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徐嘉瑞（1895-1977）字梦麟，白族，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诗人。被著名民族学家马曜评价为：“他是五四运动以来云南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又是最早研究和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先驱，是云南文坛无可替代的一面旗帜。”他一生从事教育和文学研究，生前为国家一级教授，历任云南省文化厅、教育厅长，省文联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及民间文学研究会常委，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云南省分会主席等职务。尽管他在各个时期都担任着繁多的社会工作，但是他一直笔耕不辍。他的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研究、云南民族文化研究、旧体诗词与新诗创作、戏剧和戏剧研究、戏剧创作、杂文以及翻译等各个方面。“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南各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哺育下培育出的一份富有云南乡土气息的文化硕果。”徐嘉瑞同志从旧社会走向新社会，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他忠诚于党的事业，积极追求进步，与时俱进。
在五四运动的滥觞之际，徐嘉瑞是最早的觉醒者和践行者。他是云南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率先倡导白话文写作。他以独辟蹊径的方式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专著——《中古文学概论》而震动文坛，其成果辉煌于世。他在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的白色恐怖时期，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云南地方组织早期的党员之一。他被党组织安排在滇军中担任《民众日报》社长，掩护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工作。國民党在云南掀起反共高潮时，他转移到了上海加入郑振铎领导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新诗、戏剧唤醒人民大众，激励抗日救忘，是云南“大后方”抗日文化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学艺术界领导，为云南省的文化事业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少年时期
徐嘉瑞，出生于云南省大理洱源县邓川。
他的父亲徐元华1883年被授邓川州学正，在邓川（邓川镇）娶了当地民家（白族）王有福的大女儿王氏为夫人，1895年生了徐嘉瑞。徐嘉瑞从小聪明，4岁启蒙读书，好在那时的邓川县城不大，从南到北只有一条小街，到学校读书不远。每天早上他背着装书的小背篼跟父亲去读书。因为他年纪小，读书成绩好，街坊夸他是“神童”。
1900年徐元华升授曲靖府教授，相当于当地中学的校长或教育主管。1901年全家人迁往曲靖，这时他六岁。他父亲教的是中学，学校里没有小学，只好亲自教他小学课程。空余时间徐嘉瑞便带领着弟弟天骝在城里玩耍，他不生事不惹事，如果别人欺负了他的弟弟，他就非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不可，他天生有倔犟的性格。徐嘉瑞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完了《四书》《五经》《十三经》《唐诗三百首》古文一百篇，这些文章大多数篇章他都能背诵。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找不到书读了。1911年徐元华72岁时被解职，然后全家迁回昆明。解职的徐元华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好教一名富家小孩读书，每月挣八元钱维持生活。
也就是在1911年，徐嘉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工矿学堂，学堂里气氛焕然一新，学生个个剪去了头上的发辫，刮成了光头。他努力学习，抱着毕业以后开矿山、当工程师的愿望。谁知这个愿望才上了几个月的课就破灭了，由于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新政府解决不了学堂的经费，废除了公费生制度，学生要自己缴纳学杂费、伙食费，并且把矿工学堂改成了工业学校。这迫使大多数贫困学生无法继续就读，徐嘉瑞也因为缴纳不起三块钱生活费被迫停学了。由于无钱读矿工学校，他只好另去投考昆明市立师范学校的公费生。学校的教学课程对于他来说，早已经烂熟于心，顿时失去了上课的兴趣，这时辛亥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1912年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了媳妇——黎韵兰。虽然他有着许多理想和抱负，不想过早地结婚，但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有个媳妇为他照顾父母也好，只好了却父母的心愿，与黎韵兰结了婚。黎韵兰是曲靖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徐元华在曲靖时经过朋友介绍订下的婚姻。在结婚那天他做出了荒唐的事来，亲友们热闹了一番，拥着一对新人进入了洞房以后，各自喝酒猜拳去了。当喜宴散去以后，才发现新郎不知去向，害得全家人到处寻找，慌乱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的弟弟徐天骝带着家人到他常去的地方，在山上的一座寺庙里找到他。看见他躺在一个破旧的大簸箕里，还在呼呼酣睡。
矢志不渝
1913年徐嘉瑞以国文科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师范学校。但是要谋得一个老师的职业，还必须通过督军府的教育次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认可。由于家庭贫困，他去拜见次长时穿的是结婚用的长衫，没有钱买马褂。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拜见次长时竟以没有穿马褂受到了呵斥，被视为对上司不恭。徐嘉瑞心里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等次长骂完，就愤然离去。
他的父亲知道了此事，深为儿子的受辱不平，心想就因为贫穷买不起马褂，受到如此侮辱，就像亲身经受一样，第二天就病倒了，竟至奄奄一息。徐嘉瑞看到苦读了一辈子的父亲，还落得无衣无食的惨景，竟为自己受人辱骂而气病在床，心中悲愤到极点。他对着病榻上的父亲百感交集，毅然咬破指头，写下血书“而忘若人之杀而父焉”九个字。意思是“你能忘了那个杀了你的父亲的人吗？”他于血泪之中饮恨咬牙，立下了艰苦奋斗，成就一番事业的远大志向，矢志不渝。他的父亲撒手西去之后，那份血书，他保留了一生。
1913年的秋冬之际，他的父亲徐元华享年73岁，与世长辞了。他将父亲留下的诗文和诗词抄本《咸同野获编》付诸出版。用这样的方法来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他的父亲病逝后，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为了有碗饭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考取了昆明陆军医院的司药生，靠着每月13元5角的微薄薪水来维持家里生活。在做司药生工作期间，为了不在工作中出现差错，逼迫着熟悉药品的标识，他认真自学拉丁文、日文、英语。这样既熟悉了药品，对工作有利，又增长了知识。他挤出时间博览群书，昆明图书馆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经常到那里看书，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陆军医院工作了3年，由于他积极刻苦上进，被提升为军医课员。后来优选到云南护国军督军公署军医课工作，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唐继尧需要文书人员，徐嘉瑞经朋友推荐到了唐继尧的秘书课工作。1917年9月，唐继尧宣布滇军改为“靖国军”，举兵入川，他作为军医课员兼秘书，随队伍开拔到贵州毕节驻扎。1918年唐继尧攻克重庆，半年后徐嘉瑞才回到昆明。这时他已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些诗文。1920年，他的夫人黎氏突然病逝，丢下了一双儿女，使他一筹莫展。 1919年，徐嘉瑞在督军公署工作了两年，在这期间他还担任过兼职教师和家庭教师，熟悉了教育工作。自己有了点积蓄，便约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自筹资金，要为贫穷家庭的子女办一所小学。经过酝酿协商，用较低的价钱租下了文庙作为校址，学校叫做“求实学校”。徐嘉瑞被推为教务长，他为学校倾注了较大的精力，为他终生站立讲坛，从事教育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求实学校的开办，需要大量的经费。为了筹备经费，他先后又到昆华女子中学、省立一中兼课，教授国文。
1919年，“五·四”运动风暴刮到了云南，冲击着云南文化界，激起了徐嘉瑞的热情。他积极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云南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鼓动学生反对卖国条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民主自由，实践新文化主张。首开白话文讲学风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时云南学联的报纸《学生爱国会周刊》，宣传新思潮，他积极投稿。1921年他带头在《滇潮》上发表白话新诗《农家生活》。他是云南最早发表新诗的人之一，开辟了云南新诗的先河。因为他的新诗出现，冲击着陈腐的诗坛，召唤着新诗的作者向新诗坛奔涌而来。
1921年11月12日，26岁的徐嘉瑞续娶了18岁的姚志兰为妻。姚志兰，闺字九畹，出自于中医世家。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新婚妻子带给他的礼物，竟然是一部崭新的“余杭章炳麟太炎父”著的《國故论衡》。爱书如命的徐嘉瑞，当即在书的扉页上题记“辛酉冬月，九畹君来归，以章氏丛书为赠，宝之，勿佚。冬月十二日二十四时。麟识。”遗憾的是姚志兰没有生育，后来把胞弟徐天骝的第二个儿子——徐声汉过继给他做儿子。
1922年，昆明市成立了市政公所，他被委派为市政公所秘书。但是还在督军政府秘书处任职，并在几家中学任教。在新文学思想的倡导下他打破了研究中国文学传统格局，用白话文写出了第一部著作《中古文学概论》。这本书1924年在上海出版，该书由胡适作序，一时轰动文坛。1924年岁末，受督军署指派，他随周钟岳赴北平开会，抽时间去拜访了胡适先生，两人就《中古文学概论》研究了中国文学问题，使他受益匪浅。在开会之余还结识了一些学者，如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林之棠等。在此之间加入了北平学术团体述学社，担任该社学术刊物《国学月报》编辑部编委、副主任，以后陆续在该刊发表文章。这一时期，沙眼疾患几乎使他到了失明程度。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他请了假，由北京往日本治疗沙眼。治病期间在朋友的帮助辅导之下学习日文，因为他做司药生时学过日文，对日文有点基础。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他就可以阅读日文书籍了。
