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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树枏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价值，自刊行以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文章重点从版本、内容、点校、考证、索引等方面介绍了《新疆图志》的整理出版，明确其价值及鲜明特色，认为其作为古籍整理的新成果、方志研究的新典范，具有重大意义。
【关 键 词】 《新疆图志》；古籍整理；方志研究
【作者单位】孙文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宁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馆）。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满文寄信档看清代中期伊犁将军对新疆的管理与认识”（17XZS042）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起源于古地志、古地理的方志之学，作为我国特有的学科，自晋常璩《华阳国志》起，便开启了其编缀的历史，后又衍化为方记、地记、图经等不同门类。在前贤先哲的持续努力下，至宋时，其编写特点与体例逐渐得以完善。由于方志具有材料完整、内容广泛、叙事完备等特点，成为正史之外最为显著的史学门类之一，不仅品类众多，且卷帙浩繁，“存于今者占全部载籍十分之一”[1]。
就西域/新疆方志而言，从《史记》及《汉书》就开启了历代官修正史特意记录西域的先河，进而为后世提供西域研究值得信赖的文献资料。历代还因战争、朝觐、僧游等不同原因留下诸多亲历西域者的方志文献，如《使高昌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大唐西域记》等，这些文献因具实地考证特色，亦成为值得信赖的宝贵资料。尽管持续不断的历代官、私著述对西域的记载，成为后来清代西域方志发展的基石，但其缺憾亦很明显：“大都因循旧史，捃摭遗闻，重复疏乖，可据之史料，至为有限。”[2]
清代中期，随着清政府对新疆的收复及其后来经营与管理的持续开展，有关西域之方志才真正得以兴盛。其中有关新疆的地方志便有一百一十种之多，即便除去同书异名之情况，仍然也有八十种、六百余卷之多，蔚为大观[3]。这些清人编纂的清代西域方志，因大批确凿的清代西域史料的保全，成为当今西域研究者最为倚重的史料之一。而其中，集清代西域方志之大成的，正是王树枏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
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新疆图志》，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共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万字，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价值，自刊行以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不过，《新疆图志》自成书以来，刊行情况较为复杂，在稿本、抄本之外，还存有志局本、东方学会本、黄册本以及单行本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不便识读，给学界带来了一定的研究障碍，更重要的是这些版本均散落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及部分高校，搜寻极为不便，要使用也只能延颈企踵。这些均带给《新疆图志》以及西域/新疆研究重重阻碍与困难，进而成为当今丝路/新疆基础研究的一大滞碍。自其问世以来，学者们对它的整理远远没有跟上学术研究的脚步，学界希冀对《新疆图志》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嘉惠学林。
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与学术背景下，由北京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多个学术单位通力合作，历时八年整理，包含了正文、地图、索引在内的整理本《新疆图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7年5月正式出版。这不仅可以大力推动对近代新疆以及《新疆图志》的相关研究，更是为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基础学科先行”提供理论借鉴，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纵观是著，具有以下几种特色。
一、版本完善，多刊汇校
