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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2013年元旦，我又一次有机会和几位拉丁美洲友人相聚。大家谈起，作为和新中国有深厚情结的拉美人，无论今天在座的或者更多的远在大洋彼岸的，他们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密切关注者或见证人，特别是去年11月刚刚举行的中共十八大盛会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他们为中国在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如此迅猛的发展而感到振奋。值此新年来临之际，他们衷心祝贺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再创辉煌！接着，在谈到新中国几代伟人的丰功伟绩时，大家禁不住回忆起和他们接触最多、感受最深的周恩来总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并屹立于世界之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留下了一份毋庸置疑的宝贵遗产：对世界和平和各国平等的坚定信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追求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因此，所有有幸和他接触过的人们，都为他所创造的卓越贡献而钦佩不已。我也以兴奋的心情说，今年3月5日是周总理诞辰115周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要把我的拉美朋友对周总理的高尚品格、伟人风范和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胆识和魅力，以及独特的外交风格和卓越的外交才能的种种美好回忆汇聚成文，为这位名垂史册的世纪伟人的丰碑献上一束敬仰与缅怀的鲜花。大家一致称好，说这也是他们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中拉人民友谊和中拉关系的主要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我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在同我国发展关系方面，受到美国种种阻挠和破坏。根据这一情况，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同拉丁美洲国家应以发展民间往来、开展“人民外交”为主，以“耐心等待，多做工作，广交朋友，以民促官”的工作方针，“细水长流、稳步前进”地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周总理身体力行的指导和亲自关怀下，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20多年中，我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开展得有声有色。周总理在那个时期会见了150多批来华访问的拉美客人，其中有政党、议会、前政要等上层人士，和平运动、工会、青年、妇女和友好组织等人民团体的活动家，也有工商、文化、新闻界的社会名流等等。就在那个时期，我有幸多次为周总理接见拉美外宾担任翻译，见证了从广交朋友，增进相互了解到开展文化交流、经贸往来，从支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帝斗争，到援助经济建设，从设置民间机构到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为之付出辛勤操劳的整个过程。我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到上个世纪70年代获得了重大进展，有古巴、智利等12个拉美国家相继同我国建交。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有7个拉美国家同广大亚非国家一起，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投了赞成票。回首历历往事，无不深深地感受到，中拉关系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闪耀着周总理外交思想的光辉。
涓涓细流汇合的中秘友好篇章
秘鲁是拉丁美洲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个国家。秘鲁一中国文化协会创始人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是为发展秘中人民友谊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和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诸多秘鲁友人中的一位。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后，他在我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前后工作了20多年，被授予“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荣誉称号。在我国和秘鲁建交之前，他是唯一一位秘鲁专家。因此，有关秘鲁的一些活动，他常常有幸被邀请去商谈或参加。
