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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央视《等着我》推出一系列与民族历史、国家命运相交织，有“大叙事”特征的寻人节目，重现革命战争历史，实证“国家记忆”，彰显了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央视通过《等着我》的成功策划履行了国家媒体的社会职责和“保存国家记忆”的历史使命，发挥出“一种价值塑造和精神召唤的特殊功能”，其对振奋民族精神、增进群体意识、彰显共同体价值、教育和鼓舞人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等着我》；国家记忆；理想信念；爱国精神；共同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107-03
《等着我》是央视发挥国家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和资源整合力，汇聚全媒体元素，以实现普通大众的“团圆梦”为目标推出的大型公益寻人节目，2014年清明节开播。据统计，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同时段自办节目中，《等着我》的收视率、市场份额和平均忠实度均连续数周排名第一”，节目的收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焦点”。[1]据央视网统计，《等着我》2015年度进入央视一套黄金档，收视率更是“一路飙红”，以6月14日第3期为例，“全国网收视率达2.42%，收视份额7.48%”。[2]这说明该节目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等着我》节目内容呈多元化，有因拐卖、走失、遗弃等原因导致骨肉离散而引发的亲属之间的寻亲，也有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战友、师生、同学、朋友、邻居之间失联而引发的寻人故事。在这当中，有一类节目特别引人瞩目，其主题是讲述与民族历史、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个人记忆”，重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情境，不仅震撼心灵，催人泪下，而且有补充和实证“国家记忆”的价值。如果说寻亲、寻友等各种寻人节目都属于平民化的“小叙事”，[3]那么这些有实证“国家记忆”功能的寻人节目便可称作“大叙事”。《等着我》“大叙事”节目彰显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央视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媒体，通过《等着我》的成功策划，有力地“影响和改变权利对象的思想、行为和精神”，[4]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增进群体意识，参与共同体价值构建的社会功能。
一、实证“国家记忆”——“大叙事”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等着我》的“大叙事”节目讲述发生在远去的历史时空背景下的“个人经历”，在对观众产生感情震撼和精神激励的同时，唤醒逐渐远去的“集体记忆”，有实证和弥补“国家记忆”的作用。
2014年4月5日《等着我》开播，推出8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孟庆铭寻找牺牲战友亲人的故事。节目录制的特定背景是清明节前夕，韩国将送还437名志愿军烈士遗骨。据报道，这些牺牲在“朝鲜战争期间战斗最为激烈的江原道横城、铁原、洪川以及京畿道涟川、加平等地”的志愿军烈士，被散葬于“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5]其中或许就有孟庆铭当年掩埋的三位战友的遗骸。《等着我》的“宏大叙事”不仅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的惨烈悲壮，更彰显了志愿军战士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这则来自民间的“个人记忆”通过国家电视平台广泛传播，在志愿军烈士遗骨回归故土的特定背景下，有力地实证了中华民族抗美援朝的“国家记忆”。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92岁老兵李玉文来到《等着我》现场，寻找67年前一同参加过西北野战军西府陇东战役的战友。三位战友曾在战场上相约“死也要死在一起”，但在突围中失散，此后再也没能相聚。李玉文的寻人故事承载了一代革命军人献身祖国的史实和弥足珍贵的“国家记忆”。赵亚飞帮助烈士遗骨还乡的故事令观众潸然泪下。他26年来投入全部精力为抗日烈士寻亲，在《等着我》现场，两位白发老人被证实是烈士的同胞。人到中年的赵亚飞为给烈士寻亲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他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以实际行动参与了一个民族、国家对“集体记忆”的寻踪之旅。在《等着我》的倾情帮助下，抗战英烈为国捐躯的史实成为“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
《等着我》通过电视媒体这种文化再生产传播机制，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个人记忆”实证民族历史和“国家记忆”。“国家记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它“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追思与缅怀，更是凝聚群体认同的力量来源”。[6]一个国家总会保存“庞大的历史档案和文献叙述”，但“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公众普及和教育传承，就很难转化为个体乃至全体民众的共识”。[7]当年参战的幸存者大多已离世，如今仅剩下为数极少的耄耋老兵，铭刻在他们心中的不同版本的“个人记忆”将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永久封存，所以抢救这些有实证“国家记忆”价值的“个人记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有学者主张，新闻记者应承担起“发掘历史遗存、传承民族精神、弥补国家记忆的责任和使命”。[8]《等着我》显然正在担当起这份媒体职责，它对“大叙事”节目的成功策划已然成为“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组成部分，节目制作团队也因此而践履了媒体工作者“保存国家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为国存史，为民立传’”的神圣职责。[9]
