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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日：“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讪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者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
这则鬼怪故事说的是谀墓之事，言者借故事揭露了社会上的谀墓风习，道出了这种风习的不得“鬼”心与枉费心力，虽然荒诞不经，却颇具讽刺意味。“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是这则故事的命意所在。墓中的“前辈公”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生前乏善可陈，读书只会按别人的意旨行事，做官也没有什么特别建树，忽见墓前竖起巨碑，便意有不安，只知道“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而“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这样的碑文，招来的是“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讪笑”，弄得他死后也不得安宁，不得已只好避居他地，求个耳根清净，成为一个有家归不得的野鬼。“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前辈公”的这一番话，道出了谀墓的无益，见出他的清醒。而不明白这个道理，希图通过谀墓来显扬先人“勋业”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是死者糊涂的后人。世人希望自己的子孙有出息，常常把光耀门庭的重任寄托给后代，谀墓却是把这项重任推给先人，通过往祖宗脸上涂脂抹粉来欺蒙世人，可笑复又可悲。
“谀墓”之事，历史上早已有之。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记述后魏隐士赵逸抨击当时墓志撰述的情况时说：“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吕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鲠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可见其时这类文字的虚妄。
因撰写谀墓之文受人非议的，东汉蔡邕大概是较早的一个。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中写道：“《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蹇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而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唐代的李邕。李邕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书法家。由于有这两项资本，再加上他善作碑颂，求他作墓志的人很多。就是在他犯法被贬远地后，仍有人拿着金帛财货求他写墓志。史书上说他“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据说他前前后后为人写了八百多篇碑志，因此“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受人之财，自然就免不了在碑志中说人好话，至于事实如何，是不会多作考虑与计较的。不过，李邕虽然因此而发了大财，但他爱才养士，还常常拯救孤贫，周济他人，所获之财倒并不完全花在自己的享乐上。
在唐代，还有两位大名人因为谀墓也常遭后人诟病，一位是韩愈，一位是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生前情如兄弟，元稹死后，白居易作《元稹墓志铭》，元家谢以鞍马、绫绢，以及玉带等物，价值六七十万。这么大一笔财货，恐怕“买”的不只是一篇墓志，大概还有墓志中的那一番称颂备至的“美意”。尽管白居易将这些财物以元稹名义捐给了香山寺，但谀墓之嫌不能尽释。韩愈一生替人写过不少墓志，所得也不在少数，以致后来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据传韩的一位门客刘叉看不惯韩的这类做法，一天“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之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数百年后，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提及此事，还深为韩愈惋惜，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因墓志撰述，历史上还发生过不少有趣可笑之事，略举一二。
姚崇与张说在唐玄宗时同在朝中为相，但两人相互疑忌。一次姚崇生病，病势危重，眼看行将不起，姚崇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与张说嫌隙很深。张说这个人生活奢侈，喜好服饰器玩，我死后他出于礼节一定前来吊丧。你们把我平生喜欢的服饰宝玩挑几件贵重的送给他，请他为我写一篇神道碑。碑文写好后，立即把它镌刻到碑上。过后张说必定后悔，一定会把文章要回去修改，这个时候，你们就把他引到神道碑前，告诉他已经镌刻到石碑上了。”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丧，姚崇的儿子按照父亲生前的嘱咐，拿出几件贵重的服饰宝玩送给他，恳请他写一篇碑文。不几天，碑文就写成了。这篇碑文“叙足该详，时谓极笔”，其中有“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序，亭育之功全”这样的赞语。过了几天，果如姚崇所料，张说对写就的这篇碑文非常后悔，派人向姚家索要文本，说这篇碑文措辞不够周密，需要润饰修改。姚的儿子把使者领到碑前，说已经镌刻完毕，无法再改。张说得知结果后，顿足捶胸，懊丧不已，说：“活张说到底还是被死姚崇算计了。”