1970年5月的一天，中国政府得悉秘鲁发生地震受灾严重的情况，要向秘鲁人民提供援助。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会议，商讨通过什么途径救灾。由于中秘之间尚无正式渠道，阿尔赛和其他与会人员都同意周总理的方案，最后决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秘鲁人民提供150万元人民币的赈灾援款。中国这一充满兄弟般情谊的举动，在秘鲁各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就在那个时期，秘鲁和一些拉美国家掀起了一场保卫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政治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倾向和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意愿。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在充分了解情况和研究后，表明了积极的态度，从而为推动中国和秘鲁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阿尔赛回忆，在1971年秘鲁动力和矿业部长马尔多纳多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周总理在会见时说，“我们中国人应该请求秘鲁人原谅。你们为捍卫200海里领海的合法主权斗争了25年，但我们没有顾及到。最近我们才注意到秘鲁的这一立场在整个反帝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请求你们原谅。但同时，我们要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完全支持秘鲁，支持你们和其他拉美国家捍卫海洋权的正义斗争！”周总理这一席情真意切和铿锵有力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中国支持秘鲁和拉美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正义斗争，使阿尔赛和其他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而作为拉美海洋大国的秘鲁，对于中国的这一有力支持在政治和社会各界的反响十分巨大，可以说为促成两国建交直接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也加快了推动和秘鲁发展关系的步伐。1970年年底，周总理在一次会见外国专家时特意和阿尔赛谈起中国和秘鲁的关系，表示中国有意和秘鲁建立和发展正式关系，希望能有渠道同秘鲁政府进行接触。阿尔赛当时考虑秘鲁在香港有领事馆，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并表示自己可以赴港和他们的领事商谈此事，以便开启沟通的渠道。没过多久，中国采取了行动，把关于发展中秘关系的八点备忘录由秘鲁驻香港领事馆转交给了秘鲁政府。1971年6月，秘鲁和中国签署了互设商务办事处的《会谈纪要》，并于同年8月派出了原来在香港工作的领事巴兰迪亚兰到北京担任驻中国商务处主任，阿尔赛被聘请为顾问，又来到北京，为筹划商务处和推动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奔忙。然而，形势发展飞快，没过几个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主导的发展两国关系宏图实现了。1971年11月2日，我们迎来了中秘两国建交的大喜日子。阿尔赛深情地说，周恩来一向以雄辩健谈而又孜孜不倦著称，他也许是世界上经历最丰富的并善于谈判的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但他又显得那么谦逊达理，为中秘友好关系的发展，细心入微地工作，并最终搭建了横跨大洋的友谊虹桥。 “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65年5月，周总理会见秘鲁众议员比利亚兰等一行。会见时，比利亚兰说，他对周总理和中国领导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宝贵经验十分钦佩，因此，关于拉美形势和政治前途问题，他想请教周总理。总理随即根据拉美国家独立以来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拉美国家目前的形势和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比利亚兰说，周总理的一番谈话表现出伟大的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给他上了一堂课。他作为拉美人，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方面自愧不如，欠缺很多。总理谦逊地回答说，他对拉美形势的评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关键还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来制定方针、政策。
谈话到最后，讲到中国和拉美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时，一位秘鲁外宾说，拉丁美洲和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因为当地的印第安土著文化与中国的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能同出一源。他会讲印第安民族的克丘亚语，同亚洲的语言有接近之处。想不到总理马上接话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确有研究认为，从中国殷商时期起就与拉丁美洲有交往。特别是华夏古文明和拉美的雅玛和印加等古代印第安文明之间交流更多。希望两国有关专家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和交流。他相信，这段值得挖掘的历史，将会有助于增进中拉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加深彼此的友谊，从而推动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的团结与合作。
比利亚兰一行边听边频频点头。显然，总理的谈话给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比利亚兰一行推动秘鲁同中国发展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利亚兰感慨地说，“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总理是那样亲切，他对拉美的古代和今天又有那样深刻的了解。我要为推动秘鲁和中国发展关系努力！”果然，比利亚兰等回国以后立即开展工作，先是向议会介绍了此次访华之行，特别讲到周总理的会见，还敦促议会通过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决议。同时，向秘鲁历史研究部门转达了总理开展两国古代文明研究友好交流的建议。总之，总理的接见推动比利亚兰一行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收到了一定实效。