与时下有些节目一味凭借猎奇、刺激博取受众关注不同，《等着我》讲述真实质朴、感人肺腑的寻人故事，融入了丰富的人文关怀和道德精神。特别是制作团队精心打造的“大叙事”节目重现了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历史情境，讴歌了先烈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节目所阐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凝聚群体认同和民族向心力的力量泉源。在此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坚守了主流媒体“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始终把“社会效益”当做“第一追求目标”的社会责任。[10]也正因此，《等着我》被学界评价为“调控当下文艺生态”的“精品力作”。[11]
二、坚守革命理想信念——“大叙事”贯穿的结构主线
任何叙事都是“将事实‘意义化’‘符号化’的过程”，必然融入叙事者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而对“事实”的理解与重构，所以叙事的本质必然是“通过构建‘知识性’权力，影响受众思想和行为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11]在《等着我》现场，相对于各种寻亲寻友的“小叙事”“大叙事”寻人节目以鲜活真实的“个人记忆”验证民族历史、实证“国家记忆”，所以它必然更多地承载了叙事者的思想意志。节目叙事以弘扬为民族、国家利益奋斗、献身的理想信念作为结构主线，叙事中洋溢着主人公在共同的崇高理想信念激励下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每一位寻人者都异常执着，他们怀着强烈的思念与感恩之情来到《等着我》，渴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意愿。 抗战老兵张道干来到《等着我》，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回自己的党员身份。当年他在马振藻、杨美田夫妇的带领下参加抗日工作，19岁时经马振藻介绍入党，但党籍材料因战争时期保护地下党组织而被烧毁。在节目现场，张道干找到了自己的入党见证人、94岁的杨美田，他的党员身份终于被证实。张道干是一名普通的新四军战士、共产党员，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理想信念从未动摇，在他93岁的漫长而平凡人生中，革命理想信念一直根植心底，成为激励他前行的精神动力。
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抗美援朝战争距离今天时间相对较近，因而在《等着我》现场寻找战友的志愿军老兵相对较多。例如莫秀松寻找在上甘岭战役中不顾生命安危抢救自己的战友孙英才、胡臣，他始终不忘自己和战友为了保家卫国的共同理想信念而血洒疆场的战斗经历，他终生都铭记战友舍身相救的大恩大义。又如祝子清寻找救命恩人陈伯如，这位当年仅十七八岁的志愿军女医护人员曾两次救治过他，战友情、救命恩从那时起让他铭刻在心。在为志愿军老兵寻找战友的旅程中，因时间相隔久远、寻人线索少，或因被寻者已经离世，寻人团往往很难让寻人者如愿，但志愿军战士坚持共同革命理想信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结下的战友情谊令观众深受感动和倍感鼓舞。
《等着我》“大叙事”寻人故事的主人公之间并无血缘亲情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寻人者之所以有强烈的寻人意念和执着的寻人行动，不仅是基于人类知恩图报的道德良知，更缘于他们的人生轨迹被共同革命理想信念相连接，使他们有缘在战火中结下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革命理想信念是个人、民族、国家所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想信念都发挥了如火如炬的引领作用。有学者分析，当年朝鲜战场“两军对垒，志愿军打的是信念，坚信战争是正义之战，坚信中央的英明领导，而对手打的则是装备，是数千架战机的空中优势和坚船利炮。胜败或早有定局，但战况之惨烈和志愿军慷慨赴死的精神，超乎想象”。[12]在艰苦卓绝的朝鲜战场上，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正是志愿军战士不畏牺牲、战胜强敌的制胜法宝。
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是贯穿于《等着我》“大叙事”寻人节目的结构主线。节目用“大叙事”手段不仅重现民族历史、实证“国家记忆”，而且使观众受到真实、生动、感人的革命理想教育。有学者指出，新时期无论是党建工作，还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建设都必须在“强化革命理想信念上功夫”。[13]党的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革命理想高于天。”[15]《等着我》的“宏大叙事”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国家危难关头不畏艰难险阻和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而这种全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是永不褪色的中国“国家记忆”，不仅值得缅怀和铭记，更值得继承和弘扬。
总之，《等着我》“大叙事”寻人节目的结构主线清晰可辨。虽然每个故事情节相异，但这些不同版本的“个人记忆”在历经过岁月更替和历史沉淀后，都承载了人们在对“事实”进行反思与重构中形成的思想意志，使之具备了“意义化”和“符号化”特征，它们不仅是民族历史的见证和共同体成员对“群体记忆”的共识，而且，它所高擎的革命理想信念的火炬将世代传承、永不熄灭。