光明的道路
1925年5月，徐嘉瑞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郑正铎、周韬奋等好友会面。郑正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很有影响。郑正铎向他邀稿，他把两篇稿子《颓废派诗人李白》《岑参研究》给了郑正铎。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专号上”。6月徐嘉瑞返回昆明，继续在昆华女中等校任教。
1927年7月，云南督军公署临时委派徐嘉瑞出任腾越（今天的腾冲）镇守使署秘书。在腾越三个月时间，回到昆明。回到昆明他被卷进了大革命的潮流。此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瞿秋白主编的《布尔什维克》等大批进步书刊进入昆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些书籍，眼前亮起了一盏明灯，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这年的11月3日，李宗黄在光天化日之下，指使他的勤务兵开枪打死了在武庙旁进行革命宣传的学生梁元斌，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义愤。徐嘉瑞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学生“万人以上的示威大游行”。他积极参与群众活动，靠近组织，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由杨天权、吴澄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组织关系属于核心部，和刘尧民、唐用久、刘幼堂、孙东明等编为一个小组，由吴澄任组长。他的任务是负责宣传工作，他们办起了两个油印小报《压榨》《南焰》，秘密发行。12月参加了中共云南省临委在虚凝庵召开的昆明市党员大会，听取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明确了党的路线方针。这期间昆明市立中学的学生闹起了学潮，把昆明市镇公所教育课长赶走了，镇公所又派一位会办（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来任校长。这位校长带着手枪，还带来四个卫兵。学生看到他太嚣张了，就假装亲热接近，把他们的手枪借来看。谁料学生拿到手枪就跑了，怎么查也查不出下落。会办校长大发雷霆，要抓学生，于是学生们联合起来，又把会办赶跑了。学生罢课，弄得市政府无法收拾。市政府故意为难徐嘉瑞，委任他来当校长。党组织支持了他，从省立中学调了八个党员学生到市立中学开展工作。他当校长以后，事态平息了，学生不仅安心读书，还把学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
这一年，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的蒋介石》揭开蒋介石的面纱，蒋介石原形毕露，国民党大规模屠杀革命青年，云南成立了“清共委员会”。 1928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夜，国民党大肆逮捕工人、学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嘉瑞不得不躲避起来。为此，他这个校长当了不到一年就被解除，市政府秘书工作也到此结束了。
这时，九十八师师长兼戒严司令部司令卢汉在政坛兴起，他联合九十九师、一百师办了一份《民众日报》，想聘请一位有威望的进步人士担任社长。卢汉熟悉徐嘉瑞，便邀请他担任《民众日报》社社长。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得到组织的支持，便欣然上任。编辑部和秘书处就设在卢汉司令部内，他利用报社社长和司令部秘书的关系，每天都可以打听到军政方面的消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就此担负起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任务。他每天设法收集各方面的消息，晚上下班后，由李梓柏或吴少默到家中听取情报，然后转达给党组织。那时他文林街软枣树巷的老宅还留着，街道比较偏僻，邻居又是至亲好友，地点隐蔽。为此，云南地下党省委书记王德三还到他家里去开过两次会，听取徐嘉瑞的情况汇报，研究党的工作。开会时，徐嘉瑞他们躲在楼上，他的妻子姚九畹则在楼下做针线活计，面对大门掩护望风，挡住外来之人。
他利用《民众日报》办了两个副刊——《象牙塔里》《杂货店》作为阵地，宣传积极进步的思想。在当时，《杂货店》曾被读者称为“屠狗店”，可见其笔锋之犀利，文风之泼辣，矛头指向，如同屠杀疯狗一般。1928年，全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要办好这样的报纸副刊，每天要发表这样尖锐的文章，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特别是作为这一副刊的主编徐嘉瑞更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但他以很大的勇气一直坚持了下来，使得这份报纸和两个副刊坚持办了一年。 由于《民众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当时的报刊中令人耳目一新，拥有众多的读者。销量大增，卢汉也很高兴。
1928年，龙云被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靠拢了蒋介石，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大规模镇压云南地下党。1929年春，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因为徐嘉瑞此时参加出头露面的活动较多，经手的报纸拥有一批进步的读者，已经引起了反动头目的注意，随时有危险的消息传来。党组织为了保护一些目标较大的同志，让他们暂时掩护疏散，徐嘉瑞被列在掩护疏散人员之中。于是他写信给陶侃如、郑正铎，说要到上海去。陶侃如回信说：“吾兄如来，定为上海文坛生色。”这时卢汉与龙云的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卢汉为了要保护一些跟随他的人，正巧龙云要派卢汉与龚自知为代表去南京见蒋介石，卢汉指定要徐嘉瑞为他担任随行秘书，同去南京。经过请示得到组织同意，他于正月随卢汉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卢汉就叫他留下来，不必再往南京了。
这时，他的内弟姚蓬心也在上海。姚蓬心向他介绍了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为了他的安全，便把他安排在一个前苏联朋友的餐厅楼上居住。谁知几天以后相见，徐嘉瑞将姚蓬心大骂了一顿，弄得姚蓬心莫名其妙。原来徐嘉瑞最讨厌吃西餐，那个餐厅老板又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换着菜谱，仍然天天供应牛奶面包，便经常饿着肚子。姚蓬心知道原委以后，连声向他检讨。
毛泽东评价：
“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
徐嘉瑞在上海躲了几天，又见到了郑正铎、陆侃如等老朋友，经他们介绍认识了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陈望道、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他们聘请他到两所大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有两个有影响的文化团体，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郑正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经他介绍徐嘉瑞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这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云南仅有两人参加，徐嘉瑞是其中之一。此时，北平的《国学月报》也迁到上海，已经改名为《述学社月报》，大家仍然推荐徐嘉瑞任编辑部主任。8月徐嘉瑞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回到昆明，组织上需要了解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动态，他毅然进驻戒严司令部中的《民众日报》社，随时报告重要消息。到了年底《民众日报》被龙云冠以赤化罪名查封了。
1930年11月、12月，由于叛徒王绍猷的出卖，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王德三、吴澄、李国柱等党的领导先后被捕，于12月31号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一片血雨腥风。徐嘉瑞躲在昆明张天放的姐姐家中，一连三个月不能出去活动。云南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云南地下党组织受到重挫以后，到1935年底红军经过云南时，才得以重建恢复。而徐嘉瑞直到1945年以后，才和党组织联系上。
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在徐嘉瑞心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时期的每一件事，他都铭刻在心。特别是王德三、吴澄、赵琴仙、李国柱、甘汝松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他们的身影时时刻刻活跃在他的脑海里，让他牢牢记住了这笔血债。刚解放时，他想起这些革命先烈更是热血沸腾，立即写了一部《革命先烈赤血录》。这部书稿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始终没有出版。
1930年，待到白色恐怖的阴霾稍微消退时，徐嘉瑞才到几所中学继续上课。这一时期，是龙云执政担任云南省主席的时候。龙云自然夺取了一省的政权，但是财政却极端困难。税收机关都控制在军人手中，各霸一块，十之八九都进入军官的腰包，造成财政极大亏空。在任的财政厅长控制不住金融局面，经人建议，龙云派出他的心腹表弟卢汉以师长身份兼任财政厅长。卢汉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对财政大刀阔斧地整顿，在财政中要“铲除贪污”，建立廉政。
徐嘉瑞此时正处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苦悶的时候，卢汉亲自去找他，要委派他任财政厅的秘书，使他难以抉择。他是一个文人学士，以自己的清高向来不愿意沾惹财政金融。而且刚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自己又去为卢汉工作，心里着实不愿意。但是现在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若是婉然谢绝不去，又怕暴露身份。最后考虑，只好先隐蔽起来，然后慢慢寻找组织。因此，他还是到财政厅当了秘书。不久他被提拔为契税局局长，几个月后税款上缴，收益可观，卢汉觉得用人得当。卢汉有重要军务，已经不再兼任财政厅厅长，由陆崇仁二次接任厅长。陆崇仁与徐嘉瑞也是朋友，本来想辞职的他，经过陆崇仁挽留，只好干满一年才辞去契税局长的职务。在他辞退之时，财政厅奖励他1500元银元。他把这1500银元全部捐赠给了求实中学和达文专科学校。自己到昆华女中去教书，宣传进步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对当时有些敏感的词句，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等，用英语书写，以应付各种检查。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又激励起徐嘉瑞的斗志，使他从长期积压在心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中爆发出来。他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立即写出了一幕话剧《我们的时代》。这个剧本1932年末在昆明演出，影响颇大。这年，徐嘉瑞被聘为昆明达文英语专科学校高级班的英语教师。在柏西文的帮助下，翻译了英国狄更斯的名著《二城故事》（现在通译为《双城记》），莎士比亚的名著《罗马大将凯撒》。1934年4月，《罗马大将凯撒》由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出版发行。在此之后，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以石印版印出，提供给中学生作为课外阅读参考。
