，1992年邓小平曾在那里发表讲话，掀起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二十多年过去了，同为老地标，深圳的旋转餐厅仍在迎客，而寰球酒店已大门紧闭。
　　回晓明2001年去外地上大学，之后在鞍山度过的时光越来越少。相比一线城市的日新月异，他觉得鞍山的发展步伐要慢了许多，“有些地方跟我走的时候差不多，有的甚至比当年还差。”
　　这次回鞍山，回晓明一家租住在高新区。相比铁东、铁西，居住在高新区的年轻人更多。一来那里大多是新开发的品牌楼盘，居住环境好，二来离鞍钢稍远，空气质量会好些。根据安居客的数据，2021年3月，铁东和铁西的二手房挂牌均价分别为4874元/㎡、3655元/㎡，而高新区二手房的挂牌价则大多在6000到8000元/㎡。
　　因为提前做了些经济准备，回鞍山之初，夫妻俩闲了好一阵。和广州生活最明显的差别就是生活规律了。“一般周末就回父母家，周五去姥姥姥爷家，周六去爷爷奶奶家。平时我去买菜，要是遇见猪肉不错，会多买一点给爸妈送去;爸妈要是看哪家蔬菜水果好，也会给我们送些来。”这些细微但温馨的生活点滴是回晓明在广州无法想象的。

　　一次，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视频，对比了自己在鞍山和广州医院的看牙经历，感慨在老家10元挂的专家号，治疗并不比广州200元的特诊号差，甚至服务更好。发布后，留言涌入，部分网友表示质疑。一开始，他还会回复，“我们没找关系，直接手机挂的号”、“我们还真没（另）给（钱）”，后来也不愿再理会。
　　三个月后，回晓明开始觉得“闲得慌”，“回来后，想问题明显少了，思想也有点停滞了。”在粗略计算了每月开支后，他更意识到安逸不是选项。“广州的两套房子除掉租金，每月还背着4000元的房贷，加上每月2500元的房租、私立学校1000元的学费、1000元的补习费、3000元的生活费、车的保养保险油费等各项费用，一个月的开销至少要14500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在评估了好几个创业机会后，回晓明和妻子决定共同经营一家烘焙工作室，主营自制欧包，以线上销售为主。回晓明的妻子平时就爱好烘焙。在广州时，他们有一个朋友就在线上销售低糖低油的欧包，主要面向健身或者有减肥减脂需求的顾客，销售范围覆盖珠三角。參考朋友的商业模式，回晓明也考虑走小众定位。他们在网上做了简单的市场调研，还没在当地发现类似的竞品。
　　2021年3月中旬，回晓明已经签好了店铺合同，并和妻子去大连的烘焙学校系统学习相关技艺。等到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批下来，4月店铺就将开业。
　　夫妻俩预备投入数万元，但因为不清楚本地的消费能力，回晓明暂未设定盈利预期。“除了保证食材优质健康，我们会尽量控制其他成本。不管做得怎样，都至少坚持一年。”

想要的生活

　　和回晓明一样，黄玲回家后也度过了一段闲适时光。“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睡觉，一日三餐特别规律，身体好了，感觉天都更蓝了，空气也更清新了。”偶尔走亲戚，也会有人“问东问西”，但父母总是宽慰她，“又没吃他家大米，怕啥？”
　　回家两个月后，黄玲开始备考公务员。在她老家，一种主流思想是，“赚的钱再多，不是铁饭碗，还是白搭”。备考两三个月后，她放弃了进入体制内的努力，想法的改变源于一次办事经历。当时，黄玲和姐姐一起去本地人事大厅办证明，目睹工作人员为了盖一个章，请示了好几位“主任”。在上海久了，黄玲早就习惯了扁平化管理，“如果将来要在这种氛围里工作，一点小事也做不了主，被推来推去，我会抑郁的。”
　　放弃考公，黄玲尝试在依兰找工作。县城里，她小时候“风光无限”的油泵油嘴厂早已荒废多时，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开发岗的工作几乎没有，最常见的是服务员招聘，“大多一个月休两天，月薪2000元左右。”