宋人孙觌，为人依违无操，但文章写得不错，因为经常替人撰写碑文，所得润笔十分可观，家中因此富足。一次，晋陵县一位主簿的父亲去世，主簿遣人向孙觌求作墓志铭，说，墓志铭写好后，一定以丝绢百丈、好粮千斤作为润笔。孙听后非常高兴，欣然命笔，通篇充满了溢美之词。谁知等到碑文送给主簿，主簿却变了卦，只是送了一些纸笔、龙涎和建茶，还有一封感谢信给孙觌。孙觌收到后懊恼至极，然又无可奈何。于是写了一封回信给主簿，信中说：“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 这两件事说明，墓碑文是可以根据请托者的意愿来写的。张说和孙觌对墓主并无好感，只是因为受财货的诱惑，才说了一大堆违心的话，拿自己的良心与财货作了交换。古人有“碑志盛而史赝矣”的感叹，墓志的不可全信、不可深信由此可见。
自然也有坚守人格，宁肯放弃到手的金钱财货，不肯谀墓的人。如唐穆宗曾下诏让宰相萧俯为王士真撰写碑文，萧推辞说：“王士真和他的儿子王承宗都没有什么事迹可写。再说写好进呈之后，按例应得到赏赐，如果勉强接受，有违我的平生之志。”穆宗只好同意他的辞请。再如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宋人释文莹《玉壶清话》上说：“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仆射严续以韩博学善文工书法，请他为自己的父亲写一篇神道碑文，想借此“称誉取信于人”，并以“珍货几万缗”和一位漂亮的歌鬟“为濡毫之赠”，韩答应了他。但想不到写成后的碑文只是一般性叙述墓主的家世、官品俸秩以及薨葬褒赠之类，一语不及墓主及后人事业。严看后很不高兴，把它封还给了韩，希望他重写。韩熙载非常干脆，随即将严所送珍货与歌鬟悉数退回，意思是礼物可以奉还，重写绝无可能。
如果说上述两位不写谀墓之文，多少还有身居高位并不缺钱花的因素，那么宋元之际的胡长孺不写谀墓之文，则纯然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胡是一位极有名望的学者，“其文章有金舂玉撞之音”。一次赵孟頫替一位宦官之子求作其父的墓志铭，并“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胡当场拒绝，一脸怒气地说：“我岂能为宦官作墓志铭！”其时胡家中正揭不开锅，儿子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恳求他将这笔钱收下，一旁的朋友也都劝他不要那么认真，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说。但不管儿子与朋友怎么劝，胡长孺就是不听，反而越劝拒绝的意思越坚决，最终赵孟頫只好无功而返。
从某种意义上说，墓志是一个人一生的总结，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且勒字上石，流传久远，因此，世人对墓志的看重似在情理之中。如果墓志能成为一个光环，泽被后世子孙，一时多花些钱财又算得了什么，墓主的后代们常常乐此不疲。“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钱泳：《履园丛话》）有钱有势者自不待说，发展到后来，连普通百姓也群起效之。明人唐顺之在《答王遵岩书》中说：“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榔之不可缺……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唐以“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为辞，对这类文字的憎恶之情溢于言表，自是愤激之言，但唐顺之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喜欢这样做，这是秦始皇的大火所能烧尽的吗？
除开卖文挣银子，对于撰述者来说，受人请托写墓志是一件很为难的事。请托之人让你多写一些墓主生前的嘉言懿行并有所夸饰，乃是情理中事，撰述者也不难做到，问题难在与事实是否相符，如何把握其中分寸。宋人尹洙在《刘彭城墓志》中称：“某撰述非工，独能不曲迂以私于人，用以传信于后。故叙先烈，则详其世数；纪德美，则载其行事；称论议，则举其章疏。无溢言费辞以累其实。”（陆以惦：《冷庐杂识》卷四）尹洙的所谓“无溢言费辞以累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吏部尚书晏敦复替一位士大夫写了一篇墓志，拿给朱敦儒看，朱看后说：“写得很好，但少四个字。”晏问他少在何处，朱指着“有文集十卷”这句话说：“这后面应该增加‘不行于世’四字。”晏听了有会于心，略作沉思后添加了“藏于家”三字。本来墓志写“有文集十卷”，既不违事实，又点明了墓主立世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未尝不可。但在朱敦儒看来，这个“立言”，因文集不见于世而与世道人心毫不相干，立了等于不立，所谓“立言”，不过是墓主的自言自语或者自娱自乐而已，因此应加上“不行于世”四字，以存其实。事实如此，这让晏感到为难，如果真的按朱敦儒所说来写，无疑会得罪墓主家人，于是经过一番斟酌，写上了“藏于家”三字。“不行于世”与“藏于家”，看似差不多，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藏于家”说的是文集尚未刊布，而“不行于世”说的是文集并无多大价值。晏敦复的选择“藏于家”，其用意正在于此，实际上它是对文集无什么价值而难行于世的一种掩饰。这样的掩饰虽然并不为过，但它却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世人的眼睛。好在朱敦儒并不是撰作者，否则这篇墓志说不定就此黄了。