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大叙事”促进共同体核心价值构建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文化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而这些共同实际上就是使该民族成员得以凝聚的向心力”。[16]在很多情况下，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毋宁是对一个有着共同的过去并分享着共同未来的代际社会的比较漫射的归属感”，[17]因此共同体价值的构建总是离不开对民族历史和“群体记忆”的不断确认和加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国家”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共同体价值”，而“爱国主义就是理所当然的民族精神”。[16]因此国家观念、爱国思想既是共同体价值的核心，也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民族精神与共同体价值的全部内涵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在中华民族精神与多元化的民族共同体价值中，爱国主义都是其核心观念。《等着我》“大叙事”节目颂扬了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因此它必然会产生一种积极的社会效益，这就是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共同体核心价值构建。
在《等着我》舞台上，79岁的高峰老人寻找的志愿军战士徐勋龙的故事特别感人。在抗美援朝时期“保家卫国”四字凝结着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志愿军战士被全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也必然是高中生高峰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高峰有幸与志愿军战士徐勋龙通信，徐勋龙成为“影响了她一辈子”的人，她正是在志愿军精神的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成长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毋庸置疑，志愿军和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激情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道德风尚，构筑了一座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精神丰碑。
2015年7月5日《等着我》推出寻找战地记者方大曾的故事。英雄当年拿起照相机投入抗日救亡，发表过多篇抗战新闻报道，是第一个报道“七七事变”的战地记者。1937年25岁的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最后一篇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在战场上失踪。央视高级编辑冯雪松在15年里对方大曾进行着一场“没有结局的寻找”，他说“只要小方还没有下落，这份寻找就不会停止”。方大曾留下的大量战地摄影底片，现有800余张原版底片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方大曾纪念馆也在河北保定落成开馆。英雄的事迹震撼着人们，这既因为英雄的生命凋谢在青春季，更因为年轻的英雄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奋不顾死的爱国壮举。在对方大曾的寻找中，散碎的“历史记忆”拼合出英雄的人生经历、抗战业绩，这必然也具有保存民族历史和“国家记忆”的价值，而故事所贯穿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正气，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共同体价值的核心观念。
关键词：《等着我》；国家记忆；理想信念；爱国精神；共同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107-03
《等着我》是央视发挥国家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和资源整合力，汇聚全媒体元素，以实现普通大众的“团圆梦”为目标推出的大型公益寻人节目，2014年清明节开播。据统计，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同时段自办节目中，《等着我》的收视率、市场份额和平均忠实度均连续数周排名第一”，节目的收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焦点”。[1]据央视网统计，《等着我》2015年度进入央视一套黄金档，收视率更是“一路飙红”，以6月14日第3期为例，“全国网收视率达2.42%，收视份额7.48%”。[2]这说明该节目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等着我》节目内容呈多元化，有因拐卖、走失、遗弃等原因导致骨肉离散而引发的亲属之间的寻亲，也有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战友、师生、同学、朋友、邻居之间失联而引发的寻人故事。在这当中，有一类节目特别引人瞩目，其主题是讲述与民族历史、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个人记忆”，重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情境，不仅震撼心灵，催人泪下，而且有补充和实证“国家记忆”的价值。如果说寻亲、寻友等各种寻人节目都属于平民化的“小叙事”，[3]那么这些有实证“国家记忆”功能的寻人节目便可称作“大叙事”。《等着我》“大叙事”节目彰显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央视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媒体，通过《等着我》的成功策划，有力地“影响和改变权利对象的思想、行为和精神”，[4]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增进群体意识，参与共同体价值构建的社会功能。
一、实证“国家记忆”——“大叙事”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等着我》的“大叙事”节目讲述发生在远去的历史时空背景下的“个人经历”，在对观众产生感情震撼和精神激励的同时，唤醒逐渐远去的“集体记忆”，有实证和弥补“国家记忆”的作用。