1935年，徐嘉瑞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古文学概论》的姊妹篇《近古文学概论》，由胡适题写书名，推荐给上海新书局于1936年出版发行。《中古文学概论》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汉魏六朝至唐代，而《近古文学概论》的分期，则是从隋唐到宋、元时期。前后两部著作，同一个命题，特别着重对平民文学的研究，后者的研究比前者更深广。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很广，它包括诗歌、音乐、词曲、唱本、戏曲直到舞蹈，作了从“平民文学”到“贵族文学”的详细研究。
《近古文学概论》同样提出了一个崭新而尖锐的问题。他认为：按照各个朝代编写中国文学史应该换一个角度重新来审视，应按照一个文学品种的发生、发展到死亡的规律来重新研究编写文学史。他提出：中国的文学，是由民间来的平民文学，逐渐发展为文人文学。文人文学由可以分为平民化的文人文学和贵族文学。民间文学从下层阶级产生，充满了生命活力。文人文学则从中产阶级产生，是根据民间文学而发展的。当一种文学从平民文学发展到文人文学，又从文人文学进而发展到贵族文学时，这一种文学就逐渐硬化、僵死而最后消亡。在进化过程之中，其性质亦随之而变化。 在这部书中，徐嘉瑞专门列出了“音乐史”和“词史”两篇，详细研究了中国音乐发展的源流以及音乐和文学的关系。书中指出：中国文学从《诗经·三百篇》起，一直到词曲，都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音乐系统，即是文学系统。《白雪》是周代房中音乐，《楚辞》《九歌》是沅湘祀神音乐，《寿人》是秦代房中音乐，汉代《鼓吹》《横吹》是外族输入中国音乐，《相和歌辞》是汉代民间音乐，《清商曲词》是中国南方音乐，一变而为《南曲》，《宴乐》是龟兹输入中国的音乐，一变而为《北曲》，《舞曲歌辞》是中国音乐。此种“音乐文学史”，之前编辑文学史的都没有注意。他们都是以贵族文学和散文为主来编写。要想看出“真正的文学历史”“有生命的文学历史”，必须从音乐里边去找。在这部书中，作者对音乐发展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分别作了颇有说服力的研究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学，无时不受到音乐的影响”，“编文学史，应当注重音乐，建立一种音乐的文学史”。他在这里提出了文学和音乐的密切关系，二者是相生相息，互相依存的，并且大胆提出了要建立一种“音乐的文学史”。这一新的视角，是前人很少涉足的。40年代初，陈赓从上海返回延安，把这本书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部著作时，在这本书里作了很多圈点，批注、评价作者是“第一个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毛泽东还特意推荐了这本书，把书交给了紫金光带回鲁迅艺术学院，保管到学院的图书室。1950年7月，紫金光在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名单上看到了徐嘉瑞的名字。可惜，那时的云南还没有解放，徐嘉瑞无法来参加这次大会。
徐嘉瑞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独创性，除了《中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两部专著意外，在20年代和30年代还写来许多关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先后发表在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上海《小说月报》。昆明《翠湖之友》《澎湃》《云南论坛》等刊物上。其中主要有《颓废派文人李白》《岑参研究》《外国乐曲输入中国的译音变化》《对于敦煌发现佛曲的疑点》《日本甲骨文之收藏研究》《中国近代词人纳兰成德》等，另外还有一些40年代，发表在西南联大《国文月刊》《新动向》、武汉《中央日报》《武汉日报》等报刊上。其中主要有《词曲与交通》《中国长篇白话文小说起源》《秦妇吟本事》《陶潜的思想》《辛稼轩评传》等研究文章。这些文论亦如他的专著那样，并不遵循前人的足迹人云亦云，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具有独特的创新视角，发散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很受世人好评。
抗日战争期间
徐嘉瑞在他父亲的教育下，立下了兴办教育，从事教育的决心。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首先倡议创办了求实小学、求实中学。自己兼任教务长和教员并长期担任该校的董事。这以后，他一直在昆明的各所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员。任职最长的是昆华女子中学、成德中学和求实中学。此外，还在省立第一中学（昆华中学）、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昆明市立中学、达文英语专科学校等任过课，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投身于抗日前线以及革命的热血青年。
1936年，云南大学邀请徐嘉瑞去兼任老师，以后任讲师，他即脱离了女子中学去云南大学上课。1938年7月，被提为副教授。1939年又被提为教授，接着1940年接替楚图南担任了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他在云大主讲中国文学史及专辑选读，《诗经》《楚辞》《论语》《左传》《唐诗》《宋词》等课。
1937年7月，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洱源籍青年羅铁鹰找到徐嘉瑞，想邀他办一份抗战诗歌刊物。他们一拍即合，又去邀约了另一个青年诗人雷建波，决定联合出一本宣传抗战的诗刊。1938年8月三人自筹经费，办起了诗刊《战歌》。当时抗战形势险恶，全国性的诗刊都停办了，《战歌》的出现成为了全国唯一专业诗歌刊物。诗刊《战歌》的三个编辑人员中，罗铁鹰承担了主要编辑任务，徐嘉瑞负责募集资金。《战歌》从1938年8月出刊，到了1941年1月，历时两年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延续最长的诗刊。
1938年，文协机关刊物《文化岗位》创刊，徐嘉瑞担任编辑。《战时知识》创刊，他也是主要作者。发表了《抗战史诗》等文章。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一周年，举行了五十多人参加的集会，徐嘉瑞被推选为主席。他回顾了一年来的成绩，肯定“文协”鼓励云南的文学艺术界投入抗日战争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研究抗战文艺理论及技术问题”，在李何林操持下，7月，“文协”举办了暑假期间文艺讲习班。楚图南、冯素陶、彭慧、施蛰存、朱自清、徐炳旭、顾颉刚、张天虚、徐嘉瑞、杨东明、穆木天、马子华、曹禺等人都做了讲课，使昆明的文学青年受到极大的教益。
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许多作家、学者、艺术家纷纷来到昆明。徐嘉瑞以主人的身份热情真诚地接待了他们，与他们之间的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把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安排在家里住，闻一多夫妇安排在大舅兄家，田汉、安娥也安排在大舅兄家，杨武之（杨振宁之父）一家安排在二内弟家，陈梦家、姚萝蕤夫妇及李广田夫妇安排在其他亲友家居住，游国恩先生安排到自家疏散的福海村乡下居住。1939年，他与这些好朋友相聚昆明。武汉的华中大学（原来的中法大学）与其他几所大学到了云南以后定点大理喜洲五台中学（解放后的大理二中），其中有很多朋友也到喜洲任教。徐嘉瑞多次往返大理，到了1940年秋天，他干脆把全家搬到大理喜洲居住。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他到昆明云南大学上课往返不便，只好又把家搬回昆明西郊的福海村。这是他1911年离开邓川后回到大理居住最长的时间。
1940年徐嘉瑞接替楚图南担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这一年的春季写出了研究云南农村戏曲的重要著作《云南农村戏曲史》。探讨了云南各种戏曲的源流、发展，还对花灯剧的内容、语言作了精辟的分析。当时学术界对此书的争议很大，认为“鄙俗俚曲，居然要来登大雅之堂！”致使到1943年才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 1941年8月，“文协”召开全会，改选了第三届理事，徐嘉瑞仍然被选为主席。改选出闻一多、高寒（楚图南）、常任侠、李何林、徐嘉瑞、光未然、吕剑、马子华、罗铁鹰、范启新、杨东明等为理事。又借用这次大会举行了热烈欢迎巴金先生莅临昆明的大会。在大会上徐嘉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最后由巴金先生报告了上海文艺界的近况和自己的创作情况。
1942年，抗战进入第十一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徐嘉瑞写出了五幕话剧《台湾》，题材用1895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血泪史和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来鼓舞抗战热情，这是抗战时期云南作家创作出版并上演的唯一一部话剧。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写了以古励今的另一部作品《辛稼轩评传》，先在刊物上发表，后于1946年10月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出版。
1940年到1945年，徐嘉瑞在云大工作，因为他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缺少一大批大学教授那样堂皇的学历，学生用此来划线，以“洋教授”来加以对比，叫他“土文豪”。他从来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学习，随时手不离卷，在买东西排队时也在看书。在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文协昆明分会庆祝老舍文艺创作20周年茶话会、西南联大举行的二千多师生抗战七周年纪念时事报告会。1944年9月18日，文协昆明分会第四届全体大会在民众馆民众剧社举行，会员及来宾一百多人参加。改选出闻一多、高寒、徐嘉瑞、光未然、马子华、罗铁鹰、杨亚林等为理事，相应全国文化界发起的援助贫困作家募捐活动。继后又在昆明女中举办募捐音乐会，马思聪、王慕理、李廷松、李迎梁等著名音乐家都参加义演。他发起义捐，通过各种渠道，在三个月里，就募集到捐款406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大的数字了，占全国总捐款的一半以上，大大超过了当时陪都重庆的捐款数字。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徐嘉瑞不仅自己捐了款，还亲自带人到家里，把家里的大米送到多位贫困作家及文化人的家中。