不过对于墓主家人来说，即或遇上朱敦儒这样的人物，也并不可怕，他们完全可以另请高明。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只要肯出钱，还怕找不到中意的主？更何况，钱财之外那一份抹不开的亲朋好友的颜面私情，足以让大多数墓志撰述者无法推拒而婉曲成事。大概也是有这种切身体会吧，清人魏象枢在《庸言》中因此发了一通感慨：“为人作墓志铭甚难，不填事迹，则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甚至事迹无可称述，不得已而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譬如传神写照向死人面上，脱稿已不克肖，况写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墓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一味说好话，则问心有愧，不说好话，则于情难洽，无奈之下，魏象枢只好倒过身来恳求那些有可能成为墓志主人的人，生前多做些好事善事，好让写墓志者不必昧着良心，经受痛苦煎熬，写些虚假不实的文字。
当然，即使在谀墓之风极为盛行的明代，也有看透其中庸俗无聊而反行其道的明白人，刘大夏、张嘉孚就是这类人物。刘大夏历仕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官至兵部尚书。他为官刚直清廉，《明史》说他“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殉国，于权幸多所裁抑”。后人把他与王恕、马文升誉为“弘治三君子”。他居官四十余年，从不为子孙营产业；祖传田产受人侵蚀，也不与相争。致仕后，他“教子孙力田谋食。稍赢，散之故旧宗族”。临终前，他为自己写好了墓志，但只写了生平履历而不及其他。有人对他说，墓志可以由后人来写，不必自己操心。刘大夏说：“无使人饰美，俾怀愧地下也。”原来刘大夏是怕由别人来写不能免俗，而褒奖奉承乃至阿谀吹捧，会让他在地下羞愧难堪。
张嘉孚是嘉靖朝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副使，他为官清廉，惠政不少，在知县任上曾荐贤令第一，在同知任上因三年考绩最优而擢升知府，在按察副使任上对整饬建昌兵备也多有建树。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记录了他弥留之际告诫子孙的一番话：“世人生但识几字，死即有一部遗文；生但余几钱，死即有一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笔，自题姓名、官位、家世、岁月，纪诸石尔，盖先达有行之者。子孙必遵吾言，不则为不孝。”张嘉孚以自己微薄的德行不值得树碑立传，只允许子孙将自己题写的姓名、官位之类文字刻在墓碑上，不让他们请人撰写墓志，否则就是不孝。
刘大夏与张嘉孚之举，可谓谀墓者的一面镜子，只可惜世间这样的通达明白人不多。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日：“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讪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者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
这则鬼怪故事说的是谀墓之事，言者借故事揭露了社会上的谀墓风习，道出了这种风习的不得“鬼”心与枉费心力，虽然荒诞不经，却颇具讽刺意味。“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是这则故事的命意所在。墓中的“前辈公”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生前乏善可陈，读书只会按别人的意旨行事，做官也没有什么特别建树，忽见墓前竖起巨碑，便意有不安，只知道“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而“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这样的碑文，招来的是“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讪笑”，弄得他死后也不得安宁，不得已只好避居他地，求个耳根清净，成为一个有家归不得的野鬼。“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前辈公”的这一番话，道出了谀墓的无益，见出他的清醒。而不明白这个道理，希图通过谀墓来显扬先人“勋业”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是死者糊涂的后人。世人希望自己的子孙有出息，常常把光耀门庭的重任寄托给后代，谀墓却是把这项重任推给先人，通过往祖宗脸上涂脂抹粉来欺蒙世人，可笑复又可悲。
“谀墓”之事，历史上早已有之。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记述后魏隐士赵逸抨击当时墓志撰述的情况时说：“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吕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鲠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可见其时这类文字的虚妄。
