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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外交空前活跃。文化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中国文化外交，从相对独立意义上看，不同于过去单纯的文化交流；从本质上看，不同于一些国家以“文化征服”和“文化渗透”为目的文化外交；从文化理念、目的设定和方法运用等来看，中国文化外交是一个全新外交思路。
关键词：“和而不同”；文化外交；中国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16-02
世纪之交，文化在世界经济、政治合作与竞争中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外交空前活跃。文化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1]目前中国已经有一批专家和学者开始着手探讨文化外交问题，撰写了一些相关文章，但是多以国外的外交经验和理论借鉴为主，没有看到中国文化外交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外交本质不同，从文化理念、目的设定和方法运用等来看，中国文化外交是一个全新的外交思路。
一、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不等同于文化交流，它是具备一定理论指导、战略目的、实现方式等相对独立的外交方式。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各国的殖民入侵增强了不同文化群体的联系，出现了最初意义上的文化外交。1883年法国建立了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利用“她的文化世袭财产作为复兴的方法”，在法属殖民地和世界各地教授法语，旨在实现拿破仑梦想中的精神征服，自此，以实现文化霸权为目标的“文化侵略”、“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形态，1935年英国成立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1938年美国成立了文化关系处（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冷战期间，国际文化传播聚焦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苏美两国为此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文化以其独特的隐藏性和穿透力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新中国历来重视文化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总理曾经形象的把对外文化交流比喻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2] 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来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形形色色的“文化入侵”、“文化渗透”和“文化结盟”，在文化交流中，我们自己注重的是“拿来”，是“为我所用”，对他国我们强调的是尊重和理解，是“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外交史册上曾有过享有美誉的“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间外交”，但都是在间接意义上对政府外交起推动作用，而不是进行具有文化渗透意义的所谓“文化外交”。中国文化外交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对外文化关系的提升，它继承了新中国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特点，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而不同”思想作为其理论内涵，以树立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为发展目标，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一个全新文化外交战略。
二、文化利益提升是中国文化外交确立的时代要求
世纪之交，国际文化联系呈现出纵深发展的趋势，文化不仅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激烈国际竞争的重要目标。文化利益的提升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就会处于被动守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
文化产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文化的附加值已成为一种蕴涵巨大潜力的无形资产。文化对于经济利益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财富，谁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谁就占据未来全球文化发展的主导权，谁就抢占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制高点。”[3]人口、资源、环境、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使加快国际文化互动和沟通，促进国际协调和国际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的应有之义。文化在外交领域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问题，而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重视、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
从文化自身来看，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深刻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习惯和价值标准，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积极进行“文化争夺”和“文化渗透”，这使总体上处在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在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文化外交不是单纯以文化为手段的外交，在中国文化外交的深层内涵中，文化即是手段，也是目的。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化中纷繁复杂的问题，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在国际文化合作和竞争中实现中国文化提升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
三、“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内涵
文化外交离不开文化理念的引导。国际社会中存在两种极端的文化外交：追求“以同化异”或“以异抗同”。“以同化异”是一种扩张性文化外交，表现为盲目和狂妄肯定自身文化的独特优势，否定他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碰撞和竞争中，对他国进行“文化强制”和“文化渗透”，力图建立以自身文化为核心的世界“同一”文化。“以异抗同”的文化外交表面看来是对“以同化异”的直接回应，它强制倡导回归传统，固守原典教义来抵御文化霸权，但极易从自保走向封闭，走向文化极端，成为一种“文化孤立”且又隐含文化扩张的因素。从表面上看，文化霸权和文化封闭似乎是对立的，而且文化封闭的产生和文化霸权的恶果不无关系。但从实质看，它们都是把“统一”和“同一”文化混同起来，盲目夸大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以致产生利用文化进行扩张的意向。因此，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是相通的，有害的，都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不利因素。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和”或者“和合”文化，公元前8世纪周史官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明确提出了“和”与“同”的差异和区别。“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4]中华民族经历了民族融合、文化复兴的历史，也有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训，长期的历史实践使得各族人民都深刻认识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导致文化萧条、沉寂和文明的落后，广纳博取、互通有无则带来文化繁荣和文明昌盛，“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中凝聚出的理论精华，是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具有说服力文化交流理论。 “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5] “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深刻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道路，是促进维护和平与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有益方式。
四、中国文化外交是中国推动世界和谐重要手段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走和平发展之路，推动世界和谐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和谐世界蕴涵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在中国对于国际、国内问题深入认识、思考后提出的未来国际构想。虽然我们不能高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必须承认文化方面的真正理解对政治、安全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互利具有根基性质的作用。尽管文化的作用是缓慢的、间接性的，但是也是持久的、基础性的。
与“和而不同”相通、相融的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把“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看做是处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一种准则；主张通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提高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注重以心服人、以理服人，反对“以霸压人”；把“和平共存、和谐共处”看做是各种关系相互融合的目标追求。这种存异而致和的博大胸怀，深刻而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当今世界要求维护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目标是相适应的，强调在平等性、开放性、互惠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对话、文化沟通和文化往来，是实现世界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基础。“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一个‘你去我来，你来我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这对粉碎一些国家蓄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具有最为直接的针对性，我们向世人表达中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同时，也能增强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时代的发展既带来了文化地位的提升，也促使外交自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外交以其独有的特色，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相平行，共同构建了具有立体结构的中国总体外交。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外交思路，中国文化外交必将成为有益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同时也有益于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家正.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J].求是,2004,(24).
[2] 转高树勋.中国文化法规·机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20.
[3] 李忠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J].瞭望,2002,(25).