对于在场的我而言，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深深地钦佩总理渊博的知识。试想，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他需要关心和处理的国内外大事之多可以想见。然而，他却能掌握这么多有关拉丁美洲的知识。同时，他又具有善于抓住谈话契机做工作的高超的外交艺术。我扪心自问，深感惭愧。自己虽然学过拉美历史，且从事对拉美的工作已有几年，却对总理讲到的中拉古代文明的友好交流知之甚少。这当然也教育了我，要加紧充实自己，须知“学无止境”啊！
震撼心灵的箴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
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前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巴斯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他担任部长和校长期间，就为两国在文教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1964年9月访华时，周总理接见了他，双方就中墨友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等话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热情而友好的交谈。谈话中，巴斯还关切地问起中国计划生育的问题。周总理针对当时西方的恶意攻击，从正面阐述了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巴斯说，他作为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负责官员，认为计划生育应该尽量减少使用人工流产的措施，在开发避孕药物方面，墨西哥有技术先进的药物研究所，并且生产一种有效避孕药的原料，作为对中国友好的表示，他愿意请周总理指定一家中国医药卫生部门同他联系，他一定尽力给予帮助和合作。周总理说，计划生育是事关国家发展和家庭幸福的大事，他非常感谢巴斯先生的友好表示，随即指示在座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接见后即同卫生部联系，将上述情况向其转达，并要求立即与巴斯先生进一步洽谈。在周总理的亲自关心过问下，后来我们与墨西哥在避孕药物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谈话结束时，巴斯由衷地向总理表示崇敬之意，说他对周总理杰出的外交才能和领导天赋深感钦佩。中国的日趋强大和国家地位的提高和周总理的功勋密不可分。中国和中国人民应该为有周总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感到骄傲。他个人为今天有幸结识周总理深感荣幸。周总理神情自若地感谢他这番友好的话，然后以有力的语气说，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要归功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本人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他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他以此为荣。这短短数语，激起了外宾强烈的反应。巴斯接口说，“但是，您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杰出的勤务员！”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巴斯一直和我谈论着和总理的会见。他说，他接触过多少各国政要，像周总理这样谦虚大度，实在令他钦佩。我也为之受到震撼。试想，周总理的功名令千秋万代敬仰，而他却以“中国人民的勤务员”自况。无怪乎他这种为人师表的谦逊美德被广泛传诵，与他的英名同垂史册。
1978年我访问墨西哥时，再次与巴斯先生相聚，他又回忆起与周总理的那次会见。他感慨地说，一个大国总理，每天的事务是那样繁忙，但他却对任何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事从不忽略。说“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来比喻周总理再也贴切不过。因为，他在处理全局的大棋时，从不忽略任何小棋。而巴斯不能忘怀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那句震撼他心灵的箴言，让他永远铭记周总理“虚怀若谷”的伟人品格！
从“走马看花”到“下马观花”的难忘效应
2007年10月，我应邀赴墨西哥出席“墨西哥一中国：二十一世纪战略伙伴论坛”。期间，专程登门拜访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并向他赠送了本人的一本著作，是关于中国和拉美友好交往的故事。我说，总统阁下为促进中墨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深表敬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总统阁下的两次访华之行。讲到访问中国，埃切维里亚的心情马上激动起来。他和我回忆起1973年4月第一次访华，以及在周总理陪同下访问北京、上海的情景。他说访问中让他难忘的一件事，便是周总理告诉他，访问行程匆匆，但要避免“走马看花”。因为什么事情，什么事物都一晃而过，难以留下深刻印象。一定要“下马观花”，仔细接触，直接考察，才能有所收获。想不到这“下马观看”让他收到了难忘的效应。 第一次是当他在周总理陪同下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受到数千群众挥动花束彩带的热烈欢迎，他当即要求从汽车上下来回应群众的热浪。