《新疆图志》现存多种版本。目前发现的稿本均为残本，仅存《物候志》《祀典志》《兵制志》等12册，对《新疆图志》作者与编纂情况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天津图书馆所藏抄本（因每册以黄色绸缎包装，故将其称为“黄册本”），是该志成书后呈宪政编查馆审阅之样书，不仅保存了袁大化的每卷序文以及编修时绘制之舆图与礼俗画，而且还保留了王树枏因事离任后由王学增补编的四卷本《新疆图志补编》，内容丰富。宣统三年（1911）由新疆通志局在乌鲁木齐的木活字排印本（簡称“志局本”），作为《新疆图志》最早的刊行本，由于印行之际正当新疆危急之时，仓促印行，在引文失误、出处误记、知识错误、重复叙述之外，还存有植字颠倒、误植、脱讹等诸多错误，且卷下无袁大化之序。1923年，东方学会的倡议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志局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新疆图志》（简称“底本”，又称“东方学会本”），并在天津重印。此版不仅一改志局本的粗糙，印刷精良，还在修订了志局本初印时的诸多错误之外，将志局本某些生僻古雅之文字改为通行且易于理解之字词。东方学会本在删除了袁大化为每卷所撰之序文的同时，也在《奏议志》中增加了袁大化在新疆任职时的奏议18篇，将志局本22幅黑白地图红色套印并装订成册。此外，由于《新疆图志》最初是按照29种分志分别纂修的，且各册编纂者情况不一，完成亦有先后，提前完成的各志如《新疆建置志》《新疆礼俗志》《新疆国界志》等分志，在全志刊印前便先行单册刊印，这些单行本内容与《新疆图志》基本相同，但作为《新疆图志》系统内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固有价值也不容轻忽[4]。
综上可见，自《新疆图志》行世以来，版本较为复杂，尽管各版均有缺憾，但各版价值亦独具特色。为最大限度地保证《新疆图志》的整理质量，整理者在比勘上述各本的基础上，前一一六卷以东方学会本为底本，以志局本为校本；王学增四卷补编，以黄册本为底本。此外，还依据各单行本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校勘与标点，不仅尽可能地避免了文字讹误，还增补了黄册本中诸本所不载的袁大化为各卷分志作的序言以及王学增补编四卷之内容，并在《新疆图志》刊行后，首次尽可能地对其最初编纂的所有文献进行整理，并做全面展示。即使是对《新疆图志》所征引之典籍，整理者亦依善本参校，如正史《西域传》《西域水道记》等，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进行汇校汇对，力求尽善尽美。 二、图志合刊，力求完备
在编纂《新疆图志》之初，王树枏等曾将其命名为《新疆通志》。编纂者在进行文字纂修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地图的绘制，在全志纂修工作正式开启之前，便“选派精于测绘之员赴南疆一带测量，并在省先绘总、分舆图，以为修志基础”，将地图的绘制与文字編纂等齐[4]。但在印行志局本时，仅附录22幅标志实业、邮政、盐产及以厅府州为单元的交通道路示意图，而描绘有经纬度标识的58幅全省舆地图，由于绘制繁复，在宣统元年（1909）制作完成后即以《新疆全省舆地图》之名在汉口单叶片一带印制发行。由于《新疆图志》与舆图至今未能集成一帙，以致后世学者往往认为《新疆图志》中“图”有声闻过情之嫌。1923年东方学会重印《新疆图志》时，在以《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之名将志局本22幅地图单另成册外，58幅《新疆全省舆地图》亦独成一册出版。这不仅让后世对《新疆图志》“有志无图”的现象产生了蚕绩蟹匡之印象，更给学界的识读带来了极大不便[4]。
基于此，整理者不仅将东方学会本单独成册并将其命名为《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仍依志局本的形式插入正文，使其图文相对，同时也补充了东方学会本地图遗漏之《焉耆府总图》及其所删除的地图边线外所有绘制地图人员之姓名，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图信息。至于《新疆全省舆地图》，整理者采用东方学会本的彩印地图，与《新疆图志》配套刊行，从而恢复了《新疆图志》图、志并存之旧貌。
三、考真辨伪，校点精准
《新疆图志》自刊行以来，版本较为复杂。无论是稿本、抄本，还是志局本、东方学会本、黄册本，都各有春秋，甚至也有云泥之别。这些情况对《新疆图志》的使用效果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者们对《新疆图志》的研究进程。《新疆图志》整理者为尽可能地减少错讹，进行了艰苦的工作，采用专家通校及互校的方式，历时八年，对《新疆图志》200余万字内容进行仔细、认真的整理与校勘，力求炳炳凿凿。在此基础上，整理者不仅对《新疆图志》进行全文句读，还对某些文字或内容明显讹误之处进行校勘。如《图志·建置三》：“大中祥符元年（1008），遣进奉使李元庆。”[4]整理者在比勘原典的基础上进行勘正：
“此句记载有误，据《宋史·外国传》：‘大中祥符六年，有进奉使李延庆入贡。’”[4]
再如《图志·国界四》：“故自瓦呼罗特山口、浑楚鄂帕山口以东，东流之水属中国。”[4]整理者在比勘各版以及对全文进行前后通校的基础上，又据最早记载此条内容的《帕米尔分界私议》进行校记：“瓦，志局本、底本均误作‘巨’，据《帕米尔分界私议》原本及下引地名改。”[4]可见，整理者在校勘《新疆图志》时不仅进行了准确、认真的点校，还进行了严谨而又详细的考证，这些工作不仅替学界扫除了使用《新疆图志》时可能会面临的识读、句读等方面的障碍，更是尽可能地剪除掉原文中的脱讹之处，可谓春风夏雨。
同时，由于整理者都有新疆工作和研究的经验，整理者团队曾多次进行实地访查与探寻，考察新疆每一地之山道水路、历史古迹、民风民俗、物产气候，搜集并获得了大量更为客观、更加真实的第一手可靠资料。因此，整理者在整理《新疆图志》时，绝非简单的比勘各本以及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之上，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到的真实资料进行精确整理。而类似“据实际枝渠数改”“据实际地名补”“据实际人名改”“据实改”等语句在《新疆图志》校记中的频繁出现，也证明了《新疆图志》整理的一个主要史料来源，即整理者的亲身调研，如“斯，志局本、底本夺此字，据前后引文及实际地名补”“伊西里，志局本、底本乙作‘西伊里’，据上下引文及实际地名改”“实际枝渠数为一百三十”“哈，志局本、底本夺此字，据实际地名补”“珑喀，志局本、底本互乙，据实际地名改”……[4]据此可见，实地调查确实是整理《新疆图志》的资料来源方式之一。将实地勘察所得与文献资料整理所得两相印证，一方面奠定了《新疆图志》整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整理者缜密而又谨严的方志整理精神。
