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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来自东德一方来自西德,看电影时有时是西德人笑,有时是东德人笑,他们互不理解
女导演说到这儿当众落泪。这位年轻时风华绝代、被誉为“德国最美丽主播”的女导演1960年代后期进入电影界,被认为是“德国新电影运动”先驱之一。1980年,时年40的她以一部描述一对德国夫妻历二战摧残而重逢的史诗电影《德国,苍白的母亲》创下事业高峰。该片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片中以小女儿观察真实世界的视角就来自她的个人体验。
这位5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以表现女性意识著称的导演的再次流泪,是讲述她费时12年才筹措到一半资金拍摄《克拉拉》的遭遇。另一半必须在售出播映权后才可能收回,代价是丧失了剪片权(后来争取了一年多才要回来),以及电影命名权。《克拉拉》描述的是音乐大师勃拉姆斯和他热爱的女人克拉拉的故事,导演本人是勃拉姆斯家族后裔,取名《克拉拉》以示尊重,却被投资商强行改为略带暧昧色彩的《琴恋克拉拉》。
“就像孩子被砍了一只手,可她还是我的孩子,我的电影。” 她眼睛湿润地说。
也许了解了这段德国影人艰难求生的背景,才能理解《再见列宁》、《罗拉快跑》等片的创新价值。
“我30岁才进入电影界,那时同行们大都崇尚作家电影,不考虑票房和市场,大部分导演自己写剧本,都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可是几乎没人要看。”
“不要再谈法斯宾德能否复活了,要关注现在的年轻导演。”在这种心态下,贝克和朋友联合自救,成立“作者电影出版社”公司。他们的努力收获颇丰,除了《再见列宁》等外,最新作品《白丝带》也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惟一问题是,由于公司英文名字比较黄色,”贝克开玩笑,“参展时他们总把我们公司的作品放在黄色电影公司那列。”
贝克进入影坛比较曲折。他出生于德国西部鲁尔工业区偏僻乡村,19岁高中毕业后追随女友来到西柏林,先进柏林自由大学读历史系,后转入电影学院,1997年才拍出第一部剧情片《生活是你的一切》。
当时的柏林是楔入到东德阵营里的一个孤岛。两条狭长的公路和西德相连,沿途都是持枪的大兵、铁丝网和检查岗,“就像一个很大的笼子”。
“笼子”本身也被柏林墙一分为二。西德东德,美国苏联,北约华约,两个截然对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连电台播报新闻都一个是“这是来自自由世界的报道”,一个是“发自民主德国的首都”,谎言和真实,战争与和平,无所不在地孤悬于小岛之上。
“那时在西柏林散步,经常没走多远就看到‘不准再走’的标识,再走就是分界带。”青年时代就感受到政治现实的错位和荒诞,这根深入心扉的“刺”,成了激发贝克创作电影的心理动机。“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想揭示现实问题,这促成了欺骗和谎言的题材在我电影中反复呈现。”
听出30年隔离带来的细微差别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西德人,为什么要拍跟东德有关的题材?
贝克:柏林墙不仅是墙,更是象征。我最早没想过拍反映两德统一的大题材,而是想拍一组三五集的小电视剧。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有人说我喜欢历史题材,其实用历史这个视角解读电影不合适,我关心历史怎么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有3页纸,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再见列宁》的梗概,讲政府欺骗人民的故事。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不描述大的历史事实,只描述普通人民的遭遇。
我接下来想拍的电影是讲1945年大战快结束、和平来临前的故事,也是关于欺骗的题材,不过这个大欺骗,目的不是骗人,而是拯救很多的生命。
人物周刊:你电影中的细节很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贝克:确实,我没有在东德生活过,也没有亲戚在那边,所以花了一年时间体验日常生活。我和编剧一起,每周两天,邀请和剧中男主角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去酒吧聊天。往往只问一两个问题后,他们就会热烈讨论起来,我们只在一旁听就好了。口口相传,很多人自己就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有了敏锐感觉,我能听出30年隔离给他们带来的细微差别。
我也看了、听了很多东德时代的电影、书籍、照片、唱片,比如《少先队之歌》。还给男主角安排教师,学习当时的语言、腔调等等。剧本截稿前仔细检查用词,剔除那些东德人不用的(比如“饭很好吃”,那时的东德人就不用)。总之,我是在用拍历史电影的态度做准备。后来有德国媒体问:为什么是两个西德人拍这部电影,而不是东德人?我听说确实有东德导演自责。我想说其实好念头都很单纯。
人物周刊: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既有干部的正统、又有母爱的真挚,看起来很真实,你怎么构思这个角色的?