周总理陪同他与群众鼓掌、握手。总统夫人则和各族女青年热情拥抱、问候。群众中还有青年大学生用西班牙语热情欢呼：“欢迎您，墨西哥总统！”他们完全和群众融合在一起，场面令人感动。埃切维里亚说，人民群众对外国客人如此热情而有礼貌，中国人民真是可爱的人民，使他们感觉到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这一下子让他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某些歪曲宣传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上海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回宾馆时，途经人群熙攘的南京路。他要求下车逛街，想切实看看中国的市场和了解人民的消费情况。因时值中午时分，他看到一家餐馆顾客不少，便要求进去和他们一起用餐，并且到一张已有顾客进餐的大桌子就座，还点名要吃和他们同样的饭菜，并与这几位顾客聊天。当一位顾客获悉他是墨西哥总统时，当即表示欢迎，并说中国支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正义斗争。埃切维里亚说，他简直难以相信，在上海街上的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也知道并支持他们维护海洋权的斗争。这件事令他至今不能忘怀！
埃切维里亚说，虽然这两次日程的突然改变，让中国的礼宾官员和警卫人员忙乱了一阵。但周总理理解外国客人的要求，并且随时随地都十分周到地安排，体现了中国以礼相待的传统美德，令他深为钦佩。这可是周总理让他“下马观花”，产生了预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可谓访华一大收获！
外交礼仪的楷模
1975年5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拉丁美洲。在哥伦比亚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哥伦比亚一中国友好协会执行主席何赛·玛丽亚·戈麦斯。他为接待我们把日程安排得井然有序。细心的他，发现王炳南团长对一道当地用蔬菜、薯类和鱼配制的煲汤“桑高乔”赞不绝口。他就悄悄告诉各地饭店经理，把不同地方特色的“桑高乔”供尊敬的中国客人每餐享用。我们都为他如此热情周到的安排所感动，纷纷向他表示感谢。孰料他说，在接待宾客的礼仪方面，他还是个小学生。因为真正的老师是你们的周恩来总理。他曾经听王炳南会长讲述过1954年他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宴请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时，因为卓别林不吃鸭肉引发的一段关于周恩来总理指示宴请礼宾规则的故事，要求今后外交宴请场合，一定要尊重和照顾到客人的风俗习惯和饮食特点，特别要避免对方的忌口，更不能以我方的爱好强加于人。戈麦斯说，他自己在访问中国时，就有感受很深的经历。大家想必记得，当年在广州用蛇肉做的“龙虎斗”和砸碎猴子头部做的“猴脑”作为上等佳肴是何等风光和风靡一时啊！但和我们一样的许多客人都无法接受。后来不是也在中国主人宴请的菜单上销声匿迹了吗？
听着戈麦斯讲起此事，我顿时想起，周总理曾经说过，交际礼节并非小事，因为它不仅起着润滑和媒介作用，而且起着粘合和催化作用，它对于表达感情，加强友谊，增进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也曾经从总理的这一教导中受到启发和受益。
1997年，我担任驻乌拉圭大使。3月的一天，应约与乌拉圭总统府秘书长商谈桑吉内蒂总统将于4月访问中国的有关日程等几项具体安排。其中我就提到，江泽民主席要设欢迎国宴，我们想了解菜单方面的细节，不知总统有何特殊要求。秘书长回应说，大使阁下考虑得很周全，提醒得很及时。的确有一道中国美味是我们总统还不习惯享用的。那就是“海参”。翻译的意思是说“海黄瓜”，但是，那类似毛毛虫的形状，我们还无法接受。因此，如果有这道菜，希望能予更替。果然，国内在接到我报回的信息后及时作了调整，用乌拉圭人喜爱的牛排替换了海参，在国宴上引发了江主席和桑吉内蒂总统就此倾心交流的一席畅谈。我在一旁相陪，深深地感悟到周总理精湛的外交艺术和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谦逊坦诚的外交风格是何等浩瀚崇高，既树立了国家精神风貌，又赢得了朋友和尊敬，真应该是我们努力学习和传承的宝贵外交财富啊！
呵护生命的人间大爱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到秘鲁，一位秘鲁小姑娘分外悲痛。那天她前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她在总理遗像前毕恭毕敬地默哀，在吊唁簿上留下对周总理的哀思，然后走到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面前，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同焦大使握手。这位小姑娘正是秘鲁专家阿尔赛的女儿。因为她对周总理怀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特殊感情。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她专门著文《中国融合在我的血液里和心坎里》，表达她对中国和周总理的无限感激之情。
