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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昨天晚上赶到的，一见面就和我说个不停，总也亲近不够，直到半夜才回房歇息。没想到的是，今天上午，他便和我闹起了别扭。明晃晃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如溪水般向屋内静静地流着。一起流入屋内的，还有风中传来的若隐若现的搅拌车轰鸣声，那是楼房成长的声音。透过窗户望去，天鹅湖对岸有个在建小区，叫“豪泽人家”，它跟这个夏季一样火热，一栋栋楼房在叮当声和焊花飞溅中拼命地长个子。有的楼房像灰色的嫩芽儿，刚刚钻出地面;有的已经封顶，褪掉了绿色的长裙。临湖的售楼部业已装修好，在阳光下泛着亮光，晃得人眼花。
我们就是因为这小区的楼房生闷气。父亲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虽说面朝电视，却眼神空洞，显然什么都没看。大抵是父亲老了的缘故吧，生气的样子有别于以往。
老早以前父亲生气时的表情，不会这般无奈又无助。那时的他，一生起气来，便会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有时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和姐姐都吓得远远地躲着。母亲只要发现父亲在狠狠地抽旱烟，就会瞅瞅我，见我耷拉着头，一声不吭，便明白我俩又闹别扭了。她指着父亲厉声喝道：“咋啦？谁惹你了吗？”
父亲抬头见是母亲，气一下子就没了，把旱烟往鞋底上一磕，咧嘴一笑，说，没人惹我。
母亲说，没人惹你，愣在这儿干啥啊，叫上儿子，你俩把堂屋里的几麻袋棉花抬到当院里，摊开晒晒，别啥都等着我。
母亲很会打圆场，派个活儿就把我和父亲捆绑在一起，家里的气氛立马就活跃起来。
现在没人打圆场了，父亲板着脸，面朝着电视一言不发，一向倔强的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要是娘在就好了，有娘在，这样的场面不会出现的。想到这儿，我的眼里又一次蓄满泪水。
来之前，父亲并不知晓我要买房，他这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带着香喷喷的玉米和甜滋滋的红薯，千里迢迢从萧县赶到合肥，图的不就是一家人开开心心么？现在，我俩竟然闹起了别扭，无论如何，这是他和我都不愿看到也不曾想到的。其实，我俩没啥矛盾，这都是观念惹的祸。我想在合肥买套房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父亲则坚持让我在老家建造楼房，说农村盖的很多楼房，外面贴了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威风着呢，不比城市的别墅差。父亲还替我算了一笔账，在农村建栋楼房，二层八间，装修好，顶多四十万元;在合肥买套房子，即便是二室一厅的小套，在郊区都得要一百多万元。
我说，不行啊老爹，在老家造房，我一家老小往哪儿住啊？还继续租这个巴掌大的“鸟笼子”？
哪儿不行啦？这“鸟笼子”你不是已经住了十几年啦？在合肥买个大点的房子，又能大多少呢？还不是个大笼子？有老家的房子大吗？
我有点急了。那能一样吗？在农村老家盖房子，我还能成为城里人么？我这一辈子可能就真的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皖北方言：土块）打架啦！
父亲不说了，因为我说了他以前经常说我的话。
念初中时，父亲指着我的鼻子曾不止一次地骂过我：熊羔子秧子，你就不是块学习的料，你这一辈子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打架了。
我不服气，说，我可以接班啊，娘不就是接姥姥的班，吃上商品粮在供销社上班了吗？
父亲一瞪眼，说，业熊吧（淮北方言，拉倒的意思），还有你姐呢，有班也轮不到你接！
我没有吭声。父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你上学、放学天天和状元一起走，应该能学好的，你是不是觉得有班接才故意不念书的？