贝克:这位母亲不是很典型的共产主义女干部,不是顽固派,她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但不激进,只想渐进改革。那时不少东德人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并存,而东德的问题就是政治老人太多,只要把领导人淘汰掉就好了。这位母亲就是这想法。我想把这个角色塑造得有责任感,如果她只是认同西德的资本主义社会,母子有冲突,那就意思不大了。
人物周刊:东德和西德的观众看电影时,有什么不同反应?
贝克:东德人不只是在看,而是尝到了以前生活的味道,他们会觉得错误制度下的生活没有价值。在柏林,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来自东德一方来自西德,看电影时有时是西德人笑,有时是东德人笑,他们互不理解,会问:刚才为什么笑?
正式上映前,我们会找观众做测试,一般是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我就躲在观众中观察他们的反应。有一对十七八岁的情侣看完后填写表格,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男孩问:“我该怎么填?我来自南德啊!”(笑)现在东西德的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
人物周刊:中国观众对那个列宁雕像被吊起来的镜头印象深刻。
贝克:那个镜头的确很难拍摄。首先要申请街道管制,还要租到那种能载5吨重的老式苏联直升机。有一天总算申请到了,直升机也租了,可那天却来了暴风雨,把我们做好的列宁像模型给摔坏了。只好再次申请,没想到又发生直升机故障,最后紧急租了一台小飞机,但还是很困难。电影上的画面其实是后期用数码做的,真正现场拍摄时列宁手里拿着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数码使用手册》(笑)。
人物周刊:领导人的雕像,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过,比如大陆有毛泽东雕像,台湾有蒋介石雕像,还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论。
贝克:我觉得可以参考俄罗斯,有一个公园,堆积了很多列宁、斯大林的雕像,都是手势固执僵硬的那种,很滑稽。
为电影院而不是电视台拍电影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在艺术和票房上有很好的平衡,贺玛
女导演说到这儿当众落泪。这位年轻时风华绝代、被誉为“德国最美丽主播”的女导演1960年代后期进入电影界,被认为是“德国新电影运动”先驱之一。1980年,时年40的她以一部描述一对德国夫妻历二战摧残而重逢的史诗电影《德国,苍白的母亲》创下事业高峰。该片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片中以小女儿观察真实世界的视角就来自她的个人体验。
这位5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以表现女性意识著称的导演的再次流泪,是讲述她费时12年才筹措到一半资金拍摄《克拉拉》的遭遇。另一半必须在售出播映权后才可能收回,代价是丧失了剪片权(后来争取了一年多才要回来),以及电影命名权。《克拉拉》描述的是音乐大师勃拉姆斯和他热爱的女人克拉拉的故事,导演本人是勃拉姆斯家族后裔,取名《克拉拉》以示尊重,却被投资商强行改为略带暧昧色彩的《琴恋克拉拉》。
“就像孩子被砍了一只手,可她还是我的孩子,我的电影。” 她眼睛湿润地说。
也许了解了这段德国影人艰难求生的背景,才能理解《再见列宁》、《罗拉快跑》等片的创新价值。
“我30岁才进入电影界,那时同行们大都崇尚作家电影,不考虑票房和市场,大部分导演自己写剧本,都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可是几乎没人要看。”
“不要再谈法斯宾德能否复活了,要关注现在的年轻导演。”在这种心态下,贝克和朋友联合自救,成立“作者电影出版社”公司。他们的努力收获颇丰,除了《再见列宁》等外,最新作品《白丝带》也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惟一问题是,由于公司英文名字比较黄色,”贝克开玩笑,“参展时他们总把我们公司的作品放在黄色电影公司那列。”
贝克进入影坛比较曲折。他出生于德国西部鲁尔工业区偏僻乡村,19岁高中毕业后追随女友来到西柏林,先进柏林自由大学读历史系,后转入电影学院,1997年才拍出第一部剧情片《生活是你的一切》。
当时的柏林是楔入到东德阵营里的一个孤岛。两条狭长的公路和西德相连,沿途都是持枪的大兵、铁丝网和检查岗,“就像一个很大的笼子”。
“笼子”本身也被柏林墙一分为二。西德东德,美国苏联,北约华约,两个截然对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连电台播报新闻都一个是“这是来自自由世界的报道”,一个是“发自民主德国的首都”,谎言和真实,战争与和平,无所不在地孤悬于小岛之上。
“那时在西柏林散步,经常没走多远就看到‘不准再走’的标识,再走就是分界带。”青年时代就感受到政治现实的错位和荒诞,这根深入心扉的“刺”,成了激发贝克创作电影的心理动机。“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想揭示现实问题,这促成了欺骗和谎言的题材在我电影中反复呈现。”
听出30年隔离带来的细微差别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西德人,为什么要拍跟东德有关的题材?
