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3月24日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一定关联，因为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即便他们失去了饭碗，他们仍能带着一大笔钱走人”。(3月26日新华社)
　　斯蒂格利茨认为，给奖金封顶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奖金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机制。他举例说，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应先由第三方托管10年，“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出现业绩亏损，奖金也将相应削减”。
　　在我看来，斯蒂格利茨的建议不仅值得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体会，也值得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借鉴。
　　美联社报道说，虽然在次贷危机打击下，2007年末华尔街没有像过去那样争相发放丰厚年终奖，但各大金融机构实际发放的年终奖金不减反增，开出的红利总额比2006年增加了14％。中国的金融机构也不遑多让：以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为首的高管薪酬2007年出现“超乎业绩”的暴涨。年报显示，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纪录。而去年10月以来，中国平安A股价格暴跌，市值缩水近2／3。(3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
　　一边是市值暴跌，一边是高达数千万的期权奖励，反差如此之大，真让人担心这些金融高管们是否也存在高风险行为，是否也会在企业业绩变糟之后带着巨额奖金走人。看来，借鉴斯蒂格利茨的建议，对这些中国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实行第三方托管，以避免金融危机，是很有必要的。
　　斯蒂格利茨的建议也值得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借鉴。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委员就对国企老总的工资提出质疑。这些年，国企老总们的工资节节攀升，据说是主要来源于奖金、并与绩效挂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企老总们的“高风险行为”往往会被激发出来，他们会不顾市场前景、只顾眼前效益，一旦卸任往往给继任者留下一个烂摊子。因此，政府部门不能只通过工资激励国企老总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应该对其奖金采取第三方托管的形式，待国企老总们退休之后，参照企业以后的业绩状况予以发放。
　　这一建议也同样适合对政府官员的奖励。上级领导部门不仅要看这些官员们在位之时取得了多大的政绩，也要参考其卸任之后地方的发展状况，看看有没有政绩工程，有没有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胡乱决策。
　　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证明高额的奖金激励是存在风险的，国企老总工资高企但企业效益却不见好转也已说明单纯的奖金刺激也是靠不住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的一再出现也告诉我们高薪养廉养勤也是离谱的。事实上，只有制度化的刚性薪酬体系，才能塑造好的企业家和好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