母亲不满了，说，别这样吓唬小孩子，他尽力就行了，实在学不好也没法子，就这一个宝贝了，肯定要给他想个门路呀。
父亲立刻就不吱聲了，在母亲面前他总是表现得相当老实。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样怕母亲，听姐姐说，这可能因为他们“身份”悬殊较大的缘故。母亲吃商品粮，在没有风吹雨打的供销社上班;父亲只是个农民，顶着太阳在黄土地上耕作。当初，媒人介绍他俩认识时，父亲还是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很多人都说他前途无量呢！要不，母亲也不会看上他啊。可惜，母亲看“走了眼”，那时不允许高考，兴推荐的。高中毕业后，父亲不服却又不得不拿起了沉重的锄头。
父亲催我学习，我当然明白他的一片苦心——他想让我圆他没能圆的大学梦。我不思学习，并非如父亲所言的那样，依仗着可以接班。其实，我是真的学不进去，连我自己都感到纳闷，割麦、耕地、扬场、施肥等这些复杂的农活儿我样样在行，为什么一摸起书来就头疼呢？念到初中后，我的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上课就像坐车晕车一样。更要命的是，社会确实改革了，都取消了接班制度，也不可以跟着母亲吃商品粮了。中考落榜后，我像父亲一样，不愿而又不得不拿起了锄头。
熊羔子秧子，相信了么？你这一辈子，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打架！父亲抽着旱烟说。
我依旧不服气，还不一定呢，要是社会再改革，变得可以接班了呢？
感觉着我这句话说出去没多久，社会果真又改革了。不是可以接班，是改革开放了，可以打工了。正在麦地里砍草的我，听母亲说堂哥要去深圳打工，一下子把锄头仍出去好远，在朝阳中握着拳头吼道：我也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在太阳下低头，就这样种一辈子地！
父亲乐了，说，乖乖，犟得很呢！有种你别回来！
我头一扭，说，别人我不管，反正我是不想回家种地了！
父亲一瞪眼，就你能！人家状元是考上中专走了，不需要种地了。你可是出去打工啊，你能离开这黄土地吗？
母亲看不惯了，说，老是状元、状元！我觉得我儿子不比状元差，庆儿就出去闯闯，给老头子看看！
父亲妥协了，好好，你出去闯吧，能混好更好。
早春的一个凌晨，天还黑漆漆的，只有东方微微泛白。我吃了母亲早早起来做的糍糕，背着母亲收拾好的包袱，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眼里噙着泪跟着堂哥出了村庄。没回头看也知道母亲在村头站了很久。
刚开始，我在深圳一家玩具厂里装玩具，每天忙得都像麦季抢收一样，回到宿舍动都不想动。干了不到三个月，我有了想打退堂鼓的念头：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难道就这样干一辈子？那一刻，我想起了乡村，想起了母亲。“你这一辈子，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打架！”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翻来覆去思考了一夜后，我觉得我不能回家让父亲嘲笑，让母亲失望，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我听说远门的麻子叔在合肥卖瓜子，便来到合肥找到了麻子叔。我学麻子叔，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起了蔬菜。 这一卖就是二十多年，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有妻有子的中年男人。起初，我一个人看摊位，蔬菜只卖给一些散户，随着生意越来越好，我让妻子看着摊位，自己驾驶货车从合肥周边收购蔬菜，然后再批发给酒店和超市，只留一少部分让妻子零售。光顾着挣钱，连天加夜地干，我无意中疏离了我的母亲。二○一○年十月我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母亲重病，等我急匆匆从合肥赶到家时，母亲已经走了。听我姐说，娘临终前，因为没看见你迟迟不闭眼，最后让我捎句话给你，说告诉大庆，好好活人，娘眼里，你不比状元差！