2014年4月5日《等着我》开播，推出8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孟庆铭寻找牺牲战友亲人的故事。节目录制的特定背景是清明节前夕，韩国将送还437名志愿军烈士遗骨。据报道，这些牺牲在“朝鲜战争期间战斗最为激烈的江原道横城、铁原、洪川以及京畿道涟川、加平等地”的志愿军烈士，被散葬于“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5]其中或许就有孟庆铭当年掩埋的三位战友的遗骸。《等着我》的“宏大叙事”不仅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的惨烈悲壮，更彰显了志愿军战士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这则来自民间的“个人记忆”通过国家电视平台广泛传播，在志愿军烈士遗骨回归故土的特定背景下，有力地实证了中华民族抗美援朝的“国家记忆”。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92岁老兵李玉文来到《等着我》现场，寻找67年前一同参加过西北野战军西府陇东战役的战友。三位战友曾在战场上相约“死也要死在一起”，但在突围中失散，此后再也没能相聚。李玉文的寻人故事承载了一代革命军人献身祖国的史实和弥足珍贵的“国家记忆”。赵亚飞帮助烈士遗骨还乡的故事令观众潸然泪下。他26年来投入全部精力为抗日烈士寻亲，在《等着我》现场，两位白发老人被证实是烈士的同胞。人到中年的赵亚飞为给烈士寻亲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他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以实际行动参与了一个民族、国家对“集体记忆”的寻踪之旅。在《等着我》的倾情帮助下，抗战英烈为国捐躯的史实成为“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
《等着我》通过电视媒体这种文化再生产传播机制，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个人记忆”实证民族历史和“国家记忆”。“国家记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它“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追思与缅怀，更是凝聚群体认同的力量来源”。[6]一个国家总会保存“庞大的历史档案和文献叙述”，但“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公众普及和教育传承，就很难转化为个体乃至全体民众的共识”。[7]当年参战的幸存者大多已离世，如今仅剩下为数极少的耄耋老兵，铭刻在他们心中的不同版本的“个人记忆”将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永久封存，所以抢救这些有实证“国家记忆”价值的“个人记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有学者主张，新闻记者应承担起“发掘历史遗存、传承民族精神、弥补国家记忆的责任和使命”。[8]《等着我》显然正在担当起这份媒体职责，它对“大叙事”节目的成功策划已然成为“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组成部分，节目制作团队也因此而践履了媒体工作者“保存国家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为国存史，为民立传’”的神圣职责。[9]
与时下有些节目一味凭借猎奇、刺激博取受众关注不同，《等着我》讲述真实质朴、感人肺腑的寻人故事，融入了丰富的人文关怀和道德精神。特别是制作团队精心打造的“大叙事”节目重现了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历史情境，讴歌了先烈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节目所阐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凝聚群体认同和民族向心力的力量泉源。在此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坚守了主流媒体“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始终把“社会效益”当做“第一追求目标”的社会责任。[10]也正因此，《等着我》被学界评价为“调控当下文艺生态”的“精品力作”。[11]
二、坚守革命理想信念——“大叙事”贯穿的结构主线
任何叙事都是“将事实‘意义化’‘符号化’的过程”，必然融入叙事者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而对“事实”的理解与重构，所以叙事的本质必然是“通过构建‘知识性’权力，影响受众思想和行为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11]在《等着我》现场，相对于各种寻亲寻友的“小叙事”“大叙事”寻人节目以鲜活真实的“个人记忆”验证民族历史、实证“国家记忆”，所以它必然更多地承载了叙事者的思想意志。节目叙事以弘扬为民族、国家利益奋斗、献身的理想信念作为结构主线，叙事中洋溢着主人公在共同的崇高理想信念激励下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每一位寻人者都异常执着，他们怀着强烈的思念与感恩之情来到《等着我》，渴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意愿。 抗战老兵张道干来到《等着我》，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回自己的党员身份。当年他在马振藻、杨美田夫妇的带领下参加抗日工作，19岁时经马振藻介绍入党，但党籍材料因战争时期保护地下党组织而被烧毁。在节目现场，张道干找到了自己的入党见证人、94岁的杨美田，他的党员身份终于被证实。张道干是一名普通的新四军战士、共产党员，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理想信念从未动摇，在他93岁的漫长而平凡人生中，革命理想信念一直根植心底，成为激励他前行的精神动力。
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抗美援朝战争距离今天时间相对较近，因而在《等着我》现场寻找战友的志愿军老兵相对较多。例如莫秀松寻找在上甘岭战役中不顾生命安危抢救自己的战友孙英才、胡臣，他始终不忘自己和战友为了保家卫国的共同理想信念而血洒疆场的战斗经历，他终生都铭记战友舍身相救的大恩大义。又如祝子清寻找救命恩人陈伯如，这位当年仅十七八岁的志愿军女医护人员曾两次救治过他，战友情、救命恩从那时起让他铭刻在心。在为志愿军老兵寻找战友的旅程中，因时间相隔久远、寻人线索少，或因被寻者已经离世，寻人团往往很难让寻人者如愿，但志愿军战士坚持共同革命理想信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结下的战友情谊令观众深受感动和倍感鼓舞。