因撰写谀墓之文受人非议的，东汉蔡邕大概是较早的一个。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中写道：“《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蹇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而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唐代的李邕。李邕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书法家。由于有这两项资本，再加上他善作碑颂，求他作墓志的人很多。就是在他犯法被贬远地后，仍有人拿着金帛财货求他写墓志。史书上说他“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据说他前前后后为人写了八百多篇碑志，因此“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受人之财，自然就免不了在碑志中说人好话，至于事实如何，是不会多作考虑与计较的。不过，李邕虽然因此而发了大财，但他爱才养士，还常常拯救孤贫，周济他人，所获之财倒并不完全花在自己的享乐上。
在唐代，还有两位大名人因为谀墓也常遭后人诟病，一位是韩愈，一位是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生前情如兄弟，元稹死后，白居易作《元稹墓志铭》，元家谢以鞍马、绫绢，以及玉带等物，价值六七十万。这么大一笔财货，恐怕“买”的不只是一篇墓志，大概还有墓志中的那一番称颂备至的“美意”。尽管白居易将这些财物以元稹名义捐给了香山寺，但谀墓之嫌不能尽释。韩愈一生替人写过不少墓志，所得也不在少数，以致后来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据传韩的一位门客刘叉看不惯韩的这类做法，一天“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之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数百年后，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提及此事，还深为韩愈惋惜，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因墓志撰述，历史上还发生过不少有趣可笑之事，略举一二。
姚崇与张说在唐玄宗时同在朝中为相，但两人相互疑忌。一次姚崇生病，病势危重，眼看行将不起，姚崇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与张说嫌隙很深。张说这个人生活奢侈，喜好服饰器玩，我死后他出于礼节一定前来吊丧。你们把我平生喜欢的服饰宝玩挑几件贵重的送给他，请他为我写一篇神道碑。碑文写好后，立即把它镌刻到碑上。过后张说必定后悔，一定会把文章要回去修改，这个时候，你们就把他引到神道碑前，告诉他已经镌刻到石碑上了。”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丧，姚崇的儿子按照父亲生前的嘱咐，拿出几件贵重的服饰宝玩送给他，恳请他写一篇碑文。不几天，碑文就写成了。这篇碑文“叙足该详，时谓极笔”，其中有“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序，亭育之功全”这样的赞语。过了几天，果如姚崇所料，张说对写就的这篇碑文非常后悔，派人向姚家索要文本，说这篇碑文措辞不够周密，需要润饰修改。姚的儿子把使者领到碑前，说已经镌刻完毕，无法再改。张说得知结果后，顿足捶胸，懊丧不已，说：“活张说到底还是被死姚崇算计了。”
宋人孙觌，为人依违无操，但文章写得不错，因为经常替人撰写碑文，所得润笔十分可观，家中因此富足。一次，晋陵县一位主簿的父亲去世，主簿遣人向孙觌求作墓志铭，说，墓志铭写好后，一定以丝绢百丈、好粮千斤作为润笔。孙听后非常高兴，欣然命笔，通篇充满了溢美之词。谁知等到碑文送给主簿，主簿却变了卦，只是送了一些纸笔、龙涎和建茶，还有一封感谢信给孙觌。孙觌收到后懊恼至极，然又无可奈何。于是写了一封回信给主簿，信中说：“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 这两件事说明，墓碑文是可以根据请托者的意愿来写的。张说和孙觌对墓主并无好感，只是因为受财货的诱惑，才说了一大堆违心的话，拿自己的良心与财货作了交换。古人有“碑志盛而史赝矣”的感叹，墓志的不可全信、不可深信由此可见。
自然也有坚守人格，宁肯放弃到手的金钱财货，不肯谀墓的人。如唐穆宗曾下诏让宰相萧俯为王士真撰写碑文，萧推辞说：“王士真和他的儿子王承宗都没有什么事迹可写。再说写好进呈之后，按例应得到赏赐，如果勉强接受，有违我的平生之志。”穆宗只好同意他的辞请。再如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宋人释文莹《玉壶清话》上说：“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仆射严续以韩博学善文工书法，请他为自己的父亲写一篇神道碑文，想借此“称誉取信于人”，并以“珍货几万缗”和一位漂亮的歌鬟“为濡毫之赠”，韩答应了他。但想不到写成后的碑文只是一般性叙述墓主的家世、官品俸秩以及薨葬褒赠之类，一语不及墓主及后人事业。严看后很不高兴，把它封还给了韩，希望他重写。韩熙载非常干脆，随即将严所送珍货与歌鬟悉数退回，意思是礼物可以奉还，重写绝无可能。
如果说上述两位不写谀墓之文，多少还有身居高位并不缺钱花的因素，那么宋元之际的胡长孺不写谀墓之文，则纯然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胡是一位极有名望的学者，“其文章有金舂玉撞之音”。一次赵孟頫替一位宦官之子求作其父的墓志铭，并“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胡当场拒绝，一脸怒气地说：“我岂能为宦官作墓志铭！”其时胡家中正揭不开锅，儿子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恳求他将这笔钱收下，一旁的朋友也都劝他不要那么认真，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说。但不管儿子与朋友怎么劝，胡长孺就是不听，反而越劝拒绝的意思越坚决，最终赵孟頫只好无功而返。