贝克:柏林墙不仅是墙,更是象征。我最早没想过拍反映两德统一的大题材,而是想拍一组三五集的小电视剧。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有人说我喜欢历史题材,其实用历史这个视角解读电影不合适,我关心历史怎么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有3页纸,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再见列宁》的梗概,讲政府欺骗人民的故事。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不描述大的历史事实,只描述普通人民的遭遇。
我接下来想拍的电影是讲1945年大战快结束、和平来临前的故事,也是关于欺骗的题材,不过这个大欺骗,目的不是骗人,而是拯救很多的生命。
人物周刊:你电影中的细节很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贝克:确实,我没有在东德生活过,也没有亲戚在那边,所以花了一年时间体验日常生活。我和编剧一起,每周两天,邀请和剧中男主角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去酒吧聊天。往往只问一两个问题后,他们就会热烈讨论起来,我们只在一旁听就好了。口口相传,很多人自己就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有了敏锐感觉,我能听出30年隔离给他们带来的细微差别。
我也看了、听了很多东德时代的电影、书籍、照片、唱片,比如《少先队之歌》。还给男主角安排教师,学习当时的语言、腔调等等。剧本截稿前仔细检查用词,剔除那些东德人不用的(比如“饭很好吃”,那时的东德人就不用)。总之,我是在用拍历史电影的态度做准备。后来有德国媒体问:为什么是两个西德人拍这部电影,而不是东德人?我听说确实有东德导演自责。我想说其实好念头都很单纯。
人物周刊: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既有干部的正统、又有母爱的真挚,看起来很真实,你怎么构思这个角色的?
贝克:这位母亲不是很典型的共产主义女干部,不是顽固派,她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但不激进,只想渐进改革。那时不少东德人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并存,而东德的问题就是政治老人太多,只要把领导人淘汰掉就好了。这位母亲就是这想法。我想把这个角色塑造得有责任感,如果她只是认同西德的资本主义社会,母子有冲突,那就意思不大了。
人物周刊:东德和西德的观众看电影时,有什么不同反应?
贝克:东德人不只是在看,而是尝到了以前生活的味道,他们会觉得错误制度下的生活没有价值。在柏林,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来自东德一方来自西德,看电影时有时是西德人笑,有时是东德人笑,他们互不理解,会问:刚才为什么笑?
正式上映前,我们会找观众做测试,一般是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我就躲在观众中观察他们的反应。有一对十七八岁的情侣看完后填写表格,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男孩问:“我该怎么填?我来自南德啊!”(笑)现在东西德的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
人物周刊:中国观众对那个列宁雕像被吊起来的镜头印象深刻。
贝克:那个镜头的确很难拍摄。首先要申请街道管制,还要租到那种能载5吨重的老式苏联直升机。有一天总算申请到了,直升机也租了,可那天却来了暴风雨,把我们做好的列宁像模型给摔坏了。只好再次申请,没想到又发生直升机故障,最后紧急租了一台小飞机,但还是很困难。电影上的画面其实是后期用数码做的,真正现场拍摄时列宁手里拿着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数码使用手册》(笑)。
人物周刊:领导人的雕像,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过,比如大陆有毛泽东雕像,台湾有蒋介石雕像,还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论。
贝克:我觉得可以参考俄罗斯,有一个公园,堆积了很多列宁、斯大林的雕像,都是手势固执僵硬的那种,很滑稽。
为电影院而不是电视台拍电影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在艺术和票房上有很好的平衡,贺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