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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刚刚启用的新病房里，合着眼，身上、鼻腔里插着四五条或粗或细的软管子。
按照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的气力，是绝不会让这些软巴巴的管子欺负的，但这时他没有一点办法，刚刚被手术过的胃，不允许他去和这些管子们计较，锁着的眉头间流露出刚强下的无奈。
按照医生的嘱咐，隔一阵子就要给他捋捋腿、捏捏脚或者搓搓手。这双手我是最熟悉不过的，可是，这双熟悉的手却三十年没有直接接触了。不知宽厚的掌心，粗大且硬的手指肚里，还有那层起起伏伏的硬皮上握着怎样的温度。我的手和他的手一碰撞，除了印证视觉给予的感知，体会手上的力气外，这双手究竟打磨过多少冷的热的硬的粗的物体，只有跳跃在手上的青筋知道。
他是我弟弟，比我小3岁。
我们曾经拥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觉，一个被窝里打仗，睡觉的时候，不是我把被子裹起来晾他，就是他扯过被子去冻我。这些在睡梦中进行的过去式，常常让父母瞅着我们裸露的脊梁发愁：被子小了，被子小了。
在被子逐渐富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如同一窝羽毛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谋职娶妻生子，为自己的日子奔波忙活。曾经在一个被窝里滚打摸爬的兄弟，留在成年时空隧道里的只有默默的关注，事情的相告、提醒或完成，情感的交流则萎缩干涸，全凭第六感觉去体味去测知。
我不知道中间的电阻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持续给力？时间？空间？年龄？面子？还是脑沟里所谓的成熟？成熟太讨厌，成为背叛、忘记、失去过去许多美好日子的罪魁。
想不到在这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我们的手接触在一起，开始感知对方久违的体温。
这双曾经与我掰手腕较劲的手，留下太多的记忆。
这是一双与煤炭打交道的手。他顶替父亲在煤矿就业，成了我兄弟间唯一继承父业的“煤二代”。下井挖煤，使锨弄镐，天天复制相同的作业内容，使他迅速完成了学生手向矿工手的转变。粗了，厚了，硬了。黑乎乎的煤和井下冰冷坚硬的石头把手的光洁毫不客气地全都打磨掉，换成了结实有力的粗糙刺扎。膀子宽了，胳膊粗了，有了很壮美的胸大肌和线条分明的三角肌。几个月后，与他再掰手腕，就赢不了了，而且数次角力，我永远是不能超越的第二名。
那年过年，我们聚在一起喝酒，望着渗透在他手纹和指甲尖上的黑，建议他经常用猪胰子洗手，用小刷子刷刷。他说，白搭，今日洗了，明天就又这样了。那时他还没有找对象，我担心粗糙的手会在他相对象时减分，但没有把这小心思说出来。他对自己似乎很欣赏，常对我的两个姐夫，还有周围的同伴炫耀，与他们掰手腕、举重，每次比赛亮招，他都将扬眉的自豪毫不掩饰地挂在方方正正的脸上。
粗厚刺扎的手，细活儿却干得一点儿都不含糊。摊煎饼本来是妇女们的活儿，他也会。我曾见过他摊煎饼的姿势，T型式的煎饼筢子被他抡得十分精致，吱吱响的鏊子上飞出一张张圆圆的煎饼，那时他还不到20岁。只要与母亲聊天，说起家务活，母亲总夸他最棒，有力气，会干活。
这双会干活的手后来去做了木工，后来又以矿区土建队队长的身份去布置作业，然后与同事一起去做自己布置过的拉大锯、推刨子或者抡斧子的事情。他说，他不清楚当官的滋味，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坐上一整天，只知道当工人和干活的滋味。他一直觉得当工人最好，最省心，最有面子。“咱们工人有力量”给他的烙印很深刻，抹不掉。可是，当他在接近50岁被告知煤矿改制、停产，提前回家的时候，他才发现当工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珍藏的面子。
那段时间他很忧闷，酒量似乎大增，烟也抽得频繁。人只能在变化的潮流里随潮涌动起落，弱者尤其是。他隐忧的眼神里，似乎藏着一些吃惊，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怎么会下岗？在时代向一个方向聚集的时候，弱者的身上都会去承载孕育滋养许多新词汇的诞生。比如下岗，比如待岗，比如改制，比如买断工龄。
工作没有将体面进行到底，那双打磨几十年的手则很给力，干活的人群里依然闪烁着他的影子，倔强依然在他身上滚动。超出我意料的是他竟然去劳务市场揽那些装沙子卸水泥之类的重体力活干。那次相聚，我跟他说：“活可以干，但不要去干那些重活累活了。”“一阵子的事，来钱快。”他说干一晌午能够挣50元，比上班挣得多。他边说边伸着手掌比画，似乎那50元就在手上跳跃。手成了他过日子的工具。