　　离开了六年多，黄玲能感觉到家乡城市建设的进步，但平时“空城率”比以前高。她的同学很少留在依兰工作。除了过年，小区里大多时候只能看到老人和小孩。
　　黄玲家也是如此。家里兄妹五人，她排行第四。她回家前，只有一个姐姐在县城工作，其他几个散布全国各地，留下孩子们在家上学。黄玲的父母平日在县城里照顾上小学的孙子，农忙时才抽空回村。黄玲说，“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学校了，镇上学校里的学生也很少，有的学生都没有老师多。父母为了孩子读书，都愿意在县城买房。如果在外地发展得好，再把孩子接出去。” 　　无业可就的日子，黄玲开过网店，销售木耳、蜂蜜等特产。不久疫情暴发，管制收紧，生意只能停了。她开始有些焦虑。虽然回家后，黄玲在上海的朋友也常给她介绍些“私活”，但成天待在老人和孩子堆里，回乡的新鲜感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愈发强烈的落差和纠结。
　　“留在上海，我觉得遗憾，回到老家还是遗憾。”她一度犹豫要不要回上海，几经斟酌，2020年9月，她拖着行李箱前往久违的哈尔滨。
　　黄玲希望找一份开发或管理岗的工作。通过招聘平台、朋友介绍，黄玲广撒网，却一次次失望。“哈尔滨招的最多的也是销售岗，大一点正规一点的IT公司比较少。一些公开招聘的公司，要么工资给得很低，要么不给交公积金，社保按最低标准。比如一个月6000元，试用期三个月还要打八折。”因为有些存款，也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那段时间黄玲的心态还好。如果哈尔滨不行，还有沈阳和北京备选，黄玲这样想。
　　9月底，黄玲终于找到了一份在长春的心仪工作。那是一家民营IT公司，总部在北京。公司很正规，工资过万，社保、公积金齐全，接的也都是省级项目。工作是在总部的同学介绍的。“我当时还在哈尔滨，长春的招聘信息我肯定会错过，”黄玲觉得自己很幸运。
　　10月中旬，黄玲第一次到长春。坐上地铁的一刹，她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有紧张有激动，觉得终于找到了想要的生活。”她在长春南关区租了一间14平米的房子，月租1400元，就这样开启了生活的新篇章。
　　在公司，技术扎实的黄玲成了“大姐大”。部门同事大多是1986到1994年间出生的，与她年龄相近。不过，和她一样外出打拼又回乡的只有一个。那位男同事曾在北京工作，回东北的主要原因是房价，“加上父母的积蓄也买不起，看不到前景。”黄玲感同身受。她在上海月薪3万，不吃不喝三个月，也只能买一平米。
　　和上海的工作强度相比，新公司的工作“几乎没有压力”。因为项目周期长，黄玲虽然也会有加班，但基本不超过晚上9点半。落差也有，主要体现在项目流程管理等方面。“在上海公司，我们会有需求审核，各环节会严卡。但在这里，每次过需求文档，我都能提出好多问题，需要找同事修改，否则开发起来会有很大的坑。”好在公司内部沟通比较顺畅，黄玲也得以推动流程优化。
　　到2021年3月，黄玲在长春已工作半年。她觉得自己正在逐步实现理想中的平衡，“和上海比，这里更生活，和依兰比，这里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她并不认为回到东北就是放弃奋斗，选择安逸。上海给她留下的印记仍在。“有时候工作完了，我会去学一些前沿的技术。如果接触不到新鲜事物，我就容易焦虑。技术好了，不仅能得领导认可，也能有机会变现。”
　　虽然黄玲已经开始计划在长春买房，但偶尔也会想到未来的不同可能，“如果可以重新回到2019年6月，我不会在家里休息那么长时间，可能会去北京。这里虽然适合生活，但未来有了孩子，还是要考虑教育质量。”
　　不过，这份忧虑暂时不会影响她的生活轨迹，“得先有男朋友再说。”黄玲今年31岁，单身。很多从没离开过东北的年轻人，在这个年纪大都已婚。
　　黄玲之前的几个相亲对象就比她小三四岁。她倒不太在意年龄，可几次相亲都无果。父母觉得她太挑，劝她找个踏实本分的，差不多就行。黄玲不以为然。
　　一次，有个小伙子对黄玲挺有好感，双方家长也都满意，但相处了几次，她还是回绝了。“他在哈尔滨买了房，月薪3000元，每月还能攒下些钱。可如果未来我们有孩子了，肯定是不够的。”黃玲一直是个“很有上进心的人”，她接受不了另一半如此年轻便安于现状。
　　如果暂时遇不到合适的对象，她觉得一个人也挺好，“如果你在乎周围人的看法，会是一个挺大的困扰。”

