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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靠的经济回暖与复苏的信号只能是就业率提升，因此要提高对经济转型的认识，关注“保增长、促就业”的策略和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
在投资的拉动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已经是有目共睹。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一经公布，中国经济回暖迅速成为各大媒体的共识。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还有更需要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增长只是个数据，就业才是真金白银，经济增长只是一个手段，收入增长才是最终目的。如果我们把促就业作为考评的目标，那当前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7月16日表示，虽然上半年部分就业数据有所回升，但整体就业形势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李晓超所指的“回升”主要是新增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二季度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比一季度增加了378万人，增长了2.6％。其中，东部地区增加56万人，增长1.6％；中部地区增加80万人，增长1.8％；西部地区增加242万人，增长6.5％。季度报告称，2009年上半年的就业压力与2008年下半年相比有了明显下降，但是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就业压力并没有得到完全释放。从劳动力就业市场来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例，自2008年四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恶化，供求比例由0.97急剧降至0.85，之后一直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虽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该指标在今年一季度也陡然升至了历史峰值(4.3％)。今年的失业大潮有两次“洪峰”，一次是年初的农民工返乡，第二次是春末夏初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有650万人，加上历年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能有上千万名学生要找工作。有关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现在部分农民工工资水平下降了10％-20％，部分农民工只能找到非全日制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有些农民工回到城市，但并没有找到工作，而这部分在城市中失业的农民工并不在政府的统计之中。有些已开工的出口企业也只是部分开发或并不能全日制生产。换言之，事实上的就业形势比我们的统计数据反映的问题更为严峻，所以说仅从统计数据看二季度就业形势明显向好，但事实上是压力依然巨大。
关注就业首先要解决关于经济转型的认识问题。面对中国出口连续大幅下滑，有专家学者提出，这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政府应利用这一机会，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转型升级的呼吁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已过时，应逐渐淘汰和关闭的说法日渐盛行。“中国制造”需要转型、升级与创新，大体方向是没有错的，但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概要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我在前面的“提高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正确认识”一文中曾对此做过系统分析。中国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且没有在人口阳由迁徙的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这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更不利于未就业人口获取劳动报酬和分享发展成果，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建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任何优化，都应当带动就业增加而不是相反。为此，我国科技创新的方向应是带动而非挤出就业。自主进行原始创新应该如此，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也应该大力进行本地化的改造，能够用劳动力替代的环节，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另外还需加强劳动力培训，完善全面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而言，应该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唯其如此，大量劳动力才能够配置到产出更高的非农部门，充分发挥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才能因为快速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而提高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创造出对劳动力的最大需求，工资相对于利润才可能最大程度的提高。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最优增长方式。能够很好的对此把握才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正确认识。唯其如此，在目前的危机之中才能平稳积极地推动中国企业层级的转型，即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其次，是要关注“保增长、促就业”的策略。当前经济反弹并不能自动缓解就业压力，相反，如果继续延续当前的一些不恰当做法，保增长的政策甚至可能和促就业的目标出现冲突。如果只注重增长的数字，那么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投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学者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比如，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平均每9万元投资对应1个就业岗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迫加工业”(比如钢铁行业)平均需要155万元投资方能对应1个就业岗位。今年1至5月，前者的投资额仅有55亿元，而后者却近100亿元。今年前5个月，第三产业投资共有2.9万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相关投资合计4180亿元。相比之下，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分别仅为937亿元和416亿元。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依然受到种种发展制约，并没有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重工业优先将加剧就业压力，过去中国是有过这样的教训的。建国初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重工业占国家投资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当时苏联的重工业投资所占的比例最高也不过40％。每1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用在重工业只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正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失衡，导致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了达到要上学、要工作年龄的青年人只能被送到农村，这其实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所以说一定要将“保增长”与“促就业”协调起来，唯有这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策略。
再次，是要关注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农民工过去大多在出口部门就业，那么，促就业是否就意味着要保出口呢?2008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这一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通过保出口实现保就业。相关学者做了大量的测算，其结论却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提供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令人乐观。出口退税率提高，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能够促进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长。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太小，价格如下降1％，出口收入只能上升0.46％。中国的就业弹性太小，2007年只有0.04，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增长率只有0.04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如果按照财政部预算，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6708亿元，大约能增加38万人就业；如果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8000亿元，大约能增加45万人就业。这意味着，为了保住一个出口部门的就业岗位，大约要花170-200万元，而实际上一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过只有2万元左右。很明显，这个办法是不行的。促就业，仅靠保出口部门是不行的。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出口部门必须率先大力调整结构，以适应中国经济根本驱动力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所以，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是关键。唯其如此，“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惠民生”的方针才能落到实处。