1945年5月4日，昆明文艺界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联合在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纪念大会，由徐嘉瑞任主席。邀请了楚图南、卞之琳、冯至、朱自清、闻家驷、李何林、闻一多、李广田等作报告。6月14日“文协”及各大学的15个文艺团体在云南大学举行诗人界晚会，由徐嘉瑞任主席，楚图南、闻一多、田汉等作了讲演。7月7日文协还举办“抗战八周年来文化运动检讨会”，由徐嘉瑞任主席。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紧接着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座谈会，要求当局废除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条例。
解放前夕
1945年10月，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需要，“文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昆明分会，徐嘉瑞仍然被推选为主席。在解放战争后期，协会被迫转为地下，俗称“地下文联”，徐嘉瑞负责领导，直至解放。
这一年，徐嘉瑞通过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何永琴、中师范学校学生张增智与中共云南省委接上了关系，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但是经过地下党的研究认为，徐嘉瑞是一个民主阵营中颇有影响的教授，这一非党的身份对党的工作开展更为有利。此外，他已经离开党的组织十多年，这段历史也还需要时间考察。党组织告知了他实情，他庆幸自己又找到党组织，在生活斗争中有了目标和方向。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青年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12月1日下午，徐嘉瑞参加了云南大学七十一位教职员发表《敬告各界书》，对那些因为反内战而遭到残杀的同学，表示无上的哀悼。虽然文协被迫停止了工作，但是文协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6年3月，徐嘉瑞亲自带队，“文协”组织了昆明的教授专程赴保山松山战场凭吊英勇抗击日寇的英烈。从松山回来以后，接到了武昌华中大学陆侃如的邀请函，邀请他到华中大学任教，8月间与夫人一起到了武昌。
1947年4月9日，他和夫人姚九畹到岳阳考察，为后来完成鸿篇巨著《离骚统笺》充实了资料。这年暑假，他与夫人姚九畹到庐山度假。7月4日到庐山，8月24人从山南下山，寻访了陶渊明故里，写下了许多诗篇。并写了《中国田园诗人陶潜》，发表于1928年1月的《国学月报》。后来又写了《陶潜的思想》《陶潜的故乡》等文章。在华中大学任教期间，他将《大理古代文化史》整理完稿，寄回昆明，请方国瑜帮他设法出版。
1948年7月回到昆明，他用贡川纸以毛笔重新誊绘一副古代地图，题为《楚国疆域全图》集中册保留下来 。5月，专著《金元戏曲方言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入“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丛书”。
1949年的春天，昆明师范学院聘请徐嘉瑞到该院任教，不久担任了国文系的主任。在这期间他把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搬上了讲坛，从讲诗经跨越到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与当时的革命形势配合。1950年9月，《母亲》的课堂讲义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昆明空中文化大学”播出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1949年的这段时间他发表了《怎样否定自己》和花灯剧《欢迎新太阳》等进步文章。《欢迎新太阳》发表在《正义报》上，将“新太阳”暗示共产党，这篇文章惹来了极大的麻烦。他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大学的职务被解除了。
1949年9月，反动派作垂死的挣扎，疯狂镇压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的“九·九肃整”把他列入到了逮捕的名单中，在这紧要的关头，组织上立即派马曜通知了他。他带着夫人姚九畹以及两个孙子，连夜逃到昆明郊区农村躲过了这一劫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徐嘉瑞知道了这一喜讯，高兴得一夜没有睡觉。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了。12月10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昆明五华山上。12月29日，徐嘉瑞以全票通过，当选为昆明师范学院院委会主任委员，也就是新的校长。
1950年5月，徐嘉瑞到北京参加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这是云南解放以后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會议。
1950年8月1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徐嘉瑞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长。他把满腔的激情倾注于笔下，歌颂新生活，写出了花灯剧《姑嫂拖枪》《立功回家》《金凤翻身》《驼子拜年》等剧目，提供给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花灯团演出 。他同时还写了《花灯的阶级性》《花灯在新兴文学上的地位》等。 辉煌与荣誉
解放以后，徐嘉瑞担任了很多职务，昆明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府委员、云南省文教厅长、教育厅长、云南省及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筹备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云南分会主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大会云南分会主席，并兼任昆明师范学院中国语文学教授。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是解放后大区最高的军政机关，当他接到毛泽东主席签名的委任状时，一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他负责教育文化工作。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任命他为云南省外国津贴、外资经营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处处长。
1951年11月，徐嘉瑞被省政府任命为下乡土改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带领三个分队七个小队，到文山广南县参加土改工作。
1953年9月，徐嘉瑞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与卢耀武作为西南区省市仅有的两个代表出席参加。10月4日下午3点，在怀仁堂文协大会中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并与他们照了相。
1954年、徐嘉瑞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会上，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9月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3月30日，当年由于组织遭破坏而与我党失去联系的徐嘉瑞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徐嘉瑞参加了云南省委召开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会议，讨论了发掘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从此拉开了全省大规模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序幕。
1957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望夫云》长诗。3月到楚雄体验生活，参加农业生产，住在姚安县北20里的龙岗乡。9月5日，他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与作者孙髯》发表在《人民日报》第四版。正因为有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大观楼长联才逐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
1958年6月，徐嘉瑞写的《民歌——诗的源泉》刊在云南人民出版的同名专集里。并编写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概略》。7月，他出席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会上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发展的轮廓》为题作了发言。
1961年1月，徐嘉瑞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1月郭沫若出国访问时经过昆明，他们互赠墨宝。郭沫若写了毛泽东《蝶念花·答李淑一》相赠。
1962年3月，《边疆文艺》发表了徐嘉瑞写的《明末爱国诗人和书画家担当》。1962年第10期《电影文学》发表他的电影剧本《多沙阿波》。
1966年的岁末，徐嘉瑞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工资被强行扣除。紧接着的一次次批斗会、“喷气式”，在他73岁时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因为年老体弱，被批斗而导致中风，只好遣返回家里治疗。从1940年起，徐嘉瑞一直担任云南“文协”主席、“地下文联”主席，解放后担任云南文联主席至1966年，由此算来，他在省文联（文协）主席的这一岗位上续任了26年。
1977年10月7日，徐嘉瑞终因疾病折磨而逝世，享年82岁。《云南日报》刊登了徐嘉瑞同志逝世的消息以及追悼会的报道，肯定了他一生的功绩。2010年8月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云南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的最高奖项——荣誉奖授给《徐嘉瑞全集》。
编辑手记：