发展与守护

　　对于“要不要从一线城市回老家”，回晓明的建议是，“如果选择回来，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最充足的理由，回来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后悔。比如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孝顺更重要。否则，时间一久，就可能动摇。”
　　和东三省每年几十万的人口净流出相比，回晓明和黄玲这样的“逆流”群体显得渺小。
　　在东北，人口外流的事实不需要从新闻或研报上获知，一面普通的墙壁就藏着变化的痕迹。在立山区一栋鞍钢家属楼的告示栏上，拥挤的彩色广告卡片旁，张贴着几张白纸打印的招工信息。最上一张，招聘单位是深圳某长租公寓，写着“大量招收公寓保洁员（共15人 ），限女性50岁以下……每个月6000-10000元。”白纸被撕掉的右下角露出另一则招聘信息，公司位于深圳南山区月亮湾大道。
　　黄玲觉得，工作机会少、工资低，是最大的问题，“不然，谁不想离父母近一点？谁想让孩子做留守儿童？”
　　而对于在东北创业的庞渤洋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而苦恼。
　　35岁的庞渤洋是辽宁辽阳人。辽阳是东北十大重工业城市之一。和刚刚在鞍山创业起步的回晓明不同，2009年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以下简称“鲁美”）毕业后，庞渤洋一直在辽阳创业，开过服装店、家居店、书吧、甜品店。2017年，女儿“小稻甜”两岁时，她创立了品牌“稚娃稻甜”，进入文创领域。
　　2019年，庞渤洋第一次参加全国授权展，既是去学习，也想比较下自己在同行业的水平。让她备受鼓舞的是，在北京和上海的四个展会上，她的设计得到了各地参会者的广泛认可。当年圣诞节前，庞渤洋在沈阳开了第一家品牌线下店，考虑未来发展加盟模式。
　　之前工作室开在辽阳时，她回鲁美想找认识的老师推荐学生，可根本招不到。“相比我们毕业时，如今东北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工作的意愿更强。后来到沈阳，也是考虑招人会比辽阳容易。”
　　2020年三四月，庞渤洋顺利招到了四个师妹加入设计和销售团队，都是2020年的应届毕业生。“她们原本在北京实习，疫情暴发后就回老家了。之后疫情一直不稳定，回不了北京，就留在辽宁找工作了。” 　　不过，去年实体店受疫情影响严重，庞渤洋斟酌再三，于年末关停了门店，改做线上。因为工厂一直在辽阳，考虑到沟通和运营成本，她决定把团队搬回辽阳，集中精力做好品牌内容和产品，省下来的运营成本可以去大城市参加展会和交流活动。但这也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毕业季，招人的难题会再度袭来。
　　大学毕业时，庞渤洋也想过去一线城市，但因为家庭原因最终留下。“这个城市有想法的人，可能好多选择了离开，我也有想法，但我决定留下来实现。”
　　做文创快四年，庞渤洋见过许多投资方。他们感兴趣的不少，但实质推进的不多。她觉得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来项目还在比较早期阶段，没有积累起足够亮眼的数据;二来一些东北机构也不具备运营IP的成熟方法论。相比展会上一些比较成熟的IP品牌坐拥完善的线上线下运营销售渠道，庞渤洋还处于打通销售的环节。
　　“就文化产业来说，我其实能够理解为什么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在庞渤洋看来，东北发展文化产业的土壤尚不肥沃，培育需要花费时间，文化产品的市场空间也不够。“在南方，如果有一个不错的产品，依靠成熟的产业链，能够迅速开花结果的几率要远远高过东北，投资方难免有成本效率上的顾虑。”

　　前几年创业遇到困难时，庞渤洋也曾失落过，觉得留在家乡创业，没有好的机会，也没有好的创业氛围。但她自认是个乐观的人，2021年3月下旬，她刚刚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开始发力旅游文创。“从大方向看，国家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的政策会越来越多。大城市确实机会更多，但是人才也不缺。相比其他城市，家乡更需要我们在此扎根，我们也能有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我的根在这里，我不相信沙漠中永远生不出绿洲。”
　　和庞渤洋一样，赵善征也在鞍山筹备一个工业文旅研学项目。
　　赵善征在鞍山创业近二十年，团队主要从事广告策划制作及代理发布。他形容鞍山是一个“用百年来快闪”的城市，也会遭遇新陈代谢，“当年鞍山也是一线城市，吸引全国人才来鞍山。现在东北也在发展，但发展速度和南方城市没法比，人家是这样打击我们”，他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在空中交错，“不在一个级别上。”
　　赵善征在2016年提出了“全球鞍山人”的口号，“类似‘中国梦’，意在唤醒鞍山人对家乡的认同，无论在不在鞍山，希望大家能重燃对家乡的自豪感。”之后的几年间，赵善征从各种渠道收集来许多鞍山发展鼎盛时期的记忆碎片，比如旧海报、书籍、配给券等等。2020年起，他萌生了围绕钢都工业文化组织文旅研学的想法，如果做起来了，既能给鞍山人“提提气”，也能带动经济发展。
　　项目还在初期，赵善征坦言，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推进，这涉及多方资源打通，以及产业链薄弱，如何形成正向的合力。“没法按照企业自身的节奏来，需要慢慢铺垫。或许五年十年，才能熬出头。”
　　2020年初，赵善征的团队曾发布数条“全球鞍山人”的主题宣传视频，其中一条的文案写道，“只要我们还年轻，城市就不会变老;我们是这城市的信心，城市也是我们的希望;就算此刻城市与年轻人产生了代沟，再没讲出过新鲜的故事，我们也不会做旁观者。”
　　大秦是这条文案的创作者，他生于1986年，父母曾是鞍钢双职工。2005年末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家乡工作至今。大秦告诉我，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末，下午四五点，成群的乌鸦会在鞍钢高耸的烟囱旁盘旋，然后落在附近的树上，度过寒冷的冬夜，直到早上六七点飞走。
　　3月6日清晨6点25分，启程去火车站前，我站在落地窗前最后一次回望鋼都。朝阳正慢慢唤醒这个城市，薄薄的茶褐色镀在大地上。突然，一大群黑色的鸟从白烟和红霞中飞起，在空中盘旋一阵后，散落天涯，等待下一次“回家”。
　　（文中黄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