挣钱，攒钱，为儿子买房，帮儿子娶媳妇，替儿子还账，成了这双手的主旋律。他一天至少干两份活，一份相对固定的临时工，替改制后的煤矿管理工人浴室；然后利用双班倒的空儿，去劳务市场揽活。他嘲弄自己是“专兼职复合工”。
我留意过他经常揽活的劳务市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居多，或站或蹲地待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没有人去喧哗打闹，也极少有人凑到一起侃大山，最直观一致的动作是抽烟。抽烟成了他们等待的最好方式。各种烟味儿混合凝聚在百十平米的空间里，成为狭小一角独有的标志。只要有轿车、越野车、商务车，抑或工程车、货车经过这里，而且放慢速度，他们的眼神都会齐刷刷地聚过去。车一停下，等待的人，不管什么姿势，立即都会朝车聚集。只听从车上走下的人喊：“装煤的，装1吨5元钱，要三个人，有干的吗？”或者喊：“往6楼扛地板砖，每平方3元钱。当天结算给钱。”价格若是低，等待的人便嘟嘟嚷嚷不靠前，或讨价还价要求增加费用，有的则躲在一旁去低声骂娘。招工的便从一圈人中敲定自己中意的合适的，或直接开车带走，或定好时间、地点，让挑好的人自己去。这里没有纸质的合同，全部是口头协议。
我没有想到在棋场上敢杀敢打的他，不把生活的艰辛放在眼里的他，平时闷声不吭的他，竟然在这里用原始的力气去交易迫切需要的钱，只是他已经不年轻。
三年前他给儿子按揭了一套结婚用的房子，每月要还贷款。贷款像条无形坚硬的绳索，笑眯眯地把他拽到了劳务市场。
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去了。他正在往6楼背地板砖。砖是奶油色正方形，每片60厘米，重20公斤左右。他先把两片砖放到墙角一个木架子上，然后屈膝将背靠上去，砖就稳妥妥地贴在他的脊梁上了。上楼梯的速度很缓慢，而且愈往上愈慢，头愈来愈低，气愈喘愈粗。扣着砖的手指则没有任何松动或变化，钉子似的托着背上的砖。头，砖，腿，在台阶上构合起一个特有的形象，机器人似的在台阶上转弯，喘息，移动。我又一次劝他雇人。他指着堆在房间里的水泥和沙子说：“它们都弄上来了，还怕砖上不来？”然后算账给我听，单是往上弄这些东西，就要花400多元钱，不花这钱，不就相当于挣了？两天挣这些，值，赶上高工资白领了。
我握着与三十年前感觉完全不同的手，不知是什么滋味。
想写点文字给侄子们，题目是：有时间去捏捏握握父母的手吧。
按照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的气力，是绝不会让这些软巴巴的管子欺负的，但这时他没有一点办法，刚刚被手术过的胃，不允许他去和这些管子们计较，锁着的眉头间流露出刚强下的无奈。
按照医生的嘱咐，隔一阵子就要给他捋捋腿、捏捏脚或者搓搓手。这双手我是最熟悉不过的，可是，这双熟悉的手却三十年没有直接接触了。不知宽厚的掌心，粗大且硬的手指肚里，还有那层起起伏伏的硬皮上握着怎样的温度。我的手和他的手一碰撞，除了印证视觉给予的感知，体会手上的力气外，这双手究竟打磨过多少冷的热的硬的粗的物体，只有跳跃在手上的青筋知道。
他是我弟弟，比我小3岁。
我们曾经拥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觉，一个被窝里打仗，睡觉的时候，不是我把被子裹起来晾他，就是他扯过被子去冻我。这些在睡梦中进行的过去式，常常让父母瞅着我们裸露的脊梁发愁：被子小了，被子小了。
在被子逐渐富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如同一窝羽毛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谋职娶妻生子，为自己的日子奔波忙活。曾经在一个被窝里滚打摸爬的兄弟，留在成年时空隧道里的只有默默的关注，事情的相告、提醒或完成，情感的交流则萎缩干涸，全凭第六感觉去体味去测知。
我不知道中间的电阻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持续给力？时间？空间？年龄？面子？还是脑沟里所谓的成熟？成熟太讨厌，成为背叛、忘记、失去过去许多美好日子的罪魁。
想不到在这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我们的手接触在一起，开始感知对方久违的体温。
这双曾经与我掰手腕较劲的手，留下太多的记忆。
这是一双与煤炭打交道的手。他顶替父亲在煤矿就业，成了我兄弟间唯一继承父业的“煤二代”。下井挖煤，使锨弄镐，天天复制相同的作业内容，使他迅速完成了学生手向矿工手的转变。粗了，厚了，硬了。黑乎乎的煤和井下冰冷坚硬的石头把手的光洁毫不客气地全都打磨掉，换成了结实有力的粗糙刺扎。膀子宽了，胳膊粗了，有了很壮美的胸大肌和线条分明的三角肌。几个月后，与他再掰手腕，就赢不了了，而且数次角力，我永远是不能超越的第二名。
