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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细腻之笔塑造了一群为寻找人性而存活的狐女。她们形象的塑造是有其文化溯源的，本文拟从历史背景和历史作品来纵向分析狐女形象的文化溯源。
蒲松龄能够在一个封建制度严苛的背景环境下，塑造出拥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狐女形象，这是他思潮的新颖之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其顽固守旧的一面。从先秦到蒲松龄所处的清代，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蒲松龄也是新思想洗礼下的一人，表现在狐女形象的塑造上，即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他在《聊斋志异》这部经典中所传达的新思潮，是不能忽视的价值所在。他的这种新颖观一定有其产生的原因，以下就是从历史背景和作品角度来纵向分析狐女形象的文化溯源。
一、从上古到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从“德”和“礼”这两种观念来阐述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有着何种文化渊源。从上古时期巫术宗教文化控制人的思想，到先秦时期，周公“制礼作乐”思想的广泛覆盖，孔子“克己复礼”号召群众，“礼”和“德”的概念已经开始制约人们的言语行为。从先秦时期的文化思想来看，我国千百年来不变的伦理秩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盘根错节，一直到蒲松龄的时代，仍旧有不动摇的目的。所以，蒲松龄新、旧思想的碰撞是有其合理性的，他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有着崭新的价值观，是不容否定的。狐女形象之所以被大众认可，原因就在于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德”，这是蒲松龄对古来已久存在的正确价值观的认同，这便是“德”观念的传承。所以，狐女形象新颖的一面是蒲松龄叛逆思想的升华，而其身上守旧的一面又是蒲松龄内心深处对某些旧思想存在的认同。例如，《诗经》中的《关雎》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不妨把这里的“君子”设想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从大胆追求自我恋爱的角度来看，二者有其相吻合的理由。再如《论语》中礼文化的一脉相承，其实可以看作是蒲松龄对礼乐秩序的认可，否则《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就不是温婉动人，这便是“礼”观念的传承。也就是说，蒲松龄在尽力塑造狐女形象的新思想的同时，不忘让她们在生活中保持“礼”和“德”的娴静姿态，这些都可以在先秦文学中寻找到影子。
二、两汉到魏晋南北朝
汉代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不仅有关注现实的一面，同时又有幻想人神共游的思想存在。这里从关注现实背景、女性形象刻画、思想意识主流等角度来说明这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妖狐灵怪世界是有其相似性的。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其文化渊源。
首先，从关注现实背景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的作品背景意义，对蒲松龄所刻画的狐女形象有着深厚的渊源。比如，《两汉乐府诗》中的诸多篇目反映出现实的苦与乐的思想。到蒲松龄的时代，他不敢直言当朝的弊端，只能刻画出一个妖狐灵怪世界来避嫌，而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其实也是“苦与乐思想”下的大背景，只是将救世主放在狐女身上，所以说狐女所展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是以救助百姓为主。因此，蒲松龄的这种思想观念是有其渊源的。
其次，从女性形象刻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更加直观。例如，汉乐府诗中的《陇西行》刻画的是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讲述了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用机智的言语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可见这些女子的机智聪慧和大胆行为，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完美契合，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蒲松龄在新、旧思想交替下刻画的狐女形象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
最后，从思想意识主流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最注目的焦点可以放在游仙诗上，它所传达的观念就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这演变到蒲松龄时代，《聊斋志异》塑造的妖狐灵怪世界，都是用来传达自己不敢言说的事实。再如，魏晋风流表现这一时期人们所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正是魏晋风流的代表，更加新颖而独特。此外，魏晋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其三世、因果、轮回的观念和三界、五道的观念，与蒲松龄所写的狐女与凡人的阴阳两界自由穿梭，也有某种思想联系的根源。
三、唐宋时期
追溯到唐代，从作品中女性地位来看，唐诗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文学代表形式，尤其是元稹的言情诗，他的《莺莺传》传奇和《会真记三十韵》都是以歌唱爱情为主的代表作，说明此时诗人的关注点已经由社会过渡到人，尤其是女性身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传奇的创作成熟，其中的妇女形象与以往志怪小说中的女性相比，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从唐传奇中对妇女形象的描写来看，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由此可见，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男权社会下的女子地位低下转变到女子独立意识的觉醒，这是新观念的萌芽期，可以预见到蒲松龄的时代，这种观念会有质的飞跃。
谈及宋代，人们可以从思想观角度来探析。在思想观念上，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融合，文人的心理开始进行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这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也有着思想上的继承。因为这群狐女有侠肝义胆、助人为乐的道德意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们的内心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只关注个人利益。狐女形象可以说是蒲松龄的理想追求，不仅是对个人仕途的理想寄托，也是对社会发展的精神寄托。