徐嘉瑞，洱源邓川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五四”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讲学，发表新诗，宣传新思潮，除了教书、写作、翻译国外文学著作，他还办学校、办教育、办报纸，支持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致使我党在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嘉瑞也从此与我党失去联系，直至1945年才重新取得联系，并于1956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嘉瑞还利用自己在卢汉政府工作的机会，向我党秘密傳递国民政府的军政情报、参与党在云南的发展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从事抗战救亡图存的文艺创作工作。徐嘉瑞没有读过大学，被学生们称为“土文豪”，但是凭借着对学术的热爱和自身努力，成为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在五四运动的滥觞之际，徐嘉瑞是最早的觉醒者和践行者。他是云南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率先倡导白话文写作。他以独辟蹊径的方式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专著——《中古文学概论》而震动文坛，其成果辉煌于世。他在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的白色恐怖时期，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云南地方组织早期的党员之一。他被党组织安排在滇军中担任《民众日报》社长，掩护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工作。國民党在云南掀起反共高潮时，他转移到了上海加入郑振铎领导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新诗、戏剧唤醒人民大众，激励抗日救忘，是云南“大后方”抗日文化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学艺术界领导，为云南省的文化事业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少年时期
徐嘉瑞，出生于云南省大理洱源县邓川。
他的父亲徐元华1883年被授邓川州学正，在邓川（邓川镇）娶了当地民家（白族）王有福的大女儿王氏为夫人，1895年生了徐嘉瑞。徐嘉瑞从小聪明，4岁启蒙读书，好在那时的邓川县城不大，从南到北只有一条小街，到学校读书不远。每天早上他背着装书的小背篼跟父亲去读书。因为他年纪小，读书成绩好，街坊夸他是“神童”。
1900年徐元华升授曲靖府教授，相当于当地中学的校长或教育主管。1901年全家人迁往曲靖，这时他六岁。他父亲教的是中学，学校里没有小学，只好亲自教他小学课程。空余时间徐嘉瑞便带领着弟弟天骝在城里玩耍，他不生事不惹事，如果别人欺负了他的弟弟，他就非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不可，他天生有倔犟的性格。徐嘉瑞在父亲的教导下读完了《四书》《五经》《十三经》《唐诗三百首》古文一百篇，这些文章大多数篇章他都能背诵。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找不到书读了。1911年徐元华72岁时被解职，然后全家迁回昆明。解职的徐元华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好教一名富家小孩读书，每月挣八元钱维持生活。
也就是在1911年，徐嘉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工矿学堂，学堂里气氛焕然一新，学生个个剪去了头上的发辫，刮成了光头。他努力学习，抱着毕业以后开矿山、当工程师的愿望。谁知这个愿望才上了几个月的课就破灭了，由于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新政府解决不了学堂的经费，废除了公费生制度，学生要自己缴纳学杂费、伙食费，并且把矿工学堂改成了工业学校。这迫使大多数贫困学生无法继续就读，徐嘉瑞也因为缴纳不起三块钱生活费被迫停学了。由于无钱读矿工学校，他只好另去投考昆明市立师范学校的公费生。学校的教学课程对于他来说，早已经烂熟于心，顿时失去了上课的兴趣，这时辛亥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1912年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了媳妇——黎韵兰。虽然他有着许多理想和抱负，不想过早地结婚，但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有个媳妇为他照顾父母也好，只好了却父母的心愿，与黎韵兰结了婚。黎韵兰是曲靖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徐元华在曲靖时经过朋友介绍订下的婚姻。在结婚那天他做出了荒唐的事来，亲友们热闹了一番，拥着一对新人进入了洞房以后，各自喝酒猜拳去了。当喜宴散去以后，才发现新郎不知去向，害得全家人到处寻找，慌乱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的弟弟徐天骝带着家人到他常去的地方，在山上的一座寺庙里找到他。看见他躺在一个破旧的大簸箕里，还在呼呼酣睡。
矢志不渝
1913年徐嘉瑞以国文科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师范学校。但是要谋得一个老师的职业，还必须通过督军府的教育次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认可。由于家庭贫困，他去拜见次长时穿的是结婚用的长衫，没有钱买马褂。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拜见次长时竟以没有穿马褂受到了呵斥，被视为对上司不恭。徐嘉瑞心里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等次长骂完，就愤然离去。
他的父亲知道了此事，深为儿子的受辱不平，心想就因为贫穷买不起马褂，受到如此侮辱，就像亲身经受一样，第二天就病倒了，竟至奄奄一息。徐嘉瑞看到苦读了一辈子的父亲，还落得无衣无食的惨景，竟为自己受人辱骂而气病在床，心中悲愤到极点。他对着病榻上的父亲百感交集，毅然咬破指头，写下血书“而忘若人之杀而父焉”九个字。意思是“你能忘了那个杀了你的父亲的人吗？”他于血泪之中饮恨咬牙，立下了艰苦奋斗，成就一番事业的远大志向，矢志不渝。他的父亲撒手西去之后，那份血书，他保留了一生。
1913年的秋冬之际，他的父亲徐元华享年73岁，与世长辞了。他将父亲留下的诗文和诗词抄本《咸同野获编》付诸出版。用这样的方法来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他的父亲病逝后，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为了有碗饭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考取了昆明陆军医院的司药生，靠着每月13元5角的微薄薪水来维持家里生活。在做司药生工作期间，为了不在工作中出现差错，逼迫着熟悉药品的标识，他认真自学拉丁文、日文、英语。这样既熟悉了药品，对工作有利，又增长了知识。他挤出时间博览群书，昆明图书馆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经常到那里看书，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陆军医院工作了3年，由于他积极刻苦上进，被提升为军医课员。后来优选到云南护国军督军公署军医课工作，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唐继尧需要文书人员，徐嘉瑞经朋友推荐到了唐继尧的秘书课工作。1917年9月，唐继尧宣布滇军改为“靖国军”，举兵入川，他作为军医课员兼秘书，随队伍开拔到贵州毕节驻扎。1918年唐继尧攻克重庆，半年后徐嘉瑞才回到昆明。这时他已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些诗文。1920年，他的夫人黎氏突然病逝，丢下了一双儿女，使他一筹莫展。 1919年，徐嘉瑞在督军公署工作了两年，在这期间他还担任过兼职教师和家庭教师，熟悉了教育工作。自己有了点积蓄，便约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自筹资金，要为贫穷家庭的子女办一所小学。经过酝酿协商，用较低的价钱租下了文庙作为校址，学校叫做“求实学校”。徐嘉瑞被推为教务长，他为学校倾注了较大的精力，为他终生站立讲坛，从事教育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求实学校的开办，需要大量的经费。为了筹备经费，他先后又到昆华女子中学、省立一中兼课，教授国文。
1919年，“五·四”运动风暴刮到了云南，冲击着云南文化界，激起了徐嘉瑞的热情。他积极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云南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鼓动学生反对卖国条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民主自由，实践新文化主张。首开白话文讲学风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时云南学联的报纸《学生爱国会周刊》，宣传新思潮，他积极投稿。1921年他带头在《滇潮》上发表白话新诗《农家生活》。他是云南最早发表新诗的人之一，开辟了云南新诗的先河。因为他的新诗出现，冲击着陈腐的诗坛，召唤着新诗的作者向新诗坛奔涌而来。
1921年11月12日，26岁的徐嘉瑞续娶了18岁的姚志兰为妻。姚志兰，闺字九畹，出自于中医世家。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新婚妻子带给他的礼物，竟然是一部崭新的“余杭章炳麟太炎父”著的《國故论衡》。爱书如命的徐嘉瑞，当即在书的扉页上题记“辛酉冬月，九畹君来归，以章氏丛书为赠，宝之，勿佚。冬月十二日二十四时。麟识。”遗憾的是姚志兰没有生育，后来把胞弟徐天骝的第二个儿子——徐声汉过继给他做儿子。
1922年，昆明市成立了市政公所，他被委派为市政公所秘书。但是还在督军政府秘书处任职，并在几家中学任教。在新文学思想的倡导下他打破了研究中国文学传统格局，用白话文写出了第一部著作《中古文学概论》。这本书1924年在上海出版，该书由胡适作序，一时轰动文坛。1924年岁末，受督军署指派，他随周钟岳赴北平开会，抽时间去拜访了胡适先生，两人就《中古文学概论》研究了中国文学问题，使他受益匪浅。在开会之余还结识了一些学者，如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林之棠等。在此之间加入了北平学术团体述学社，担任该社学术刊物《国学月报》编辑部编委、副主任，以后陆续在该刊发表文章。这一时期，沙眼疾患几乎使他到了失明程度。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他请了假，由北京往日本治疗沙眼。治病期间在朋友的帮助辅导之下学习日文，因为他做司药生时学过日文，对日文有点基础。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他就可以阅读日文书籍了。
光明的道路
1925年5月，徐嘉瑞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郑正铎、周韬奋等好友会面。郑正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很有影响。郑正铎向他邀稿，他把两篇稿子《颓废派诗人李白》《岑参研究》给了郑正铎。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专号上”。6月徐嘉瑞返回昆明，继续在昆华女中等校任教。