每次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我就想哭，我总觉得亏欠母亲太多。
父亲还在对着电视发呆。
母亲不在了，我不该再惹父亲生气了，我想。
我该自己打圆场了，我想。
我蹑手蹑脚地坐在了父亲的身边，用胳膊肘轻轻捣了捣他的胳膊，说，爹，不管买不买，咱们先看看城市的房子可好，现在吃饭还早。
父亲一愣，揉了揉眼睛，似乎不相信倔强的儿子会主动找他说话。
走吧，爹，我们去售楼部溜达一下，状元也在那里当会计呢。我抬高了声音说。
一提到状元，父亲立马来了精神，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好好好，我正想看看状元呢。
状元中专毕业后，分到县城纺织厂当会计，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下岗了，再后来又来合肥打工，就在“豪泽人家”售楼部办公。我俩小学、初中都一个班，因为他我不知道多挨了父亲多少骂。父亲只要看见状元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数落我，你看看人家状元，吃的不比你多，脑子咋就那么好使呢，成绩在你们班里顶呱呱。
我脸一红，赶紧用眼光寻找母亲。
母亲说，啥人有啥命，儿子才十来岁，两头大牛都听他的，耕地突突叫，状元到现在还扶不住犁把呢，我看儿子将来不比状元差。
父亲叹了口气，说，人家名字起得好，叫状元，当然能学好啦。
父子俩冷战了那么长时间，可能都觉得不应该吧，再次搭腔，竟然比昨晚刚见面时还要亲热。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大庆，状元在你身边当官，没事也多往人家那跑跑，说不定能给你找个好活呢！
我苦笑了下，没有言语。
售楼处的玻璃门是关着的，我们刚到跟前门便开了，是一位漂亮的女孩拉开的，她向我们问声好后，伸出右手打出一个请进的姿势。父亲看着能照出人影儿的大理石地板，战战兢兢地不敢迈步。我扯了扯他的衣角，低声说，走，没事的，踩不烂！一个女士把我们领到一张圆桌前，落座后有人送来两杯茶水。父亲在黄土地上能像一匹骏马一样任意驰骋，走进这灯火辉煌的售楼部，竟有点眼花缭乱，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我轻咳一声，往椅背上一靠，跷起二郎腿。父亲明白我在做样子给他看，喝了一口水后，稍微有点放得开了。
陈老板，又来了啊，现在可是涨声一片啊，下手要趁早呀。潘莉的声音迎了过来。
为了买套房子，这售楼处我不知跑了多少趟。我就是看中了这小区的环境，对着天鹅湖。每次来都是潘莉接待我，时间长了我俩都混熟啦。
我拍了拍身边的椅子说，坐，给我介绍下，选个好房。
乖乖，真会转！还老板。我听见父亲自言自语。
潘莉在我身边坐下，摊开一张印满了户型的宣传单，向我说着房屋的好。一会儿，又领着我们来到沙盘前，夸起小区周围的环境。父亲心不在焉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忽然没头没脑地插上一句：状元呢？
潘莉一愣，转脸看着我。
就是你们公司的刘会计。我解释过后，拨打了状元的电话。
状元从二楼小跑下来。老远就喊，陈大伯，庆哥，终于把你们等来啦！
父亲看看状元，又瞅瞅我，说，你看人家状元，白白净净的，多鲜亮。你咋弄的？又黑又瘦，像根干棒棒，也不注意点儿。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親还爱拿状元跟我比较。让我注意？咋注意啊？想活出个人模人样来，不出点血汗能行吗？进菜的时候，我头一天傍晚就要上路，颠簸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乡下的菜地，选菜，装菜，然后再连夜赶回合肥，已是凌晨二三点钟。深夜中的菜市场像位睡眠不好的老人，有点风吹草动，便醒了过来。在昏黄的路灯下靠着墙根儿打盹的妻子，听到轰隆隆的车响后，站了起来，揉揉眼见是我后，乐了，手握成喇叭状，对着黑漆漆的四周，使劲吆喝几嗓子，进货的菜贩便像听到母亲喊回家吃饭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批发完蔬菜后，天还没大亮，我回到租住的房屋睡觉，妻子则赶往菜市场，零售自留的蔬菜和水果。