那是1970年2月，刚刚出生不久的她——梅梅，不幸得了败血症，在北京儿童医院抢救治疗。阿尔赛那时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专家。尽管女儿的生命危在旦夕，心急如焚，但还是照样毫不懈怠地工作着。这件事周总理在一次会见和宴请外国专家时得知了，他当即下达指示，嘱咐有关单位务必精心治疗，“全力抢救秘鲁小姑娘”。当时梅梅的病情需要反复输血，可医院血库里所存的、与梅梅血型相同的血浆已剩不多了。主管医疗部门立即与驻京部队某部联系，大批指战员争先恐后赶来医院自愿献血。就在梅梅生命的危急时刻，中国人民子弟兵的鲜血一遍又一遍地输进了她的血管里，直到她转危为安，脱离险境。日夜为国操劳的周总理也牵挂着梅梅的病情，多次指示有关同志询问了解治疗的进程。当他知道梅梅已经病愈出院后才放下心来，并且派一位干部捎口信向阿尔赛表示祝贺。阿尔赛心情十分激动，含着热泪要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他们全家的谢意。周总理体恤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而对一个外国小孩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情同骨肉啊！在阿尔赛的女儿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多亏了中国的好总理，给了她新的生命。为此，阿尔赛把女儿梅梅称为“中国姑娘”。他说：“我们一家人对周总理人性关爱的大恩大德，对中国人民子弟兵血浓于水的情谊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转瞬之间，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弹指而过。但周总理纵横捭阖的伟人风范，挥洒自如的举止言行，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与日月同辉，千秋永存！
中拉人民友谊和中拉关系的主要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我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在同我国发展关系方面，受到美国种种阻挠和破坏。根据这一情况，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同拉丁美洲国家应以发展民间往来、开展“人民外交”为主，以“耐心等待，多做工作，广交朋友，以民促官”的工作方针，“细水长流、稳步前进”地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周总理身体力行的指导和亲自关怀下，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20多年中，我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开展得有声有色。周总理在那个时期会见了150多批来华访问的拉美客人，其中有政党、议会、前政要等上层人士，和平运动、工会、青年、妇女和友好组织等人民团体的活动家，也有工商、文化、新闻界的社会名流等等。就在那个时期，我有幸多次为周总理接见拉美外宾担任翻译，见证了从广交朋友，增进相互了解到开展文化交流、经贸往来，从支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帝斗争，到援助经济建设，从设置民间机构到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为之付出辛勤操劳的整个过程。我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到上个世纪70年代获得了重大进展，有古巴、智利等12个拉美国家相继同我国建交。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有7个拉美国家同广大亚非国家一起，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投了赞成票。回首历历往事，无不深深地感受到，中拉关系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闪耀着周总理外交思想的光辉。
涓涓细流汇合的中秘友好篇章
秘鲁是拉丁美洲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个国家。秘鲁一中国文化协会创始人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是为发展秘中人民友谊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和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诸多秘鲁友人中的一位。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后，他在我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前后工作了20多年，被授予“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荣誉称号。在我国和秘鲁建交之前，他是唯一一位秘鲁专家。因此，有关秘鲁的一些活动，他常常有幸被邀请去商谈或参加。
1970年5月的一天，中国政府得悉秘鲁发生地震受灾严重的情况，要向秘鲁人民提供援助。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会议，商讨通过什么途径救灾。由于中秘之间尚无正式渠道，阿尔赛和其他与会人员都同意周总理的方案，最后决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秘鲁人民提供150万元人民币的赈灾援款。中国这一充满兄弟般情谊的举动，在秘鲁各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就在那个时期，秘鲁和一些拉美国家掀起了一场保卫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政治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倾向和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意愿。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在充分了解情况和研究后，表明了积极的态度，从而为推动中国和秘鲁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阿尔赛回忆，在1971年秘鲁动力和矿业部长马尔多纳多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周总理在会见时说，“我们中国人应该请求秘鲁人原谅。你们为捍卫200海里领海的合法主权斗争了25年，但我们没有顾及到。最近我们才注意到秘鲁的这一立场在整个反帝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请求你们原谅。但同时，我们要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完全支持秘鲁，支持你们和其他拉美国家捍卫海洋权的正义斗争！”