四、元明清时期
这段时期，人们可以从思想观念、女性性格塑造、题材思想等方面来探析其文化渊源。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作家对女性的关注大多表现在戏曲文学中，同时思想更加活跃，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封建礼教的巨石随之松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封建礼教发出质疑，也可以说这是新思想挣扎的时期。
其次，从女性性格塑造的角度来看，从关汉卿的喜剧作品《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等，到王实甫的《西厢记》都以女性为主要对象，她们的个性表现尤为明显。再如《窦娥冤》的悲剧性，因为作者心中有着战胜邪恶势力的信念，所以塑造的悲剧主人公有着抗争的刚烈品质。不屈服于封建礼教然而又从心底认同的精神动摇，这是新、旧思想碰撞下的矛盾体。这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是有着共性的，表现在她们大胆追求自由、敢于抗争的人生理念。
最后，从题材思想上来看，明代时期，较之元杂剧，封建说教、神仙道化乃至风花雪月等倾向更加张扬，其间爱情主题的杂剧与明传奇盛行，最具代表性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多种描写背景的思绪与刻画人物的新思想结合，给蒲松龄提供了创作素材和创作方法。对于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内容，人们其实可以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寻找其影子。再如《西游记》中塑造的神幻世界与《聊斋志异》的大背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人物技能法术的赋予也与狐女形象有着相通之处。又如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兴起，将女性写得真实而深刻，無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背景勾勒，反映现实世界对女子的摧残，把“情”的意味提高到一个高度。这与蒲松龄描写的至情之狐有着相似之处，她们对爱情意识的看重都尤为明显。
经过历朝思想的积淀，到蒲松龄生活的清代，作家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历史发展，狐女形象是一个复杂思想的结合体，她们是由新思想汇聚而成的，同时又流淌着某些旧思想。但总体来说，她们是全新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叛逆女性画廊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五、结语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寄托了对现实世界的期望。作者在流露出对封建腐朽制度的失望之情的同时，又对人间天堂表现出了热切的向往与崇敬。对于这个真实存在的现实社会，蒲松龄虽然并未从本质上治愈它，但是清晰准确地切到那流动着毒液的脉搏，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深思的。它让后来的人们清晰地看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端，这也正是作者费尽心力的真正目的。蒲松龄向往着人间温情和公道正义的存在，他的内心充满着追求生命意义的渴望，于是狐女形象就是他自己的理想化，同时也是这个社
会的理想化。
（延安大学）
蒲松龄能够在一个封建制度严苛的背景环境下，塑造出拥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狐女形象，这是他思潮的新颖之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其顽固守旧的一面。从先秦到蒲松龄所处的清代，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蒲松龄也是新思想洗礼下的一人，表现在狐女形象的塑造上，即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他在《聊斋志异》这部经典中所传达的新思潮，是不能忽视的价值所在。他的这种新颖观一定有其产生的原因，以下就是从历史背景和作品角度来纵向分析狐女形象的文化溯源。
一、从上古到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从“德”和“礼”这两种观念来阐述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有着何种文化渊源。从上古时期巫术宗教文化控制人的思想，到先秦时期，周公“制礼作乐”思想的广泛覆盖，孔子“克己复礼”号召群众，“礼”和“德”的概念已经开始制约人们的言语行为。从先秦时期的文化思想来看，我国千百年来不变的伦理秩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盘根错节，一直到蒲松龄的时代，仍旧有不动摇的目的。所以，蒲松龄新、旧思想的碰撞是有其合理性的，他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有着崭新的价值观，是不容否定的。狐女形象之所以被大众认可，原因就在于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德”，这是蒲松龄对古来已久存在的正确价值观的认同，这便是“德”观念的传承。所以，狐女形象新颖的一面是蒲松龄叛逆思想的升华，而其身上守旧的一面又是蒲松龄内心深处对某些旧思想存在的认同。例如，《诗经》中的《关雎》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不妨把这里的“君子”设想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从大胆追求自我恋爱的角度来看，二者有其相吻合的理由。再如《论语》中礼文化的一脉相承，其实可以看作是蒲松龄对礼乐秩序的认可，否则《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就不是温婉动人，这便是“礼”观念的传承。也就是说，蒲松龄在尽力塑造狐女形象的新思想的同时，不忘让她们在生活中保持“礼”和“德”的娴静姿态，这些都可以在先秦文学中寻找到影子。
二、两汉到魏晋南北朝
汉代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不仅有关注现实的一面，同时又有幻想人神共游的思想存在。这里从关注现实背景、女性形象刻画、思想意识主流等角度来说明这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妖狐灵怪世界是有其相似性的。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其文化渊源。
首先，从关注现实背景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的作品背景意义，对蒲松龄所刻画的狐女形象有着深厚的渊源。比如，《两汉乐府诗》中的诸多篇目反映出现实的苦与乐的思想。到蒲松龄的时代，他不敢直言当朝的弊端，只能刻画出一个妖狐灵怪世界来避嫌，而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其实也是“苦与乐思想”下的大背景，只是将救世主放在狐女身上，所以说狐女所展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是以救助百姓为主。因此，蒲松龄的这种思想观念是有其渊源的。