那年过年，我们聚在一起喝酒，望着渗透在他手纹和指甲尖上的黑，建议他经常用猪胰子洗手，用小刷子刷刷。他说，白搭，今日洗了，明天就又这样了。那时他还没有找对象，我担心粗糙的手会在他相对象时减分，但没有把这小心思说出来。他对自己似乎很欣赏，常对我的两个姐夫，还有周围的同伴炫耀，与他们掰手腕、举重，每次比赛亮招，他都将扬眉的自豪毫不掩饰地挂在方方正正的脸上。
粗厚刺扎的手，细活儿却干得一点儿都不含糊。摊煎饼本来是妇女们的活儿，他也会。我曾见过他摊煎饼的姿势，T型式的煎饼筢子被他抡得十分精致，吱吱响的鏊子上飞出一张张圆圆的煎饼，那时他还不到20岁。只要与母亲聊天，说起家务活，母亲总夸他最棒，有力气，会干活。
这双会干活的手后来去做了木工，后来又以矿区土建队队长的身份去布置作业，然后与同事一起去做自己布置过的拉大锯、推刨子或者抡斧子的事情。他说，他不清楚当官的滋味，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坐上一整天，只知道当工人和干活的滋味。他一直觉得当工人最好，最省心，最有面子。“咱们工人有力量”给他的烙印很深刻，抹不掉。可是，当他在接近50岁被告知煤矿改制、停产，提前回家的时候，他才发现当工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珍藏的面子。
那段时间他很忧闷，酒量似乎大增，烟也抽得频繁。人只能在变化的潮流里随潮涌动起落，弱者尤其是。他隐忧的眼神里，似乎藏着一些吃惊，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怎么会下岗？在时代向一个方向聚集的时候，弱者的身上都会去承载孕育滋养许多新词汇的诞生。比如下岗，比如待岗，比如改制，比如买断工龄。
工作没有将体面进行到底，那双打磨几十年的手则很给力，干活的人群里依然闪烁着他的影子，倔强依然在他身上滚动。超出我意料的是他竟然去劳务市场揽那些装沙子卸水泥之类的重体力活干。那次相聚，我跟他说：“活可以干，但不要去干那些重活累活了。”“一阵子的事，来钱快。”他说干一晌午能够挣50元，比上班挣得多。他边说边伸着手掌比画，似乎那50元就在手上跳跃。手成了他过日子的工具。
挣钱，攒钱，为儿子买房，帮儿子娶媳妇，替儿子还账，成了这双手的主旋律。他一天至少干两份活，一份相对固定的临时工，替改制后的煤矿管理工人浴室；然后利用双班倒的空儿，去劳务市场揽活。他嘲弄自己是“专兼职复合工”。
我留意过他经常揽活的劳务市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居多，或站或蹲地待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没有人去喧哗打闹，也极少有人凑到一起侃大山，最直观一致的动作是抽烟。抽烟成了他们等待的最好方式。各种烟味儿混合凝聚在百十平米的空间里，成为狭小一角独有的标志。只要有轿车、越野车、商务车，抑或工程车、货车经过这里，而且放慢速度，他们的眼神都会齐刷刷地聚过去。车一停下，等待的人，不管什么姿势，立即都会朝车聚集。只听从车上走下的人喊：“装煤的，装1吨5元钱，要三个人，有干的吗？”或者喊：“往6楼扛地板砖，每平方3元钱。当天结算给钱。”价格若是低，等待的人便嘟嘟嚷嚷不靠前，或讨价还价要求增加费用，有的则躲在一旁去低声骂娘。招工的便从一圈人中敲定自己中意的合适的，或直接开车带走，或定好时间、地点，让挑好的人自己去。这里没有纸质的合同，全部是口头协议。
我没有想到在棋场上敢杀敢打的他，不把生活的艰辛放在眼里的他，平时闷声不吭的他，竟然在这里用原始的力气去交易迫切需要的钱，只是他已经不年轻。
三年前他给儿子按揭了一套结婚用的房子，每月要还贷款。贷款像条无形坚硬的绳索，笑眯眯地把他拽到了劳务市场。
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去了。他正在往6楼背地板砖。砖是奶油色正方形，每片60厘米，重20公斤左右。他先把两片砖放到墙角一个木架子上，然后屈膝将背靠上去，砖就稳妥妥地贴在他的脊梁上了。上楼梯的速度很缓慢，而且愈往上愈慢，头愈来愈低，气愈喘愈粗。扣着砖的手指则没有任何松动或变化，钉子似的托着背上的砖。头，砖，腿，在台阶上构合起一个特有的形象，机器人似的在台阶上转弯，喘息，移动。我又一次劝他雇人。他指着堆在房间里的水泥和沙子说：“它们都弄上来了，还怕砖上不来？”然后算账给我听，单是往上弄这些东西，就要花400多元钱，不花这钱，不就相当于挣了？两天挣这些，值，赶上高工资白领了。
我握着与三十年前感觉完全不同的手，不知是什么滋味。
想写点文字给侄子们，题目是：有时间去捏捏握握父母的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