1927年7月，云南督军公署临时委派徐嘉瑞出任腾越（今天的腾冲）镇守使署秘书。在腾越三个月时间，回到昆明。回到昆明他被卷进了大革命的潮流。此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瞿秋白主编的《布尔什维克》等大批进步书刊进入昆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些书籍，眼前亮起了一盏明灯，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这年的11月3日，李宗黄在光天化日之下，指使他的勤务兵开枪打死了在武庙旁进行革命宣传的学生梁元斌，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义愤。徐嘉瑞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学生“万人以上的示威大游行”。他积极参与群众活动，靠近组织，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由杨天权、吴澄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组织关系属于核心部，和刘尧民、唐用久、刘幼堂、孙东明等编为一个小组，由吴澄任组长。他的任务是负责宣传工作，他们办起了两个油印小报《压榨》《南焰》，秘密发行。12月参加了中共云南省临委在虚凝庵召开的昆明市党员大会，听取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明确了党的路线方针。这期间昆明市立中学的学生闹起了学潮，把昆明市镇公所教育课长赶走了，镇公所又派一位会办（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来任校长。这位校长带着手枪，还带来四个卫兵。学生看到他太嚣张了，就假装亲热接近，把他们的手枪借来看。谁料学生拿到手枪就跑了，怎么查也查不出下落。会办校长大发雷霆，要抓学生，于是学生们联合起来，又把会办赶跑了。学生罢课，弄得市政府无法收拾。市政府故意为难徐嘉瑞，委任他来当校长。党组织支持了他，从省立中学调了八个党员学生到市立中学开展工作。他当校长以后，事态平息了，学生不仅安心读书，还把学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
这一年，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的蒋介石》揭开蒋介石的面纱，蒋介石原形毕露，国民党大规模屠杀革命青年，云南成立了“清共委员会”。 1928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夜，国民党大肆逮捕工人、学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嘉瑞不得不躲避起来。为此，他这个校长当了不到一年就被解除，市政府秘书工作也到此结束了。
这时，九十八师师长兼戒严司令部司令卢汉在政坛兴起，他联合九十九师、一百师办了一份《民众日报》，想聘请一位有威望的进步人士担任社长。卢汉熟悉徐嘉瑞，便邀请他担任《民众日报》社社长。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得到组织的支持，便欣然上任。编辑部和秘书处就设在卢汉司令部内，他利用报社社长和司令部秘书的关系，每天都可以打听到军政方面的消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就此担负起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任务。他每天设法收集各方面的消息，晚上下班后，由李梓柏或吴少默到家中听取情报，然后转达给党组织。那时他文林街软枣树巷的老宅还留着，街道比较偏僻，邻居又是至亲好友，地点隐蔽。为此，云南地下党省委书记王德三还到他家里去开过两次会，听取徐嘉瑞的情况汇报，研究党的工作。开会时，徐嘉瑞他们躲在楼上，他的妻子姚九畹则在楼下做针线活计，面对大门掩护望风，挡住外来之人。
他利用《民众日报》办了两个副刊——《象牙塔里》《杂货店》作为阵地，宣传积极进步的思想。在当时，《杂货店》曾被读者称为“屠狗店”，可见其笔锋之犀利，文风之泼辣，矛头指向，如同屠杀疯狗一般。1928年，全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要办好这样的报纸副刊，每天要发表这样尖锐的文章，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特别是作为这一副刊的主编徐嘉瑞更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但他以很大的勇气一直坚持了下来，使得这份报纸和两个副刊坚持办了一年。 由于《民众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当时的报刊中令人耳目一新，拥有众多的读者。销量大增，卢汉也很高兴。
1928年，龙云被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靠拢了蒋介石，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大规模镇压云南地下党。1929年春，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因为徐嘉瑞此时参加出头露面的活动较多，经手的报纸拥有一批进步的读者，已经引起了反动头目的注意，随时有危险的消息传来。党组织为了保护一些目标较大的同志，让他们暂时掩护疏散，徐嘉瑞被列在掩护疏散人员之中。于是他写信给陶侃如、郑正铎，说要到上海去。陶侃如回信说：“吾兄如来，定为上海文坛生色。”这时卢汉与龙云的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卢汉为了要保护一些跟随他的人，正巧龙云要派卢汉与龚自知为代表去南京见蒋介石，卢汉指定要徐嘉瑞为他担任随行秘书，同去南京。经过请示得到组织同意，他于正月随卢汉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卢汉就叫他留下来，不必再往南京了。
这时，他的内弟姚蓬心也在上海。姚蓬心向他介绍了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为了他的安全，便把他安排在一个前苏联朋友的餐厅楼上居住。谁知几天以后相见，徐嘉瑞将姚蓬心大骂了一顿，弄得姚蓬心莫名其妙。原来徐嘉瑞最讨厌吃西餐，那个餐厅老板又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换着菜谱，仍然天天供应牛奶面包，便经常饿着肚子。姚蓬心知道原委以后，连声向他检讨。
毛泽东评价：
“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
徐嘉瑞在上海躲了几天，又见到了郑正铎、陆侃如等老朋友，经他们介绍认识了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陈望道、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他们聘请他到两所大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有两个有影响的文化团体，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郑正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经他介绍徐嘉瑞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这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云南仅有两人参加，徐嘉瑞是其中之一。此时，北平的《国学月报》也迁到上海，已经改名为《述学社月报》，大家仍然推荐徐嘉瑞任编辑部主任。8月徐嘉瑞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回到昆明，组织上需要了解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动态，他毅然进驻戒严司令部中的《民众日报》社，随时报告重要消息。到了年底《民众日报》被龙云冠以赤化罪名查封了。
1930年11月、12月，由于叛徒王绍猷的出卖，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王德三、吴澄、李国柱等党的领导先后被捕，于12月31号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一片血雨腥风。徐嘉瑞躲在昆明张天放的姐姐家中，一连三个月不能出去活动。云南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云南地下党组织受到重挫以后，到1935年底红军经过云南时，才得以重建恢复。而徐嘉瑞直到1945年以后，才和党组织联系上。
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在徐嘉瑞心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时期的每一件事，他都铭刻在心。特别是王德三、吴澄、赵琴仙、李国柱、甘汝松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他们的身影时时刻刻活跃在他的脑海里，让他牢牢记住了这笔血债。刚解放时，他想起这些革命先烈更是热血沸腾，立即写了一部《革命先烈赤血录》。这部书稿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始终没有出版。
1930年，待到白色恐怖的阴霾稍微消退时，徐嘉瑞才到几所中学继续上课。这一时期，是龙云执政担任云南省主席的时候。龙云自然夺取了一省的政权，但是财政却极端困难。税收机关都控制在军人手中，各霸一块，十之八九都进入军官的腰包，造成财政极大亏空。在任的财政厅长控制不住金融局面，经人建议，龙云派出他的心腹表弟卢汉以师长身份兼任财政厅长。卢汉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对财政大刀阔斧地整顿，在财政中要“铲除贪污”，建立廉政。
徐嘉瑞此时正处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苦悶的时候，卢汉亲自去找他，要委派他任财政厅的秘书，使他难以抉择。他是一个文人学士，以自己的清高向来不愿意沾惹财政金融。而且刚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自己又去为卢汉工作，心里着实不愿意。但是现在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若是婉然谢绝不去，又怕暴露身份。最后考虑，只好先隐蔽起来，然后慢慢寻找组织。因此，他还是到财政厅当了秘书。不久他被提拔为契税局局长，几个月后税款上缴，收益可观，卢汉觉得用人得当。卢汉有重要军务，已经不再兼任财政厅厅长，由陆崇仁二次接任厅长。陆崇仁与徐嘉瑞也是朋友，本来想辞职的他，经过陆崇仁挽留，只好干满一年才辞去契税局长的职务。在他辞退之时，财政厅奖励他1500元银元。他把这1500银元全部捐赠给了求实中学和达文专科学校。自己到昆华女中去教书，宣传进步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对当时有些敏感的词句，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等，用英语书写，以应付各种检查。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又激励起徐嘉瑞的斗志，使他从长期积压在心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中爆发出来。他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立即写出了一幕话剧《我们的时代》。这个剧本1932年末在昆明演出，影响颇大。这年，徐嘉瑞被聘为昆明达文英语专科学校高级班的英语教师。在柏西文的帮助下，翻译了英国狄更斯的名著《二城故事》（现在通译为《双城记》），莎士比亚的名著《罗马大将凯撒》。1934年4月，《罗马大将凯撒》由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出版发行。在此之后，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以石印版印出，提供给中学生作为课外阅读参考。