父亲不知道创业难呢，我想。
父亲这次不是骂我，倒是有点心疼我呢，我想。
我说，爹，我哪能跟人家状元比呀，人家状元可是当官的。
状元说，去！说啥呀庆哥，我就一个打工仔，你可都成了大老板呢。
父亲疑惑地扫了我一眼，小声问状元，你庆哥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要在这买楼房呢。
状元说，陈大伯，庆哥没啥不对呀，把家安在省城合肥，多好！
父亲一愣，说，好？那你为啥不买？
我也买了，不过不是这儿的楼房，这政务区的房子我买不起，我是在合肥西郊买的。
父亲认为状元很优秀，状元做的啥事都不会有错。听说状元也买房了，父亲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凑到状元跟前，问：你都买不起，他能买起吗？
哎呀，陈大伯！庆哥的家底你咋还不知道啊，他都是大老板了，贩卖蔬菜发了！状元说到发了的时候，“啪”地一拍大腿。
父亲看了我一眼后低下头，似乎在想什么。
刚才还冷冷清清的售楼部，突然就热闹起来，一个个圆形桌前坐满了人，就连收银台前都排满了要付钱的人。我有点急了，说，状元，我看中了一个六层的房屋，还是赶紧付定金吧。
状元望一眼熙熙攘攘的人群，坏笑着把嘴凑到我的耳边，说，他们急他们的，你慢慢选你的，你不用管他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我们单位的。房托，知道吧？见有人来，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呢！
我乐了，嗯嗯嗯，我明白，我明白。
父亲忽然把状元拉到一边，小声嘀咕着什么。状元啊啊了几声后，突然拍着胸脯说，哎呀，你就放一百个心吧，陈大伯，买了房子后，户口肯定能落到合肥。
能成为城里人？父亲还不放心，又问了一遍。
状元点头说，能！
我倒背着手，像一名干部一样，笑嘻嘻地看着状元和父亲拉拉扯扯。
父亲回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像喝醉了一般，吞吞吐吐地说，儿子……大庆……
我觉得父亲有点怪怪的，便问，干嘛？
父亲说，爹以前也是气的，你这孩子，你妈说的对，你这一辈子不想……
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我说，爹，你说啥呀别说了，走，我已经喊上状元了，我们爷仨好好喝一场！
我们就是因为这小区的楼房生闷气。父亲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虽说面朝电视，却眼神空洞，显然什么都没看。大抵是父亲老了的缘故吧，生气的样子有别于以往。
老早以前父亲生气时的表情，不会这般无奈又无助。那时的他，一生起气来，便会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有时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和姐姐都吓得远远地躲着。母亲只要发现父亲在狠狠地抽旱烟，就会瞅瞅我，见我耷拉着头，一声不吭，便明白我俩又闹别扭了。她指着父亲厉声喝道：“咋啦？谁惹你了吗？”
父亲抬头见是母亲，气一下子就没了，把旱烟往鞋底上一磕，咧嘴一笑，说，没人惹我。
母亲说，没人惹你，愣在这儿干啥啊，叫上儿子，你俩把堂屋里的几麻袋棉花抬到当院里，摊开晒晒，别啥都等着我。
母亲很会打圆场，派个活儿就把我和父亲捆绑在一起，家里的气氛立马就活跃起来。
现在没人打圆场了，父亲板着脸，面朝着电视一言不发，一向倔强的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要是娘在就好了，有娘在，这样的场面不会出现的。想到这儿，我的眼里又一次蓄满泪水。