四、配备索引，便于使用
自宣统三年（1911）刊行以来，《新疆图志》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研究成果较少”[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该志从未配备索引，不便使用。正如朱玉麒教授在前言所说的那样：“多民族聚居的新疆，丰富的语言带来了不同语种的人名和地名称谓，以及不同的名称构成，因此在使用汉语音译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同人同地异名，和异人异地同称现象；再加上排版植字者不知就里的刺剌、柘拓之混，称名现象的复杂程度，成为阅读的最大障碍。”[4]为更加方便学界使用，整理者首次为《新疆图志》编写了人名、地名索引，对《新疆图志》所涉及的“与新疆及周边直接相关的人名、地名编制了详细索引，尽量将异人异地的同名现象做出区分。而且通过这一索引汇总，也方便了对翻译名称的研究和统计”[4]。整理者所特别配置的人名、地名索引，毫无疑问会将《新疆图志》的特点与价值再次凸显出来，同时也将会大大提高《新疆图志》的使用率与研究层次。由此，学界的使用可“按图索籍，山溪道路，一目了然”[5]。
综上，《新疆图志》的整理出版，以其完备的版本、详实的内容、准确的点校、严谨的考证等价值与特色，成为目前对王树枏以及《新疆图志》相关研究中最权威、最全面的一部著作。毋庸置疑，这是古籍整理的新成果、方志研究的新典范，为西北史地研究学者尤其是清史与清代新疆方面的研究学者，提供了详实、系统而又严谨的宝贵文献，进而将丝路/西域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傅振伦. 建国以来方志整理的重要成就[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5）：18-23.
[2]唐景升. 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J]. 东方杂志，1931（21）：124-145.
[3]中国科学院.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35-255.
[4]王树枏. 新疆图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5]张岱. 嫏嬛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85：48.
【关 键 词】 《新疆图志》；古籍整理；方志研究
【作者单位】孙文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宁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馆）。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满文寄信档看清代中期伊犁将军对新疆的管理与认识”（17XZS042）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起源于古地志、古地理的方志之学，作为我国特有的学科，自晋常璩《华阳国志》起，便开启了其编缀的历史，后又衍化为方记、地记、图经等不同门类。在前贤先哲的持续努力下，至宋时，其编写特点与体例逐渐得以完善。由于方志具有材料完整、内容广泛、叙事完备等特点，成为正史之外最为显著的史学门类之一，不仅品类众多，且卷帙浩繁，“存于今者占全部载籍十分之一”[1]。
就西域/新疆方志而言，从《史记》及《汉书》就开启了历代官修正史特意记录西域的先河，进而为后世提供西域研究值得信赖的文献资料。历代还因战争、朝觐、僧游等不同原因留下诸多亲历西域者的方志文献，如《使高昌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大唐西域记》等，这些文献因具实地考证特色，亦成为值得信赖的宝贵资料。尽管持续不断的历代官、私著述对西域的记载，成为后来清代西域方志发展的基石，但其缺憾亦很明显：“大都因循旧史，捃摭遗闻，重复疏乖，可据之史料，至为有限。”[2]
清代中期，随着清政府对新疆的收复及其后来经营与管理的持续开展，有关西域之方志才真正得以兴盛。其中有关新疆的地方志便有一百一十种之多，即便除去同书异名之情况，仍然也有八十种、六百余卷之多，蔚为大观[3]。这些清人编纂的清代西域方志，因大批确凿的清代西域史料的保全，成为当今西域研究者最为倚重的史料之一。而其中，集清代西域方志之大成的，正是王树枏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