1935年，徐嘉瑞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古文学概论》的姊妹篇《近古文学概论》，由胡适题写书名，推荐给上海新书局于1936年出版发行。《中古文学概论》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汉魏六朝至唐代，而《近古文学概论》的分期，则是从隋唐到宋、元时期。前后两部著作，同一个命题，特别着重对平民文学的研究，后者的研究比前者更深广。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很广，它包括诗歌、音乐、词曲、唱本、戏曲直到舞蹈，作了从“平民文学”到“贵族文学”的详细研究。
《近古文学概论》同样提出了一个崭新而尖锐的问题。他认为：按照各个朝代编写中国文学史应该换一个角度重新来审视，应按照一个文学品种的发生、发展到死亡的规律来重新研究编写文学史。他提出：中国的文学，是由民间来的平民文学，逐渐发展为文人文学。文人文学由可以分为平民化的文人文学和贵族文学。民间文学从下层阶级产生，充满了生命活力。文人文学则从中产阶级产生，是根据民间文学而发展的。当一种文学从平民文学发展到文人文学，又从文人文学进而发展到贵族文学时，这一种文学就逐渐硬化、僵死而最后消亡。在进化过程之中，其性质亦随之而变化。 在这部书中，徐嘉瑞专门列出了“音乐史”和“词史”两篇，详细研究了中国音乐发展的源流以及音乐和文学的关系。书中指出：中国文学从《诗经·三百篇》起，一直到词曲，都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音乐系统，即是文学系统。《白雪》是周代房中音乐，《楚辞》《九歌》是沅湘祀神音乐，《寿人》是秦代房中音乐，汉代《鼓吹》《横吹》是外族输入中国音乐，《相和歌辞》是汉代民间音乐，《清商曲词》是中国南方音乐，一变而为《南曲》，《宴乐》是龟兹输入中国的音乐，一变而为《北曲》，《舞曲歌辞》是中国音乐。此种“音乐文学史”，之前编辑文学史的都没有注意。他们都是以贵族文学和散文为主来编写。要想看出“真正的文学历史”“有生命的文学历史”，必须从音乐里边去找。在这部书中，作者对音乐发展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分别作了颇有说服力的研究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学，无时不受到音乐的影响”，“编文学史，应当注重音乐，建立一种音乐的文学史”。他在这里提出了文学和音乐的密切关系，二者是相生相息，互相依存的，并且大胆提出了要建立一种“音乐的文学史”。这一新的视角，是前人很少涉足的。40年代初，陈赓从上海返回延安，把这本书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部著作时，在这本书里作了很多圈点，批注、评价作者是“第一个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毛泽东还特意推荐了这本书，把书交给了紫金光带回鲁迅艺术学院，保管到学院的图书室。1950年7月，紫金光在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名单上看到了徐嘉瑞的名字。可惜，那时的云南还没有解放，徐嘉瑞无法来参加这次大会。
徐嘉瑞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独创性，除了《中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两部专著意外，在20年代和30年代还写来许多关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先后发表在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上海《小说月报》。昆明《翠湖之友》《澎湃》《云南论坛》等刊物上。其中主要有《颓废派文人李白》《岑参研究》《外国乐曲输入中国的译音变化》《对于敦煌发现佛曲的疑点》《日本甲骨文之收藏研究》《中国近代词人纳兰成德》等，另外还有一些40年代，发表在西南联大《国文月刊》《新动向》、武汉《中央日报》《武汉日报》等报刊上。其中主要有《词曲与交通》《中国长篇白话文小说起源》《秦妇吟本事》《陶潜的思想》《辛稼轩评传》等研究文章。这些文论亦如他的专著那样，并不遵循前人的足迹人云亦云，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具有独特的创新视角，发散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很受世人好评。
抗日战争期间
徐嘉瑞在他父亲的教育下，立下了兴办教育，从事教育的决心。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首先倡议创办了求实小学、求实中学。自己兼任教务长和教员并长期担任该校的董事。这以后，他一直在昆明的各所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员。任职最长的是昆华女子中学、成德中学和求实中学。此外，还在省立第一中学（昆华中学）、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昆明市立中学、达文英语专科学校等任过课，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投身于抗日前线以及革命的热血青年。
1936年，云南大学邀请徐嘉瑞去兼任老师，以后任讲师，他即脱离了女子中学去云南大学上课。1938年7月，被提为副教授。1939年又被提为教授，接着1940年接替楚图南担任了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他在云大主讲中国文学史及专辑选读，《诗经》《楚辞》《论语》《左传》《唐诗》《宋词》等课。
1937年7月，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洱源籍青年羅铁鹰找到徐嘉瑞，想邀他办一份抗战诗歌刊物。他们一拍即合，又去邀约了另一个青年诗人雷建波，决定联合出一本宣传抗战的诗刊。1938年8月三人自筹经费，办起了诗刊《战歌》。当时抗战形势险恶，全国性的诗刊都停办了，《战歌》的出现成为了全国唯一专业诗歌刊物。诗刊《战歌》的三个编辑人员中，罗铁鹰承担了主要编辑任务，徐嘉瑞负责募集资金。《战歌》从1938年8月出刊，到了1941年1月，历时两年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延续最长的诗刊。
1938年，文协机关刊物《文化岗位》创刊，徐嘉瑞担任编辑。《战时知识》创刊，他也是主要作者。发表了《抗战史诗》等文章。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一周年，举行了五十多人参加的集会，徐嘉瑞被推选为主席。他回顾了一年来的成绩，肯定“文协”鼓励云南的文学艺术界投入抗日战争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研究抗战文艺理论及技术问题”，在李何林操持下，7月，“文协”举办了暑假期间文艺讲习班。楚图南、冯素陶、彭慧、施蛰存、朱自清、徐炳旭、顾颉刚、张天虚、徐嘉瑞、杨东明、穆木天、马子华、曹禺等人都做了讲课，使昆明的文学青年受到极大的教益。
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许多作家、学者、艺术家纷纷来到昆明。徐嘉瑞以主人的身份热情真诚地接待了他们，与他们之间的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把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安排在家里住，闻一多夫妇安排在大舅兄家，田汉、安娥也安排在大舅兄家，杨武之（杨振宁之父）一家安排在二内弟家，陈梦家、姚萝蕤夫妇及李广田夫妇安排在其他亲友家居住，游国恩先生安排到自家疏散的福海村乡下居住。1939年，他与这些好朋友相聚昆明。武汉的华中大学（原来的中法大学）与其他几所大学到了云南以后定点大理喜洲五台中学（解放后的大理二中），其中有很多朋友也到喜洲任教。徐嘉瑞多次往返大理，到了1940年秋天，他干脆把全家搬到大理喜洲居住。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他到昆明云南大学上课往返不便，只好又把家搬回昆明西郊的福海村。这是他1911年离开邓川后回到大理居住最长的时间。
1940年徐嘉瑞接替楚图南担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这一年的春季写出了研究云南农村戏曲的重要著作《云南农村戏曲史》。探讨了云南各种戏曲的源流、发展，还对花灯剧的内容、语言作了精辟的分析。当时学术界对此书的争议很大，认为“鄙俗俚曲，居然要来登大雅之堂！”致使到1943年才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 1941年8月，“文协”召开全会，改选了第三届理事，徐嘉瑞仍然被选为主席。改选出闻一多、高寒（楚图南）、常任侠、李何林、徐嘉瑞、光未然、吕剑、马子华、罗铁鹰、范启新、杨东明等为理事。又借用这次大会举行了热烈欢迎巴金先生莅临昆明的大会。在大会上徐嘉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最后由巴金先生报告了上海文艺界的近况和自己的创作情况。
1942年，抗战进入第十一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徐嘉瑞写出了五幕话剧《台湾》，题材用1895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血泪史和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来鼓舞抗战热情，这是抗战时期云南作家创作出版并上演的唯一一部话剧。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写了以古励今的另一部作品《辛稼轩评传》，先在刊物上发表，后于1946年10月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出版。
1940年到1945年，徐嘉瑞在云大工作，因为他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缺少一大批大学教授那样堂皇的学历，学生用此来划线，以“洋教授”来加以对比，叫他“土文豪”。他从来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学习，随时手不离卷，在买东西排队时也在看书。在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文协昆明分会庆祝老舍文艺创作20周年茶话会、西南联大举行的二千多师生抗战七周年纪念时事报告会。1944年9月18日，文协昆明分会第四届全体大会在民众馆民众剧社举行，会员及来宾一百多人参加。改选出闻一多、高寒、徐嘉瑞、光未然、马子华、罗铁鹰、杨亚林等为理事，相应全国文化界发起的援助贫困作家募捐活动。继后又在昆明女中举办募捐音乐会，马思聪、王慕理、李廷松、李迎梁等著名音乐家都参加义演。他发起义捐，通过各种渠道，在三个月里，就募集到捐款406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大的数字了，占全国总捐款的一半以上，大大超过了当时陪都重庆的捐款数字。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徐嘉瑞不仅自己捐了款，还亲自带人到家里，把家里的大米送到多位贫困作家及文化人的家中。