来之前，父亲并不知晓我要买房，他这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带着香喷喷的玉米和甜滋滋的红薯，千里迢迢从萧县赶到合肥，图的不就是一家人开开心心么？现在，我俩竟然闹起了别扭，无论如何，这是他和我都不愿看到也不曾想到的。其实，我俩没啥矛盾，这都是观念惹的祸。我想在合肥买套房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父亲则坚持让我在老家建造楼房，说农村盖的很多楼房，外面贴了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威风着呢，不比城市的别墅差。父亲还替我算了一笔账，在农村建栋楼房，二层八间，装修好，顶多四十万元;在合肥买套房子，即便是二室一厅的小套，在郊区都得要一百多万元。
我说，不行啊老爹，在老家造房，我一家老小往哪儿住啊？还继续租这个巴掌大的“鸟笼子”？
哪儿不行啦？这“鸟笼子”你不是已经住了十几年啦？在合肥买个大点的房子，又能大多少呢？还不是个大笼子？有老家的房子大吗？
我有点急了。那能一样吗？在农村老家盖房子，我还能成为城里人么？我这一辈子可能就真的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皖北方言：土块）打架啦！
父亲不说了，因为我说了他以前经常说我的话。
念初中时，父亲指着我的鼻子曾不止一次地骂过我：熊羔子秧子，你就不是块学习的料，你这一辈子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打架了。
我不服气，说，我可以接班啊，娘不就是接姥姥的班，吃上商品粮在供销社上班了吗？
父亲一瞪眼，说，业熊吧（淮北方言，拉倒的意思），还有你姐呢，有班也轮不到你接！
我没有吭声。父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你上学、放学天天和状元一起走，应该能学好的，你是不是觉得有班接才故意不念书的？
母亲不满了，说，别这样吓唬小孩子，他尽力就行了，实在学不好也没法子，就这一个宝贝了，肯定要给他想个门路呀。
父亲立刻就不吱聲了，在母亲面前他总是表现得相当老实。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样怕母亲，听姐姐说，这可能因为他们“身份”悬殊较大的缘故。母亲吃商品粮，在没有风吹雨打的供销社上班;父亲只是个农民，顶着太阳在黄土地上耕作。当初，媒人介绍他俩认识时，父亲还是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很多人都说他前途无量呢！要不，母亲也不会看上他啊。可惜，母亲看“走了眼”，那时不允许高考，兴推荐的。高中毕业后，父亲不服却又不得不拿起了沉重的锄头。
父亲催我学习，我当然明白他的一片苦心——他想让我圆他没能圆的大学梦。我不思学习，并非如父亲所言的那样，依仗着可以接班。其实，我是真的学不进去，连我自己都感到纳闷，割麦、耕地、扬场、施肥等这些复杂的农活儿我样样在行，为什么一摸起书来就头疼呢？念到初中后，我的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上课就像坐车晕车一样。更要命的是，社会确实改革了，都取消了接班制度，也不可以跟着母亲吃商品粮了。中考落榜后，我像父亲一样，不愿而又不得不拿起了锄头。
熊羔子秧子，相信了么？你这一辈子，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打架！父亲抽着旱烟说。
我依旧不服气，还不一定呢，要是社会再改革，变得可以接班了呢？
感觉着我这句话说出去没多久，社会果真又改革了。不是可以接班，是改革开放了，可以打工了。正在麦地里砍草的我，听母亲说堂哥要去深圳打工，一下子把锄头仍出去好远，在朝阳中握着拳头吼道：我也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在太阳下低头，就这样种一辈子地！
父亲乐了，说，乖乖，犟得很呢！有种你别回来！
我头一扭，说，别人我不管，反正我是不想回家种地了！
父亲一瞪眼，就你能！人家状元是考上中专走了，不需要种地了。你可是出去打工啊，你能离开这黄土地吗？
母亲看不惯了，说，老是状元、状元！我觉得我儿子不比状元差，庆儿就出去闯闯，给老头子看看！
父亲妥协了，好好，你出去闯吧，能混好更好。
