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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财富基金纷纷出现明显的风险偏好变化。
“过去十年是全球财富主权基金高速发展的十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均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称。
据西班牙IE商学院《全球主权基金2016报告》（下称《报告》）统计，全球范围内有94家主权财富基金（下称“主权基金”）处于活跃状态，截至2016年底的累计资产达7.2万亿美元。
作为一国政府拥有并支配的对外投资机构，主权基金承载着保值、增值一国外汇储备的重要责任，其资金来源通常是本国贸易顺差或能源出口所得的外汇盈余。因此，设立主权基金的国家多集中在挪威、中国、中东及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
《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挪威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以8608.7亿美元的资产总额位居全球主权基金榜首，成立于2007年的中国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则以8137.6亿美元的管理资产位居第二。
由于背靠外汇储备，主权基金出于保护公共资产、谋取稳定收益的考虑，通常会在成立初期偏重于风险较低的资产类别投资，比如固定收益类资产（外币现金和国际债券）和上司公司股票。但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环境变化和投资收益波动、基金发展模式的日益成熟，主权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变化——投资标的从传统投资向房地产行业、科技创新项目、初创公司等另类投资领域转移。
“变革正在到来。”郭田勇表示。
对华投资“香饽饽”
对投资进行多元化配置、保证本国外储资产的稳定回报是全球主权的共同目标，但这并不影响各主权基金各不相同的战略意义。全球主权基金的核心战略目的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挪威、阿联酋等能源出口国为代表的主权基金，承担着实现国家财富代际传递的重责。该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政府将能源净出口的部分外汇盈余交予主权基金投资，以保障能源枯竭后的国民福利。
二是因国家长期贸易顺差积累出大量外储，成立主权基金以实现外储资产的保值、增值，并通过投资建立海外飞地、工业园区等，以进一步扩大本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例如我国的中投、新加坡的淡马锡等。
三是以俄罗斯为典型的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能源大国，将主权基金作为其应对油价波动冲击财政收入的工具。
“油价低迷、财政紧张时，基金会被用于补贴国家财政；待油价回暖后，政府又会拨出一部分盈余‘补给’基金。”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尽管战略意义不同，但投资目的地却颇有“默契”——《报告》显示，美国、英国、中国、印度和新加坡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在过去两年“承包”了全球主权基金约69%的投资额。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分析称，英美是全球开放度最高的市场，全球金融危机后，其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使其备受全球资本的青睐。中国与印度是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庞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吸引了大量投资。新加坡则依托其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全球资本的长期偏爱，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全球投资中转站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不少主权基金均在北京或香港成立分支机构以进一步扩展对华投资业务。
早在2011年，科威特投资局就成立了北京代表处，以寻找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以及房地产、能源、运输等领域的新机遇。2016年10月，全球第三大主权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也在香港成立其首家亚太地区办公室，其董事总经理谢赫哈米德·本·扎伊德·纳赫扬在2017年初接受《中国金融》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是阿布扎比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中国领先于全球的互联网技术和服务等创新领域，未来或是ADIA的重点投资对象。
另类投资新趋势
“近十年，主权基金的资产配置偏好发生了明显变化。”张明说。
从投资领域来看，2007年后，主权基金明显开始从固定类收益资产、传统股票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向另类投资转移，房地产、酒店、科技创新等领域成为新宠，且各种直接投资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前述《报告》称，全球主权基金2015年投资于酒店业的金额超过71亿美金。同时，针对互联网等科技创新，主权基金也不再局限于大型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正得到关注——滴滴打车、美团、一起作业等新型公司相继得到了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青睐。
张明认为，与传统投资相比，以科技产业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具备收益多样化、回报率更高的特点，正逐渐成为焦点。
但究竟是什么致使一向求稳的主权基金越来越激进？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一方面，与成立之初相比，全球的经济、金融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负利率政策、美元大幅升值、大宗商品深跌等导致债券、股票类投资收益直降，以美元计价的投资机构总组合出现大幅汇兑损失，主权基金在全球范围的收益回报普遍下跌，不得不积极调整投资策略，转向另类投资。
国务院副秘书长、中投公司原董事长丁学东早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增加另类投资可实现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并分散风险，是主权基金保障收益的必要举措。
另一方面，郭田勇认为，主权基金承载着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目标任务，在多年的发展与经验积累后，瞄准收益更高的另类投资是其业务模式趋于成熟后的自然结果，“这与其所强调的稳健投资并不冲突”。
跨入“新战场”之后
但毫无疑问，进入“新战场”后，主权基金无疑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投资初创企业的不确定性，在互联网等科技领域缺乏投资经验以及直接投资比例大幅上升后对风险把控、投后管理的更高要求等。
张明认为，对此需从两方面发力，一是以基金内部的投资委员会为代表的管理层须充分转变理念，适时调整制度、策略，以应对高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二是及时扩充业务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另类投资的专业人才，以弥补自身在“新战场”的经验欠缺。
“以平台的发展空间和优质薪资吸引并留住全球化专业人才，非常关键。”郭田勇说。
此外，多位专家还对我国的主权基金提出了相关建议，称可参考全球优秀主权基金的投资管理模式进行适当改革。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与中投公司可参考新加坡GIC与 淡马锡“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前者主要深耕固定类资产收益和传统股票等相对稳健的市场；后者可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收益更高的投资机会，两者需进一步明确分工和权责。
刘东民表示，中投、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基金，还可加强与境外企业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合作。一方面， 通过PPP等模式吸引优质民营，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降低我國主权基金在他国的投资政策风险；另一方面，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合作，让中国的主权基金更多参与到全球经济的合作、治理中，从而提升其全球沟通能力及形象。
