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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深秋，山东也闹起蝗灾，省政府专门成立“治蝗委员会”，请富有经验的老农和熟知蝗虫习性的昆虫学家一起指导如何灭蝗，后来总结出《治蝗十条摘要》，第一条就是“不可吃蝗，易致病患”，第二条则是“不求治蝗，但求治蝻”。
　　所谓“蝻”，是蝗虫的幼虫和虫卵。虫卵孵在土里，幼虫不会起飞，都可以通过翻耕、暴晒、驱赶、填埋、火烧等方式捕杀，以绝后患。但只要幼虫成年，长成了蝗，又成千上万只聚集起来，那就很难捕杀了。凭借民国前期的技术手段，国民只能望飞蝗而兴叹，别说支油鍋没用，就是出动千军万马，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也只能将大片蝗虫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办法将它们就地消灭。
　　1944年2月，二战尚未结束，印度西北部闹蝗灾，盟军出动六十多架战机灭蝗，却不见成效，后来改成喷洒农药，才将蝗灾暂时遏制。民国时期的中国既缺战机，也缺农药，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只能土法上马，尽力灭蝗。
　　北洋政府在内务部下面设立了“全国防灾委员会”，又在农商部下面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还要求下辖各省成立“昆虫局”（某些省份称为“植物病虫害防治所”）。防灾委员会负责抗洪、抗旱、抗地震、抗蝗虫;农事试验场负责改良种子、改良耕作方式、摸索治蝗办法;昆虫局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付蝗虫。
　　国民党政府做得更具体，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等经常暴发蝗灾的省份，安排了“治蝗委员”“治蝗专员”“治蝗督办”，又在各县设立“治蝗分会”，还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搞起了“捕蝗合作社”，让昆虫学家和农技师长期驻守，指导农民防治蝗灾。
　　（选自《北京青年报》202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