《等着我》“大叙事”寻人故事的主人公之间并无血缘亲情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寻人者之所以有强烈的寻人意念和执着的寻人行动，不仅是基于人类知恩图报的道德良知，更缘于他们的人生轨迹被共同革命理想信念相连接，使他们有缘在战火中结下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革命理想信念是个人、民族、国家所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想信念都发挥了如火如炬的引领作用。有学者分析，当年朝鲜战场“两军对垒，志愿军打的是信念，坚信战争是正义之战，坚信中央的英明领导，而对手打的则是装备，是数千架战机的空中优势和坚船利炮。胜败或早有定局，但战况之惨烈和志愿军慷慨赴死的精神，超乎想象”。[12]在艰苦卓绝的朝鲜战场上，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正是志愿军战士不畏牺牲、战胜强敌的制胜法宝。
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是贯穿于《等着我》“大叙事”寻人节目的结构主线。节目用“大叙事”手段不仅重现民族历史、实证“国家记忆”，而且使观众受到真实、生动、感人的革命理想教育。有学者指出，新时期无论是党建工作，还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建设都必须在“强化革命理想信念上功夫”。[13]党的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革命理想高于天。”[15]《等着我》的“宏大叙事”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国家危难关头不畏艰难险阻和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而这种全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是永不褪色的中国“国家记忆”，不仅值得缅怀和铭记，更值得继承和弘扬。
总之，《等着我》“大叙事”寻人节目的结构主线清晰可辨。虽然每个故事情节相异，但这些不同版本的“个人记忆”在历经过岁月更替和历史沉淀后，都承载了人们在对“事实”进行反思与重构中形成的思想意志，使之具备了“意义化”和“符号化”特征，它们不仅是民族历史的见证和共同体成员对“群体记忆”的共识，而且，它所高擎的革命理想信念的火炬将世代传承、永不熄灭。
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大叙事”促进共同体核心价值构建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文化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而这些共同实际上就是使该民族成员得以凝聚的向心力”。[16]在很多情况下，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毋宁是对一个有着共同的过去并分享着共同未来的代际社会的比较漫射的归属感”，[17]因此共同体价值的构建总是离不开对民族历史和“群体记忆”的不断确认和加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国家”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共同体价值”，而“爱国主义就是理所当然的民族精神”。[16]因此国家观念、爱国思想既是共同体价值的核心，也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民族精神与共同体价值的全部内涵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在中华民族精神与多元化的民族共同体价值中，爱国主义都是其核心观念。《等着我》“大叙事”节目颂扬了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因此它必然会产生一种积极的社会效益，这就是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共同体核心价值构建。
在《等着我》舞台上，79岁的高峰老人寻找的志愿军战士徐勋龙的故事特别感人。在抗美援朝时期“保家卫国”四字凝结着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志愿军战士被全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也必然是高中生高峰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高峰有幸与志愿军战士徐勋龙通信，徐勋龙成为“影响了她一辈子”的人，她正是在志愿军精神的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成长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毋庸置疑，志愿军和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激情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道德风尚，构筑了一座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精神丰碑。
2015年7月5日《等着我》推出寻找战地记者方大曾的故事。英雄当年拿起照相机投入抗日救亡，发表过多篇抗战新闻报道，是第一个报道“七七事变”的战地记者。1937年25岁的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最后一篇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在战场上失踪。央视高级编辑冯雪松在15年里对方大曾进行着一场“没有结局的寻找”，他说“只要小方还没有下落，这份寻找就不会停止”。方大曾留下的大量战地摄影底片，现有800余张原版底片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方大曾纪念馆也在河北保定落成开馆。英雄的事迹震撼着人们，这既因为英雄的生命凋谢在青春季，更因为年轻的英雄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奋不顾死的爱国壮举。在对方大曾的寻找中，散碎的“历史记忆”拼合出英雄的人生经历、抗战业绩，这必然也具有保存民族历史和“国家记忆”的价值，而故事所贯穿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正气，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共同体价值的核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