早春的一个凌晨，天还黑漆漆的，只有东方微微泛白。我吃了母亲早早起来做的糍糕，背着母亲收拾好的包袱，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眼里噙着泪跟着堂哥出了村庄。没回头看也知道母亲在村头站了很久。
刚开始，我在深圳一家玩具厂里装玩具，每天忙得都像麦季抢收一样，回到宿舍动都不想动。干了不到三个月，我有了想打退堂鼓的念头：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难道就这样干一辈子？那一刻，我想起了乡村，想起了母亲。“你这一辈子，只能拿着锄头和土坷垃打架！”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翻来覆去思考了一夜后，我觉得我不能回家让父亲嘲笑，让母亲失望，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我听说远门的麻子叔在合肥卖瓜子，便来到合肥找到了麻子叔。我学麻子叔，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起了蔬菜。 这一卖就是二十多年，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有妻有子的中年男人。起初，我一个人看摊位，蔬菜只卖给一些散户，随着生意越来越好，我让妻子看着摊位，自己驾驶货车从合肥周边收购蔬菜，然后再批发给酒店和超市，只留一少部分让妻子零售。光顾着挣钱，连天加夜地干，我无意中疏离了我的母亲。二○一○年十月我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母亲重病，等我急匆匆从合肥赶到家时，母亲已经走了。听我姐说，娘临终前，因为没看见你迟迟不闭眼，最后让我捎句话给你，说告诉大庆，好好活人，娘眼里，你不比状元差！
每次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我就想哭，我总觉得亏欠母亲太多。
父亲还在对着电视发呆。
母亲不在了，我不该再惹父亲生气了，我想。
我该自己打圆场了，我想。
我蹑手蹑脚地坐在了父亲的身边，用胳膊肘轻轻捣了捣他的胳膊，说，爹，不管买不买，咱们先看看城市的房子可好，现在吃饭还早。
父亲一愣，揉了揉眼睛，似乎不相信倔强的儿子会主动找他说话。
走吧，爹，我们去售楼部溜达一下，状元也在那里当会计呢。我抬高了声音说。
一提到状元，父亲立马来了精神，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好好好，我正想看看状元呢。
状元中专毕业后，分到县城纺织厂当会计，后来不知道怎么就下岗了，再后来又来合肥打工，就在“豪泽人家”售楼部办公。我俩小学、初中都一个班，因为他我不知道多挨了父亲多少骂。父亲只要看见状元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数落我，你看看人家状元，吃的不比你多，脑子咋就那么好使呢，成绩在你们班里顶呱呱。
我脸一红，赶紧用眼光寻找母亲。
母亲说，啥人有啥命，儿子才十来岁，两头大牛都听他的，耕地突突叫，状元到现在还扶不住犁把呢，我看儿子将来不比状元差。
父亲叹了口气，说，人家名字起得好，叫状元，当然能学好啦。
父子俩冷战了那么长时间，可能都觉得不应该吧，再次搭腔，竟然比昨晚刚见面时还要亲热。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大庆，状元在你身边当官，没事也多往人家那跑跑，说不定能给你找个好活呢！
我苦笑了下，没有言语。
售楼处的玻璃门是关着的，我们刚到跟前门便开了，是一位漂亮的女孩拉开的，她向我们问声好后，伸出右手打出一个请进的姿势。父亲看着能照出人影儿的大理石地板，战战兢兢地不敢迈步。我扯了扯他的衣角，低声说，走，没事的，踩不烂！一个女士把我们领到一张圆桌前，落座后有人送来两杯茶水。父亲在黄土地上能像一匹骏马一样任意驰骋，走进这灯火辉煌的售楼部，竟有点眼花缭乱，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我轻咳一声，往椅背上一靠，跷起二郎腿。父亲明白我在做样子给他看，喝了一口水后，稍微有点放得开了。