可以说，如果实现的增长是“没有就业的增长”，那么上报的政绩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绩。真正可靠的经济回暖与复苏的信号只能是就业率提升这个滞后的关乎民生的数据。目前经济回暖已有起色，就业，更需要我们关注。
在投资的拉动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已经是有目共睹。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一经公布，中国经济回暖迅速成为各大媒体的共识。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还有更需要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增长只是个数据，就业才是真金白银，经济增长只是一个手段，收入增长才是最终目的。如果我们把促就业作为考评的目标，那当前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7月16日表示，虽然上半年部分就业数据有所回升，但整体就业形势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李晓超所指的“回升”主要是新增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二季度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比一季度增加了378万人，增长了2.6％。其中，东部地区增加56万人，增长1.6％；中部地区增加80万人，增长1.8％；西部地区增加242万人，增长6.5％。季度报告称，2009年上半年的就业压力与2008年下半年相比有了明显下降，但是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就业压力并没有得到完全释放。从劳动力就业市场来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例，自2008年四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恶化，供求比例由0.97急剧降至0.85，之后一直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虽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该指标在今年一季度也陡然升至了历史峰值(4.3％)。今年的失业大潮有两次“洪峰”，一次是年初的农民工返乡，第二次是春末夏初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有650万人，加上历年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能有上千万名学生要找工作。有关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现在部分农民工工资水平下降了10％-20％，部分农民工只能找到非全日制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有些农民工回到城市，但并没有找到工作，而这部分在城市中失业的农民工并不在政府的统计之中。有些已开工的出口企业也只是部分开发或并不能全日制生产。换言之，事实上的就业形势比我们的统计数据反映的问题更为严峻，所以说仅从统计数据看二季度就业形势明显向好，但事实上是压力依然巨大。
关注就业首先要解决关于经济转型的认识问题。面对中国出口连续大幅下滑，有专家学者提出，这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政府应利用这一机会，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转型升级的呼吁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已过时，应逐渐淘汰和关闭的说法日渐盛行。“中国制造”需要转型、升级与创新，大体方向是没有错的，但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概要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我在前面的“提高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正确认识”一文中曾对此做过系统分析。中国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且没有在人口阳由迁徙的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这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更不利于未就业人口获取劳动报酬和分享发展成果，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建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任何优化，都应当带动就业增加而不是相反。为此，我国科技创新的方向应是带动而非挤出就业。自主进行原始创新应该如此，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也应该大力进行本地化的改造，能够用劳动力替代的环节，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另外还需加强劳动力培训，完善全面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而言，应该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唯其如此，大量劳动力才能够配置到产出更高的非农部门，充分发挥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才能因为快速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而提高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创造出对劳动力的最大需求，工资相对于利润才可能最大程度的提高。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最优增长方式。能够很好的对此把握才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正确认识。唯其如此，在目前的危机之中才能平稳积极地推动中国企业层级的转型，即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其次，是要关注“保增长、促就业”的策略。当前经济反弹并不能自动缓解就业压力，相反，如果继续延续当前的一些不恰当做法，保增长的政策甚至可能和促就业的目标出现冲突。如果只注重增长的数字，那么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投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学者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比如，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平均每9万元投资对应1个就业岗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迫加工业”(比如钢铁行业)平均需要155万元投资方能对应1个就业岗位。今年1至5月，前者的投资额仅有55亿元，而后者却近100亿元。今年前5个月，第三产业投资共有2.9万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相关投资合计4180亿元。相比之下，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分别仅为937亿元和416亿元。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依然受到种种发展制约，并没有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重工业优先将加剧就业压力，过去中国是有过这样的教训的。建国初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重工业占国家投资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当时苏联的重工业投资所占的比例最高也不过40％。每1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用在重工业只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正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失衡，导致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了达到要上学、要工作年龄的青年人只能被送到农村，这其实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所以说一定要将“保增长”与“促就业”协调起来，唯有这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策略。
再次，是要关注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农民工过去大多在出口部门就业，那么，促就业是否就意味着要保出口呢?2008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这一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通过保出口实现保就业。相关学者做了大量的测算，其结论却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提供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令人乐观。出口退税率提高，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能够促进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长。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太小，价格如下降1％，出口收入只能上升0.46％。中国的就业弹性太小，2007年只有0.04，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增长率只有0.04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如果按照财政部预算，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6708亿元，大约能增加38万人就业；如果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8000亿元，大约能增加45万人就业。这意味着，为了保住一个出口部门的就业岗位，大约要花170-200万元，而实际上一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过只有2万元左右。很明显，这个办法是不行的。促就业，仅靠保出口部门是不行的。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出口部门必须率先大力调整结构，以适应中国经济根本驱动力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所以，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是关键。唯其如此，“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惠民生”的方针才能落到实处。
可以说，如果实现的增长是“没有就业的增长”，那么上报的政绩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绩。真正可靠的经济回暖与复苏的信号只能是就业率提升这个滞后的关乎民生的数据。目前经济回暖已有起色，就业，更需要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