周总理这一席情真意切和铿锵有力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中国支持秘鲁和拉美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正义斗争，使阿尔赛和其他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而作为拉美海洋大国的秘鲁，对于中国的这一有力支持在政治和社会各界的反响十分巨大，可以说为促成两国建交直接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也加快了推动和秘鲁发展关系的步伐。1970年年底，周总理在一次会见外国专家时特意和阿尔赛谈起中国和秘鲁的关系，表示中国有意和秘鲁建立和发展正式关系，希望能有渠道同秘鲁政府进行接触。阿尔赛当时考虑秘鲁在香港有领事馆，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并表示自己可以赴港和他们的领事商谈此事，以便开启沟通的渠道。没过多久，中国采取了行动，把关于发展中秘关系的八点备忘录由秘鲁驻香港领事馆转交给了秘鲁政府。1971年6月，秘鲁和中国签署了互设商务办事处的《会谈纪要》，并于同年8月派出了原来在香港工作的领事巴兰迪亚兰到北京担任驻中国商务处主任，阿尔赛被聘请为顾问，又来到北京，为筹划商务处和推动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奔忙。然而，形势发展飞快，没过几个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主导的发展两国关系宏图实现了。1971年11月2日，我们迎来了中秘两国建交的大喜日子。阿尔赛深情地说，周恩来一向以雄辩健谈而又孜孜不倦著称，他也许是世界上经历最丰富的并善于谈判的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但他又显得那么谦逊达理，为中秘友好关系的发展，细心入微地工作，并最终搭建了横跨大洋的友谊虹桥。 “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65年5月，周总理会见秘鲁众议员比利亚兰等一行。会见时，比利亚兰说，他对周总理和中国领导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宝贵经验十分钦佩，因此，关于拉美形势和政治前途问题，他想请教周总理。总理随即根据拉美国家独立以来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拉美国家目前的形势和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比利亚兰说，周总理的一番谈话表现出伟大的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给他上了一堂课。他作为拉美人，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方面自愧不如，欠缺很多。总理谦逊地回答说，他对拉美形势的评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关键还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来制定方针、政策。
谈话到最后，讲到中国和拉美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时，一位秘鲁外宾说，拉丁美洲和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因为当地的印第安土著文化与中国的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能同出一源。他会讲印第安民族的克丘亚语，同亚洲的语言有接近之处。想不到总理马上接话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确有研究认为，从中国殷商时期起就与拉丁美洲有交往。特别是华夏古文明和拉美的雅玛和印加等古代印第安文明之间交流更多。希望两国有关专家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和交流。他相信，这段值得挖掘的历史，将会有助于增进中拉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加深彼此的友谊，从而推动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的团结与合作。
比利亚兰一行边听边频频点头。显然，总理的谈话给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比利亚兰一行推动秘鲁同中国发展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利亚兰感慨地说，“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总理是那样亲切，他对拉美的古代和今天又有那样深刻的了解。我要为推动秘鲁和中国发展关系努力！”果然，比利亚兰等回国以后立即开展工作，先是向议会介绍了此次访华之行，特别讲到周总理的会见，还敦促议会通过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决议。同时，向秘鲁历史研究部门转达了总理开展两国古代文明研究友好交流的建议。总之，总理的接见推动比利亚兰一行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收到了一定实效。
对于在场的我而言，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深深地钦佩总理渊博的知识。试想，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他需要关心和处理的国内外大事之多可以想见。然而，他却能掌握这么多有关拉丁美洲的知识。同时，他又具有善于抓住谈话契机做工作的高超的外交艺术。我扪心自问，深感惭愧。自己虽然学过拉美历史，且从事对拉美的工作已有几年，却对总理讲到的中拉古代文明的友好交流知之甚少。这当然也教育了我，要加紧充实自己，须知“学无止境”啊！
震撼心灵的箴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