从某种意义上说，墓志是一个人一生的总结，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且勒字上石，流传久远，因此，世人对墓志的看重似在情理之中。如果墓志能成为一个光环，泽被后世子孙，一时多花些钱财又算得了什么，墓主的后代们常常乐此不疲。“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钱泳：《履园丛话》）有钱有势者自不待说，发展到后来，连普通百姓也群起效之。明人唐顺之在《答王遵岩书》中说：“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榔之不可缺……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唐以“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为辞，对这类文字的憎恶之情溢于言表，自是愤激之言，但唐顺之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喜欢这样做，这是秦始皇的大火所能烧尽的吗？
除开卖文挣银子，对于撰述者来说，受人请托写墓志是一件很为难的事。请托之人让你多写一些墓主生前的嘉言懿行并有所夸饰，乃是情理中事，撰述者也不难做到，问题难在与事实是否相符，如何把握其中分寸。宋人尹洙在《刘彭城墓志》中称：“某撰述非工，独能不曲迂以私于人，用以传信于后。故叙先烈，则详其世数；纪德美，则载其行事；称论议，则举其章疏。无溢言费辞以累其实。”（陆以惦：《冷庐杂识》卷四）尹洙的所谓“无溢言费辞以累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吏部尚书晏敦复替一位士大夫写了一篇墓志，拿给朱敦儒看，朱看后说：“写得很好，但少四个字。”晏问他少在何处，朱指着“有文集十卷”这句话说：“这后面应该增加‘不行于世’四字。”晏听了有会于心，略作沉思后添加了“藏于家”三字。本来墓志写“有文集十卷”，既不违事实，又点明了墓主立世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未尝不可。但在朱敦儒看来，这个“立言”，因文集不见于世而与世道人心毫不相干，立了等于不立，所谓“立言”，不过是墓主的自言自语或者自娱自乐而已，因此应加上“不行于世”四字，以存其实。事实如此，这让晏感到为难，如果真的按朱敦儒所说来写，无疑会得罪墓主家人，于是经过一番斟酌，写上了“藏于家”三字。“不行于世”与“藏于家”，看似差不多，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藏于家”说的是文集尚未刊布，而“不行于世”说的是文集并无多大价值。晏敦复的选择“藏于家”，其用意正在于此，实际上它是对文集无什么价值而难行于世的一种掩饰。这样的掩饰虽然并不为过，但它却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世人的眼睛。好在朱敦儒并不是撰作者，否则这篇墓志说不定就此黄了。
不过对于墓主家人来说，即或遇上朱敦儒这样的人物，也并不可怕，他们完全可以另请高明。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只要肯出钱，还怕找不到中意的主？更何况，钱财之外那一份抹不开的亲朋好友的颜面私情，足以让大多数墓志撰述者无法推拒而婉曲成事。大概也是有这种切身体会吧，清人魏象枢在《庸言》中因此发了一通感慨：“为人作墓志铭甚难，不填事迹，则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甚至事迹无可称述，不得已而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譬如传神写照向死人面上，脱稿已不克肖，况写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墓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一味说好话，则问心有愧，不说好话，则于情难洽，无奈之下，魏象枢只好倒过身来恳求那些有可能成为墓志主人的人，生前多做些好事善事，好让写墓志者不必昧着良心，经受痛苦煎熬，写些虚假不实的文字。
当然，即使在谀墓之风极为盛行的明代，也有看透其中庸俗无聊而反行其道的明白人，刘大夏、张嘉孚就是这类人物。刘大夏历仕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官至兵部尚书。他为官刚直清廉，《明史》说他“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殉国，于权幸多所裁抑”。后人把他与王恕、马文升誉为“弘治三君子”。他居官四十余年，从不为子孙营产业；祖传田产受人侵蚀，也不与相争。致仕后，他“教子孙力田谋食。稍赢，散之故旧宗族”。临终前，他为自己写好了墓志，但只写了生平履历而不及其他。有人对他说，墓志可以由后人来写，不必自己操心。刘大夏说：“无使人饰美，俾怀愧地下也。”原来刘大夏是怕由别人来写不能免俗，而褒奖奉承乃至阿谀吹捧，会让他在地下羞愧难堪。
张嘉孚是嘉靖朝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副使，他为官清廉，惠政不少，在知县任上曾荐贤令第一，在同知任上因三年考绩最优而擢升知府，在按察副使任上对整饬建昌兵备也多有建树。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记录了他弥留之际告诫子孙的一番话：“世人生但识几字，死即有一部遗文；生但余几钱，死即有一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笔，自题姓名、官位、家世、岁月，纪诸石尔，盖先达有行之者。子孙必遵吾言，不则为不孝。”张嘉孚以自己微薄的德行不值得树碑立传，只允许子孙将自己题写的姓名、官位之类文字刻在墓碑上，不让他们请人撰写墓志，否则就是不孝。
刘大夏与张嘉孚之举，可谓谀墓者的一面镜子，只可惜世间这样的通达明白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