陈老板，又来了啊，现在可是涨声一片啊，下手要趁早呀。潘莉的声音迎了过来。
为了买套房子，这售楼处我不知跑了多少趟。我就是看中了这小区的环境，对着天鹅湖。每次来都是潘莉接待我，时间长了我俩都混熟啦。
我拍了拍身边的椅子说，坐，给我介绍下，选个好房。
乖乖，真会转！还老板。我听见父亲自言自语。
潘莉在我身边坐下，摊开一张印满了户型的宣传单，向我说着房屋的好。一会儿，又领着我们来到沙盘前，夸起小区周围的环境。父亲心不在焉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忽然没头没脑地插上一句：状元呢？
潘莉一愣，转脸看着我。
就是你们公司的刘会计。我解释过后，拨打了状元的电话。
状元从二楼小跑下来。老远就喊，陈大伯，庆哥，终于把你们等来啦！
父亲看看状元，又瞅瞅我，说，你看人家状元，白白净净的，多鲜亮。你咋弄的？又黑又瘦，像根干棒棒，也不注意点儿。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親还爱拿状元跟我比较。让我注意？咋注意啊？想活出个人模人样来，不出点血汗能行吗？进菜的时候，我头一天傍晚就要上路，颠簸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乡下的菜地，选菜，装菜，然后再连夜赶回合肥，已是凌晨二三点钟。深夜中的菜市场像位睡眠不好的老人，有点风吹草动，便醒了过来。在昏黄的路灯下靠着墙根儿打盹的妻子，听到轰隆隆的车响后，站了起来，揉揉眼见是我后，乐了，手握成喇叭状，对着黑漆漆的四周，使劲吆喝几嗓子，进货的菜贩便像听到母亲喊回家吃饭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批发完蔬菜后，天还没大亮，我回到租住的房屋睡觉，妻子则赶往菜市场，零售自留的蔬菜和水果。
父亲不知道创业难呢，我想。
父亲这次不是骂我，倒是有点心疼我呢，我想。
我说，爹，我哪能跟人家状元比呀，人家状元可是当官的。
状元说，去！说啥呀庆哥，我就一个打工仔，你可都成了大老板呢。
父亲疑惑地扫了我一眼，小声问状元，你庆哥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要在这买楼房呢。
状元说，陈大伯，庆哥没啥不对呀，把家安在省城合肥，多好！
父亲一愣，说，好？那你为啥不买？
我也买了，不过不是这儿的楼房，这政务区的房子我买不起，我是在合肥西郊买的。
父亲认为状元很优秀，状元做的啥事都不会有错。听说状元也买房了，父亲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凑到状元跟前，问：你都买不起，他能买起吗？
哎呀，陈大伯！庆哥的家底你咋还不知道啊，他都是大老板了，贩卖蔬菜发了！状元说到发了的时候，“啪”地一拍大腿。
父亲看了我一眼后低下头，似乎在想什么。
刚才还冷冷清清的售楼部，突然就热闹起来，一个个圆形桌前坐满了人，就连收银台前都排满了要付钱的人。我有点急了，说，状元，我看中了一个六层的房屋，还是赶紧付定金吧。
状元望一眼熙熙攘攘的人群，坏笑着把嘴凑到我的耳边，说，他们急他们的，你慢慢选你的，你不用管他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我们单位的。房托，知道吧？见有人来，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呢！
我乐了，嗯嗯嗯，我明白，我明白。
父亲忽然把状元拉到一边，小声嘀咕着什么。状元啊啊了几声后，突然拍着胸脯说，哎呀，你就放一百个心吧，陈大伯，买了房子后，户口肯定能落到合肥。
能成为城里人？父亲还不放心，又问了一遍。
状元点头说，能！
我倒背着手，像一名干部一样，笑嘻嘻地看着状元和父亲拉拉扯扯。
父亲回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像喝醉了一般，吞吞吐吐地说，儿子……大庆……
我觉得父亲有点怪怪的，便问，干嘛？
父亲说，爹以前也是气的，你这孩子，你妈说的对，你这一辈子不想……
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我说，爹，你说啥呀别说了，走，我已经喊上状元了，我们爷仨好好喝一场！