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勃洛克说：绘画教人怎么去看和怎么才能看见。迟子建《雾月牛栏》的凄美源自在雾霭中看见，看见之后，故事就来了。所以，这是眼睛的悲剧。当然，看见之后，不说，憋在心里，就有了压抑，可这还不至于悲剧。再者，眼睛可以选择不看，双目一闭，就把故事绕开了，回避了。看见了别人视而不见的，道出了羞于启齿的，只一句，就天真如实地出卖了自己，故事就这样被招惹来了。可是，前提还得是看见。
　　《雾月牛栏》讲述了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一个雾月的夜里，年幼的宝坠窥见了继父和母亲的云雨之事。孩子并无心掩饰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堂而皇之”地在继父面前道出了他的所见。 继父的窘迫、盛怒、怨恨与无助最终垒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暴力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便轻易越过了庄稼人单薄的理智。他终于失手打了宝坠，却不曾料到宝坠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撞向牛栏，成了傻子。从那以后，傻子宝坠再不愿意住在有人的屋子，而日夜与牛为伴。随后的故事，写着“救赎”。
　　无疑，“救赎”是一个正确的主题词。于是，我用这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门，却发现很多人已经在里面了。我感到自己像是拿着旅游指南的观光客，看着指南上写着什么地方该去，却忘记了旅行的意义是去寻找最美的地方；指南把大伙赶到一个地方去，美就被破坏了。于是，我看到的不是美景，不是意义，而是人头攒动，是被恶意分享的美的肢解，是意义的简化。当我手持旅游指南的时候，我在看，忘却了如何看见。于是，我开始尝试逃离这个安全的解读范围。
　　如果一部作品的作者没有对我敞开心扉，我读到的永远是我自己；我用我的经验建造了别人的作品。《雾月牛栏》讨论“赎罪”无疑，可是，当有恃无恐地使用这个主题词时，却很容易形成一种思想上的懒惰，而将作品中复杂的意义化约。在我看来，“赎罪”更像是一种文本策略，旨在呈现“赎罪不得”的内心困境。继父最终赎罪了吗？答案是绝望的否定。宝坠并未原谅他，而他亦未原谅自己。傻孩子宝坠一句“你死了，还有一个新叔来”把这绝望说透了；他临终未能如愿为宝坠建造一间新屋，把这否定坐实了。继父奋力地救赎着自己，在外人看来，他对宝坠的爱早已超过自己的亲女儿。然而，爱对道德的罪感无能为力，男人从没敢将打坏宝坠的事与妻子坦白。因为这个秘密，他选择站成异常孤独的姿态，死守住心内的死角，他走不出，别人也进不去。这个姿态是他全部的尊严与生命：分享秘密，无异于在道德上自杀；守持秘密则更像慢性自杀，一种不能承受的沉重感绵绵不绝地啮噬着他的筋骨。不说，他仍是外人眼中的“好人”，他却永远不肯原谅自己内心的卑微和懦弱。从忏悔的一开始，他就把自己锁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说还是不说？都是痛苦，都是绝望。不说，于是，活得更卑微，更懦弱，更绝望。赎罪，从一开始，就是赎而不得。只要宝坠还活着，他就是这个日渐萎靡的男人永远的罪与罚。
　　迟子建是写“傻子”的老手，她笔下的傻子们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心；与其说他们呆傻，不如说他们体现了庄子意义上的“混沌”境界，也即那种未经人工开凿的赤子状态。《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和二鲁、《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陈生、《伪满洲国》中的阿勇莫不如此。傻瓜也有心灵吗？迟子建善于引导她的读者走进傻瓜的心灵，并与他们的灵魂产生共振。继父一拳将宝坠狠狠定格在七岁，七岁的孩子将世界和他人都收纳进内心的一隅，其他地方则盛着天马行空奇思怪想。这世界弯路太多，宝坠不走，他以最直接的方式简朴有力地活着。他每天与牛聊天，并坚信这是一群比人更值得信任的伙伴。他总爱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系梅花扣是谁教会的？叔叔走了，会来新叔，生命的直觉问“我是从哪来的”？这一问便问到根本上。当同母异父的妹妹雪儿告诉他，系梅花扣其实是亲爸教他的，宝坠便收获了一份完整健全的记忆。对于“生父”的意识，就像一个倒影，当特意伸手触摸时，便消失不见了；静候水平，那倒影又现。朦胧，又若即若离，割舍不去；一问一答，宝坠直觉地寻找着一种与自己和平相处的方式。宝坠的生活是内心的，继父永远想用一间屋子作为补偿，这当然是答非所问，是永恒的误解。继父的赎罪也成了永恒的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