[4] 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演讲受到与会美国政治家、学者和大学生的热烈欢迎[N].人民日报，2002-10-25.
[5] 汤一介.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J].中国哲学史,2000,(4).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集[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和而不同”；文化外交；中国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16-02
世纪之交，文化在世界经济、政治合作与竞争中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外交空前活跃。文化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1]目前中国已经有一批专家和学者开始着手探讨文化外交问题，撰写了一些相关文章，但是多以国外的外交经验和理论借鉴为主，没有看到中国文化外交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外交本质不同，从文化理念、目的设定和方法运用等来看，中国文化外交是一个全新的外交思路。
一、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不等同于文化交流，它是具备一定理论指导、战略目的、实现方式等相对独立的外交方式。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各国的殖民入侵增强了不同文化群体的联系，出现了最初意义上的文化外交。1883年法国建立了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利用“她的文化世袭财产作为复兴的方法”，在法属殖民地和世界各地教授法语，旨在实现拿破仑梦想中的精神征服，自此，以实现文化霸权为目标的“文化侵略”、“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形态，1935年英国成立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1938年美国成立了文化关系处（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冷战期间，国际文化传播聚焦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苏美两国为此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文化以其独特的隐藏性和穿透力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新中国历来重视文化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总理曾经形象的把对外文化交流比喻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2] 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来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形形色色的“文化入侵”、“文化渗透”和“文化结盟”，在文化交流中，我们自己注重的是“拿来”，是“为我所用”，对他国我们强调的是尊重和理解，是“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外交史册上曾有过享有美誉的“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间外交”，但都是在间接意义上对政府外交起推动作用，而不是进行具有文化渗透意义的所谓“文化外交”。中国文化外交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对外文化关系的提升，它继承了新中国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特点，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而不同”思想作为其理论内涵，以树立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为发展目标，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一个全新文化外交战略。
二、文化利益提升是中国文化外交确立的时代要求
世纪之交，国际文化联系呈现出纵深发展的趋势，文化不仅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激烈国际竞争的重要目标。文化利益的提升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就会处于被动守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
文化产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文化的附加值已成为一种蕴涵巨大潜力的无形资产。文化对于经济利益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财富，谁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谁就占据未来全球文化发展的主导权，谁就抢占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制高点。”[3]人口、资源、环境、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使加快国际文化互动和沟通，促进国际协调和国际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的应有之义。文化在外交领域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问题，而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重视、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
从文化自身来看，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深刻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习惯和价值标准，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积极进行“文化争夺”和“文化渗透”，这使总体上处在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在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文化外交不是单纯以文化为手段的外交，在中国文化外交的深层内涵中，文化即是手段，也是目的。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化中纷繁复杂的问题，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在国际文化合作和竞争中实现中国文化提升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
三、“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内涵
文化外交离不开文化理念的引导。国际社会中存在两种极端的文化外交：追求“以同化异”或“以异抗同”。“以同化异”是一种扩张性文化外交，表现为盲目和狂妄肯定自身文化的独特优势，否定他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碰撞和竞争中，对他国进行“文化强制”和“文化渗透”，力图建立以自身文化为核心的世界“同一”文化。“以异抗同”的文化外交表面看来是对“以同化异”的直接回应，它强制倡导回归传统，固守原典教义来抵御文化霸权，但极易从自保走向封闭，走向文化极端，成为一种“文化孤立”且又隐含文化扩张的因素。从表面上看，文化霸权和文化封闭似乎是对立的，而且文化封闭的产生和文化霸权的恶果不无关系。但从实质看，它们都是把“统一”和“同一”文化混同起来，盲目夸大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以致产生利用文化进行扩张的意向。因此，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是相通的，有害的，都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不利因素。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和”或者“和合”文化，公元前8世纪周史官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明确提出了“和”与“同”的差异和区别。“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4]中华民族经历了民族融合、文化复兴的历史，也有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训，长期的历史实践使得各族人民都深刻认识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导致文化萧条、沉寂和文明的落后，广纳博取、互通有无则带来文化繁荣和文明昌盛，“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中凝聚出的理论精华，是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具有说服力文化交流理论。 “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5] “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深刻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道路，是促进维护和平与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有益方式。
四、中国文化外交是中国推动世界和谐重要手段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走和平发展之路，推动世界和谐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和谐世界蕴涵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在中国对于国际、国内问题深入认识、思考后提出的未来国际构想。虽然我们不能高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必须承认文化方面的真正理解对政治、安全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互利具有根基性质的作用。尽管文化的作用是缓慢的、间接性的，但是也是持久的、基础性的。
与“和而不同”相通、相融的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把“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看做是处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一种准则；主张通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提高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注重以心服人、以理服人，反对“以霸压人”；把“和平共存、和谐共处”看做是各种关系相互融合的目标追求。这种存异而致和的博大胸怀，深刻而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当今世界要求维护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目标是相适应的，强调在平等性、开放性、互惠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对话、文化沟通和文化往来，是实现世界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基础。“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一个‘你去我来，你来我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这对粉碎一些国家蓄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具有最为直接的针对性，我们向世人表达中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同时，也能增强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时代的发展既带来了文化地位的提升，也促使外交自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外交以其独有的特色，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相平行，共同构建了具有立体结构的中国总体外交。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外交思路，中国文化外交必将成为有益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同时也有益于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家正.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J].求是,2004,(24).
[2] 转高树勋.中国文化法规·机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20.
[3] 李忠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J].瞭望,2002,(25).
[4] 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演讲受到与会美国政治家、学者和大学生的热烈欢迎[N].人民日报，2002-10-25.
[5] 汤一介.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J].中国哲学史,2000,(4).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集[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