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新疆图志》，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共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万字，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价值，自刊行以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不过，《新疆图志》自成书以来，刊行情况较为复杂，在稿本、抄本之外，还存有志局本、东方学会本、黄册本以及单行本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不便识读，给学界带来了一定的研究障碍，更重要的是这些版本均散落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及部分高校，搜寻极为不便，要使用也只能延颈企踵。这些均带给《新疆图志》以及西域/新疆研究重重阻碍与困难，进而成为当今丝路/新疆基础研究的一大滞碍。自其问世以来，学者们对它的整理远远没有跟上学术研究的脚步，学界希冀对《新疆图志》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嘉惠学林。
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与学术背景下，由北京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多个学术单位通力合作，历时八年整理，包含了正文、地图、索引在内的整理本《新疆图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7年5月正式出版。这不仅可以大力推动对近代新疆以及《新疆图志》的相关研究，更是为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基础学科先行”提供理论借鉴，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纵观是著，具有以下几种特色。
一、版本完善，多刊汇校
《新疆图志》现存多种版本。目前发现的稿本均为残本，仅存《物候志》《祀典志》《兵制志》等12册，对《新疆图志》作者与编纂情况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天津图书馆所藏抄本（因每册以黄色绸缎包装，故将其称为“黄册本”），是该志成书后呈宪政编查馆审阅之样书，不仅保存了袁大化的每卷序文以及编修时绘制之舆图与礼俗画，而且还保留了王树枏因事离任后由王学增补编的四卷本《新疆图志补编》，内容丰富。宣统三年（1911）由新疆通志局在乌鲁木齐的木活字排印本（簡称“志局本”），作为《新疆图志》最早的刊行本，由于印行之际正当新疆危急之时，仓促印行，在引文失误、出处误记、知识错误、重复叙述之外，还存有植字颠倒、误植、脱讹等诸多错误，且卷下无袁大化之序。1923年，东方学会的倡议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志局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新疆图志》（简称“底本”，又称“东方学会本”），并在天津重印。此版不仅一改志局本的粗糙，印刷精良，还在修订了志局本初印时的诸多错误之外，将志局本某些生僻古雅之文字改为通行且易于理解之字词。东方学会本在删除了袁大化为每卷所撰之序文的同时，也在《奏议志》中增加了袁大化在新疆任职时的奏议18篇，将志局本22幅黑白地图红色套印并装订成册。此外，由于《新疆图志》最初是按照29种分志分别纂修的，且各册编纂者情况不一，完成亦有先后，提前完成的各志如《新疆建置志》《新疆礼俗志》《新疆国界志》等分志，在全志刊印前便先行单册刊印，这些单行本内容与《新疆图志》基本相同，但作为《新疆图志》系统内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固有价值也不容轻忽[4]。
综上可见，自《新疆图志》行世以来，版本较为复杂，尽管各版均有缺憾，但各版价值亦独具特色。为最大限度地保证《新疆图志》的整理质量，整理者在比勘上述各本的基础上，前一一六卷以东方学会本为底本，以志局本为校本；王学增四卷补编，以黄册本为底本。此外，还依据各单行本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校勘与标点，不仅尽可能地避免了文字讹误，还增补了黄册本中诸本所不载的袁大化为各卷分志作的序言以及王学增补编四卷之内容，并在《新疆图志》刊行后，首次尽可能地对其最初编纂的所有文献进行整理，并做全面展示。即使是对《新疆图志》所征引之典籍，整理者亦依善本参校，如正史《西域传》《西域水道记》等，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进行汇校汇对，力求尽善尽美。 二、图志合刊，力求完备
在编纂《新疆图志》之初，王树枏等曾将其命名为《新疆通志》。编纂者在进行文字纂修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地图的绘制，在全志纂修工作正式开启之前，便“选派精于测绘之员赴南疆一带测量，并在省先绘总、分舆图，以为修志基础”，将地图的绘制与文字編纂等齐[4]。但在印行志局本时，仅附录22幅标志实业、邮政、盐产及以厅府州为单元的交通道路示意图，而描绘有经纬度标识的58幅全省舆地图，由于绘制繁复，在宣统元年（1909）制作完成后即以《新疆全省舆地图》之名在汉口单叶片一带印制发行。由于《新疆图志》与舆图至今未能集成一帙，以致后世学者往往认为《新疆图志》中“图”有声闻过情之嫌。1923年东方学会重印《新疆图志》时，在以《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之名将志局本22幅地图单另成册外，58幅《新疆全省舆地图》亦独成一册出版。这不仅让后世对《新疆图志》“有志无图”的现象产生了蚕绩蟹匡之印象，更给学界的识读带来了极大不便[4]。