（实习生王露露对此文亦有贡献）
“过去十年是全球财富主权基金高速发展的十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均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称。
据西班牙IE商学院《全球主权基金2016报告》（下称《报告》）统计，全球范围内有94家主权财富基金（下称“主权基金”）处于活跃状态，截至2016年底的累计资产达7.2万亿美元。
作为一国政府拥有并支配的对外投资机构，主权基金承载着保值、增值一国外汇储备的重要责任，其资金来源通常是本国贸易顺差或能源出口所得的外汇盈余。因此，设立主权基金的国家多集中在挪威、中国、中东及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
《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挪威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以8608.7亿美元的资产总额位居全球主权基金榜首，成立于2007年的中国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则以8137.6亿美元的管理资产位居第二。
由于背靠外汇储备，主权基金出于保护公共资产、谋取稳定收益的考虑，通常会在成立初期偏重于风险较低的资产类别投资，比如固定收益类资产（外币现金和国际债券）和上司公司股票。但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环境变化和投资收益波动、基金发展模式的日益成熟，主权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变化——投资标的从传统投资向房地产行业、科技创新项目、初创公司等另类投资领域转移。
“变革正在到来。”郭田勇表示。
对华投资“香饽饽”
对投资进行多元化配置、保证本国外储资产的稳定回报是全球主权的共同目标，但这并不影响各主权基金各不相同的战略意义。全球主权基金的核心战略目的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挪威、阿联酋等能源出口国为代表的主权基金，承担着实现国家财富代际传递的重责。该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政府将能源净出口的部分外汇盈余交予主权基金投资，以保障能源枯竭后的国民福利。
二是因国家长期贸易顺差积累出大量外储，成立主权基金以实现外储资产的保值、增值，并通过投资建立海外飞地、工业园区等，以进一步扩大本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例如我国的中投、新加坡的淡马锡等。
三是以俄罗斯为典型的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能源大国，将主权基金作为其应对油价波动冲击财政收入的工具。
“油价低迷、财政紧张时，基金会被用于补贴国家财政；待油价回暖后，政府又会拨出一部分盈余‘补给’基金。”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尽管战略意义不同，但投资目的地却颇有“默契”——《报告》显示，美国、英国、中国、印度和新加坡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在过去两年“承包”了全球主权基金约69%的投资额。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分析称，英美是全球开放度最高的市场，全球金融危机后，其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使其备受全球资本的青睐。中国与印度是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庞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吸引了大量投资。新加坡则依托其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全球资本的长期偏爱，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全球投资中转站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不少主权基金均在北京或香港成立分支机构以进一步扩展对华投资业务。
早在2011年，科威特投资局就成立了北京代表处，以寻找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以及房地产、能源、运输等领域的新机遇。2016年10月，全球第三大主权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也在香港成立其首家亚太地区办公室，其董事总经理谢赫哈米德·本·扎伊德·纳赫扬在2017年初接受《中国金融》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是阿布扎比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中国领先于全球的互联网技术和服务等创新领域，未来或是ADIA的重点投资对象。
另类投资新趋势
“近十年，主权基金的资产配置偏好发生了明显变化。”张明说。
从投资领域来看，2007年后，主权基金明显开始从固定类收益资产、传统股票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向另类投资转移，房地产、酒店、科技创新等领域成为新宠，且各种直接投资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前述《报告》称，全球主权基金2015年投资于酒店业的金额超过71亿美金。同时，针对互联网等科技创新，主权基金也不再局限于大型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正得到关注——滴滴打车、美团、一起作业等新型公司相继得到了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青睐。
张明认为，与传统投资相比，以科技产业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具备收益多样化、回报率更高的特点，正逐渐成为焦点。
但究竟是什么致使一向求稳的主权基金越来越激进？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一方面，与成立之初相比，全球的经济、金融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负利率政策、美元大幅升值、大宗商品深跌等导致债券、股票类投资收益直降，以美元计价的投资机构总组合出现大幅汇兑损失，主权基金在全球范围的收益回报普遍下跌，不得不积极调整投资策略，转向另类投资。
国务院副秘书长、中投公司原董事长丁学东早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增加另类投资可实现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并分散风险，是主权基金保障收益的必要举措。
另一方面，郭田勇认为，主权基金承载着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目标任务，在多年的发展与经验积累后，瞄准收益更高的另类投资是其业务模式趋于成熟后的自然结果，“这与其所强调的稳健投资并不冲突”。
跨入“新战场”之后
但毫无疑问，进入“新战场”后，主权基金无疑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投资初创企业的不确定性，在互联网等科技领域缺乏投资经验以及直接投资比例大幅上升后对风险把控、投后管理的更高要求等。
张明认为，对此需从两方面发力，一是以基金内部的投资委员会为代表的管理层须充分转变理念，适时调整制度、策略，以应对高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二是及时扩充业务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另类投资的专业人才，以弥补自身在“新战场”的经验欠缺。
“以平台的发展空间和优质薪资吸引并留住全球化专业人才，非常关键。”郭田勇说。
此外，多位专家还对我国的主权基金提出了相关建议，称可参考全球优秀主权基金的投资管理模式进行适当改革。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与中投公司可参考新加坡GIC与 淡马锡“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前者主要深耕固定类资产收益和传统股票等相对稳健的市场；后者可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收益更高的投资机会，两者需进一步明确分工和权责。
刘东民表示，中投、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基金，还可加强与境外企业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合作。一方面， 通过PPP等模式吸引优质民营，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降低我國主权基金在他国的投资政策风险；另一方面，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合作，让中国的主权基金更多参与到全球经济的合作、治理中，从而提升其全球沟通能力及形象。
（实习生王露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