1945年5月4日，昆明文艺界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联合在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纪念大会，由徐嘉瑞任主席。邀请了楚图南、卞之琳、冯至、朱自清、闻家驷、李何林、闻一多、李广田等作报告。6月14日“文协”及各大学的15个文艺团体在云南大学举行诗人界晚会，由徐嘉瑞任主席，楚图南、闻一多、田汉等作了讲演。7月7日文协还举办“抗战八周年来文化运动检讨会”，由徐嘉瑞任主席。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紧接着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座谈会，要求当局废除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条例。
解放前夕
1945年10月，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需要，“文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昆明分会，徐嘉瑞仍然被推选为主席。在解放战争后期，协会被迫转为地下，俗称“地下文联”，徐嘉瑞负责领导，直至解放。
这一年，徐嘉瑞通过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何永琴、中师范学校学生张增智与中共云南省委接上了关系，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但是经过地下党的研究认为，徐嘉瑞是一个民主阵营中颇有影响的教授，这一非党的身份对党的工作开展更为有利。此外，他已经离开党的组织十多年，这段历史也还需要时间考察。党组织告知了他实情，他庆幸自己又找到党组织，在生活斗争中有了目标和方向。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青年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12月1日下午，徐嘉瑞参加了云南大学七十一位教职员发表《敬告各界书》，对那些因为反内战而遭到残杀的同学，表示无上的哀悼。虽然文协被迫停止了工作，但是文协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6年3月，徐嘉瑞亲自带队，“文协”组织了昆明的教授专程赴保山松山战场凭吊英勇抗击日寇的英烈。从松山回来以后，接到了武昌华中大学陆侃如的邀请函，邀请他到华中大学任教，8月间与夫人一起到了武昌。
1947年4月9日，他和夫人姚九畹到岳阳考察，为后来完成鸿篇巨著《离骚统笺》充实了资料。这年暑假，他与夫人姚九畹到庐山度假。7月4日到庐山，8月24人从山南下山，寻访了陶渊明故里，写下了许多诗篇。并写了《中国田园诗人陶潜》，发表于1928年1月的《国学月报》。后来又写了《陶潜的思想》《陶潜的故乡》等文章。在华中大学任教期间，他将《大理古代文化史》整理完稿，寄回昆明，请方国瑜帮他设法出版。
1948年7月回到昆明，他用贡川纸以毛笔重新誊绘一副古代地图，题为《楚国疆域全图》集中册保留下来 。5月，专著《金元戏曲方言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入“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丛书”。
1949年的春天，昆明师范学院聘请徐嘉瑞到该院任教，不久担任了国文系的主任。在这期间他把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搬上了讲坛，从讲诗经跨越到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与当时的革命形势配合。1950年9月，《母亲》的课堂讲义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昆明空中文化大学”播出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1949年的这段时间他发表了《怎样否定自己》和花灯剧《欢迎新太阳》等进步文章。《欢迎新太阳》发表在《正义报》上，将“新太阳”暗示共产党，这篇文章惹来了极大的麻烦。他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大学的职务被解除了。
1949年9月，反动派作垂死的挣扎，疯狂镇压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的“九·九肃整”把他列入到了逮捕的名单中，在这紧要的关头，组织上立即派马曜通知了他。他带着夫人姚九畹以及两个孙子，连夜逃到昆明郊区农村躲过了这一劫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徐嘉瑞知道了这一喜讯，高兴得一夜没有睡觉。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了。12月10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昆明五华山上。12月29日，徐嘉瑞以全票通过，当选为昆明师范学院院委会主任委员，也就是新的校长。
1950年5月，徐嘉瑞到北京参加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这是云南解放以后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會议。
1950年8月1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徐嘉瑞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长。他把满腔的激情倾注于笔下，歌颂新生活，写出了花灯剧《姑嫂拖枪》《立功回家》《金凤翻身》《驼子拜年》等剧目，提供给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花灯团演出 。他同时还写了《花灯的阶级性》《花灯在新兴文学上的地位》等。 辉煌与荣誉
解放以后，徐嘉瑞担任了很多职务，昆明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府委员、云南省文教厅长、教育厅长、云南省及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筹备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云南分会主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大会云南分会主席，并兼任昆明师范学院中国语文学教授。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是解放后大区最高的军政机关，当他接到毛泽东主席签名的委任状时，一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他负责教育文化工作。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任命他为云南省外国津贴、外资经营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处处长。
1951年11月，徐嘉瑞被省政府任命为下乡土改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带领三个分队七个小队，到文山广南县参加土改工作。
1953年9月，徐嘉瑞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与卢耀武作为西南区省市仅有的两个代表出席参加。10月4日下午3点，在怀仁堂文协大会中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并与他们照了相。
1954年、徐嘉瑞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会上，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9月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3月30日，当年由于组织遭破坏而与我党失去联系的徐嘉瑞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徐嘉瑞参加了云南省委召开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会议，讨论了发掘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从此拉开了全省大规模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序幕。
1957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望夫云》长诗。3月到楚雄体验生活，参加农业生产，住在姚安县北20里的龙岗乡。9月5日，他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与作者孙髯》发表在《人民日报》第四版。正因为有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大观楼长联才逐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
1958年6月，徐嘉瑞写的《民歌——诗的源泉》刊在云南人民出版的同名专集里。并编写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概略》。7月，他出席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会上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发展的轮廓》为题作了发言。
1961年1月，徐嘉瑞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1月郭沫若出国访问时经过昆明，他们互赠墨宝。郭沫若写了毛泽东《蝶念花·答李淑一》相赠。
1962年3月，《边疆文艺》发表了徐嘉瑞写的《明末爱国诗人和书画家担当》。1962年第10期《电影文学》发表他的电影剧本《多沙阿波》。
1966年的岁末，徐嘉瑞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工资被强行扣除。紧接着的一次次批斗会、“喷气式”，在他73岁时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因为年老体弱，被批斗而导致中风，只好遣返回家里治疗。从1940年起，徐嘉瑞一直担任云南“文协”主席、“地下文联”主席，解放后担任云南文联主席至1966年，由此算来，他在省文联（文协）主席的这一岗位上续任了26年。
1977年10月7日，徐嘉瑞终因疾病折磨而逝世，享年82岁。《云南日报》刊登了徐嘉瑞同志逝世的消息以及追悼会的报道，肯定了他一生的功绩。2010年8月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云南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的最高奖项——荣誉奖授给《徐嘉瑞全集》。
编辑手记：
徐嘉瑞，洱源邓川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五四”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讲学，发表新诗，宣传新思潮，除了教书、写作、翻译国外文学著作，他还办学校、办教育、办报纸，支持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致使我党在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嘉瑞也从此与我党失去联系，直至1945年才重新取得联系，并于1956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嘉瑞还利用自己在卢汉政府工作的机会，向我党秘密傳递国民政府的军政情报、参与党在云南的发展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从事抗战救亡图存的文艺创作工作。徐嘉瑞没有读过大学，被学生们称为“土文豪”，但是凭借着对学术的热爱和自身努力，成为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