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能够称之为关键时刻的不多，和平稳定发展时期更是如此。现在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历史的新起点。
　　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将在北京召开。现今世界，恐怕没有一个执政党的代表大会能如此聚焦世人的目光：新闻称，已经有1000多名境外记者报名采访。
　　种种迹象显示，执政党的十七大势必要对事关中国社会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执政路线等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可以期待的是，中国社会将会进入一个更加自信的开放时代。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封闭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改革创新，但这类社会权威至上、不允许出错，因此难有突破，更无法持续，终究走不出历史的怪圈。开放社会允许“试错”，可以自由汇集广泛的信息，改革在更大的视野之上进行，充分尊重历史经验与现实的可能，因此才有破局与持续的可能。中国近30年的变迁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970年代末，濒于崩溃边缘的中国再次推开了尘封网结的大门，重新开始了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至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也已经有15年的历史。如果说要为过去近30年历史寻找一以贯之的关键词，“开放”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
　　改革近30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今日之开放，与历史相比，有诸多不同。30年前的开放，主观意愿顺应客观形势的逼迫使然，自大与自卑纠结的心态，必然担心会在开放中授柄予人而迷失自己，因此在试探性的开放中处处留心，“摸着石头过河”，换个角度看，其实是“一边过河一边扔石头”。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市场繁荣，国库丰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消除了对开放本身的恐惧。
　　已经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更多强调的是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今天，改革正开始触及坚硬的内核。简单的开放，作为手段已经难以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不唯如此，仅仅是经济的开放而没有政治和社会的开放以及相应的制度调适，经济领域的开放成果也难以保持。事实上，经济开放带来的也不仅仅是经济的红利，还有政治的：一个事实是，入世这5年，中国政府加快了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可以判断的趋势是，这种调整正在从被动转为主动。
　　中国今日面临的复杂局面，远非历史所能比拟。当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一个封闭体系的惯常心理和行为，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之需。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转型远未完成，且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它需要全方位地凝聚智慧来解决，“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全球发展中的问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国的内政，比如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灾难等，中国需要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如何更好地解决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同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和典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个开放的社会，仅有对外开放显然是不够的。对内开放对于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对外开放普遍领先于对内开放步伐的国家，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确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是：在实践中，改革和创新成了部分人的专利，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创造力被轻视。其实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本身也是对内开放的产物。邓小平曾经说过，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指导。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伟大的政治家的认知。对内的开放，就是把选择权和判断权交还给社会和民众，并相信他们能够善用这样的权利。一个开放而自由流动的社会，才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能自觉积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自信而主动的开放和制度整合，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