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前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巴斯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他担任部长和校长期间，就为两国在文教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1964年9月访华时，周总理接见了他，双方就中墨友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等话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热情而友好的交谈。谈话中，巴斯还关切地问起中国计划生育的问题。周总理针对当时西方的恶意攻击，从正面阐述了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巴斯说，他作为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负责官员，认为计划生育应该尽量减少使用人工流产的措施，在开发避孕药物方面，墨西哥有技术先进的药物研究所，并且生产一种有效避孕药的原料，作为对中国友好的表示，他愿意请周总理指定一家中国医药卫生部门同他联系，他一定尽力给予帮助和合作。周总理说，计划生育是事关国家发展和家庭幸福的大事，他非常感谢巴斯先生的友好表示，随即指示在座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接见后即同卫生部联系，将上述情况向其转达，并要求立即与巴斯先生进一步洽谈。在周总理的亲自关心过问下，后来我们与墨西哥在避孕药物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谈话结束时，巴斯由衷地向总理表示崇敬之意，说他对周总理杰出的外交才能和领导天赋深感钦佩。中国的日趋强大和国家地位的提高和周总理的功勋密不可分。中国和中国人民应该为有周总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感到骄傲。他个人为今天有幸结识周总理深感荣幸。周总理神情自若地感谢他这番友好的话，然后以有力的语气说，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要归功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本人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他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他以此为荣。这短短数语，激起了外宾强烈的反应。巴斯接口说，“但是，您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杰出的勤务员！”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巴斯一直和我谈论着和总理的会见。他说，他接触过多少各国政要，像周总理这样谦虚大度，实在令他钦佩。我也为之受到震撼。试想，周总理的功名令千秋万代敬仰，而他却以“中国人民的勤务员”自况。无怪乎他这种为人师表的谦逊美德被广泛传诵，与他的英名同垂史册。
1978年我访问墨西哥时，再次与巴斯先生相聚，他又回忆起与周总理的那次会见。他感慨地说，一个大国总理，每天的事务是那样繁忙，但他却对任何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事从不忽略。说“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来比喻周总理再也贴切不过。因为，他在处理全局的大棋时，从不忽略任何小棋。而巴斯不能忘怀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那句震撼他心灵的箴言，让他永远铭记周总理“虚怀若谷”的伟人品格！
从“走马看花”到“下马观花”的难忘效应
2007年10月，我应邀赴墨西哥出席“墨西哥一中国：二十一世纪战略伙伴论坛”。期间，专程登门拜访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并向他赠送了本人的一本著作，是关于中国和拉美友好交往的故事。我说，总统阁下为促进中墨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深表敬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总统阁下的两次访华之行。讲到访问中国，埃切维里亚的心情马上激动起来。他和我回忆起1973年4月第一次访华，以及在周总理陪同下访问北京、上海的情景。他说访问中让他难忘的一件事，便是周总理告诉他，访问行程匆匆，但要避免“走马看花”。因为什么事情，什么事物都一晃而过，难以留下深刻印象。一定要“下马观花”，仔细接触，直接考察，才能有所收获。想不到这“下马观看”让他收到了难忘的效应。 第一次是当他在周总理陪同下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受到数千群众挥动花束彩带的热烈欢迎，他当即要求从汽车上下来回应群众的热浪。周总理陪同他与群众鼓掌、握手。总统夫人则和各族女青年热情拥抱、问候。群众中还有青年大学生用西班牙语热情欢呼：“欢迎您，墨西哥总统！”他们完全和群众融合在一起，场面令人感动。埃切维里亚说，人民群众对外国客人如此热情而有礼貌，中国人民真是可爱的人民，使他们感觉到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这一下子让他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某些歪曲宣传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上海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回宾馆时，途经人群熙攘的南京路。他要求下车逛街，想切实看看中国的市场和了解人民的消费情况。因时值中午时分，他看到一家餐馆顾客不少，便要求进去和他们一起用餐，并且到一张已有顾客进餐的大桌子就座，还点名要吃和他们同样的饭菜，并与这几位顾客聊天。当一位顾客获悉他是墨西哥总统时，当即表示欢迎，并说中国支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正义斗争。埃切维里亚说，他简直难以相信，在上海街上的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也知道并支持他们维护海洋权的斗争。这件事令他至今不能忘怀！