其次，从女性形象刻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更加直观。例如，汉乐府诗中的《陇西行》刻画的是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讲述了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用机智的言语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可见这些女子的机智聪慧和大胆行为，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完美契合，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蒲松龄在新、旧思想交替下刻画的狐女形象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
最后，从思想意识主流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最注目的焦点可以放在游仙诗上，它所传达的观念就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这演变到蒲松龄时代，《聊斋志异》塑造的妖狐灵怪世界，都是用来传达自己不敢言说的事实。再如，魏晋风流表现这一时期人们所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正是魏晋风流的代表，更加新颖而独特。此外，魏晋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其三世、因果、轮回的观念和三界、五道的观念，与蒲松龄所写的狐女与凡人的阴阳两界自由穿梭，也有某种思想联系的根源。
三、唐宋时期
追溯到唐代，从作品中女性地位来看，唐诗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文学代表形式，尤其是元稹的言情诗，他的《莺莺传》传奇和《会真记三十韵》都是以歌唱爱情为主的代表作，说明此时诗人的关注点已经由社会过渡到人，尤其是女性身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传奇的创作成熟，其中的妇女形象与以往志怪小说中的女性相比，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从唐传奇中对妇女形象的描写来看，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由此可见，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男权社会下的女子地位低下转变到女子独立意识的觉醒，这是新观念的萌芽期，可以预见到蒲松龄的时代，这种观念会有质的飞跃。
谈及宋代，人们可以从思想观角度来探析。在思想观念上，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融合，文人的心理开始进行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这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也有着思想上的继承。因为这群狐女有侠肝义胆、助人为乐的道德意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们的内心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只关注个人利益。狐女形象可以说是蒲松龄的理想追求，不仅是对个人仕途的理想寄托，也是对社会发展的精神寄托。
四、元明清时期
这段时期，人们可以从思想观念、女性性格塑造、题材思想等方面来探析其文化渊源。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作家对女性的关注大多表现在戏曲文学中，同时思想更加活跃，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封建礼教的巨石随之松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封建礼教发出质疑，也可以说这是新思想挣扎的时期。
其次，从女性性格塑造的角度来看，从关汉卿的喜剧作品《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等，到王实甫的《西厢记》都以女性为主要对象，她们的个性表现尤为明显。再如《窦娥冤》的悲剧性，因为作者心中有着战胜邪恶势力的信念，所以塑造的悲剧主人公有着抗争的刚烈品质。不屈服于封建礼教然而又从心底认同的精神动摇，这是新、旧思想碰撞下的矛盾体。这与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是有着共性的，表现在她们大胆追求自由、敢于抗争的人生理念。
最后，从题材思想上来看，明代时期，较之元杂剧，封建说教、神仙道化乃至风花雪月等倾向更加张扬，其间爱情主题的杂剧与明传奇盛行，最具代表性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多种描写背景的思绪与刻画人物的新思想结合，给蒲松龄提供了创作素材和创作方法。对于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内容，人们其实可以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寻找其影子。再如《西游记》中塑造的神幻世界与《聊斋志异》的大背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人物技能法术的赋予也与狐女形象有着相通之处。又如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兴起，将女性写得真实而深刻，無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背景勾勒，反映现实世界对女子的摧残，把“情”的意味提高到一个高度。这与蒲松龄描写的至情之狐有着相似之处，她们对爱情意识的看重都尤为明显。
经过历朝思想的积淀，到蒲松龄生活的清代，作家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历史发展，狐女形象是一个复杂思想的结合体，她们是由新思想汇聚而成的，同时又流淌着某些旧思想。但总体来说，她们是全新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叛逆女性画廊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五、结语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寄托了对现实世界的期望。作者在流露出对封建腐朽制度的失望之情的同时，又对人间天堂表现出了热切的向往与崇敬。对于这个真实存在的现实社会，蒲松龄虽然并未从本质上治愈它，但是清晰准确地切到那流动着毒液的脉搏，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深思的。它让后来的人们清晰地看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端，这也正是作者费尽心力的真正目的。蒲松龄向往着人间温情和公道正义的存在，他的内心充满着追求生命意义的渴望，于是狐女形象就是他自己的理想化，同时也是这个社
会的理想化。
（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