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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起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殿后的艰巨任务
长征初期，红军行军的战略态势是：红一、红三军团做左右两路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保障左右两翼，“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居中，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撤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找陈云谈话。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周恩来郑重嘱托陈云：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全军整体利益，要作好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担任中央代表，负责全军后卫，要果断处理紧急情况，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
这副担子对于此前从未有军队任职经历的陈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但陈云没有畏惧，毫不含糊地向朱德、周恩来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到红五军团后，陈云以顽强果敢的意志，有条不紊的风格，对部下体贴入微的魅力，稳定部队情绪，凝聚全军将士意志，艰难跋涉，日夜血战，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场更惨烈的恶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战略意图，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兵分五路专事“追剿”红军。蒋介石在湘江以东部署包围圈，投入近30万兵力，自东向西收缩，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
红军已无任何退路，必须拼死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梯次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其三十四师掩护军团主力。因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红五军团殿后掩护的战斗英勇惨烈。陈云与红五军团指挥员尽最大努力率领全军将士，完成长征初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艰巨殿后任务，并尽量保存了部队力量。红八军团严重减员，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
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惨痛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层许多同志开始反思“左”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继续北上湘西的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党中央决定转兵贵州，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陈云、张国焘组成；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长征初期，陈云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黎平两次会议，没有参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层中的思想交锋、转变酝酿过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这一票非常重要。在会上，博古作关于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左”倾错误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不鲜明亮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参会的四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会出现2：2的状态，这对在危难中艰难推进的中国革命事业极为不利。
推进长征的胜利，为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作出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调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疯狂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通过党的关系，陈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受命赴苏；1935年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因中央红军过湘江时唯一的一部大功率电台被毁，党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王明、康生利用中外报刊相关报道，对党和红军情况的介绍肤浅而不全面。共产国际借助中国白区报纸对红军长征情况的了解，“只限于长征表面现象和外部情况，而且常有失实之处和充满浪漫色彩”，并夹杂着“消极悲观情绪”。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变化、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过程。陈云坦率地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初步了解。苏联共产党员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为历史进程的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在當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共撰写三份有关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情况的历史文献。这三份文献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人了解、研究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陈云留下的第一份历史文献，是长征路上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此件发现时，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乙手稿”），保存在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手稿不完整，只有乙部分，没有甲部分；没有标明作者，也没有写作时间。这份文献为弄清遵义会议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有力推动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
陈云留下的第二份历史文献，是他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报告的俄文记录稿。这份文献是中央档案馆1996年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的，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下文简称“记录稿”）。“史平”是陈云在莫斯科时的化名。
“记录稿”清楚叙述了红军长征从出发到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经过，深刻分析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及失误，精辟概括了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及纠正。“记录稿”的翻译稿长达2万多字，内容详实、生动，为后人了解红军长征提供了珍贵可靠的史料。
陈云留下的第三份历史文献，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下文简称“见闻录”）。“见闻录”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以纪实散文体，生动、具体、真实叙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期间红军长征的经历。“见闻录”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该文不仅使国内人民真实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也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长征初期，红军行军的战略态势是：红一、红三军团做左右两路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保障左右两翼，“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居中，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撤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找陈云谈话。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周恩来郑重嘱托陈云：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全军整体利益，要作好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担任中央代表，负责全军后卫，要果断处理紧急情况，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
这副担子对于此前从未有军队任职经历的陈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但陈云没有畏惧，毫不含糊地向朱德、周恩来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到红五军团后，陈云以顽强果敢的意志，有条不紊的风格，对部下体贴入微的魅力，稳定部队情绪，凝聚全军将士意志，艰难跋涉，日夜血战，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场更惨烈的恶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战略意图，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兵分五路专事“追剿”红军。蒋介石在湘江以东部署包围圈，投入近30万兵力，自东向西收缩，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
红军已无任何退路，必须拼死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梯次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其三十四师掩护军团主力。因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红五军团殿后掩护的战斗英勇惨烈。陈云与红五军团指挥员尽最大努力率领全军将士，完成长征初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艰巨殿后任务，并尽量保存了部队力量。红八军团严重减员，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
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惨痛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层许多同志开始反思“左”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继续北上湘西的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党中央决定转兵贵州，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陈云、张国焘组成；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长征初期，陈云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黎平两次会议，没有参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层中的思想交锋、转变酝酿过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这一票非常重要。在会上，博古作关于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左”倾错误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不鲜明亮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参会的四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会出现2：2的状态，这对在危难中艰难推进的中国革命事业极为不利。
推进长征的胜利，为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作出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调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疯狂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通过党的关系，陈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受命赴苏；1935年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因中央红军过湘江时唯一的一部大功率电台被毁，党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王明、康生利用中外报刊相关报道，对党和红军情况的介绍肤浅而不全面。共产国际借助中国白区报纸对红军长征情况的了解，“只限于长征表面现象和外部情况，而且常有失实之处和充满浪漫色彩”，并夹杂着“消极悲观情绪”。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变化、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过程。陈云坦率地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初步了解。苏联共产党员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为历史进程的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在當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共撰写三份有关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情况的历史文献。这三份文献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人了解、研究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陈云留下的第一份历史文献，是长征路上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此件发现时，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乙手稿”），保存在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手稿不完整，只有乙部分，没有甲部分；没有标明作者，也没有写作时间。这份文献为弄清遵义会议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有力推动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
陈云留下的第二份历史文献，是他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报告的俄文记录稿。这份文献是中央档案馆1996年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的，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下文简称“记录稿”）。“史平”是陈云在莫斯科时的化名。
“记录稿”清楚叙述了红军长征从出发到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经过，深刻分析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及失误，精辟概括了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及纠正。“记录稿”的翻译稿长达2万多字，内容详实、生动，为后人了解红军长征提供了珍贵可靠的史料。
陈云留下的第三份历史文献，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下文简称“见闻录”）。“见闻录”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以纪实散文体，生动、具体、真实叙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期间红军长征的经历。“见闻录”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该文不仅使国内人民真实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也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