基于此，整理者不仅将东方学会本单独成册并将其命名为《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仍依志局本的形式插入正文，使其图文相对，同时也补充了东方学会本地图遗漏之《焉耆府总图》及其所删除的地图边线外所有绘制地图人员之姓名，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图信息。至于《新疆全省舆地图》，整理者采用东方学会本的彩印地图，与《新疆图志》配套刊行，从而恢复了《新疆图志》图、志并存之旧貌。
三、考真辨伪，校点精准
《新疆图志》自刊行以来，版本较为复杂。无论是稿本、抄本，还是志局本、东方学会本、黄册本，都各有春秋，甚至也有云泥之别。这些情况对《新疆图志》的使用效果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者们对《新疆图志》的研究进程。《新疆图志》整理者为尽可能地减少错讹，进行了艰苦的工作，采用专家通校及互校的方式，历时八年，对《新疆图志》200余万字内容进行仔细、认真的整理与校勘，力求炳炳凿凿。在此基础上，整理者不仅对《新疆图志》进行全文句读，还对某些文字或内容明显讹误之处进行校勘。如《图志·建置三》：“大中祥符元年（1008），遣进奉使李元庆。”[4]整理者在比勘原典的基础上进行勘正：
“此句记载有误，据《宋史·外国传》：‘大中祥符六年，有进奉使李延庆入贡。’”[4]
再如《图志·国界四》：“故自瓦呼罗特山口、浑楚鄂帕山口以东，东流之水属中国。”[4]整理者在比勘各版以及对全文进行前后通校的基础上，又据最早记载此条内容的《帕米尔分界私议》进行校记：“瓦，志局本、底本均误作‘巨’，据《帕米尔分界私议》原本及下引地名改。”[4]可见，整理者在校勘《新疆图志》时不仅进行了准确、认真的点校，还进行了严谨而又详细的考证，这些工作不仅替学界扫除了使用《新疆图志》时可能会面临的识读、句读等方面的障碍，更是尽可能地剪除掉原文中的脱讹之处，可谓春风夏雨。
同时，由于整理者都有新疆工作和研究的经验，整理者团队曾多次进行实地访查与探寻，考察新疆每一地之山道水路、历史古迹、民风民俗、物产气候，搜集并获得了大量更为客观、更加真实的第一手可靠资料。因此，整理者在整理《新疆图志》时，绝非简单的比勘各本以及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之上，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到的真实资料进行精确整理。而类似“据实际枝渠数改”“据实际地名补”“据实际人名改”“据实改”等语句在《新疆图志》校记中的频繁出现，也证明了《新疆图志》整理的一个主要史料来源，即整理者的亲身调研，如“斯，志局本、底本夺此字，据前后引文及实际地名补”“伊西里，志局本、底本乙作‘西伊里’，据上下引文及实际地名改”“实际枝渠数为一百三十”“哈，志局本、底本夺此字，据实际地名补”“珑喀，志局本、底本互乙，据实际地名改”……[4]据此可见，实地调查确实是整理《新疆图志》的资料来源方式之一。将实地勘察所得与文献资料整理所得两相印证，一方面奠定了《新疆图志》整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整理者缜密而又谨严的方志整理精神。
四、配备索引，便于使用
自宣统三年（1911）刊行以来，《新疆图志》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研究成果较少”[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该志从未配备索引，不便使用。正如朱玉麒教授在前言所说的那样：“多民族聚居的新疆，丰富的语言带来了不同语种的人名和地名称谓，以及不同的名称构成，因此在使用汉语音译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同人同地异名，和异人异地同称现象；再加上排版植字者不知就里的刺剌、柘拓之混，称名现象的复杂程度，成为阅读的最大障碍。”[4]为更加方便学界使用，整理者首次为《新疆图志》编写了人名、地名索引，对《新疆图志》所涉及的“与新疆及周边直接相关的人名、地名编制了详细索引，尽量将异人异地的同名现象做出区分。而且通过这一索引汇总，也方便了对翻译名称的研究和统计”[4]。整理者所特别配置的人名、地名索引，毫无疑问会将《新疆图志》的特点与价值再次凸显出来，同时也将会大大提高《新疆图志》的使用率与研究层次。由此，学界的使用可“按图索籍，山溪道路，一目了然”[5]。
综上，《新疆图志》的整理出版，以其完备的版本、详实的内容、准确的点校、严谨的考证等价值与特色，成为目前对王树枏以及《新疆图志》相关研究中最权威、最全面的一部著作。毋庸置疑，这是古籍整理的新成果、方志研究的新典范，为西北史地研究学者尤其是清史与清代新疆方面的研究学者，提供了详实、系统而又严谨的宝贵文献，进而将丝路/西域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傅振伦. 建国以来方志整理的重要成就[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5）：18-23.
[2]唐景升. 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J]. 东方杂志，1931（21）：124-145.
[3]中国科学院.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35-255.
[4]王树枏. 新疆图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5]张岱. 嫏嬛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8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