埃切维里亚说，虽然这两次日程的突然改变，让中国的礼宾官员和警卫人员忙乱了一阵。但周总理理解外国客人的要求，并且随时随地都十分周到地安排，体现了中国以礼相待的传统美德，令他深为钦佩。这可是周总理让他“下马观花”，产生了预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可谓访华一大收获！
外交礼仪的楷模
1975年5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拉丁美洲。在哥伦比亚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哥伦比亚一中国友好协会执行主席何赛·玛丽亚·戈麦斯。他为接待我们把日程安排得井然有序。细心的他，发现王炳南团长对一道当地用蔬菜、薯类和鱼配制的煲汤“桑高乔”赞不绝口。他就悄悄告诉各地饭店经理，把不同地方特色的“桑高乔”供尊敬的中国客人每餐享用。我们都为他如此热情周到的安排所感动，纷纷向他表示感谢。孰料他说，在接待宾客的礼仪方面，他还是个小学生。因为真正的老师是你们的周恩来总理。他曾经听王炳南会长讲述过1954年他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宴请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时，因为卓别林不吃鸭肉引发的一段关于周恩来总理指示宴请礼宾规则的故事，要求今后外交宴请场合，一定要尊重和照顾到客人的风俗习惯和饮食特点，特别要避免对方的忌口，更不能以我方的爱好强加于人。戈麦斯说，他自己在访问中国时，就有感受很深的经历。大家想必记得，当年在广州用蛇肉做的“龙虎斗”和砸碎猴子头部做的“猴脑”作为上等佳肴是何等风光和风靡一时啊！但和我们一样的许多客人都无法接受。后来不是也在中国主人宴请的菜单上销声匿迹了吗？
听着戈麦斯讲起此事，我顿时想起，周总理曾经说过，交际礼节并非小事，因为它不仅起着润滑和媒介作用，而且起着粘合和催化作用，它对于表达感情，加强友谊，增进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也曾经从总理的这一教导中受到启发和受益。
1997年，我担任驻乌拉圭大使。3月的一天，应约与乌拉圭总统府秘书长商谈桑吉内蒂总统将于4月访问中国的有关日程等几项具体安排。其中我就提到，江泽民主席要设欢迎国宴，我们想了解菜单方面的细节，不知总统有何特殊要求。秘书长回应说，大使阁下考虑得很周全，提醒得很及时。的确有一道中国美味是我们总统还不习惯享用的。那就是“海参”。翻译的意思是说“海黄瓜”，但是，那类似毛毛虫的形状，我们还无法接受。因此，如果有这道菜，希望能予更替。果然，国内在接到我报回的信息后及时作了调整，用乌拉圭人喜爱的牛排替换了海参，在国宴上引发了江主席和桑吉内蒂总统就此倾心交流的一席畅谈。我在一旁相陪，深深地感悟到周总理精湛的外交艺术和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谦逊坦诚的外交风格是何等浩瀚崇高，既树立了国家精神风貌，又赢得了朋友和尊敬，真应该是我们努力学习和传承的宝贵外交财富啊！
呵护生命的人间大爱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到秘鲁，一位秘鲁小姑娘分外悲痛。那天她前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她在总理遗像前毕恭毕敬地默哀，在吊唁簿上留下对周总理的哀思，然后走到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面前，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同焦大使握手。这位小姑娘正是秘鲁专家阿尔赛的女儿。因为她对周总理怀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特殊感情。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她专门著文《中国融合在我的血液里和心坎里》，表达她对中国和周总理的无限感激之情。
那是1970年2月，刚刚出生不久的她——梅梅，不幸得了败血症，在北京儿童医院抢救治疗。阿尔赛那时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专家。尽管女儿的生命危在旦夕，心急如焚，但还是照样毫不懈怠地工作着。这件事周总理在一次会见和宴请外国专家时得知了，他当即下达指示，嘱咐有关单位务必精心治疗，“全力抢救秘鲁小姑娘”。当时梅梅的病情需要反复输血，可医院血库里所存的、与梅梅血型相同的血浆已剩不多了。主管医疗部门立即与驻京部队某部联系，大批指战员争先恐后赶来医院自愿献血。就在梅梅生命的危急时刻，中国人民子弟兵的鲜血一遍又一遍地输进了她的血管里，直到她转危为安，脱离险境。日夜为国操劳的周总理也牵挂着梅梅的病情，多次指示有关同志询问了解治疗的进程。当他知道梅梅已经病愈出院后才放下心来，并且派一位干部捎口信向阿尔赛表示祝贺。阿尔赛心情十分激动，含着热泪要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他们全家的谢意。周总理体恤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而对一个外国小孩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情同骨肉啊！在阿尔赛的女儿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多亏了中国的好总理，给了她新的生命。为此，阿尔赛把女儿梅梅称为“中国姑娘”。他说：“我们一家人对周总理人性关爱的大恩大德，对中国人民子弟兵血浓于水的情谊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转瞬之间，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弹指而过。但周总理纵横捭阖的伟人风范，挥洒自如的举止言行，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与日月同辉，千秋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